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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日益引起各方重视。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行业的碳排放的影响如何？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何种技术渠道对中国的碳排放产生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
都是当前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
利用中国1999-2008年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反映外商直接投资不同渠道的效应的指标，并对35个工业行业按照排放强度进行分类，本文实证检验了FDI的技术效应对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的影响。
全行业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技术影响渠道方面，FDI的人员流动效应的正面影响显著强于FDI的竞争、示范效应。
分行业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高排放行业碳排放无显著影响，但对低排放行业碳的排放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最后，本文建议我国继续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以充分发挥FDI对工业行业碳排放降低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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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DI；技术效应；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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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1）12-0027-07
doi:
10.3969/j.issn.1002-2104.2011.12.005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日渐明显，如何减少人类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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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逐渐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促进能源消耗强度和碳排放下降的重要途径之一［1-2］；而开放经济下经典的环境理论表明，FDI可以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多种途径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影响［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持续处于高位，且现有研究［4-5］表明，FDI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产生了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因此，研究FDI从技术渠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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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将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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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为污染物的一种，运用国家、行业或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和其他因素对各国多种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以全面地考察FDI的技术转移对东道国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二类研究则考虑到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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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特殊性，专门研究FDI的技术效应对东道国的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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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的影响，典型方法是运用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在碳库兹涅茨曲线（CKC）中引进FDI因素，对两者关系进行考察，以深入研究FDI的技术效应对全球温室效应的影响。
大部分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有利于东道国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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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减排；但部分文献对此持有异议。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35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试图在以下有所突破：
①从行业层面检验了FDI的技术效应对工业行业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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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技术的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的考察，FDI则主要通过产业活动对东道国的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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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产生影响，行业层面的研究或许能更好地考察两者的关系。
②研究FDI的技术效应主要通过何种途径影响行业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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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排放。
当前的研究侧重于两者间关系的检验，用以说明FDI的技术效应是否对降低了东道国的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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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但FDI主要通过何种技术渠道对东道国的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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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产生影响?
目前尚无人涉及。
本文通过构造代表不同FDI技术效应的指标，考察FDI不同技术渠道对行业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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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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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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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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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经济活动与环境关系的文献，多数借鉴Grossman和Krueger［3］的分析框架，从规模、结构和技术方面考虑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参考Cole［6］、Hubler和Keller［7］的研究，本文在研究碳排放的影响时，也考虑以上三个因素，模型可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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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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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为碳排放量。
Y、S、T分别为产出水平、生产结构、技术水平，考察产出规模、行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对行业碳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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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行业产出Y的扩张将带来了碳排放的增加。
FDI也会对行业产出产生影响，进而引发碳排放的变动，即FDI对碳排放也存在一定的规模效应。
但由于碳排放与总产出联系的复杂性，很难把FDI的规模效应从产出的规模效应中分离。
故借鉴Hubler和Keller［7］的做法，认为变量Y已经包含了行业FDI的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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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平和卢现祥［8］的研究表明，结构对行业的排放存在明显影响。
同规模效应类似，FDI对行业的碳排放也存在结构效应。
但FDI的结构效应通过行业的结构效应间接影响行业碳的排放，故我们认为变量S亦包含了FDI的结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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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T包含影响行业碳排放技术的主要因素。
开放经济下，行业技术进步可通过内、外部两种渠道发生。
内部渠道主要是企业研究和开发（R&D）投入的增加，外部渠道则是国际技术溢出。
R&D投入的增加会促进行业技术提升，进而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投入和污染物的排放，F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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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den等人［1］和Cole等人［2］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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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的技术溢出是提升行业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故本文用FDI企业对行业的技术溢出代表FDI企业对行业碳排放的技术效应。
通常认为，FDI企业对行业内企业的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产生的。
与东道国的内资企业相比，FDI企业一般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资源利用率（也意味着较低的资源消耗和碳排放强度），从而具有较强优势；内资企业为应对此种局面，也会努力降低生产成本，被迫加大R&D投入以提升技术（竞争效应）或者主动模仿FDI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生产流程等（示范效应），从而提高其资源利用率，并带来行业碳的排放的下降［9］。
UNCTAD［10］的研究表明，FDI企业的原有员工向内资企业的流动或其自主创业将会使行业的生产技术、管理水平有所提升（人员流动效应），行业资源消耗和碳排放随之下降。
故在本文研究中，主要考察FDI的技术效应（技术溢出）对行业碳的排放的影响，而FDI的规模、结构效应则认为已包含在变量行业自身的规模（Y）效应和结构（S）效应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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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较大规模企业所拥有的规模经济会促使其增加R&D投入和技术引进；从而有利于碳排放强度的下降。
李小平和卢现祥［8］的研究表明，行业企业规模的提高对行业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有促进作用。
综合以上影响行业碳排放技术的因素，可得T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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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RD,FDI,SZ）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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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将技术函数
（2）带入总排放模型
（1）中，可得基本理论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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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S•T（RD，FDI，S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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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规模报酬保持不变，则由（3）式可得行业碳排放强度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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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E/Y＝S•T（RD，FDI，S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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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诗一［11］、李小平和卢现祥［8］的研究表明，不同行业在生产方式、资本结构和企业规模等方面的差异对碳的排放存在一定影响。
为较为全面的考察FDI和其他因素对行业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将所有35个行业分成高碳排放和低碳排放两类进行研究借鉴陈诗一的做法，根据1999-2008年各行业的平均碳排放强度高低，本文把35行业分为18个高排放行业（其行业二位代码为，B06、B08、B10、C13、C14、C15、C17、C20、C22、C25、C26、C27、C28、C29、C32、C33、D44、D45）和17个低排放行业（其行业代码为，B09、C16、C18、C19、C21、C23、C24、C30、C31、C34、C35、C36、C37、C39、C40、C41、D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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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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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并借鉴Mielnik和Goldemberg［12］、Hubler和Keller［7］的做法，我们得到行业碳排放强度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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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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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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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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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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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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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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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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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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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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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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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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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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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n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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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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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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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表示行业，t表示年度；EI为碳排放强度，S为结构状况，RD为R&D投入，FDI为FDI企业的技术溢出，SZ企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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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面板数据在采用随机效应进行估计时，要求缺省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不相关，此模型很难满足，故本文估计中采用固定效应的估计方法。
由于采用行业数据分析，不同行业的差异必然会对行业碳排放产生影响，诸如能源价格、环境管制等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亦会对行业碳排放产生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将加入相应恒量以考虑行业、时间特定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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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后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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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n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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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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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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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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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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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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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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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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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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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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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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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n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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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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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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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n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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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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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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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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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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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α为不变截距，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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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为行业恒量，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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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为时间恒量，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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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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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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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hra和George［13］的研究表明，受企业吸收能力的限制，技术溢出的发生存在一定滞后性，故在分析FDI对行业碳排放的技术溢出，亦需考虑其影响的滞后性。
且总产出Y是排放强度EI的构成部分，行业碳排放量、FDI都可能随产出的波动而变动，故解释变量FDI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
为消除内生影响，借鉴Hubler和Keller［7］的做法，本文用滞后一期的FDI变量来替代原模型（A1）中的FDI，此时的模型用A2表示Hausman内生性检验表明，FDI变量的确存在内生性。
用滞后一期的FDI作为工具变量（IV）对模型A1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TSLS），简约型方程的回归结果没有显示滞后一期的FDI为弱IV。
Sargan检验显示没有必要把滞后两期的FDI作为多余的IV。
。
为考察更长时间FDI滞后性的影响，用当期和前两年FDI的移动平均量来替代模型A2中FDI变量，此时模型用A3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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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考察规模、结构和技术三种效应对行业碳排放的影响，根据等式（3）的理论框架，得到行业碳排放量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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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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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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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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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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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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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l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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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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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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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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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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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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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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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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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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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n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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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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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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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n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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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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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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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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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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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为碳排放量，Y行业产出，其他变量含义与（6）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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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由于行业碳排放量E可能影响行业产出Y和FDI变量，故（7）式中的Y和FDI也可能存在内生性，故用滞后一期的Y和FDI变量来替代原模型（B1）中的变量，此时模型用B2表示对模型B的相关检验表明，对模型B2、B3中的相关变量进行相应处理是合适的。
。
类似A3的做法,我们用当期和前两年FDI的移动平均值替代模型B2中的FDI，此时模型用B3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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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剔除异方差问题对估计结果的有偏或不一致影响，本文采用面板修正标准误得到t检验值作为判断变量显著与否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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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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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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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行业数据以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为口径，FDI则以“三资”企业为口径；数据主要来自2000-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
所有涉及到价值形态的数据，均采用2000年为基期的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或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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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数据的一致性和可得性，本文不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其他采矿业”、“木材和竹材采运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和“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的行业数据，最终采用中国1999-2008年35个工业行业的350个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35个工业行业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8%，碳排放量占到全部工业总排放量的96%，本文认为它们能较好的代表FDI的技术效应对工业行业碳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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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变量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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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并无官方的行业碳排放的数据，现有研究主要采用能源消耗量的估算值。
借鉴陈诗一［11］的做法，根据IPCC提供的各种燃料的碳排放系数和净发热值，得到各种燃料的碳排放系数；用各行业燃料（包括煤炭、原油、天然气、燃料油、汽油和柴油等六种燃料）消耗的实物量乘以相应的碳排放系数，加总得到各行业的碳排放量（E）。
碳排放强度（EI）则为碳排放量除以相应的行业产出（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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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产出方面，由于工业生产中的碳排放主要源自中间投入品的使用，并借鉴陈诗一［11］、李小平和卢现祥［8］等做法，本文也用各行业工业总产值表示行业总产出（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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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测度行业结构的指标主要有两类：
Cole等人［2］、李小平和卢现祥［8］等采用资本密集度；JieHe［14］则构造了相应的行业结构指数。
考虑到理论模型的相似性，本文亦采用行业的资本密集度来代表行业结构（S）的变化。
各行业资本密集度为该行业企业的年末固定资产净值除以当年行业企业从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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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R&D投入方面，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科技活动内部支出或者行业人均科技活动内部支出表示［4］。
由于部分年份工业增加值的缺失和R&D统计口径的变化，本文用大中型企业的单位科技活动人员的科技活动内部支出来替代行业的R&D投入强度（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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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通常使用外资的份额指标来衡量FDI企业的技术溢出，主要有：
外资企业职工占行业职工的比重、外资企业的产出占行业产出的比重、外资企业的销售额占行业销售额的比重等。
通常认为，不同的指标反映FDI企业对行业内企业不同的技术溢出渠道［5，15］。
若以外资企业职工占的行业职工的比表示FDI的技术溢出，通常认为FDI企业是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对行业内企业产生技术溢出；若用其产出（或销售）占行业产出（销售）的比来表示FDI的技术溢出，则认为FDI企业是通过竞争或示范效应对行业内企业产生技术溢出。
为深入考察FDI企业不同溢出渠道对行业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借鉴亓朋等［5］的做法，选用两种指标衡量FDI的技术溢出对行业碳排放技术的影响：
行业内“三资”企业年平均人数占行业年平均职工的总人数的比重（FDIp）和行业内“三资”企业年销售总额占行业年销售总额的比重（F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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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规模方面，应用比较广泛的指标有：
行业企业的平均工业增加值、行业企业的平均总产出和行业企业平均职工人数［2，8，16］。
由于部分年份的工业增加值数据缺失，且行业企业平均产出与行业结构（S）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故用行业企业平均职工人数代表行业的企业规模（SZ）。
本文用全年行业平均职工人数除以行业企业个数得到行业企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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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量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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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变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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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给出了相关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由表可知，不同排放强度行业在产出、RD投入和企业平均规模方面，并无较大差异；而产业结构、外资比重方面差异较大。
与低排放行业相比，高排放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较高，且其行业的外资比重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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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给出了所有解释变量的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
可以看出，本文所选取的解释变量间没有严重的线性相关关系；且本文选取的两类衡量FDI技术溢出的指标间有较强的线性关系，说明其均有较强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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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计量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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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行业外资销售比重反映FDI的技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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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给出了FDI变量为外资销售比重的分析结果，本文用此考察FDI企业的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对行业碳排放的影响。
所有的FDIs系数均为负值，与理论预期一致，表明FDI企业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了行业碳排放技术。
A1是以当期FDI变量进行估计，变量FDIs对全行业碳排放强度有一定的降低作用，但统计上并不显著；A2、A3中的FDIs变量的影响系数明显增大，显著性均达到1%水平，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且滞后1期最大；B1、B2和B3模型中FDIs系数的变动也表明了类似结果。
可能是因为，行业内企业需要一定时间来吸收FDI企业的技术溢出，但吸收和利用技术的速度较快,故滞后一年的FDI对行业碳排放降低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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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知，行业资本密集度与碳排放显著正相关。
这是因为，资本密度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资产设备的投入和更高的资源、能源消耗，从而导致更高的碳排放。
RD投入与碳排放显著负相关。
这与F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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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den等人［1］的研究结果类似，行业RD投入的增加有助于生产效率和技术的改进，带来行业碳排放的降低。
企业规模与碳排放则存在一定正相关。
这与的Cole等人［2］的研究结果类似，企业规模的扩张并没有促进碳排放效率的提高，表明中国企业在碳排放方面可能并不存在规模经济。
行业产出则与碳排放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当前中国工业主要是能源、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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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行业外资人员比重反映FDI的技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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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是采用行业外资人员占比表示FDI技术溢出的回归结果，本文用此考察FDI企业的人员流动效应对行业碳排放的影响。
变量FDIp与碳排放呈显著负相关，说明FDI企业通过人员流动效应渠道显著地降低了行业碳排放；表4中各模型FDIp的影响系数均显著强于表3中对应FDIs的影响系数，表明在技术影响渠道上，FDI企业的人员流动效应显著强于其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
原因可
能是，内资企业对FDI企业的模仿更多是停留在外观形式、设计水平；而在核心技术方面，内资企业并无较多的技术溢出获得［17］；FDI企业的竞争效应虽可迫使内资企业去提升技术、降低成本，但中国能源、资源价格长期偏低的现实很难激励其在此方面进行更多R&D投资［1］。
而FDI企业的人员流动效应则更为直接的带来内资企业的生产技术、流程和管理的提升，促进行业碳排放技术的显著提升［18］。
表4中的回归结果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时滞，其他变量的系数无较大差异，表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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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行业差异比较分析的影响,其中前四列为高排放行业的估计结果，后四列为低排放行业。
由表可知，FDI对不同行业碳排放技术的影响迥异：
在高排放行业，无论是FDIp变量还是FDIs变量，其系数虽为负值却不显著；而在低排放行业，两类FDI变量均与碳排放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在高排放行业，FDI可能不存在显著的排放技术溢出；低排放行业则相反。
原因可能是，FDI企业的技术效应对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规模门槛”，只有当行业内的外资规模达到一定份额后，内资企业才能较为便利的获得FDI企业的技术溢出，进而带来碳排放的显著下降。
如图1所示，研究期内低排放行业的外资进入度一直明显高于高排放行业，使得低排放行业FDI的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更加显著。
表5各模型中FDIp的影响系数亦显著大于FDIs的影响系数,也验证了以上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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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
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
行业结构方面，高排放行业资本密集度的提高显著增加了碳排放；而低排放行业的影响系数却相对较小，且不太显著。
Cole等人［2］的研究表明，中国工业行业的排污强度与其资本密集度呈显著的正相关。
如图1所示，高排放行业的资本密集度普遍较高，故其资本结构的强化必然带来更高的碳排放。
高排放行业的RD虽与碳排放负相关，但并不显著；低排放行业的RD则显著的降低了碳排放水平。
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类似：
F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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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den等人［1］的对中国的研究表明，R&D投入的增加对高资本密集行业能源消耗强度的降低并无显著效果。
企业规模对对两类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影响方向却有所差异。
行业产出方面，高排放行业产出的增加将导致碳排放量的显著增加；而低排放行业产出虽与碳排放量正相关，但系数相对较小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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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诗一［22］的研究表明，高排放行业产出的增长更多的是依靠能源和资本投入，故其增长将带来更高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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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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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使用两类反映FDI企业对行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变量指标，并对相关行业按照排放强度进行分类，实证检验了FDI技术效应对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①全行业的研究表明，行业内FDI技术效应对全行业碳排放具有明显的降低作用。
②从FDI技术效应的影响渠道来看，无论是人员流动效应还是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FDI企业对行业碳的下降均存在积极影响；但在影响强度上，人员流动效应更强一些。
③分行业的研究表明，低排放行业FDI技术效应能够显著降低行业碳的排放，而对高排放行业的积极影响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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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结论和实证结果，本文认为以下几点建议值得参考：
①应继续加大外资的引进力度，积极发挥FDI企业的技术效应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促进作用。
具体而言，应当着重加大高碳排放行业的引资力度，保持低碳排放行业的引资水平。
②国内企业在模仿、吸收FDI企业的技术时，应当重视FDI企业核心技术的获取，有效利用FDI企业示范和竞争效应渠道的排放技术的溢出；社会也应当创造条件，提高内资企业的待遇、改善国内创业环境，鼓励外资企业的员工到内资企业工作或者自主创业，更好地利用FDI企业人员流动效应渠道的排放技术溢出。
③应当积极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改变当前产业一味重化工业的趋势，降低相关行业的资本密集度水平；生产模式方面，要积极转变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让经济增长转变到更多的依靠技术进步的“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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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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