西方人眼中的大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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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眼中的大明

西方人眼中的大明

一

16—17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地理大发现”时期，新航路开辟后，大批西方殖民者纷至沓来，抢占东方殖民地，掠夺财富与资源。

但与此同步的，却是东西方文明间的冰山逐渐消融，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文化人士开始造访东方，进入古老东方文明的世界，其中最典型的群体，就是从明朝中后期起陆续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们。

这些以传教为主业的勇敢者们，在把西方宗教带入中国的同时，更“无心插柳柳成荫”，为中国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成果，欧洲数学，天文，水利，制造业的尖端成就发现，在这一时期起源源不断传入中国，近代中国学者普遍认为：

明末西方传教士的东来，是西方近代文明输入中国的开始，这种情景有个普遍的称呼——西学东渐。

而在西学东渐的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东学西渐”的开始，明朝中后期，是中国自成体系的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艺术，哲学乃至科学，也同样产生了突破性进展。

这一切被西方传教士带回欧洲后，对欧洲17—18世纪的文化流变乃至社会思潮，都产生过更加深远的影响。

对比同时期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思想的鼎革，明朝的中国是同步的，而同时期中国的科技文化乃至生产力，依然遥遥领先当时的世界。

在元朝时期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为全欧洲展现了一幅繁华中国的幻境后，三百多年后的欧洲传教士们，为欧洲人带回了一个更真实，其文化，教育，政治制度，经济水准，繁华程度，都更让欧洲人艳羡不已的中国。

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历史上，他们是最早的桥梁。

这些扮演“角色”的传教士们，又是些怎样的人物呢？

他们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又给欧洲带回了什么？

二

明朝时期第一批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是与葡萄牙殖民者有关的。

早在占领横屿等岛屿时，葡萄牙人就曾在岛上建立教堂并派驻传教士，葡萄牙人获得澳门的租赁权后，于明朝嘉靖三十四（1557）年，在当地修建了澳门境内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在此之前，就有西方传教士试图造访中国，但当时传教士只被允许在葡萄牙人的租地澳门活动。

当地传教士不说传教，甚至走出澳门规定区域，都会遭到当地政府的盘问。

葡萄牙人也曾努力通过使节觐见的方式，派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但皆被明朝政府拒绝。

在早期造访东方的传教士中，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是进入中国的决心异常坚定的一个。

他是明朝嘉靖十七年（1540年）耶稣会派出的第一批赴东方的传教士，他先在日本“试点”，于嘉靖二十六年（1549年）在日本传教，谁知却大受抵制。

为得到日本人的认同，沙勿略开始尝试介绍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的方式，并因此始获成功。

他因此写信给耶稣会，建议派往东方的传教士，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文学知识。

正是这个“成功经验”，成为西学东渐的开始。

在日本成功站住脚后，沙勿略的下一站目标是中国。

但这个目标更加困难。

当时的明王朝除了外国使节和持有“勘合”的商人外，禁止一切外国人入境。

沙勿略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他曾于嘉靖二十九年（1552年），乘船抵达了距离广州仅三十里的上川岛。

当时的上川岛，是南中国有名的走私贸易集散地，但是再往前走，就有明朝政府的严格盘查。

在徘徊了数日之后，不得不无奈的离开。

之后他动用了各种办法，包括组织觐见使团，跟随泰国使团一道“入贡”，甚至想过买通走私商人助他偷渡。

但组织使团和偷渡都需要钱，是他的经济能力承担不起的。

跟随泰国使团“入贡”一事，又赶上泰国国王去世，原计划的入贡延后。

就在他为了造访中国而四处奔走时，长期的劳累摧垮了他的身体。

在这一年年底，身在印度的他不幸感染了疟疾，因医治无效病逝。

临终之前他留下的遗言是：

“为了帮助不同民族的人接受福音，除了要学习他们的语言，更要对他们的文化有所认识。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句话成为大多数来华西方传教士的行为指南。

在沙勿略之后，第一个得到明王朝政府批准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是沙勿略去世三十年后的意大利人罗明坚，他的全名叫MicheleRuggieri，他得以获准传教，却是因为明王朝与葡萄牙的“澳门主权之争”，明朝时期，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葡萄牙人只有租住权，且必须接受中国法律的管制。

但万历七年（1579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擅自选举葡萄牙法官，并在当地设立法院，行使葡萄牙法律，此事引起明朝官府大怒，一度欲赶走当地葡萄牙人。

纠纷之下，罗明坚受葡萄牙当局请托前去斡旋，与受命查办此事的两广总督陈瑞商谈，会谈中，精通中文的罗明坚既做翻译，又做调解员，他把葡萄牙在澳门设立的法官，比作中国农村宗族里的家长，并承诺葡萄牙人并非要篡夺澳门司法权力。

事情最后以澳门葡萄牙当局仅保留法官虚职，作为日常与明王朝打交道的“居民代表”，承诺接受明朝法律管辖而告结束。

明朝维护了主权，葡萄牙也得以免除被驱逐的厄运。

在调解中，罗明坚渊博的学识，良好的口才，得到了陈瑞的赏识，他送给陈瑞的天鹅绒，玻璃珠等物品，更得其喜爱。

事后，罗明坚向陈瑞提出了在中国传教的请求，得到了陈瑞的支持，万历十年（1582年），陈瑞将广东肇庆天宁寺划拨给罗明坚，作为他传教的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罗明坚神父是个非常刻苦的人，他到中国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且记忆力并不好，但他到后刻苦学习汉语汉字，几乎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用了三年的时间，他掌握了一万五千个汉字，并初步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

在现代西方史学界，他被认为是“传教士汉学时期”的先驱。

就在这时，耶稣会总会为他派来了一个学生，跟他学习汉语，这个人，就是早期西方传教士中的最杰出人物，被赞为“西方汉学之父”的利玛窦。

三

嘉靖二十九年（1552年），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带着与中国大陆咫尺天涯的遗憾溘然长逝。

但就在同年，意大利马尔凯州诞生了一个孩子。

三十年后，这个孩子沿着他的足迹来到中国，不但继承了他未完成的遗志，更成为早期西方传教士中成就最杰出者——利玛窦。

在到达中国之前，利玛窦已经接触了多年的东方文明，他在越南，印度，日本等地先后生活了四年。

而在更早的时候，他就是意大利当地知名的青年学者，他的老师就是彼时意大利著名数学家克拉乌，比起刻苦的罗明坚，利玛窦自幼就是个天资聪明的人，他在意大利当地，就学会了希腊语和意大利语，万历十年（1582年），他与罗明坚一起在广东肇庆传教。

虽然两广总督陈瑞对他们很支持，且贴出告示，严禁任何人捣乱。

但这时期深受传统儒家影响的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是很难轻易接受他们的。

在最初的一年里，他们只招到了一个信徒。

为扭转局面，利玛窦决定暂不传教，反而开始穿起中式的长袍，邀请当地中国学者一起探讨学术。

此举果然奏效，在当地的士大夫中，他们开始有了朋友。

利玛窦的社交方式，主要是通过邀请学者学术讨论，在讨论中展示西方的新奇物件，比如自鸣钟，三棱镜，地图等，这令他们得到了关注，但远远不够。

因为在传统士大夫眼中，精巧的机械制作，只能是“奇技淫巧”，要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阶层，必须要在儒家思想上找到共同语言。

这时期只是粗通文墨的利玛窦，开始主动的学习儒家经典，甚至多番向当地学者诚心求教。

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正从此令他大开眼界，在他后来返回欧洲后的著作里，曾赞叹中国士大夫的博学——“医学，自然科学，天文学都非常精通。

”并称赞明朝是“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

”在肇庆传教期间，利玛窦的另一个心血，就是绘制成功了《山海舆地全图》，又名《万国地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中文版的世界地图，通过这张地图，中国人第一次放眼看世界，了解了世界有五大洲四大洋。

并向中国人阐述了“地圆学说”，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理念。

当利玛窦初步在中国站住脚的时候，他们的传教事业却遭到挫折，万历十七年（1589年），之前支持他们传教的两广总督陈瑞离职，新任两广总督将他们逐出了天宁寺。

怎料祸不单行，当利玛窦在新结识的中国朋友的帮助下，得以在广东韶州传教时，他的俩个助手却又相继去世。

恩师罗明坚也在之前返回欧洲。

孤军奋战的利玛窦没有气馁，在韶州期间，利玛窦的主要收获，一是精心研读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四书》，并萌生了将其介绍到欧洲的愿望，开始了着手翻译。

二是得到允许，在当地书院讲解西方科学知识。

他在中国的转机也从此开始——书院文化。

身为传教士的利玛窦，在抵达中国的最初几年，能逐渐得到中国士大夫的认同。

一是他自己的百折不挠，二，则是彼时明朝的自由学风——书院文化。

明朝文化发展到中后期，传统的理学思想不断遭到批判，逐渐成为热潮的心学思想，崇尚学术自由平等，倡导辩论探讨。

而身负教育之责的书院本身，更成为自由学风的载体。

之后的很多年，利玛窦的足迹，都以书院活动为形式。

先是在其中国弟子瞿太素的帮助下，得以在韶关书院讲解西方的科学知识，引起当地轰动。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他由南雄刺史王应麟陪同至南京，打算先进书院讲学，然后谋求传教，却被当地地方官下了“不予接纳”的禁令。

进退维谷间，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在江西南昌，利玛窦与酷爱天文的陆万垓畅谈，交流东西方天文学的差别。

在陆万垓的帮助下，利玛窦获准在明朝著名学府——白鹿书院讲学。

他详细的讲解了东方日晷记时与西方记时方法的优劣，并阐述了西方天文观测和日食测定的基本理论。

次年九月二十二日，利玛窦成功预测了当天发生的日食，从此名声大振。

比起早年在广东修建教堂的做法，利玛窦在江西做出了改变，他一不修教堂，二不公开传教，反而借鉴《四书》里的段落，将天主教的“上帝”与中国传统的“上帝”合二为一，通过交流西方科学知识的方式潜移默化传教。

这种传教方式，后来被他归纳为“南昌传教方式”。

这时期的利玛窦，传教成果显著，而他本人也习惯了穿儒家袍服，蓄中国式长须，一派儒生形象，也得了一个尊称：

泰西儒士。

就在利玛窦传教南京的时候，一个游历广东的上海青年无意间走进了他在韶关的教堂，在得悉了利玛窦的事迹后，对他大为仰慕。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利玛窦再赴南京时，终于和这位青年相见。

之后他们成了一生的良师益友——徐光启。

结识徐光启期间，利玛窦在南京，和南京有名的高僧雪浪进行了一场有关天文，历法，算学等内容的辩论。

这场辩论的结果，就是使利玛窦得到了不少南京当地知识分子的认同，尤其是得到了后来的明朝内阁首辅，此时任南京礼部尚书的叶向高的支持，在叶向高的帮助下，利玛窦在南京正式建立了教堂。

两年后的五月，利玛窦又获准在北京传教并常住，因为此事，当时朝野议论纷纷，许多朝臣纷纷反对，理由五花八门，有说利玛窦是“妖人”的，也有说利玛窦穿儒服是“沐猴衣冠，鸟学人言”。

但开明的官员们纷纷支持利玛窦，连内阁大学士沈一贯都驳斥反对者说“既知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更应知有容乃大。

”于是，利玛窦如愿以偿了。

此后他永住北京，悉心传教。

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当地有了两百多名天主教徒。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五月，利玛窦病逝北京。

晚年的利玛窦除了传教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著书译书，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在北京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这是一本奠定现代中国数学教育的著作，当代中国数学中的“直线”“平行线”“开平方”等数学名词，皆从此书翻译开始。

他又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这是西方数学家克拉维斯的经典数学著作。

如熊三拔，邓若涵，汤若望，郭居静等具有深厚科学造诣的传教士，也经他介绍，进入中国主流知识阶层。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上，他确是位至关重要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利玛窦传播西方学术思想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传教。

但中国士大夫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热情，却最终让他吃惊。

在他早期传教韶州的日记里，他曾感叹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科学方面的交流。

”但晚年他寓居北京的日记里，却惊讶的赞叹“中国士大夫对科学的热情，可以用饥渴来形容。

”彼时明朝已是末世，国家危机严重，学术领域里，“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潮盛行，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希望用实用的学术知识来挽救江山社稷，这也是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得到知识分子们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

四

说利玛窦是西方汉学的先驱，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促成了西方汉学的兴起，甚至引发了之后持续西方百年的“中国热”。

利玛窦等传教士的更大贡献，是“东学西渐”。

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化，以及造纸，印刷，农艺，数学，饲养等先进文化，都被他们不遗余力翻译到西方。

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利玛窦就把他翻译出的《四书》托人带回意大利，拉丁文版的《四书》问世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利玛窦去世十六年后，另一位传教士金尼阁完成了他的心愿，将《五经》也翻译成为拉丁文。

中国儒家文化的传入，在彼时西方知识界引起了剧烈地震。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评价说：

“中国儒家文化极有权威，远在希腊哲学之上。

”莱布尼兹成立的柏林学派，从此将中国哲学作为核心研究课题。

而利玛窦在欧洲影响最大的著作，却是他在中国用拉丁文写的日记，后被金尼阁整理成《利玛窦中国扎记》，在这本日记里，利玛窦全方位的介绍了中国的社会风貌，经济情况，文明程度，书中展现的繁华，文明，富足，开放的中国社会，让无数欧洲人心向往之。

在整个十七至十八两个世纪里，这是欧洲最畅销的图书。

这以后，介绍明末中国的图书如雨后春笋，之后有了西班牙人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不但介绍中国的社会风貌，更展现中国此时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和司法体系，这一切都成为此时欧洲清新的空气。

在曾德昭的书中，他称赞中国“住房设计良好便于住宿，舒适整洁”“城市繁华，每天的情景都像欧洲大型的节日”。

中国的城市有“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优雅的百姓”。

中国人的修养，文明，素质，都令大洋彼岸的欧洲人大为钦敬。

公元1700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宫廷宴会上，破天荒的穿上了中式服装，整个欧洲为之轰动，此后，持续百年的“中国热”开始了，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人以穿中国服装，使用中国物品为荣，而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开始赞扬中国的文化政治制度，抨击欧洲的黑暗专制。

这是后来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