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docx
《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
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着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着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
法国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1954年）③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1854—1914年）④等人作了节译。
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着名学者部分翻译。
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着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
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
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Gaillard）⑥和布尔斯坦（DanielBoorstin）⑦等人的多种着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
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
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
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着《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
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
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
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
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oung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等着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着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着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
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着《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
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着《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
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
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
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着《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
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着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
伯希和此着，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着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着《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La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
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着。
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
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
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
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
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
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
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
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
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
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
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
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CapBajador）。
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
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
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
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
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
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
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
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
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
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
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lenavigateur,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
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Cap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
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
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
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daGama,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
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Magellan,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
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
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着作也都作过记述。
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
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
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
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
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
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Grousset,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
“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
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
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
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
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
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
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着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
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
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
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
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
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
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
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
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
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
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
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
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
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
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
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
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
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
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
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
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
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
例如，当明使Sun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
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
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
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
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
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
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
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
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
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
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
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
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
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
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
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
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
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
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
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
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
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
其吨位不超过50吨。
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
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
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
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
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
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
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
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
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
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
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
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
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
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
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
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
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
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
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
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
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
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
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
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
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
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
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
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
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
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
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
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
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
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
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
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
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
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
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
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
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向朝贡国颁发明朝的官方历书《大通历》，则是宗主权的一种标志，完全如同接受中国历书就是一种承认明王朝及其伟大的标志一样。
朝鲜曾由于某种事故而长期拖延采纳明代新历书，以至于激怒了洪武。
历史上有时也会出现中国为朝贡国祭祀山河的例证。
如在郑和远航期间，曾于满刺加和柯枝（Cochin，科钦）所作过的那样。
朝贡制度表现为文化传播的一种颇有意义的媒体。
除了皇历之外，皇帝和朝廷还授命郑和船队向西洋各国赠送儒家伦理经典、医学和针灸、六经、智慧之书与诗词、传记等着作。
钱币与兵器，本来是明政府严加控制的，但郑和船队也在西洋广加赠赏，以交换贡品。
郑和船队带去的还有度量衡器具及官服、乐器、绘画以及书法用品。
所以，在郑和出使中，文化与文明方面的目的，超越了经济与贸易方面的考虑。
这也是大明王朝“怀柔远人”的传统。
在郑和远航中，根据传统的互相承诺，既不是条约，也不是常见的协议。
西洋所献贡品的价值，可以任人自由评说，也完全如同中国皇帝所赏赐的礼物一样。
它们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意义。
中国官吏们所宣扬的是上天的仁慈，朝廷注重的是皇帝的权威不受损害，而不是利润得失。
虽然永乐帝在开展外交关系的同时，又重开三个司舶司：
宁波与日本，泉州与菲律宾和广州与南洋群岛通商互市。
明王朝除了与日本之间从事的堪合贸易之外，南亚、东南亚诸国纷纷来朝。
但是，郑和的海上远航，从来就不是和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真正的贸易行为。
中国与葡萄牙完全不同，它既不寻求占地，也不追求黄金和奴隶，更不会贪婪地掠夺香料。
郑和船队中最多也是只会有几个太监从事海岸小买卖，于某一港口抛售于前一站采购的商品，如在非洲推销他们在古里市场上采购到的珍异物。
中国的这种与朝贡制度密切相联系的外贸，深受两大弊端之苦。
首先是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由国家垄断；其次是受朝贡制的限制，因为任何拒绝向中国纳贡的国家，都会立即被关闭在与中国官方交往的大门之外。
这种贸易的交易额并不大，即使对于朝贡国也如此。
许多商人被迫冒充使节，打着官方使团的幌子从事交易。
这些假冒的“使节”必然会加重中国人的负担，因为中国人必须非常体面地接待他们，让他们住好和吃好。
中国人还要负责运输这些人携带的大量商品，因为中国朝廷也看不起那些携带很少商品的使节。
中国人对这些假冒使节的商旅，也是薄来厚往。
根据儒家伦理，经商是一种低等的、有损荣誉的和与文人身份不相符的职业，商人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士。
所以，让郑和船队远航胡夷人地区去经商，这是中国朝廷、高官和文人们绝不会允许的，皇帝更不会亲自参与此事。
明政府也明令禁止王公及其后裔们从事经商行为，这些人在破落后，宁可做文人、艺人，甚至为匪作盗，也不肯经商。
当然，太监们也会偷偷截留某些番邦贡品，某些高官们也可以从非法进入中国的商品交易中谋利，不过这都是非法之举，从未形成过社会的主流。
郑和航海的目的与欧洲人不同。
由于其中的私人商品被迫在外交使团的行囊中秘密旅行。
无论这种观念是否为乌托邦式的，它也与同时代的欧洲观念背道而驰。
在欧洲，新兴国家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
当教皇权威衰弱时，查理五世（CharlesQuint）和法兰西斯一世（FranoisI[er]）于16世纪还在争夺皇帝的头衔。
欧洲君主之间普遍具有血缘和友谊关系，甚至是手足情或世仇宿敌的关系，但从未存在过归附某位受天命者的关系。
法兰西斯一世与英国的亨利八世在1520年的“金呢营”会晤时，也未曾赤手空拳地搏斗，却是通过手段与挑衅而对峙。
总之，欧洲国家之间具有平等的、竞争的和对抗的关系。
结盟、对立、战争、商务或艺术竞争，甚至还有财产、人员和思想的自由交流，这是欧洲政坛和财坛游戏中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君主们非常寄希望于金融业者，以支持其不间断的战争和供应宫廷消遣。
中国却不需要这一切，无论商贾们多么富裕，他们也根本无法接近天子。
在欧洲，任何人都不会真正想到世界和平，而是将此留给了彼方。
欧洲的宗教思想与中国的诸教并存论相反，它是非常两极化的，只有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
因而欧洲也只有十字军东征和圣战，而且二者之间不可能有调和，惟有从事商业交易的时间除外。
总之，当时处于多种冲突中的欧洲，不可能有象征性的纳贡，而只会有条约、停战、间断性战争或短暂结盟。
一旦当某个欧洲国家变强大时，其他国家或出于自愿或被迫而争相结盟以与此对抗。
西方外交的关键词就是：
平等、竞争、贸易、两极思想、国家一民族和私利。
在中国，政治与贸易经常是互相独立的，社会一政治的平衡是一种服从出自“天”的既定秩序。
但在西方，这种平衡只不过是不停的对立和冲突造成的那些暂时不稳定的结果。
进贡与赐礼是朝贡体制的主体，其结果必然会驱动国家贸易。
由于郑和远航，藩国使节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出于外交礼仪又不能驱逐他们，只好被迫接受其商品并以支付大量“赏赐礼品”。
不过，郑和远航绝不是为了从事贸易活动，而是为了远播大明王朝的威望。
炫耀大明皇帝的权势与道德、携归新的贡物、唤醒旧有“番部”、展现中华文明的先进性，这才是郑和远航的真正目的。
他们有时也将言行相结合，帮助效忠大明王朝的朝贡国驱逐篡权者，或者是消灭过分猖狂的海盗。
但中国人与欧洲人，特别是与地中海人的行为截然不同，他们从未想到过回避某种作为屏障的大文明，诸如伊斯兰教那样的文明。
15世纪的中国人并不像他们的欧洲同代人那样，受领土和贸易欲望的支配。
中国人认为自己拥有一切，官府也决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