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尹文子》全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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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尹文子》全译
17《尹文子》（全译）
尹文子
17《尹文子》
尹文，战国时期齐国人，「宋尹」学派始祖，生平不详，大致活动在齐宣王、愍王之际，与宋钘、田骈、彭蒙等齐名。
流传于世者唯《尹文子》一书,先秦论法术和形名的专著。
大道上
大道无形，称器有名。
名也者，正形者也。
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
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也。
大道不称，众有必名。
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
名生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
[译]大道没有具体的形状，有形状的事物都有相应的名称。
名称是判定客观事物的依据。
正因为判定客观事物的依据取决于名称（那么名称是不能有差错的。
所以孔子说:
“一定要纠正不恰当的名分。
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
”大道没有相应的名称，万物一定有相应的名称。
从没有名称的大道中产生出来的万物，都具备各自的形状特征。
由于名称产生于各种形状的事物中，那么众多的名称应当与各种具体事物相对应。
（贵道）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
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
老子曰: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
”是道治者，谓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
[译]用大道治理国家，那么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学说自然就会被废弃。
而用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学说治理国家，也不能离开大道。
老子说:
“道是万物的根本。
它是善人的法宝，也是不善人所要保持的。
”用大道治理国家的人，被称为善人;凭借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学说治理国家的人，被称为是不善人。
（贵道）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
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
故穷则徼终，徼终则反始。
始终相袭，无穷极也。
[译]用道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法制，用法制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权术，用权术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权力，用权力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权势。
权势用尽了再反过来用权力，权力用尽了再反过来用权术，权术用尽了再反过来用法治，法治用尽了再反过来用大道，用大道治理国家，就会达到君主无所作为而天下大治的效果。
所以说事物陷入穷尽就发展到了终点，发展到终点就会返回到开始的地方，这样开始和终点互相循环因袭，永远没有穷尽。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
[译]有形状的事物必定有名称，有名称的事物不一定有形状。
（法治，立衡）名有三科，法有四呈。
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
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
[译]名有三种类型，法有四种表现。
名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事物的名称，如事物的方、圆、白、黑等;第二种是诋毁、赞誉的名称，如善、恶、贵、贱等;第三种是形容的名称，如贤能、愚蠢、爱慕、憎恶等。
法的四种表现:
其中第一种是永恒不变之法，如君臣关系、上下关系等;第二种是教化之法，如道德品行修养得好与坏、风俗习惯的同与异等;第三种是治理民众之法，如奖赏有功的、惩罚犯罪的等;第四种是平准之法，如制定法规、统一度量衡等
（权位）术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窥;势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为。
[译]权术是君主所秘密使用的法宝，臣下不能随便窥测;权势是制定法令的有力武器，臣下不能随便利用。
人君有术而使群下得窥，非术之奥者;有势而使群下得为，非势之重者。
[译]君主所采用的权术，如果让臣下窥测到，这种权术便不是深奥莫测的了。
君主所利用的权势，如果被臣下随便利用，这种权势就没有份量了。
（名分）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
无名，故大道无称;有名，故名以正形。
今万物具存，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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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子
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
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
善名命善，恶名命恶。
[译]名称是用来命名事物形态的，事物的形态是与名称相对应的。
没有名称，大道就无法以名相称;有了名称，能用名来匡正各种事物的形。
现在世上万物都是客观存在，如果不用名来区分它们，就会发生混乱;世上各种名称都摆在那里，如果不用形来与它们对应，就会出现偏差。
所以，形与名的关系，不能不认真加以辩正。
（名分）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
圣贤仁智，命善者也;顽嚚凶愚，命恶者也。
[译]用好名称命名好的东西。
用坏名称命名坏的东西，所以好的东西有好名称，坏的东西有坏名称。
圣贤仁智，是用来命名好人的;顽嚣凶愚，是用来命名坏人的
（名分）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
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
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
今亲贤而疏不肖，赏善而罚恶。
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
我之与彼，又复一名，名之察者也。
名贤不肖为亲疏，名善恶为赏罚，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
故曰:
名称者，不可不察也。
[译]名称是用来区别不同事物、检查形名关系的。
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运用得当就能成功、运用不当就要失败的。
失败是因为名分混淆不清，成功是因为名分明察清晰。
现在人们亲近贤能之人，疏远不肖之徒，奖赏道德品行好的人，惩罚犯罪的人。
贤能之人、不肖之徒、品行好的、犯罪的，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名称;亲近、疏远、奖赏、惩罚，这都是人们所采取的主观态度。
人们的主观态度与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名称，这就把两种名称区分清楚了。
如果把客观存在的贤能之人、不肖之徒与人们所采取的亲近、疏远的态度混为一谈，把品行好、犯罪与奖赏、惩罚混为一谈，把客观存在的事实与人的主观态度不加区别，这就把名称搞混乱了。
所以说，对名称是不能不审察清楚的。
（法治，立衡）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
万事皆归于一，XX皆准于法。
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
如此则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
[译]所以人们用尺度来计算物体的长短，用量器来测量东西的多少，用秤具来称量物体的轻重，用律吕来辨别音乐的声音，用名分来考查事物的虚实，用法制来规定国家的治乱，用简明来治理烦琐疑惑，用变易来排除危险和困难。
把万事万物都归结为一个道理，各种准则都用法律作准绳。
万事万物都归为一个道理，这是最简要的方法;用法律作准绳，这是最便易的措施。
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顽固、愚蠢、耳聋、眼瞎的人就可以与开明、智慧、耳聪、目明的人一样，共同治理国家。
（使众）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备能于一人，则贤圣其犹病诸。
全治而无阙者，大小、多少，各当其分;农商工仕，不易其业。
老农、长商、习工、旧仕，莫不存焉，则处上者何事哉,
[译]天下的事情各种各样千差万别，不能要求一个人什么都会做。
如果要求一个人什么都会做，即使是圣贤之人也办不到。
如果要使国家得到全面的治理而没有欠缺，就应使事情的大小多少方面都恰如其分，农民、商人、工人、官吏，都各守其业。
如果有经验的老农和擅长经商的商人，熟练的工匠和老练的官吏，都发挥自己的专长，那么处在上层的统治者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亲自做呢?
故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弗为。
君子非乐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
君子非乐有为，有益于事，不得不为。
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故明主任之。
[译]因此，有些话虽然有道理，但对治理国家没有好处，君子绝对不说;虽然有能力，但对成就事业没有好处（君子绝对不做。
君子不是乐于好说，而是因为对治理国家有好处，不得不说;君子不是乐于好做，而是因为对成就事业有好处，不得不做。
君子所说的话，不外乎名、法、权、术方面的内容;君子所做的事，不外乎农业生产、战争打仗方面的事情，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
2
尹文子
（大言）故古语曰:
“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
工匠不能，无害于巧;君子不知，无害于治。
”
[译]古话说:
“不知道并不能妨碍一个人成为君子，知道也不能阻碍一个人不是小人。
工匠不能做别的事情，并不妨碍他是能工巧匠;君子不知道其它事情，也不妨碍他能治理好国家。
”
（大言）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
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
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所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
[译]自己做善事使人不能跟从，这叫独善;自己做事精巧让人不能跟着学，这叫独巧。
这两者都没有穷尽善与巧的道理。
自己行善也能使众人跟着行善，自己做事精巧也能让众人做到精巧，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
所以圣人治理国家的可贵之处，不在圣人能独立治理国家，而在圣人能与众人共同治理国家。
能工巧匠任的可贵之处，不在他个人做事精巧，而在他能与众人共同做事精巧。
（盛德之世）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
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
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
是以圣人任道以夷其险，立法以理其差。
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
能鄙不相遗，则能鄙齐功;贤愚不相弃，则贤愚等虑。
此至治之术也。
[译]现在的人们，行为总想表现出自己特别贤惠，做事总想表现出自己特有能力，论辩总想表现自己才能超群，勇敢总想表现自己无人相比。
行为独贤，不足以教化万民;做事独能，不足以完成各项工作;论辩超群，不可能做到家喻户晓;勇敢无比，不可能上阵与众敌应战。
大凡这四种情况，是国家产生混乱的根本原因。
因此圣人用道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确定法律来处理各种差异。
使贤人和愚人不互相抛弃，使能人与庸人不互相舍弃。
能人与庸人不互相舍弃，那么能人与庸人就会同样取得成功;贤人与愚人不互相抛弃，那么贤人与愚人就会共同考虑国家大事，这是最佳的治国权术。
（名分）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
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
私不行，非无欲;由分
天下之士，莫肯处其门庭、明，故无所措其欲。
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制之有道也。
田骈曰:
彭蒙曰:
臣其妻子，必游宦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
游于诸侯之朝，皆志为卿大夫而不拟于诸侯者，名限之也。
“雉兔在野，众人逐之，分未定也;鸡豕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物奢则仁智相屈，分定则贪鄙不争。
”
[译]名义确定后，人们对事物就不会争夺;分属明确后，人们的私欲就不会盛行。
人们对事物不争夺，并不是人们没有争夺之心，而是因为名义确定之后，人们就无法实施争夺之心;人们的私欲不能盛行，并不是人们没有私欲，而是因为分属已经明确，人们就无法实施自己的私欲。
既然这样私心、私欲人人都有，却能使人们做到没有私心、没有私欲一样，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
田骈说:
“天下有志的男士，没有谁肯老呆在自己的家里，伺候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们必定要到各诸侯国的朝廷去游说，求得一官半职，这是受利禄的引诱所致。
”他们到各诸侯国朝廷游说的目的，都想成为卿大夫，而没有想成为诸侯国的君主，这是因为名分限定了他们。
彭蒙说:
“野鸡和兔子在野地时，众人都会追逐它们，这是因为分属还没有确定的缘故。
鸡和猪充满集市，没有人企图抢夺占为己有，这是因为分属已经确定的缘故。
财物丰富之后而分属未定，即使是仁智之人也会争夺;分属确定之后，就是贪得无厌的人也不敢乱抢。
”
（大治）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
因圆之自转，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转。
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
用与不用，皆非我也。
因彼可用与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
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乎,
[译]圆的东西之所以会转动，并不是因为它本身会转动而转动，而是因为它具备转动的条件而不得不转动;方的东西之所以会静止，并不是因为它本身会静止而静止，而是因为它具备静止的条件而不得不静止。
顺应圆的东西能自己转动的特性，使它不得静止;顺应方的东西能自己静止的特性，使它不得转动，何必担心事物失去本性呢?
所以，利用贤能之人对治理国家有用的特征，使他们不得不为国家所用;顺应愚昧之人对治理国家无用的特征，
3
尹文子
使他们不得为国家所用。
国家用与不用，都不是由我个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而是顺应他们可用与不可用的特征，使他们各得其所，为什么担心事物会发生混乱呢?
（大治）则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丑，此为得之道也。
[译]聪明的人不能向愚笨的人炫耀，好看的人不能讥笑丑陋的人，这都是懂得了治理国家所应遵循的大道。
（大治）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慑，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
此法之不及道也。
[译]如果大道能在世间施行，那么贫穷与卑贱的人就不会有怨言，富裕与尊贵的人就不会高傲自大，愚笨与软弱的人就不会恐惧害怕，聪明与勇敢的人就不会盛气凌人，这是因为确定了名分的缘故。
如果法制能在世间施行，那么贫穷与卑贱的人就不敢怨恨富裕与尊贵的人，富裕与尊贵的人也不敢欺凌贫穷与卑贱的人;愚笨与软弱的人就不敢企盼超过聪明与勇敢的人，聪明与勇敢的人也不敢鄙视愚笨与软弱的人，这就是施行法制不如施行大道的地方。
（立衡，立俗）世之所贵，同而贵之，谓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谓之物。
苟违于人，俗所不与;苟忮于众，俗所共去。
故人心皆殊，而为行若一;所好各异，而资用必同。
此俗之所齐，物之所饰。
故所齐不可不慎，所饰不可不择。
[译]被世人看重的东西，与世人同样看重这些东西就叫做顺应风俗习惯;被世人所使用的东西，与世人同样使用这些东西就叫做物尽其用。
如果违背众人的意愿。
就会遭到习惯势力的反对;如果伤害了众人的感情，就会被习惯势力所摒弃。
因此，人们的心思尽管不同，但行为却能互相一致;人们的爱好尽管各异，但所使用的东西却能相同。
这就是风俗习惯对人们所起的统一作用（也是物质对人们所起的修治作用。
所以，对风俗习惯的作用不可不慎重对待，对物质的修治作用不可不认真加以选择。
（率下）昔齐桓好衣紫，阖境不鬻异采;楚庄爱细腰，一国皆有饥色。
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乱之所由也。
故俗苟沴，必为法以矫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检之。
累于俗、饰于物者，不可与为治矣。
[译]从前齐恒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齐国境内就没有卖其他颜包的绸布。
楚庄王喜欢细腰的人，结果楚国境内的人就都面带饥色。
处在上位的人提倡什么来做群下的表率，是国家得到大治、大乱的根本原因。
所以，如果风气不正，一定要制定法令来加以矫正;如果物质丰富，一定要用制度来加以检查。
如果被坏的风气所左右，受奢侈腐败之风的支配（这种人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
（率下）昔晋国苦奢，文公以俭矫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
无几时，国人皆大布之衣，脱粟之饭。
越王句践谋报吴，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轼之。
比及数年，民无长幼，临敌虽汤火不避。
居上者之难，如此之验。
[译]从前晋国苦于奢侈成风，晋文公用检约的办法加以纠正。
他穿衣不穿夹层的绸衣，吃饭不吃两种肉菜。
没过多长时间，人们都穿粗布衣服，都吃粗茶淡饭。
越王句践图谋报吴王灭越之仇，企望人们变得勇敢起来，在路上碰到一只发怒的青蛙，便站在车上手扶车轼向它表示敬意。
过了几年，国人无论年长年幼的，遇到敌人时即使赴汤蹈火也不躲避。
可见，处于上位人的表率作用。
对群下竞能得到如此明显的验证。
（立衡）圣王知民情之易动，故作乐以和之，制礼以节之。
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礼乐独行。
礼乐独行，则私欲寝废;私欲寝废，则遭贤之与遭愚均矣。
若使遭贤则治，遭愚则乱，是治乱属于贤愚，不系于礼乐。
是圣人之术与圣主而俱没，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则乱多而治寡。
乱多而治寡，则贤无所贵，愚无所贱矣。
[译]圣明的君王知道人民的情感容易变动。
便制作乐来加以调和，制作礼来加以节制。
使在下位的人不得行其私，所以只有礼乐能够在天下通行。
礼乐在天下通行，那么个人的私欲就逐渐被废止。
个人的私欲被废止（而无论遇贤明的君主或愚笨的君主都一样。
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国家就得到治理（遇到愚笨的君主国家就遭到混乱，国家治乱的根本就取决于君主的贤能与愚笨，而不取决于礼乐的完备，这样圣人的治国之术就和圣贤的君主一同消失。
4
尹文子
治理国家的法术，换了朝代便可能使罔不能使用，那么国家就会出现乱世多而治世少的局面。
国家出现乱世多而治世少的局面，那么贤明的君主也无所谓尊贵，愚笨的君主也无所谓轻贱
（究实）处名位，虽不肖，不患物不亲己;在贫贱，虽仁贤，不患物不疏己。
亲疏系乎势利，不系于不肖与仁贤也。
吾亦不敢据以为天
理，以为地势之自然者尔。
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
趋利之情，不肖特厚。
廉耻之情，仁贤偏多。
今以礼义招仁贤，所得仁贤者，万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触地是焉。
故曰:
“礼义成君子，君子未必须礼义;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无名利。
”
[译]处在高官显赫地位的人，虽然是不肖之徒（不必担心人们不亲近他;在贫穷卑贱地位的人，虽然具有仁爱贤能之德（不必担心人们疏远
他。
亲近与疏远完全取决于他的权势和财利。
并不取决于他是否是仁贤之士或不肖之徒。
我也不敢把这看作是顺应天道的自然之理，而只认
为这是现实处在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自然存在的关系。
现在天地之间（不肖之徒确实很多，仁贤之士确实太少。
趋炎附势的心理，在不肖之徒中特别严重。
廉洁知耻的心理，在仁贤之士中比较偏多。
现在用礼义招纳仁贤之士。
所得到的仁贤之士，不到万分之一;用名利招纳不肖之徒，所得到的不肖之徒。
遍地皆是。
所以说礼义能够成就君子，君子不一定需要礼义;名利能够治服小人，小人不可以缺少名利。
（君道臣职）庆赏刑罚，君事也;守职效能，臣业也。
君料功黜陟，故有庆赏刑罚;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职效能。
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
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
名正而法顺也。
接万物使分，别海内使不杂。
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
此仁君之德，可以为主矣。
守职分使不乱，慎所任而无私。
饥饱一心，毁誉同虑，赏亦不忘，罚亦不怨。
此居下之节，可为人臣矣。
[译]奖赏有功，惩罚犯罪。
这是君主的事;严守职责，尽心竭力，这是臣子的职能。
君主对臣子论功升迁。
据过贬黜，所以有庆赏刑罚;臣子各自慎守职责（所以有守职效能。
君主不能参与臣子的职业，臣子也不能侵犯君主的权限，上下互不混淆侵犯，这就叫作名正。
名正就能使国家的法律秩序顺畅。
承接万物使它们互相区别，条理国内大事使它们不相混杂。
受到欺侮而不觉得耻辱，得到推举而不骄傲自满，禁止暴力，平息战争，解救世上的争斗，这就是仁义君主的德行。
能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一国之主。
严守职责名分不使其混乱。
慎重地做好本职工作而没有私心，遇到富足时与遭到灾荒时都不变心。
受到批评或表扬时都能正确对待（得到奖赏时不得意忘形，受到责罚时也不怨天尤人，这就是作臣子的节操。
能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合格的人臣了。
（究实）凡天下万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诬。
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
然是虽常是，有时而不用;非虽常非，有时而必行。
观尧、舜、汤、武之成，或顺或逆，得时则昌;桀、纣、幽、厉之败，或是或非，失时则亡。
五伯之主亦然。
[译]大凡天下纵横万里，各种事情都有个是非标准，我不敢欺骗隐瞒。
正确的东西总是正确的，错误的东西总是错误的，这我也深信不疑。
然而正确的东西尽管总是正确的，但有时却不被采纳;错误的东西尽管总是错误的（但有时却必须实行。
观察唐尧、虞舜、商汤、周武王成功的经验，不沦他们是采用受惮的作法或是采用夺权的作法，只要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的需要就昌盛;观察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失败的教训，不论他们是采用正确的作法或是采用错误的作法，只要违背了时代发展趋势的要求就失败。
春秋五霸的兴衰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宋公以楚人战于泓，公子目夷曰:
“楚众我寡，请其未悉济而击之。
”宋公曰:
“不可，吾闻不鼓不成列。
寡人虽亡之余，不敢行也。
”战败，楚人执宋公。
[译]宋襄公率军与楚国军队在泓水交战，公子目夷说:
“楚国军队人多我们人少，请求您下令在他们还未完全渡过河时就突然袭击他们。
”宋囊公说:
“不能这佯。
我听说仁义之师不进攻没有排好队列的军队。
我虽然是亡国之人的后裔，也不敢照您说的去做。
”结果宋国军队;被打得大败，楚国人俘虏了宋襄公。
（爱民，治民）己是而举世非之，则不知己之是;己非而举世是之，亦不知己之非。
然则是非随众贾而为正，
。
故人君处权乘势，处所是之地，则人所不得非也。
居则物尊之，动则非己所独了。
则犯众者为非，顺众者为是
物从之，言则物诚之，行则物则之，所以居物上、御群下也。
5
尹文子
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而世人都加以否定，那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正确的;自己认为是错误的而世人都加以肯[译]
定，那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错误的。
这么说是非标准是随众人的砰价而转移的，不是自己所能独自决定的。
违
所以，处在权变之中的君主要凭借自己的威势，使自己背众人意愿的就是错误的，顺应众人意愿的就是正确的。
经常处在无可非议的地位，那么人们就无法批评君主了。
君主安居不动时大家都尊敬他，君主做事时大家都跟着做，君主说的话大家都深信不疑，君主的行为大家都争相效法，这样君主才能凌驾于万民之上，驾驭各级官吏。
（治乱）国乱有三事:
年饥民散，无食以聚之则乱;治国无法，则乱;有法而不能用，则乱。
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国不治，未之有也。
[译]造成国家混乱的原因有三种情况:
遭受饥荒，人民流离失所，君主没有粮食来聚拢人民，国家就会出现混乱;治理国家没有法律可依，国家会出现混乱;有了法律而不能得到贯彻实施，国家也会出现混乱。
有吃的就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有了法律并能得到很好地贯彻施行，国家不能治理好的，从来没有过。
大道下
（治要，正反）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
故仁以道之，义以宜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威之，赏以劝之。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恭谨，亦所以生惰慢;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
凡此八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显于尧、汤之时，非自逃于桀、纣之朝。
用得其道，则天下治;用失其道，则天下乱。
过此而往，虽弥纶天地，笼络万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餐挹，圣人措而不言也。
[译]仁、义、札、乐、名、法、刑、赏，这八种是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法;所以用仁来引导百姓，用义来适应百姓，用礼来督促百姓施行，用乐来调和百姓的性情（用名来纠正名不符实及名实相脱离的现象，用法来规范百姓的行为，甩刑罚来威慑百姓，用奖赏来勉励百姓。
因此，用仁可以广泛地施惠于人，但也能使人产生偏爱之心;用义可以是人确立好的节操与品性，但也能使入产生浮华虚伪之心;用礼可以使人的行为恭敬谨慎（但也能使人产生懒惰怠慢之心;用乐可以调和人们的性情与心志，但也能使人产生淫乱放纵之心;用名可以端正尊卑贵贱的等级地位，但也能使人产生骄傲与篡权之心;用法可以统一众多的分歧，但也能使人产生破坏名分之心;用刑罚可以威慑不肯顺服的人，但也能使人产生欺上凌下之心;用奖赏能勉励忠贞贤能的人，但也能使人产生鄙陋纷争之心。
这八种治国手段，对谁都毫无隐瞒，时常存在于人世之间，它并不因为有唐尧、商汤这样的圣君当权而自动显现，也不因为有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当权而隐匿逃蔽。
能够恰当地运用这八种方法，国家就会得到治理;不能恰当地运用这八神方法，国家就会出现混乱。
除去这八种治国方法之外（即使有统括天地、驾驭万物的本领，也是治国之外的方法，都不是百姓所需要的东西，圣人都会把它置之一边而不予理睬。
（去病原）凡国之存亡有六征:
有衰国，有乱国，有亡国，有昌国，有强国，有治国。
所谓乱亡之国者，凶虐残暴不与焉;所谓强治之国者，威力仁义不与焉。
君年长，多妾媵，少子孙，疏宗族，衰国也;君宠臣，臣爱君，公法废，私政行，乱国也;国贫小，家富大，君权轻，臣势重，亡国也。
凡此三征，不待凶虐残暴而后弱也，虽曰见存，吾必谓之亡者也。
[译]大凡国家的存亡有六种征兆:
有衰败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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