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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货币
新世纪的东亚区域货币合作：
中国的地位与作用
李晓丁一兵*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取得了一些初步进展，但更深层次的区域货币合作却面临着一系列阻碍或困境。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产业关联度日益提高，中国有条件成为东亚地区主要的市场提供者，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与区域货币政策的“驻锚”。
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助于解决东亚区域货币合作面临的困境，而且也将使人民币通过制度性的区域货币、汇率合作逐步实现“亚洲化”，摆脱目前面临的汇率困境，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
关键词：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市场提供者;人民币亚洲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后果，暴露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和东亚地区原有的货币、汇率制度安排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进入21世纪，东亚各国、各地区在加强区域层次的货币合作，建立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为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并在区域货币合作领域取得了初步进展。
但与此同时，现阶段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障碍和困境。
中国作为本地区日益崛起的经济大国，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中地位和作用将日益提高，人民币的地位将发生新的变化，并将对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深化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与货币、汇率制度的改革需要得到区域货币合作的支持，新世纪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必须考虑到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背景。
一、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进展与困境
自1999年东亚经济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中逐渐恢复以来，各国、各地区开始积极探讨和尝试开展各种初级形式的区域货币合作，尤其是2000年5月“清迈倡议”提出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产生了一系列比较明显的进展。
首先，初步建立了针对私人资本流动等领域的信息沟通与共同监测机制。
1998年10月，东盟（ASEAN）各国确立了东盟监督进程（ASEANSurveillanceProcess，ASP），其后扩展为ASEAN10+3（东盟成员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监督进程；2000年4月，亚洲开发银行（ADB）与ASEAN共同成立了“私人资本流动监控”工作组，负责分析并汇报区域内私人资本流动数据；2001年5月11日，ASEAN10+3在檀香山举行的ADB会议上一致同意强化对区域内资本流动的监控并加强经济监管领域的合作，加强对离岸金融中心和高杠杆率的金融机构的联合监管。
２００１年５月，在夏威夷举行的ASEAN10+3财长会议宣告建立ASEAN10+3的早期预警系统（EarlyWarningSystem,EWS），以便尽早发现东亚地区宏观经济、金融运行和公司企业的弱点，防范潜在的金融危机。
其次，初步建立了区域内多边与双边的资金援助与融资便利机制。
自“清迈倡议”达成后，多边的东盟互换安排（ASEANSwapArrangementASA）下的货币互换机制已经扩大到东盟所有成员，资金规模增加到10亿美元。
同时，东亚主要国家间也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BilateralSwapsAgreements,BSA）[1]。
截至2003年8月30日中国、菲律宾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为止，东亚各国、各地区已签署了13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在中、日、韩与ASEAN5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之间仅剩下中国—印尼、韩国—印尼以及日本—新加坡之间尚未签署互换协议，但它们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正在谈判之中，预计2003年年底前就能基本结束。
中、日、韩与ASEAN5国之间的BSA网络已经基本完成。
第三，在储备资源合作与推进区域性直接融资（尤其债券融资）市场发展等领域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2003年6月2日，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的11个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发布公告：
正式启动初始规模为１０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AsianBondFund,简称ABF）。
该基金是由EMEAP各经济体从其官方储备中出资建立的一个共同基金，它将投资于EMEAP成员（除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发行的一揽子主权和准主权美元债券，以增加该类债券的流动性，由此推动其它投资者进入亚洲债券市场。
它将以国际清算银行为基金管理人，初始阶段以美元标价发行，由各经济体央行动用美元储备认购，投资于亚洲美元债券市场，待条件成熟后可以亚洲当地货币标价发行，投资于亚洲债券市场。
从ABF最后真正的运作来看，它的建立，不仅可以通过推动亚洲地区债券市场的发展，减少亚洲各国、各地区对银行体系过度依赖所导致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提高融资稳定性，而且作为各国、各地区共享外汇储备资源的一种形式，将为区域货币合作的深化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
在ABF成立后，建立以亚洲货币计值并在亚洲市场发行的区域性亚洲债券市场的计划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2003年6月22日，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亚洲合作对话（AsianCooperationDiscussion,ACD）外长会议上，亚洲18国的外长发表了关于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清迈宣言》，表明了各方致力于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共同意愿。
《清迈宣言》提出，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要改善和统一税收、法律、会计、信用担保与评估、清算结算的系统及监管体系；致力于提高区域内的公众认知，创造一个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的环境；发行本地货币计价的债券，促进地区内直接投资；采取坚实步骤增强抵御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能力，确保融资模式的多样化。
目前，负责落实《清迈宣言》的6个委员会已成立，第1轮的研讨会已经在日本召开。
在2003年8月召开的第六届ASEAN10+3财长会议上，也进一步讨论了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有关问题；此外，财长们还同意组建研究小组，就东亚货币合作等有关问题开展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并决定设立“10+3金融合作基金”，为经济评估和政策对话提供支持。
综上所述，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进程在最近的3年中的确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
但是也应看到，现阶段的区域货币合作仍然限于非常初级的形态，其步伐明显落后于区域内产业和贸易合作的进展。
究其原由，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差异以及经济、金融体制的相差较大等之外，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支持合作的资源仍然有限。
截至目前为止，东亚地区整个货币互换安排所涉及的金额不过325亿美元，远少于IMF在危机之后提供的援助金额，而ABF的规模仅有10亿美元，不仅无法实现类似欧洲货币合作基金的作用，甚至难以满足危机救援的要求。
这一方面是由于ASEAN各国的储备资源有限，另一方面也表明作为该地区储备大国的日本和中国并没有十分重视并积极地参与区域货币合作的进程。
第二，政策协调缺乏合适的区域“核心驻锚”。
在一个区域中推进政策协调尤其是货币政策协调，必须有一个核心的货币政策目标，以便在各国制订政策时作为基本参照系，也就是“驻锚”（anchor），如欧洲以德国的货币政策为“核心驻锚”。
东亚经济体在危机前后基本上均通过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引入美国货币政策作为“核心驻锚”，但是美国作为区域外经济大国，其货币政策的制订主要是为了调整本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东亚的经济关系对其货币政策的影响甚微。
由于美国同东亚的经济周期存在着巨大差异，以美国货币政策为“核心驻锚”显然不适应东亚经济体的要求。
另一方面，作为区域内第一经济大国的日本，由于长期陷入经济萧条，其货币政策显然难以承担起“核心驻锚”的作用。
第三，东亚经济体多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其主要的制成品出口市场是美国，这种市场提供者的外生性也为货币合作尤其是汇率合作带来了困难。
这使得东亚经济体在国际结算货币和汇率钉住目标的选择上难以摆脱美元，ABF以美元作为计价货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可以说，对美国市场继而对美元乃至美国货币政策的依赖，是东亚历次经济、金融动荡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使东亚区域汇率合作难以展开的关键原因之一。
第四，区域汇率安排的建立缺乏主导货币的支撑。
就目前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进程来看，其更深层次的进展应当是建立区域汇率安排，摆脱以往日美汇率波动对经济的不利冲击，但东亚与欧洲和拉美不同，没有明显的区域主导货币。
虽然美元与日元都具备充当核心货币的部分条件，但都不具备充分条件。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其流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使得美元成为东亚地区主要的国际交换媒介和储备资产货币，但若以美元为主导货币，将使东亚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国际收支与外部融资更加取决于外生变量。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疲乏不振，市场开放进程与日元国际化进程迟缓，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不具备成为域内主要的市场提供者的条件，因此日元难以替代美元成为主导货币。
换言之，在东亚缺乏类似德国那样的稳定且全面的主导力量，马克的角色只能由多种货币共同承担，这必然增加货币合作的成本与难度。
第五，更深层次的货币合作，要求参与者让渡部分“经济主权”，而东亚国家普遍处于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主权扩张期”，很难接受主权的让渡。
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在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首先会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主权扩张期”，随着国家形态的成熟、国际一体化程度加深，甚至经过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破坏，才会逐渐进入“主权收敛期”。
西欧国家正是在“主权收敛期”开始其货币合作进程的。
东亚民族国家在近代晚期才逐渐形成，现阶段正处在“主权扩张期”，加之大国之间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尤其是中日和日韩等大国间存在着巨大的历史问题鸿沟，除非有强大的力量加以推动，或者是大国（如中日）间的合作意愿及其关系产生了突破性的进展，否则涉及“经济主权”的合作很难深入展开。
这也是目前以双边FTA等形式出现的贸易合作能够走在货币合作前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及其重要作用
在现阶段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取得初步进展并面临着一些障碍的情况下，中国的积极参与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方面，中国可以提供支持货币合作所需的部分经济资源，作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上的稳定器，中国还可以成为东亚地区巨大的市场提供者和政策协调的推动者。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日益崛起的经济大国，其经济发展与东亚整体经济的关联度不断增强，使得中国参与区域货币合作可以获得明显的利益。
对于整个东亚地区而言，中国积极参与货币合作的重要性及其作用表现为：
1．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产业关联度不断提高，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日形重要。
从表1可以看出，近20多年来，东亚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都有数倍的增长，其速度大大超过其他经济体之间出口依存度的增速，表明中国在区域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提高。
对于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而言，这一趋势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的区域合作中将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东亚的事实，说明中国已逐渐被纳入到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格局当中，成为东亚区域产业循环的重要一环。
区域货币合作的目标之一，就是保持区域内贸易与产业关系的稳定，因而东亚的货币合作必然要求中国的积极参与。
2．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
对于区域货币合作而言，无论是政
表1东亚经济体之间出口依存度（1980年~2001年）
出口者
年份
对各经济体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日本
中国
韩国
香港
新加坡
ASEAN4国
日
本
1980
3.9
4.1
3.7
3.0
7.0
1988
3.6
5.8
4.4
3.1
4.9
1992
3.5
5.2
6.1
3.8
8.1
1996
5.3
7.1
6.2
5.1
12.4
2000
6.3
6.5
5.7
4.3
9.5
2001
7.7
6.3
5.8
3.6
9.3
中
国
1980
22.3
n/a
24.1
2.3
4.3
1988
16.9
n/a
38.4
3.1
2.8
1992
13.8
2.9
44.2
2.5
2.8
1996
20.4
5.0
21.8
2.5
3.4
2000
16.7
4.5
17.9
2.3
3.7
2001
11.0
4.7
17.5
2.2
3.8
韩
国
1980
17.4
n/a
n/a
1.5
4.6
1988
19.8
n/a
5.9
2.2
2.8
1992
15.1
3.5
7.7
4.2
7.0
1996
12.2
8.8
8.6
5.0
9.3
2000
11.9
10.7
6.2
3.3
7.2
2001
11.0
12.1
6.3
2.7
6.8
香
港
1980
4.6
6.3
1.2
4.4
6.8
1988
5.9
27.0
2.6
2.8
3.2
1992
5.2
29.6
1.6
2.6
3.1
1996
6.5
34.3
1.6
2.7
3.7
2000
5.5
34.6
1.9
2.3
3.3
2001
5.9
36.9
1.8
2.0
3.3
新
加
坡
1980
8.1
1.6
1.5
7.7
20.8
1988
8.6
3.0
2.0
6.2
20.3
1992
4.4
1.8
2.6
7.2
14.3
1996
8.2
2.7
3.8
8.2
25.5
2000
7.5
3.9
3.6
7.9
24.9
2001
7.7
4.4
3.9
8.9
24.2
ASEAN
4国
1980
34.5
1.1
1.7
1.9
11.8
1988
19.5
2.2
2.8
2.9
9.0
1992
21.9
2.6
2.9
3.9
13.6
1996
17.8
3.3
3.5
5.1
14.0
2000
16.0
3.4
3.7
4.2
12.5
2001
16.1
4.4
3.7
4.1
11.8
资料来源：
IMF,DirectionofTradeStatistics.
图11993年-2003年中国及其他东亚经济体经济增长率（%）
注：
ANIES4经济体包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ASEAN4国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资料来源:
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03年第4期；ADB,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03.
策协调还是汇率制度合作，如果参与者经济波动幅度过大，必然导致货币合作机制缺乏稳定性，甚至招致恶意攻击。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性，使其有条件成为未来任何区域性合作的一个核心力量。
如图1所示，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远小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经济体。
麦金农和施纳布尔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在最近2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比其他任何东亚经济体都更加稳定，“在日益一体化的东亚地区发挥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2]。
就1980~2001年东亚经济体GDP年增长率的变动系数来看，中国为0.35，远低于包括日本（0.71）在内的其他东亚主要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稳定，日益成为抑制整个东亚地区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谭庆华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的经济冲击相关性分析，中国同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在总需求冲击上有正相关性，而同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之间总供给冲击相关性较弱[3]，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同这些经济体之间没有紧密的经济联系，或是中国经济对其他经济体影响不大，对这一分析结果可以从两方面解释。
首先，其数据包括1960~1999年整个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前段即1960~1979间，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难以与其他经济体进行可比分析，其次，80年代后的弱相关性恰恰表明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为其他经济体提供了一个稳定器，有助于缓解它们的经济波动。
3．中国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有助于建立区域性的资金援助与危机解救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东亚各经济体储备不均衡问题。
90年代后，随着中国出口能力的提高和对外商投资吸引力的增大，国际储备逐年增加。
如图2所示，中国国际储备在近几年中已明显超过ASEAN5国，仅次于日本成为本地区储备资源的重要持有者。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3839.63亿美元（2003年9月底），完全有能力拿出一部分储备资源参与货币互换机制和组建货币合作基金，支持建立有利于本地区和本国贸易与投资发展、促进金融稳定的货币合作机制。
4．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成为区域货币政策的“驻锚”。
90年代以来，中国始终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始终保持了稳定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与利率水平（见图3），充分体现出管理货币政策的能力。
另一方面，从历年中国与美国、日本短期利率变化的比较来看，随着１９９６年后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联系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利率政策与美、日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出现了利率政策日趋国际化的趋势，反映出中国经济与其它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正在迅速增强。
正如德国长期坚持的以反通货膨胀为目标的稳健货币政策为其在欧洲赢取了政策声誉一样，中国稳健而有力的货币政策将为其成为区域货币政策的“驻锚”创造条件。
图2中、日、ASEAN5国国际储备的变动（1997年底—2003年9月）
资料来源：
中国外汇管理局、日本财务省、菲律宾中央银行官方网站。
图3中国货币供应量与利率变动（1997年1月至2003年4月）
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官方利率（%）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表2中、日、美等国在东亚部分经济体进出口中所占比重（%，1980-2000）
年份
中、日、美等国在出口中比重
中、日、美等国在进口中比重
中国
日本
美国
其他
中国
日本
美国
其他
1980
1.5
19.2
23.1
37.3
4.7
23.8
17.1
39.1
1990
6.4
14.4
24.9
32.0
9.4
23.0
16.1
31.9
2000
11.9
10.8
21.4
28.5
14.7
19.6
14.3
24.8
注：
表中东亚部分经济体包括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
其他指上述经济体和中、日、美之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资料来源：
McKinnonandSchnabl1（2002）。
5．中国有条件成为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重要力量。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大及其在区域产业循环机制中作用的加强，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角色逐渐凸现。
近20年来，中国日益成为东亚地区重要的出口市场。
在1995~2001年间，中国作为出口市场在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出口市场中份额增长幅度最大，在菲律宾出口市场中增长幅度名列第二[4]。
由于中国迅速加入了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和生产体系，相对地减少了除日本以外的其他东亚小型经济体对美国、日本和欧盟市场的出口依赖，中国从它们那里的进口日益超过它们对美国和欧洲的直接出口。
表2充分反映出中国作为区域内市场提供者地位的迅速变化。
依据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中国将逐步替代美国现有的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角色，并因此提升人民币在东亚汇率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6．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有足够的力量推动政策沟通与协调。
如前所述，东亚货币合作所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就是各国在“经济主权”方面的扩张性及其矛盾。
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和潜在的最大经济体，可以依据具体情况、相应的国情以及具体的区域经济合作目标，通过在“经济主权”方面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来推动区域合作的进程。
对中国而言，这种“妥协”非但不会削弱国家的独立性或者综合国力，反而会通过区域福利的增加提高本国的收益，确保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
在国家战略上，中国应当吸取1866～1914年德国和20世纪20～30年代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的教训，认识到中国首先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通过区域合作政策推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应当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
显然，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也有助于本国社会经济的健康成长。
实践表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与东亚其他各经济体不应也不可能通过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政策获利，必须通过集体行动的制度性合作，在稳定的环境中实现互利发展。
首先，中国的发展需要亚洲周边地区的稳定。
中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有70%左右来自东亚地区，东亚地区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这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体现得格外明显：
出口增长率连年下降，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也连续两年下滑。
因此，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要以东亚地区的经济稳定为前提。
中国积极参与区域货币合作，完全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
其次，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进展有助于增强中国抵抗金融冲击的能力。
中国刚刚加入WTO，在近几年会面临广泛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的重组、外部市场重新定位等诸多方面的挑战，进口增长可能会大大加快。
中国经济的外部均衡将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应当为可能出现的调整中的动荡和外部冲击做好各种应对准备。
这其中，推进东亚地区建立一个有效的货币合作机制，利用集体力量提高自身的抗风险冲击能力，是中国必须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抉择。
最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人民币地位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目前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表明，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确在客观上为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核心的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势力正在以另一种不同于1997年的方式“胁迫”中国开放货币金融市场。
历史经验和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表明，积极参与区域货币合作，将是提高人民币地位成本最低也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三、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人民币“亚洲化”
如何实现区域性的汇率合作，是现阶段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难点之一。
恰恰是在这一问题上，最近国际社会出现了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
一方面，国外学者在研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或区域性汇率制度安排时，没有给予人民币应有的重视或地位，不是将美元置于核心地位[5]，就是主张钉住美元和日元构成的货币篮子[6][7]，或是钉住包括美元、日元和欧元在内的货币篮子[8][9]；另一方面，日、美、欧等发达国家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给予了不同寻常的关注，指责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
实际上，这种矛盾正反映出东亚地区汇率制度选择与人民币未来地位两个方面的困境[10]。
换言之，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已经使得人民币问题（并非人民币本身）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性，但另一方面，由于包括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在内的多种原因，在目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还没有人民币的一席之地。
这种矛盾的实质，就是中国经济的日益国际化、大国化同人民币非国际化的地位极不相称。
我们认为，考虑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欧元的成功经验和日元国际化失败的教训，人民币应当通过参与区域货币合作实现渐进的而非直接的国际化目标，与日元、美元等区内外货币共同充当区域汇率合作的关键货币。
1．应当通过“人民币亚洲化”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关于“人民币亚洲化”的具体讨论，参见[10]）。
人民币国际化虽然是未来发展的长期走向，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仍然存在争议。
历史经验表明，在现存国际货币格局中，依靠自身力量挑战现行货币霸权的努力很难成功。
一国货币要参与国际竞争，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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