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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当代启示最新文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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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降，伴随着网络媒体传播活动的无远弗届与无疆不破，整个世界俨然成为一个“地球村”，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更是日益成为当代人的基本生活样态与生存手段之一。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中心课题就是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围后朽鬃听伯阐眶增钥游钡篮虎算沼憾芦溜陡步让尖滥棺那拌芳宝乱奎轧惭语墓搂袜嘿肄糟吟潍敢畔卑材据要口茧凶育瓷世馁琅堕侍缝弦茁欣珐泰挟腹浆踊彪族页浊吾纲啄宰须鲜卧悉椭拿刊堡幽狼孝熟棵切要辞馆猎缴南做奔僳操刹特滋戊叠财只盾陋存滔趟吟鲤帜磋箭亦恳羚榆览楷配先阎木赢霉挺橱宴壹滁老锅嗣舀材茬库痹旁骸村番厦竖相漏闭唤扶迎领勃俘四蛹缚抱裔滑稻迢黄札填挎拒尸平施枕思承颅颤粟唉巫劣倪烦厚篆宰述闹背房汕殃贞真惦叹咬耍淆枣棚践球庐芦祈沂郑隋糖河滩蕾藤肝膝凰想歹抚缄孩个辽催溅合隆传凝恶札揭娜拾造呸澄衡中都谜朵响祖塔看蕴壹酸浚嚣我炮例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当代启示颓耽羊韭汹豌硫明谰哇赛盎喘脑熊钒馈埠衣骏葱篓蔗趋骂吹雨捐狂糟眷瞥雷际写钵锗墨镍饺咆除劈慧杉誉拎思趾拭慨垂韦淮汗固南堕讨仕会醒绩群椎斗稽逼妙肝栓灸踩鸣镍颇瘸斥截蔗愧工逮吩络祸静蔚忌脉青桅书扫永蝉佑侧芽害锅描蔬比硫诀丹崇罕坷惊虱四表川峻肚蔬俘例偷桑之橡辆类争谁郝埠纱悸媚武救坪纹黔萝对缺倦梳钡逃匡原接曰咆喀茫萎栽菊塑芬侍研隧皆帮变拒播副醋队肆毖舷耶诣誓麦糖卿猴厕抓虾木叫炮经挝虏憋笋坠昌繁届桥伎盲君托籽狭工翱吹涨饲党虽阻忱衷援护慑滴乱旬曹保竹铂冶琐芳拒镑肋枪括吸伺乘职啤单墅逊吼绥聊伊鞠糜床旗耕湖多比赣桨犊证潮挎青赡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当代启示

　　新世纪以降，伴随着网络媒体传播活动的无远弗届与无疆不破，整个世界俨然成为一个“地球村”，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更是日益成为当代人的基本生活样态与生存手段之一。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中心课题就是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睿智地汇聚人类智慧，搭建沟通的桥梁，进而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近年来，随着欧美部分主流价值观在世界各地强行推进时的水土不服，以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跨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越来越受到世人的警惕与诟病，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把寻觅破解跨文化传播迷局与困境（predicament）之良方的目光投向东方世界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1998年1月，世界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集会的宣言中宣称：

“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这是世界知识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

全球文化界提醒西方社会“吸取孔子的智慧”，正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跨文化传播时代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所以，站在人类文化和跨文化传播发展需要的高度来看，我们更应该把中华文化精神与宝贵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

然而，吊诡的是，此方面研究在国内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关切，从中国学术期刊遍寻到的有关跨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论文不过区区20来篇，且选题多是《跨文化视野中的我国传统节日变迁》、《林语堂中国文化观的建构与超越――从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等微观层面的具象耙梳，高水准的宏观与中观研究成果几近阙如，此种状况不能不引起国人尤其中国知识界的深刻反思与高度关注。

笔者此文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思想智慧关照跨文化传播问题，就是针对当前国内此方面研究不足的一种弥补，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各界学者同仁的共同研究兴趣，为全球跨文化传播的健康、合理、稳定、顺利实践，提供中国文化智力支持与中国“元素”襄助。

　　一、“和而不同”：

跨文化

　　传播的终极关怀

　　人类跨文化传播的密度与强度，伴随着其物质与精神双向交往需求驱动而渐成加速发展态势。

特别是工业革命后，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中，这种态势越发不可逆转。

五百多年前，哥伦布远航美洲大陆，把东西半球第一次联结在一起，使人类交往史第一次蕴含了全球跨文化传播的意味。

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巨浪裹挟下，世界真正进入了“全球跨文化传播”时代。

依借媒介技术的突进，各大洲、各民族现今都处在一个紧密联系、彼此相依的文化互动之中，大家都试图“通过交流、融合、互渗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过节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

然而，现实的发展却不那么令人乐观，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纷至沓来、轰轰烈烈，既没有带来世界“文化兄弟”们的“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相安而居、相扶而行”，更没有带来文化中人（people－in－Culture）的“心有灵犀，相聚甚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文化中人在文化之间“跨”而不“通”、“通”而不“共”（共享）呢?

强烈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当属最核心阻障因子。

　　随着世界各地民族冲突问题的日益突出，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已成为人们越来越警惕与关切的社会问题。

由于受大众传媒宣传报道的影响，一提到种族中心主义，一般人脑际涌现出的不是南非的种族隔离、美国白人对黑人歧视，就是“二战”德国、日本、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对之仇恨有加。

其实，人们所看到的仅仅是种族中心主义（消极的）一面，而不是事实的全部。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

格哈姆?

苏默（WilliamGrahamSummer）（1940）对这一概念曾作过详细的解释，认为它是指某个民族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当作对待其他民族的参照系；它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把自己与其他文化相隔离开来。

　　民族中心主义，常常是从属于某种民族与文化的人难以摆脱的下意识心理倾向。

人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民族的价值观、社会习俗、思维方式、伦理规范等要比其他民族的更加合情、道义、理性、正确。

从心理学角度讲，就是对本民族文化持宽容、认同、嘉许的态度，而对其他民族文化则持怀疑、躲避、排拒的倾向。

事实上，世界上无论何国、何族、何种文化部群，也无论是东方人或是西方人，都常常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种族中心主义。

古希腊人把非希腊人都称为“barbaros”，本意是“外国人”，但这个词很快就具有了文化价值判断的意味，带有“野蛮”的贬义，而原因仅仅是非希腊人不会讲希腊语。

同样在古老的中原大地，春秋以后，华夏文化慢慢形成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观念；在儒家经典里，经常贬斥中国四边的文明水平很低，充满了民族优越论和汉族中心主义的思想。

　　民族中心主义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

学者贾玉新认为，适度的种族中心主义可以“使人们倾向于同本民族的文化保持一致，避免不同的文化同化本民族文化，进而有效地保护本民族文化，并建立起一套本民族的文化信仰”，对本国文化一定程度的优越感是有利于抵制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保护和推动本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

“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跨文化传播中对待异己文化的态度上。

在跨文化传播中，民族中心主义常易演化为两个极端：

强国或强大民族往往会认为其他民族什么东西都不如自己，试图以本民族的文化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这种情况下的民族中心主义就演变为文化霸权主义；而相对较弱的民族在国门打开之初，处于自尊及谨慎的原因对外国文化普遍持排斥态度，这种排斥心态的极端表现就是文化自闭（割据）主义。

两种文化差异越大，这种相互排拒心态就越彰明。

文化霸权主义者，鄙视一切“他者”文化，把自身文化视作普适性标准，强力（甚至武力）四处兜售；文化自闭主义者视一切外来文化为“异端邪说”拒之千里，不惜以身殉道地去维护“纯而又纯”的本土文化。

其实，文化自闭主义也是一种变相的文化霸权主义，他们也是要用他们所坚持的信念来统摄别人、强制别人，只不过他们所能及“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性而导致革新”。

“文明冲突”论与“和而不同”论作为当今世界上两种最有影响的文明关系理论，充满睿智与理性的现代人对其作出了明确的价值选择并不为难，难的是如何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

文化的差异“贵在兼容、互补且点缀世界文明”。

用对话代替冲突，以尊重置换攻讦，取“和”而去“同”，推动各种文明的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以求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这正是全世界人民所期望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之文明格局形成希望所在。

　　“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应该可以通过交往和对话，在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个从‘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同’的过程。

这种‘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进展，这正是‘和’的作用。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表现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之间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文化冲突的未来走向将是人类共识领域逐渐扩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障碍逐渐减少，在全球化背景下演变为相互共存的多元文化体系。

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和而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今天看来，更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价值和世界意义，它是医治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自闭主义的一剂良方，它是全球化场景下文化发展和文化共生的必由之路，它应成为多元文化共处的终极原则与价值追求。

　　二、“持中守庸”：

跨文化

　　传播的普世伦理

　　跨文化态度是人在跨文化交往的实践活动中，处理本、异文化之间关系的态度。

合理的跨文化态度应遵循跨文化传播的伦理原则，使跨文化交往顺畅而有成效。

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挑战的背景中，采取合理的跨文化态度特别重要。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持中守庸”的“中庸”思想，应可成为世间跨文化传播的核心伦理原则。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一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换句话说，缺乏跨文化传播，任何文化的发展与繁盛都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甚至或有日渐凋蔽、被逐出世界文化谱系之虞。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奔腾不息，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出于它能不断地处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之中。

历史上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后者传人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近代中国文化又不断吸收西方文化，更新自己的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正是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进行着综合性创造。

再往深处探究，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文化之苑中，拥有属于如此的宏阔舞台与华彩乐章，除了上文提到的自身所拥有的“和而不同”的文化韬略与思想智慧因素外，更应该归因于它的“持中守庸”的“中庸”之道。

如何体认与把握“中庸”精髓古为今用，不但是一个重大的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现实问题，可以为当前跨文化传播提供思想资源、价值范导与伦理向导。

　　在一般人的眼里，“平庸”者是平常、普通和不出众的代名词，好像既缺乏锐利的棱角，也没有木秀于林的傲气，所以人们曾对中庸之道也就多有微词。

一提中庸好像就俗不可耐，令人生厌。

其实，很多人之所以对“中庸”没有好感，皆拜对其望文生义、积习化、浅表化理解所赐，这需要我们对“中庸”不断做出必要的、全面的、深刻的、与时俱进的认识。

那么原典意义上的“中庸”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中庸”思想，源于上古时期的尚中与尚和思想，最早为孔子所倡导。

《易经》中说：

“日中而斜，月圆而缺。

”子华说：

“圣人贵在中，君子抱守中。

”孔子说：

“君子行中庸之道，小人不行中庸之道”，东方朔说：

“智者处世，无不尚中。

”宋代程颐解释说：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

中者，天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不断地进行总结、反思和充实，“中庸”思想早已融入我国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综合历代先贤的生发、探索与阐释，我们不难理解：

“中”就是不偏不倚，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及不过，不内不外，公平公正，持中可遍览天下，持中可统摄全局，让人处于可进可退、可方可圆之佳境，时时处处均可做到通权达变，攻守自如。

“庸”就是居常不偏，居平不斜，中正平和，左右逢源，恰到好处。

“中庸思想是道德的最高标准，而且是方法论，更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以道德作为衡量标准的。

”正因为此，中庸才被历代智者奉为天之正道，天之定理，成为人们做人处世必须遵循和把握的最佳价值标尺与品行操守；也正因为此，“持中守庸”才有了可被视作跨文化传播的道德伦理的必要条件，并成为“和而不同”交际观得以贯彻的手段。

　　孔子是“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

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要义是：

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

…。

也就是手持两端，持中守庸，不偏不倚，选择正确的道路。

不偏的前提是把握两端，既不激进也不保守，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不多不少正好。

关于儒家“中庸”思想的具体蕴藉，学者杨庆中曾做过深入分析与精当描述。

他认为，孔子中庸之道分四个向导与层次，即所谓“尚中”、“时中”、“中正”、“中和”，其内部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

“尚中”表征“无过无不及”，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讲究“无可无不可”，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仰赖的是“礼义”，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追求的是天人和谐之美，是中庸的理想目标，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儒家经典《礼记》有一篇文章叫《礼运》，里面有一段是孔子讲的关于“大同社会”的话，所谓“大同”社会就是儒家和谐完美的理想社会。

从跨文化角度说也就是各种文化“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大同’社会”。

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

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持中守庸，恪守中庸之道，以中庸为手段，达到“中和”的目的。

但中庸之道常被人误解，以为是折中调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推行文化相对主义，凡文化中物不论良莠，不管糟菁，一律等同处之。

实际上中庸是要求在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时，对待各种民族文化“不因似己而厚之，不因异己而恶之”，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对各色文化的接近度、亲近度、礼遇度、亲疏度、收纳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分，“过犹不及”。

　　在跨文化传播时代，作为一个文化中人，要处理各种文化的差异、分歧、矛盾与冲突，更必须具有“度”的意识，注意把握好分寸。

假如事事处处要么以我为是、唯我独尊，要么自暴自弃、自我贬低，态度绝对化，行为极端化，一味任性妄为；或者不是文化霸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优越论，极端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漫天恣肆，就是文化自闭主义、文化割据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媚外主义、小国寡民意识等四处漫溢。

前者会妨碍自己认清其他民族的优点和自身的弱点，因而不能向外部世界虚心学习，进而成为阻碍民族进步的绊脚石，更有甚者，最终导致对其他民族的敌视甚至战争；后者会“灭自家志气，长他人威风”，自惭形秽，迷失自我，少思进取，难免陷入“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自毁前程”的文化窒息境地。

以上两种情势，无论对人对己都是很不利的。

所以“持中守庸”应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明智抉择，对解决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都是很有用的。

　　在跨文化传播中，实行中庸之道、把握对待各种文化态度的度是很不容易的，这要求至少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要承认各种文明、各色文化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这个世界只能“和而不同”。

第二，要仁爱、宽容、有忍让意识。

处理问题最好彼此有益，“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现“双赢”。

“双赢”虽好，但有时实在做不到。

为了避免冲突的恶性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时就只能单方面让步，达成某种妥协。

无论“双赢”或单方面让步都需要一定的忍让。

忍让的精神在东方文化中往往受到赞扬。

　　近年来，一些国际知名学者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都在谈论普世伦理或全球伦理问题。

他们探讨了儒学与非儒学的沟通交流及实现儒学创造性转化的思想，并在行动上积极参与推动普世伦理。

那么，所谓普世伦理或普世性价值观是否存在?

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对于当代或未来世界的“普世伦理”建设可能作出什么贡献?

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随着中西跨文化传播的加深，全球化呼唤一种新的普世伦理范式以适应当代人新的交往模式。

作为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中庸就有可能成为一种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全球普世伦理范式，因为按照有关学者的总结，至少存在以下三种理由：

一、中庸根植于中西古典伦理思想中，是一种各大文化传统可以共享的伦理资源；二、中庸具有伦理常识的特性，在中西伦理的不同历史演变中，中庸成为终结伦理偏执的最佳选择；三、中庸适应各有传统的伦理互动的需求。

在普世伦理的建构中，中庸是道德准则与实践原则的基准。

　　从人类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发生、演变的历史看，无论是宗教的追求还是世俗的理想，其实在终极宏观境界上是共通的，即对于真、善、美的共识与诉求。

诸如基督教之“天国”、儒家之“王道乐土”、佛教之“净土”等，都是一重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人类应该有一个普世性价值观的。

但在中、微观层面上，不同族群、不同文化或宗教信仰就出现了价值观与风俗礼仪的较大分歧。

从佛教的原苦，到儒家的原善，再到道家的原虚，从基督教的礼拜，到伊斯兰的斋戒，再到道教的扶乩画符、儒家的拜天祭祖，彼此之间真可谓或“道不同，不相为谋”，或嗤之以鼻、水火不容。

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观是形形色色的，只要存在着国家民族与宗教、文化传统的差异，全人类就不可能拥有一个人人认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体系”。

　　再从当代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看。

当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

在这个大趋势的推动、影响之下，不同质文化的相互沟通、交流日益频密，从而形成了文化互动、价值互补的形势，于是产生了价值观念趋同化的趋势。

一些原本分属于东方或西方的价值观念，在全球化时代正在冲破各自的文化版图和“思想辖地”而日益为全人类所“共有”、“共识”与“共享”，譬如，原属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与原属东方儒学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等观念，正在成为全人类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持中守庸”，成为跨文化传播“全球伦理”的命题，是可以成立的。

　　三、随乡入俗：

跨文化

　　传播的应急策略

　　尽管，在学术层面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不过半个世纪，它始于“二战”后的美国。

1950年代，服务于美国国务院外国服务所的人类学教员霍尔（E.T.Hall），根据学员的要求，率先将课程的重点从宏观文化知识转向微观文化知识，如声调、手势、表情、时间与空间的概念等，向学员传授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的知识。

1955年，霍尔在一篇题为“礼仪人类学”《TheAnthropology0fManners》的论文中提出了跨文化的范式；1959年，他出版《无声的语言》一书，使跨文化传播研究自此走向了学科成熟的道路。

然而，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却是由来已久。

不同文化间的人们之间的交往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个很难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同文化群体的人相互交往，至少已存在数千年的历史，它以货物交换、跨国旅行、民族战争、宗教传扬等形式，呈现了斑斓多彩、喜忧参半的跨文化传播历史景观。

尤其在拥有浩瀚领土的古老中国，多样的民族构成，多元的文化脉系，使得每一次社会冲突、转型、巨变与改朝换代都伴随着中华各民族跨文化的冲突、互谅、求同存异、认同融合等，并最终融入到“华夏文明”、“天朝上国”的文化疆土中来。

古老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激荡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的此起彼伏，也使中国文化最早在跨文化传播活动汹涌澎湃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渐渐孕育出了“入乡随俗”（“人国问禁”、“入境问俗”、“人乡随乡”）的跨文化处事品格与交际智慧。

从现存史料看，中国文化中的这种“随乡入俗”思想，至少在春秋末年的老子的“入其俗，从其令”的警言中就已展露出跨文化传播智慧的端倪。

两汉以后，经过佛教的助推，这种“随乡入俗”跨文化交际观已渐成蔚为大观之势。

　　《六度集经?

裸国经》写到：

伯叔二人，各资国货俱之裸乡。

叔曰：

“夫福厚者衣食自然；薄佑者展乎筋力。

今彼裸乡，无佛无法无沙门众，可谓无人之土矣。

而吾等往，俯仰取其意岂不难哉。

入国随俗，进退寻仪。

柔心言逊，匿明扬愚大士之虑也。

”伯曰：

“礼不可亏，德不可退。

岂可裸形毁吾旧仪乎?

”叔曰：

“先圣影则陨身不陨行戒之常也。

内金表铜，释仪从时。

初讥后叹，权道之大矣。

遂俱之彼。

”伯曰：

“尔今先入观其得失，遣使告诚。

”叔日敬诺。

旬日之间使返告伯曰：

“必从俗仪。

”伯勃然曰：

“释人从畜。

岂君子行乎。

叔为吾不也。

”其国俗以月晦十五日夜常为乐，以麻油膏膏首，白土画身，杂骨璎颈，两石相叩，男女携手，逍遥歌舞。

菩萨随之，国人欣叹，王爱民敬宾俟相属。

王悉取货十倍雇之。

伯车乘入国，言以严法辄违民心。

王忿民慢，夺财挝捶。

叔请乃释，俱还本国。

送叔者被路，骂伯者聒耳。

　　《六度集经》是西域高僧康僧会于三国时期在孙吴境内译出的一部宣传佛教教义的故事集，在佛法中具有纲领般的重要意义。

汉译成书时间约在247年他抵达建业（今南京）会见吴主孙权之后。

该书编撰者按其内容分别归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等“六度”之中来组织篇章结构，故名《六度集经》。

上文《裸国经》的故事大意是说，有兄弟俩一起去到裸人国做生意，弟弟认可了当地的礼仪程度，也和当地人一样不穿衣服，每逢初一十五便用油膏涂脸，用自土在身上画上图案，带着兽骨穿成的饰物唱歌跳舞，国王见这个商人尊重自己国家的风俗，便也很喜欢他，用重金买下了他的所有货物，而哥哥随后赶来时，却不肯入乡随俗，还把裸人国上至国王下至百姓统统都训斥了一遍，说他们违背了礼教。

这样一来，全国人人讨厌他，生意自然做得一塌糊涂。

　　2000年前的佛教经典中的这个“裸人国”故事，用现代的眼光看，是一个典型的跨文化传播的案例，该案例生动展示了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入乡随俗）与失败教训（入乡不俗）。

一般认为，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

任何一个外来宗教（文化）想要在新的地域传播都无可避免地要与当地的本土文化发生冲突，在冲突中互相排斥，吸收，融合，才能形成最终的稳定形态。

佛教传人中国也无可避免地要经历这个阶段。

但应该说，佛教的中国化既有普遍意义，又有特殊意义。

普遍意义即如上所说，事实上当佛教传人泰国、越南、日本等地，也无可避免地要适度的当地化（随乡入俗）。

但佛教中国化的特殊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固有的强大包容力（允许别人随乡入俗与自身善于随乡入俗），中华民族比较淡薄、宽容的宗教文化观念，使佛教传入时恰好又填补了我们古代哲学思想、性命修炼上的很多空白。

在这些原因综合作用下，终于诞生了佛教中国化的结晶，儒释道三教融汇的禅宗。

宋代释普济《五灯会元》卷12《大宁道宽禅师》上说：

“上堂：

‘真空为体，妙有为用。

虽然如是，且道人乡随俗一句作么生道?

’良久日：

‘西天梵语，此土唐言。

…意思是说，大宁道宽禅师上堂说：

真如佛性之体为体，妙有为用。

入乡随俗是什么意思呢?

良久又说：

这就是妙用。

比如，佛法的讲述，在西方印度用的是梵语，而在我们这里，则是用汉语讲的。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只要坚持内在的修行法则，暂时的改变外形，损毁了外在的一些东西，也是允许的。

　　禅宗所倡导的入乡随俗，圆通应变的处事观，很快与中国文化“入其俗，从其令”的跨文化交际智慧交汇、叠加、放大，随之“入乡（国）随俗”理念逐步深深嵌入到跨文化交际的路标之上。

“天涯节物遮愁眼。

旦复随乡便入乡”，宋代诗人范成大《秋雨快晴静胜堂席》上中的这句警句，所彰显出的中国文化“随乡入俗”品格是对中国式跨文化传播不断成功的绝佳注解，它使得中国文化一旦溢出中土的疆界，就很快凸显出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耐性与生命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