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因素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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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标致是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致了中国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呢？
在农村工业的起飞和发展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呢？
本文通过分析和比较1978-1997和1970-1997两组不同时间跨度的分省数据样本，试图对此问题给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并检验文献中既有的各种假说。
计量结果表明，中国政府发展战略在改革前后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发展战略的变化。
一、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特征与理论争论
再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推行赶超战略，农村工业化的进程非常缓慢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偏离了中国自身的禀赋结构，为了战略的推行，农产品的价格被人为低估，以降低产业工人的生活成本。
此外，农村合作社也极大地妨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Lin,1992;Wen,1993），农业剩余被进一步降低。
这些均造成了农村资本积累的缓慢，从而使农村工业无法得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初始资金。
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起步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1978年
显然，中国的国际分工应当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但政府所推行的赶超战略使基本消费品的市场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满足，从而为乡镇企业的起步提供了便利。
1952年到1978年期间，轻工业的固定资本投资在大多数年份不到总的工业固定资本投资的10％。
1978年到1992年间，农村和城市的消费支出以年平均6.5%和5.8%的速度增长，而1952年到1977年间，增长速度则分别只有1.8%和3.0%[3]。
对消费品需求的增长，使生产消费品的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以重工业为主的国有企业则不占有优势。
即使同是生产消费品，由于城市的生产成本较高，乡镇企业仍然占有优势。
在1978年到1996年间，乡镇企业的人均净资本存量从来就没有超过国有企业的20%，乡镇企业每万元产值所雇佣的劳动力是国有企业的几倍。
不过，近年来这种要素投入的结构开始改变，乡镇企业人均工资的水平和国有企业开始缩小[4]。
乡镇企业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使其在出口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1986年，乡镇企业的出口仅占中国总出口的9.2%，但在以后的10年中其保持了20.6%的年均增长速度，从而在1996年达到了47.9%的份额。
乡镇企业出口占其总产出的比例也从1986年的3%，上升到了1995年的8%。
（三）产权改革
1984年，政府废弃了农村合作社制度，并开始了城市改革，这些措施加速了私有的乡镇企业的发展。
1984年的乡镇企业中有69.3%是私有的，到1987年则上升到了93.6%。
尽管私有企业的规模要比公有企业小，但这丝毫不能说明公有企业更重要。
九十年代以来，企业的私有化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1997年乡镇企业59.2%的就业和51.2%的产出都是由私有企业提供的。
同时，农村公有制企业则开始呈现出与城市国有企业相类似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Zhang,1997）。
当然，农村公有制企业也承担了一些非经济的功能，例如创造就业等（Yao,1999）。
这样，就引致了其相对于私有制企业的低效率（姚洋,1998）。
Liu,WangandYao（2001）和Yao（2001）则就乡镇企业在私有化改革绩效方面的地区差异提出了进一步的理论解释。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所引起的广泛学术关注中，一个争论核心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公有产权或地方政府所起到的作用。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由于采取了渐进主义的策略，所以模糊产权在乡镇企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量的理论文献强调，地方政府的干预有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在不完全竞争和政策扭曲的情况下，公有产权是一个次优的选择[5]。
D.Li（1994）通过理论模型来表明在灰色市场的环境中，模糊产权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
Che和 Qian（1998）从另外的角度上说明，地方政府有效地防止了中央政府对乡镇企业的不利影响。
此外，S.Li（1997）的模型认为，公有产权通过质押关系和竞争为不完备的合约提供了自我实施的机制。
（四）与城市工业的关系
在发展的初期，农村工业就和城市工业存在紧密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是农村工业获取技术的唯一来源。
从这方面上讲，城市工业约偏向于轻工业，那么其对农村工业的外溢效应就大。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技术向乡村的转移开始采取另外一条方式，即与城市企业建立合作。
Yan和Zhang（1995）的研究表明，与同等规模的企业相比，与外部建立合作关系的企业，其产品更为标准化，劳动生产率更高，拥有更高素质的劳动力，也更多地投资于技术创新[6]。
在八十年代晚期，随着农村工业的增长，城市工业开始感觉到了压力。
在八十年代城市改革之前，城市工业为国家计划所控制，包括原材料供应、信贷、和产品销售渠道。
松散的财务控制，使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其每单位税前利润所占用的贷款一直是乡镇企业的7到10倍。
而外部环境相对紧张的乡镇企业却学会了如何在真正的市场环境中生存。
随着价格双轨制的出现，乡镇企业逐渐能够从市场上获取必要的生产资料，从而开始进入类似纺织等被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领域。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工业品都按照市场来定价，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也就在原材料和产品市场上获取了平等的地位。
（五）地区差距[7]
尽管乡镇企业在不同省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利用初始条件、地理位置、禀赋结构等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农村工业化在发展模式上的差异。
在70年代末，中国沿海的省份相对于内地存在两个优势。
一是这些省份的商业化进展要比内地早，此点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与上海紧密相关，农村非农收入大多来自生产蚕丝，少部分来自其它副业活动和在本地丝织厂中做工，所有这些甚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超过了农业收入（Cao,1996）。
长期的商业历史为乡镇企业在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企业家才能。
另外，好的地理位置意味着更容易获得市场渠道、信息和国际资本，例如靠近香港的广东省就在这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并且，沿海省份在70年代末的工业结构更偏向于轻工业，这实际上是受到了“三线” 建设的影响。
要素禀赋是解释乡镇企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起步较早，而其劳动力也相对丰富，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相对稀缺。
我们把不同的省份划分为两类：
沿海地区和直辖市算作第一类，其它省份算作第二类。
结果发现前者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后者的51%-54%。
各省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也导致了乡镇企业在资本密集度上的差异。
1987年到1995年间，沿海省份的资本存量平均增长了154%，但内陆省份平均增长了108%。
1987年，内陆省份的人均资本存量的平均值只有沿海省份的65%，1995年则进一步下降为54%。
这种变化与两大区域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动相一致。
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差异要求内陆地区应当专业化于农业生产和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而沿海省份则应当专业化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
此点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为什么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相对成功的原因。
当然，禀赋结构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却无法解释农村工业的发展在改革前后所呈现出不同特征。
Lin和Yao（1999b）的进一步分析指出，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不可忽视。
换言之，尽管禀赋结构的差异有着重要影响，但是能否充分利用这一差异，遵循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则更为关键。
内地乡镇企业发展落后，与严重的政府干预存在密切关系。
Jin和Qian（1998）研究了集体乡镇企业对政府收入、农村非农就业和农村收入的贡献。
他们发现贡献是显著的，但当保持非农就业和地方公共品供给不变时，集体企业并不能提高农村收入。
他们的结论是，集体企业的作用是创造就业和地方公共品供给，尽管一定形式的低效率是存在。
三、结论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
1、乡镇企业的初始规模没有太明显的作用，且具有一定的地区特性，这反应出农村工业发展模式上的变化。
此外，对区域虚拟变量的估计说明沿海省份的地区优势十分突出。
2、乡镇企业的规模受制于农村市场的大小。
在拉动乡镇企业增长的需求因素方面，滞后人均收入的影响最大。
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均有一定的影响，但国际贸易的作用只有在长时间的样本才体现出来。
而FDI则始终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因素。
3、计量检验的结果不支持关于人力资本的一般看法。
这或许是由于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测量不够充分，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农村工业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缘故。
4、公有产权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负面的作用（当然在70年代则有所不同），从而乡镇企业目前正在逐步改革自身的产权结构。
5、国有工业的影响在四组回归结果中存在明显变化。
1978年至1997年的数据样本证明国有工业规模和结构的变动对乡镇企业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
但在1970-1997的数据样本中，类似的效应消失了。
作为初始条件（1978年和1970年），国有工业的作用在两个样本中几乎完全相反。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是由于政府所推行的赶超战略在不同的时期对国有工业和农村工业具有不同的影响。
6、时间虚拟变量在1970年至1997年的数据样本中也揭示了上述观点。
即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逐步与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相吻合，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禀赋结构对农村工业化的地区差异有较强的解释力。
特别是人均资本的影响十分显著，而人均土地的作用只有在1970年至1997年的数据样本中才体现出来，即农产品加工及其相关行业在乡镇企业发展的中后期不再占据优势。
不过，对于微观主体而言，禀赋结构是一个外生变量，而能否充分利用这一因素就更为关键。
因此，改革开发以来农村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和地区差距的加大，固然是由于许多地区在发展工业上具有先天的优势，但更在于其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1] 因篇幅所限，本部分的讨论省略了对于乡镇企业发展特征的详尽数据分析，以及这些特征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比较研究。
更为全面的研讨可参见Lin和Yao（1999a）。
此外，本部分所引用的数字如未加特指，皆源于此文。
[2] 这里包含了独资和合资两类企业。
[3]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pp.155。
[4] 另外，在1978年，乡村一级所有的企业轻工业产出的61.2%，和重工业产出的93.1%都是由资源依赖型的企业提供的。
到1996年，在轻工业的产出中资源依赖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下降到52.9%。
[5] 其它的看法也是存在的。
Oi（1992）提出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联合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她认为这是由始于八十年代中期的财政分权改革所引起的，其刺激了地方政府参与本地经济的热情。
Chang 和Wang（1994）将地方政府所有权视为一种机制设计。
Weitzman 和Xu（1994）强调乡镇企业是一种产权模糊的劳动合作企业，其是建立在经由多阶段博弈所形成的合作文化的基础之上。
[6] 显然，大多数的乡镇企业在技术上劣于国有企业，但这一缺口日渐缩小。
Wu（1992）的计算了八十年代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TFP指数及其增长率。
乡镇企业的技术效率比国有企业平均低49%，而前者技术效率的增长却大大高于后者。
结果，乡镇企业的技术效率比国有企业在1980年低61%，而1988年该缺口缩小到41%。
WangandYao（1998）计算了1995年大企业（多数是国有企业）和小企业（多数是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效率缺口是35%。
[7] 农村工业在地区发展上的不平衡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林毅夫（1998）指出，农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拉大，主要是各地劳动力从非农产业获得收入的机会不一样造成的。
与此同时，农村内部的人均收入差距是造成各省总体人均收入差距的上升最快贡献因素（相对于城乡差距和城镇内部差距而言）。
当然，城乡差距仍然在绝对份额上是造成人均收入差距的主因，但其份额却由于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呈缓慢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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