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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仁20世纪上半期唯物史观阶级观点中国化论析

王贵仁:

20世纪上半期唯物史观“阶级观点”中国化论析

作者:

文章来源:

《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点击数:

27更新时间:

2016年10月28日

摘要:

近代中国的阶级观点源于西方,伴随着唯物史现在中国的传播,20世纪上半期,阶级观点中国化逐渐形成。

与单纯的学术话语建构不同,阶级观点中国化过程,是理论与实践双重轨迹运行的结果,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

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社会革命视阈下,中国传统的均平观念渗透进入阶级观点的内涵,但不同政派对待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歧巨大,对立十分严重,成为导致当时中国社会政派分化的思想根源之一。

20世纪上半期,唯物史观阶级观点中国化建构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换,除传统的均平观念渗透外,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主观能动力量,被纳入唯物史观理论体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民群众观点使阶级观点的内涵再次发生转向,成为对20世纪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观念体系。

 

关键词:

唯物史观阶级观点中国化内涵

 

“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早期,伴随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过程,阶级观点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开始形成,到20世纪中期最终建构起来。

唯物史观中国化阶级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阶级观点有什么联系和差异?

在20世纪中国化阶级观点形成过程中,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与阶级观点是如何形成对接的?

20世纪上半期阶级观点中国化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呢?

 

一、唯物史观“阶级观点”的溯源与流变

 

英文“阶级”一词是“class”,有“等级”、“类”的意义,有人把它译作“阶层”。

在迈克尔·曼的《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解释“阶级”的起源时是这样表述的:

“罗马的人口普查人员为了军队义务性服役的目的,以财产状况为基础区分人口时引入了classis这一术语。

”①从词源学上看,阶级最初是以财产标准对社会人群的一种分类,属于人群分类方法。

 

在古汉语中,“阶级”一词在汉唐时期均有使用,如“上下大小,贵贱亲疏,皆有等威,阶级衰杀,名足禄(保)其爵位”。

②其词义分别为“台阶”、“等级”、“官品”、“段落”等。

与英文中阶级的词源比较,两者都有等级之义,但中文没有人群分类的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层级分类的方法有很多,如君臣、贫富、士农工商、官民、长幼、亲疏等,这些都不是近代意义的阶级划分。

究其原因,中国古代社会因财产差异而且导致的社会分裂并不明显,社会思想中也不存在阶级划分观念,古代中国没有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

 

近代以来,“阶级”概念被西方学者引入社会学知识体系。

维科的《新科学》中把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

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引人注目的是,他在描述不同时代的历史特点时,把阶级斗争贯穿于三个时代之中,因此维科被视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初创者。

维科之后,阶级问题受到西方不同学派学者的关注,古典经济学家们试图以财产占有方式把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发现阶级斗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则看到了决定阶级斗争的根源是各阶级的实际利益的对立,即财产关系的冲突,提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前,西方学者有关于阶级问题的论述,成为后来唯物史观阶级观点思想源泉。

 

古典经济学者魁奈是个典型的重农主义者,他根据社会成员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同,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国民被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

③魁奈的生产阶级是耕种土地的人,即农业劳动者和农业资本家,不生产阶级包括工商业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地主、僧侣、官吏等。

魁奈的视野被局限在农业生产领域,他把工商业者视为不生产者,既有违于事实,也阻碍了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认识,但他以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分工来划分社会阶级的思想,启发了后来者。

稍后的雅克·杜尔阁注意到魁奈阶级划分的明显缺陷,他修正了魁奈的阶级划分,把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分别划分为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工业工人和工业资本家,从而把整个社会明确划分为工人与资本家两大对立阶级,资本家是依靠资本剥削工人劳动的阶级,而工人则是出卖劳动为生的阶级。

杜尔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除了出卖劳动力外,一无所有。

这种思想后来被马克思所借鉴。

魁奈和杜尔阁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当时社会劳资对立还没有明显尖锐起来,社会结构也没有明显分为两大阵营,他们的阶级观点还是模糊不清的。

 

英国古典经济学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阶级认识向前进了一步,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划分更接近于现实了。

斯密依据占有生产资料和收入状况,把社会划分为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三大基本阶级,经济因素成为划分阶级的基本依据。

李嘉图接受了斯密的阶级划分,认为收入方式决定了阶级差别,他还分析了工人工资与资本利润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

马克思说:

“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

”④

 

圣西门“极为天才的发现”⑤是透过法国大革命中贵族与市民之间的对立,看到了贵族、市民等级与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看到了无财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必然的冲突和对立。

傅立叶的著作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对立,指出劳动者的贫困会随财富的增长而增长,而不是相反,因而必然爆发“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目前的寂静——这只是革命幕间休息;这是活火山的瞬间休息”。

⑥欧文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制,占有资本的“雇主把雇工只看成获利的工具”。

他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已经过时”,“改革是势不可挡的”。

 

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等也提出过一些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深刻见解。

梯叶里认为,17世纪英国革命的实质是“各阶级和各种利益的斗争”。

⑧基佐指出,无论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还是爆发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实质都是阶级斗争,“我们社会的各种阶级斗争贯穿着我们的历史,1789年的革命是这种斗争的最普遍的、最强有力的表现”。

⑨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有关阶级斗争历史的观点,直接影响到唯物史观阶级观点的建构。

 

尽管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前,西方学者对阶级现象有了不少的分析,对唯物史观阶级观点的建构无疑具有基础性,但真正意义上的唯物史观阶级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

因为历史上没有任何学者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系统地、完整地论述了阶级起源、阶级本质,不同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等问题。

 

关于对唯物史观阶级观点的贡献,恩格斯说:

“《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⑩1888年恩格斯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说“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

(11)马克思晚年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也指出:

“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12)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都亲自澄清,发现人类社会的阶级现象和阶级斗争事实,不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对唯物史观阶级观点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

正如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所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的最终结局是“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是他发现的。

正是这一发现,使唯物史观阶级观点建立起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善的理论体系。

 

虽然阶级观点在唯物史观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唯物史观核心思想之一,但它并没有成为被系统论述的对象。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论述中,阶级或阶级斗争概念的内涵并没有被系统地解释过。

卢卡奇说:

“就在马克思要规定什么是阶级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被中断了,这对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来讲都是一种灾难。

因此,后来的运动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解释,依靠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偶尔发表的意见加以归纳,依靠独立地研究和运用他们的方法。

”(13)也许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在西方社会科学中,阶级的概念成为最具争议而又最为模棱两可的概念之一,在诸多阶级概念的解释中,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者有很多,其中考茨基与列宁是最为著名的。

考茨基的贡献是沿着马克思的思路,进一步考察了阶级产生和发展中的经济根源和历史范畴,进一步阐释了阶级斗争中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关系,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解放的必然性。

但考茨基以破坏“民主”为借口,反对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使他在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上陷入困境。

 

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直接影响了其后世界对阶级内涵的理解。

列宁说: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14)列宁弥补了马克思阶级学说中的关于阶级概念的空白,完善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也是他与考茨基根本分歧所在。

 

列宁的阶级概念后来被前苏联发展成为“所有制决定阶级——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理论模式。

“但这种阐释并非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思路,而是从前苏联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流传下来的。

这种阐释适应了夺取政权和改造所有制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这种理论阐释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15)所有制决定阶级的理论模式,是新中国成立后对阶级阐释的核心内涵,它淡化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无法解释当今中国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和资本主义在战后发展所面临的、所产生的新问题,也正是因为“所有制决定阶级”的理论无法回答当今许多现实问题,使得韦伯有关阶级的多元论解释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

 

西方分析学派沿着韦伯的解释路径,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发掘有关阶级内涵的零散性论述,汇总形成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解释。

例如他们收集到马克思曾对阶级进行过这样表述,“阶级这个词适合于任何社会中按等级划分的社会集团”,“社会阶级就诞生于生产资料和生产人员之间的关系,本质现象就会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时才真正存在,但倘若不承认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有阶级意识,一个阶级只有当它发现它要对其他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它才具有自我意识”。

(16)从马克思的这些表述中,分析学派认为,马克思关于阶级概念的解释是多元的,包括财产所有权、社会政治地位、阶级意识等多种视角。

分析学派这种文本解释,似乎紧扣了马克思原意,但事实正相反,马克思从来没有孤立地对阶级概念进行阐释,而是把阶级概念放置历史进程中,放置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解释,唯物史观的立场是其解析阶级内涵的前提。

 

针对前苏联学者阶级解释模式的缺陷和以现代西方分析学派为代表的阶级概念多元解释的误区,我国学者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实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决定阶级划分的首要因素不是所有制,而是分工;分工决定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和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进而决定着阶级和阶级关系。

”(17)分工是马克思阶级观点的逻辑起点,“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18)“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19)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生产力进步引起社会不同的分工,而在这些不同的分工的基础上产生了阶级差别,形成了阶级对立。

从根本上说,分工还决定阶级的消灭,随着分工差别消失,阶级也会必然消失。

分工论的提出对解决阶级问题的理论纷扰具有建设意义。

 

二、唯物史观“阶级观点”在中国的传播与建构

 

20世纪中国社会的阶级观念是从西方传入的。

与单纯的学术思想传播不同,阶级观点在中国的传播,是理论与现实双重轨迹运行的结果,它既是一种西学东渐的社会思想传播的过程,也是当时国人对西方社会结构和社会革命观察认识的过程。

 

1899年,梁启超在比较中欧国体的差异时提及,“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

(20)梁启超提及的阶级已不是中国传统意义的阶级概念了,而是近代西方社会学意义的阶级,这也是阶级一词在近代中国最初的新运用。

需要指出的是,在阶级观点最初的传播中,无政府主义者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注目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21)除无政府主义者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对阶级问题关注的主体,资产阶级革命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介绍和传播过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广泛关注阶级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不难发现,早期具有阶级意识的中国人,他们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是与西方打过交道的人。

与西方社会直接的接触,使他们看到欧美国家物质充裕,人智活跃、精神发舒,令人景羡。

但他们也看到,在欧美国家“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22)欧美国家高度文明的社会背后的严重社会分化,贫富对立,引起了当时国人对欧美阶级观念的关注。

 

其次,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社会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直接影响了20世纪之交最先觉醒的一批国人对阶级问题的关注。

从他们留下的早期文字记录中,我们能够窥见他们面对欧美革命浪潮时的内心激动,因为他们从欧美的社会革命中感受到了世界革命的未来,看到了中国未来社会革命的希望。

“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

”(23)“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

”(24)“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

这个思想和声浪,如暴风急雨,从西欧一直送到中国来了。

中国立在这个潮流里面,当然不能和世界潮流相反逆的。

所以这个阶级斗争,中国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25)

 

再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亡国灭种的危机像幽灵一般在中国大地的上空飞舞,离乡别国、远赴欧美、去追寻救亡图存的学理、道路,成为志士仁人们的共同诉求。

西方阶级理论尤其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作为革命理论受到关注。

1908年《天义报》先后刊载《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和部分内容,刘师培在介绍中提到,“《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

(26)刘师培说:

“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

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

”因此,“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

(27)“自马尔克思(注:

马克思)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按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

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所根据。

因格尔斯(即恩格斯)以马氏发现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现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

(28)

 

无政府主义者对阶级观点的传播,持续到五四运动之后,一方面他们视阶级斗争为摧毁国家、政府的强权的工具,视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手段,师复说:

“吾人为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所用之唯一手段则曰,革命。

”(29)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力主“破坏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他们认为“一切政府,皆有害物也,人类之罪恶,皆内此生,故当破坏之”。

(30)

 

中国社会最初的阶级观点,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式的。

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阶级观点的研究是非常缺乏的,因此很少有人在阐释阶级观点时,注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相反大多数人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放置于中国传统视阈加之解读,形成最初对阶级观点中国化理解,并影响到后来。

 

以孙中山为例,他的著作中经常提及阶级问题,但他的阶级概念却非常模糊,阶级、阶层、等级、社会集团等概念在孙中山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区别,时常交织在一起应用。

很多时候孙中山把阶级作为一个标签,贴在不同的主体词后,形成他的阶级序列概念,如“政治阶级”、“经济阶级”、“有枪阶级”、“知识的阶级”、“富的阶级”、“贫的阶级”,等等。

他还说:

“中国在十三年以前有皇帝,皇帝之下有公、侯、伯、子、男许多阶级。

”(31)孙中山使用的阶级概念无疑与唯物史观阶级概念相差甚远,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认识是模糊而混杂的,更多是中国化的直观理解。

其实,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任何一种新观念在植入个人或群体的意识过程中,都会与其固有观念的相遇接触,产生冲突、抗拒、接纳、变生、融合的过程,阶级观念也不例外。

 

阶级观点在向中国输入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均平思想渗透其中,形成中国化的阶级内涵。

中国社会最初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解是:

阶级的根源在于贫富不均,贫富的对立导致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是“创为贫富均财之说”,(32)是“要以分配趋均为期”。

(33)因为利己心驱动,人们“每每出于害人,也有所不惜”。

“有聪明才力的人,就专用彼之才能去夺取人家之利益,渐渐积成专制的阶级”。

“到近世发明了机器,一切货物由机器来生产……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钱,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

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

”(34)“如今社会之问题虽多,要不过起于贫富悬隔之二极。

夫人惟贫富悬隔,不免冲突争竞,驯至惨毒祸乱之迭生耳。

”(35)社会贫富的分化导致阶级的分化,阶级分化导致社会革命,“贫富已悬隔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则亦不可不革命”。

(36)贫富差别成为革命的动因,消除贫富差别自然就成了革命的目标,中国的阶级革命被成功地纳入均贫富的斗争中,阶级观点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变异了。

 

阶级是等级贵贱的差别,社会不平等导致阶级矛盾,这是最初国人对阶级观点的另一种理解方式。

朱执信是国民党人中最为倾向阶级革命的,在他的论述中,阶级就是社会中处于不平等的对立的双方。

社会上没有不平等的现象,就不会有什么阶级。

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导致资本主义越发展,财富越丰富,广大人民反而会更加贫困,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根源。

林云陔说:

“阶级争斗,何自而起乎?

起于阶级之权利与义务之不均。

阶级之权利与义务之不均、由于彼自称为上等阶级者之过于私利、而此之所称为下等阶级者又不甘居压抑,故至演成彼此冲突。

”(37)孙中山也说,中国革命“实欲命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

(38)“我们主张民权革命,便铲平那些阶级,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就是男女也是平等。

”(39)

 

以均平观念来建构阶级内涵,把西方话语的阶级与中国传统均平话语桥接在一起,就使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与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社会大同思想结合在一起,激起了时人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共鸣,有利于阶级观点的传播。

中国革命“使富平均而利大多数之民为目的”。

(40)“故共产均贫富之说,乃个人所欢欣崇拜,香花祝而神明奉者也。

”(41)

 

以财富与地位的平均、平等来注解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阶级观念后来一直存在,影响深远。

以至于后来毛泽东也认为,在中国“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化”就要阶级斗争。

(42)穷则思变,就要干革命,中国革命在这里具有了消除贫富差别,建设人人平等社会的使命。

 

如前所述,早期中国的阶级观念是舶来品,在阶级观念传播初期,中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社会阶级分化还不明显,社会矛盾还不是直接以两大阶级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以梁启超说,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

但与梁启超不同,中国国民党人普遍承认阶级存在的事实,接受马克思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

国民党理论家胡汉民说:

“自有史以来,我们晓得所有的社会,都是阶级的社会。

”(43)朱执信说:

“马尔克(即马克思)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

”(44)“阶级斗争,本来是现存的事实,不是想出来的手段。

社会主义者的主张阶级斗争,不是以为没有阶级斗争,也要用这手段。

只是看见历史上的事迹,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现在要绝灭阶级斗争,不能不先绝灭阶级。

要绝灭阶级,还要借斗争的一个阶级的力量,所以现在要奋斗的时候,还得找一个破灭阶级的势力。

”(45)林云陔认为,“阶级分等与阶级斗争是由社会之经济生活产出”,“自原始共产时代之后,人类已自分为经济阶级,所以一切历史已成为阶级斗争之历史”。

(46)朱执信等人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表达了与《共产党宣言》相近似的阶级观念,表明唯物史观阶级观点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影响。

 

但以孙中山为代表国民党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谈论和宣传马克思的阶级观点的同时,却担心阶级斗争发生。

“阶级战争,即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也。

此种之战争现已发现于各工业国家者,极形剧烈……中国因工业进步之迟缓,故就形式上观之,尚未流入阶级战争之中。

”(47)“这真是前车可鉴……不如今日预筹个防止的法子。

”(48)孙中山还认为“马克思认定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

但事实上,“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

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

“因为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的时候并且相反。

”(49)孙中山以“病症”来形容社会阶级斗争,表明了他的阶级观念的实质。

 

如何才能解决这种“病症”呢?

孙中山选择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

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

”(50)孙中山认为,斗争之性是人类遗传的动物性,人类社会进化的主动力不是竞争,而是互助。

当人类根除遗传的野蛮性,“入文明之后,则天性所趋,己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向于互助之原则,以求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

(51)

 

五四运动前后,阶级观点在中国受到普遍重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其中,如李大钊的《阶级竞争与互助》、陈独秀的《谈政治》,他们逐渐成为传播和捍卫马克思阶级学说的核心力量。

毛泽东也在这一时期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我只取了它四个字:

‘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52).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五四前后人们在谈论阶级斗争时,虽然不否认历史上阶级斗争的事实,但大家似乎都惧怕阶级斗争,试图寻找阶级调和之路。

朱执信是五四前后热情传播阶级观点者之一,并认为阶级斗争“是现存的事实”,但他同样主张阶级调和。

他说:

“一个民族对一个民族,也可以用相爱的精神,行互助的手段,免了民族间的恶感。

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也可以用相爱的精神,行互助的手段,免了国家间的轧轹。

”(53)胡汉民更是直截了当,他说:

“凡是有阶级区别的社会,都以利用一种调和折衷的道德论,为最适宜。

一方以从顺的道德注入弱者阶级精神里,使彼等的行为有一定规矩适合于强者的利益,一方对于强者阶级认其有绝对支配的权利,但也要有温情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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