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金融中心研究文献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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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金融中心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外金融中心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外金融中心的研究文献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90余年间的历史过程中，各学者围绕金融中心的各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文献按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金融中心形成理论的研究

　　金融中心问题是介于金融学和城市经济学之间的边缘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经济学家就显示出对金融中心的研究兴趣。

早期的金融中心形成理论是建立在自然选择理论基础之上的。

Powell（1915）就详细描述了伦敦相互独立的银行集聚过程,并提出了“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

克拉克（C.G.Clark）、库兹涅茨（S.S.Kuzenets）和霍夫曼（W.G.Hoffmann）等人通过大量统计分析得出金融中心是适应经济发展与经济结调整的必然产物。

杨小凯（1991）建立了一个关于城市化和分工演进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显示，“如果所有居民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形成一个城市，那么，由于交易距离的缩短，交易效率会大大提高，从而分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会大大提高。

”Thrift（1994）从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有效地解释了为何金融企业向金融中心聚集，以及为何一个城市能长久地在区域内维持优势。

根据路径依赖较好地解释了自然选择理论，金融产业倾向于向有成功经验，以及有较好的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聚集。

　　随着规模经济和集群理论的发展，国内外学者观察到金融集聚现象，并形成金融集聚理论。

Vernon（1960）提出了金融机构聚集的原始动机，并认为这种聚集提供了近距离的交流与沟通的便利，吸引了那些以较快的互动速度为必要条件的行业。

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上。

Davis（1990）通过对金融服务业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的区域里各种规模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

Taylor等（2003）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分布在伦敦地区12个部门中的23000余家金融和商务服务企业进行了定位和分析，仔细分析了金融集聚的内在动因。

我国学者潘丽英（2003）、冯德连、葛文静（2004）等对金融中心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

　　早期城市经济学的发展是为金融中心形成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另一视角，但关于城市功能的分析多倾向于关注中枢城市与其直接腹地之间的关系（Gras,1922；McKenzie,1933；Bogue,1950）。

Fanno（1933）讨论了银行业和货币市场的中心化过程,包括地理中心化。

JeanLabasse（1955）最先以地理学的视角涉及到金融中心的研究,描述了里昂地区银行网络的发展以及中心城市间的金融联系。

如果说这些研究还只是金融中心的现象描述，那么法国经济学家FrancoisPerroux（1955）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理论就已形成了金融中心的理论雏形。

　　Y.S.Park（1982）扩展了Kindleberger的金融集聚效应理论，将区位理论应用于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强调了区位优势在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中的作用，形成区位优势理论。

Musa（1989）从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对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在地理区位上拥有某种优势吸引投资者和借款者的进入。

　　随着金融地理学的发展，信息流理论被加入到金融地理学之中并成当前该领域的主流学派。

Porteous（1995,1999）、Martin（1999）、Thrift（1994）、Corbridge、Thrift、Martin（1994）认为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而金融业也可被理解为“高增值”的信息服务业。

Porte2ous（1995）强调塑造和发展金融中心的背后力量,大致上可以从“信息外在性”、“信息腹地”、“国际依附性”、“路径依赖”和“不对称信息”来解释。

Gen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无论对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积聚。

　　从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研究来看，实际上可分为主体形成理论与客体形成理论，主体形成理论是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解释金融中心的形成，这包括自然选择理论、金融集聚理论、区位优势理论等，客体形成理论是从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角度来解释金融中心的形成，包括信息流理论、金融创新理论等。

从这些理论来看，显然西方学者较为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金融机构的自主选择，忽视政府人为的引导，或者说强调市场需求在金融中心形成中的作用，忽视市场供给在金融中心形成中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金融中心形成理论中的一大缺陷。

（二）关于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决定因素的研究

　　无论是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都受着众多因素的影响，如何科学地总结和提炼这些因素，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Reed（1980）根据20世纪70年代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历年来的金融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别分析（SMDA）方法，动态比较和分析了世界金融中心的格局，结论是决定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存在的最重要因素为：

本国的国际电讯流通量、投资积累额和资金输出额。

Goldberg，Helsley，Levi（1988）通过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实证研究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水平、金融活动的广度、金融制度的健全是影响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

Krugman（1991）从产业集群的角度认为，金融中心像其它产业集群一样是凝聚力和离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凝聚力通常包括：

劳工市场外溢效应、中介人的服务需求、科技外溢效应和信息外溢效应。

这意味着金融企业的选址和设立一定会受到所依附信息的质和量等因素的限制。

E.P.Davis（1988）进一步探了集聚的内部原因，运用企业选址理论对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认为金融机构在区位决策时，总体考虑三个方面因素：

（1）供给条件，主要是指为金融机构运行所需的生产要素和商业环境；

（2）需求条件，主要指金融服务的需求规模和挑剔程度等，其中客户联系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3）影响金融机构的规模经济因素，主要指金融产业的规模、专业化分工和金融创新等。

当众多金融机构依据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偏向于同一区位时，该区位就会成为金融机构活动和聚集的中心。

RistoLaulajainen（1998）通过对金融中心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和当时国际上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研究得出，决定一个金融中心形成和其国际地位的因素为：

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监管环境、税收制度、区位优势、信息优势、人才优势。

Choi,Tschoegl,Yu（2002）通过对全世界14个金融中心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务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动态，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

城市经济规模与经济活动、已有的银行总数、股票市场规模大小和交易头寸、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以及银行企业的机密保护程度。

　　国内学者鲜明和邓晓阳（1996）对发展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软件因素进行了阐述，阐述了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全面提高金融监控能力两方面。

潘英丽（2003）运用企业区位选择理论分析了金融机构选址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

金融机构所在地的经营成本；金融机构所在地的人力资源供给；电信设施的质量与安全可靠性；监管环境与税收制度。

胡坚（2003）在分析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认为决定一个金融中心地位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

经济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

黄解宇，杨再斌（2006）归纳了区域性金融中心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

便利的交通与发达的基础设施、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机构大量的聚集、宽松而严格的法律体系、稳定的政治形势。

　　综合以上各学者的研究，决定和影响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因素可分为以下五大类：

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区位条件、政治和商业环境、金融人才。

这五个方面的因素为我们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关于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由于条件是相对而存在的，每个地区和城市都有自己相对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区位条件、政治和商业环境、金融人才等，究竟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建构和形成金融中心了呢？

对此，国内外学者对金融中心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金融中心的评价指标设定一般有两类：

一是定性指标，二是定量指标。

Reed（1981）利用成簇分析方法比较了76个城市的9个金融和银行变量，按照1900-1980年期间指定年份的数据将金融中心分为均等的簇群，最后用分层的辨别式分析法确立了主要变量，并对金融中心进行排名。

Abraham，Bervaes和Guinotte（1994）在竞争力视角下对除美国以外的37个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表现进行了研究。

Liu（1997）在Reed和Abraham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层次成簇分析法和主要因素分析法对亚太地区包括上海在内的金融中心进行了排名，并寻找主要影响因素。

Choi等（2000）利用最小二乘法和非线性加权最小方差等回归分析方法，根据1970、1980、1990和2000年的数据，把全球最大的300家银行在14个金融中心不同类型的办事处数量以及这些金融中心吸引办事处的理由进行了排名。

伦敦金融城（CityofLondon，2007）提出了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GFCI），该指数以人力资源、商业环境、基础设施和综合竞争力等为评价指标，对全球46个城市加以比较和排名，其发布的2007年度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伦敦、纽约分列第1、2位，我国香港、上海、北京分列第3、24、36位。

　　国内学者李虹（2002）较早构建了包括金融行业规模、效率、安全性和国际化指标等在内的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其指标多为定性描述，因而无法利用其进行实证评价。

胡坚（2003）构建了由经济、金融、政治等3个一级指标、22个具体指标组成的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并对纽约、伦敦、上海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

杨再斌（2004）从城市微观条件、国家宏观条件及周边环境等角度出发，构建了由13项因素组成的解释结构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判断法，对上海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加坡进行量化评价与比较。

倪鹏飞（2005）构建了包括人才、资本、区位等11个影响要素、23个具体指标的城市金融中心定位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位居2003年我国内地城市竞争力前43位的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

王仁祥（2005）从经济、金融、城市和法律政治环境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区域金融中心评估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中部五省省会进行了实证评价。

孙剑（2006）构建了包括经济、金融、基础设施和区位优势等四个方面33个基本指针在内的区域金融中心形成潜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位居2003年我国内地城市竞争力前43位的内地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

陆红军（2007）通过专家论证和多元统计分析，建立了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香港与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能级、现状及趋势进行了量化研究。

姚洋（2007）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等角度出发，构建了由48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分层聚类分析法，对东京、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

　　上述研究文献与成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水平评价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借鉴，但也存在明显不足：

①大多数以国际金融中心为评价对象，不适合评价区域性金融中心；②大多数强调综合性评价，针对性不足。

以王仁祥（2005）指标体系为例，其金融指标仅占46.73%的权重，经济、城市发展和法律政治环境等指标占据50%以上权重，依据其评价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水平，针对性明显不够；③大多数是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不足，如姚洋（2007）指标体系中，金融制度作为一级指标，其所属二级指标的分值均由专家打分而来，主观性无法避免；④大多数指标体系只考虑了金融发展的绝对水平，而忽视了相对水平，不够全面。

　　（四）关于国内金融中心具体问题的研究

　　关于中国各金融中心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从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

　　一是对国内金融中心定位与发展目标的研究。

潘丽英（2003）、周丽华（2004）、陈志（2007）、陆寇虚（2007）将上海定位于国际金融中心；潘丽英（2003）、吕晓蔚（2008）将北京定位于全国金融中心，薛金房（2009）则将北京定位于国际金融中心，且将朝阳区商务区（CBD）定位于北京副中心。

伍晶（2006）、黎平海（2007）将广州定位于区域性金融中心；杜秀南（2001）、曹龙骐（2004）、曾毅坚（2004）将深圳定位于区域性金融中心；张兴洪（2003）、路妍（2003）将大连定位于区域性金融中心；米运生（1999）、余茂才（2002）将武汉定位于区域性金融中心；郭思延（2001）、潘秀（2009）将兰州定位于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邱兆祥（2003）将重庆定位于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李伟（2005）、王志扬（2006）、陈跃进（2006）将厦门定位于区域性金融中心；范从来（2005）将南京定位于区域性金融中心；候红昌将郑州定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吴婷婷（2007）将成都定为西南地区金融中心。

　　二是关于区域金融中心的选址研究。

李守荣（1994）研究了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区位选择，主张在一些商品经济和金融业比较发达的沿海及内陆大城市逐步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以辐射和带动周围地区，推动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

潘英丽（2003）运用企业区位选择理论分析了金融机构选址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

金融机构所在地的经营成本；金融机构所在地的人力资源供给；电信设施的质量与安全可靠性；监管环境与税收制度。

艾洪德、武志（2008）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东北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迁址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大连在东北城市体系中的综合优势最为明显,是建设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最佳选择。

　　三是关于国内建设金融中心所存在的问题与约束的研究。

傅蓓元（1998）对我国现有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指出我国多数区域金融中心具有先天的自然垄断结构，大多数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金融上层结构规模都相对较小，金融结构成本偏高。

李嘉晓（2007）在借鉴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区域金融中心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从金融生态角度对我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设计。

闫彦明（2007）以上海为例分析了金融市场功能与金融中心的建设问题，提出尽管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股权分置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一股独大”、“虚假信息披露”、“经营者权力寻租”、“市场操纵”等问题依然困扰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发展也存在巨大的制度性风险,不少新的市场行为游离于现有法律法规的监管之外，这些都会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障碍因素。

　　四是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政策措施研究。

李正友（1998）从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组织体系、规范金融市场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的金融政策体系。

潘英丽（2003）认为降低金融机构经营成本、人力资源开发、电讯设施及其可靠性以及完善的监管环境共同构成了政府公共政策。

徐东根、王传辉（2004）总结了政府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认为主要表现在政府承诺、政府立法、政府推动和政府监管四个方面。

张幼文（2003）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政策是直接起作用的政策，包括为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有力的经营环境、税收优惠、外资金融机构不受歧视和干预、符合国际惯例的严格的监管制度、较低的监管成本。

隋庶（2007）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建立区域金融中心必须把金融倾斜的指向和区域金融中心定位的指向结合起来。

另外，李豫（2001）、范从来和林涛（2005）、王志扬（2006）、何元庆和朱咸会（2007）、谢沛善（2008）等分别就上海、南京、厦门、武汉、南宁等地建立金融中心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且提出了良好的政策建议。

　　（五）关于长株潭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研究

　　虽然近年来研究长株潭一体化和两型社会建设的文献很多，但具体到长株潭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文献极少。

从课题组掌握的资料来看，傅丽华（2004）分析了株洲CBD的起源和发展，对株洲CBD进行了合理规划。

金继晶、郑伯红（2008）以长沙市为实证，分析了CBD选址与其空间分布特征及时空演变的关系。

何磊、郑伯红（2008）研究了长沙CBD的区位选址，分析了长沙CBD建设的区位优势、选择模式和具体区位选择。

吴大庆（2008）探讨了长株潭区域性金融中心与“两型社会”建设的关系，特别从金融基础建设、金融创新、金融市场和金融生态四方面提出建议。

胡愈、柳思维（2008）研究了长株潭农村物流与区域金融中心的关系。

袁振华（2008）在讨论长株潭的金融发展战略时提到要建构长株潭区域性金融中心。

　　从整个20世纪来看,西方许多学者注意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金融中心问题,并对以前的总结和以后的展望都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但研究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也随之出现，这主要是由于金融中心研究涉及领域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从而使20世纪90年代后的金融中心理论研究出现了衰落。

而且西方学者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往往只注重金融中心形成和影响因素的市场化过程，而忽略了政府的主动导向与控制，这也正是当前国际金融中心衍生出严重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可见，国内众多的理论研究及对某个具体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研究为我们对长株潭建设国家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是一方面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停留在理论、问题或政策探讨层面上，除了选址实证外几乎没有涉及到金融中心的具体设计；另一方面对长株潭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研究还十分粗糙，基本上还是必要性的论述，没有深入研究其具体内容和政策体系。

所以，深入研究长株潭建设国家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具体设计和政策支持体系是亟待深入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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