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河流流域生态退化长江居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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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河流流域生态退化长江居首

全球河流流域生态退化：

长江居首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新近公布的一份国际报告显示，由于水坝建设威胁淡水生态系统，全球有21条河流及其流域生态严重退化，中国长江流域不幸排名第一。

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共同完成的《险境中的河流——水坝与淡水生态系统的未来》的报告说，在全长6300公里的长江上建成、拟建或在建的水坝有46座（主要在其上游金沙江），长江是世界上拥有拟建或在建水坝最多的河流，这严重影响了长江的河流生态。

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大坝在提供水和电力的同时，还对淡水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

现在，世界上60％的大江大河已被水坝、运河和引水工程所阻断。

由于大坝及其附属水利设施的建设，导致了众多淡水栖息地和物种的丧失。

水坝提供的水，大部分被效率很差的灌溉系统浪费了——全球每年浪费的水多达1500万亿升。

报告认为，当前，大坝建设的高潮已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对水和能源的急迫需求，生态系统和特有物种及其栖息地受到的威胁就更大。

目前最热心建坝的是中国和土耳其。

中国在建大坝有88座，拟建大坝为数可观；土耳其在建大坝有60座，拟建大坝有50余座。

据2003年的统计，中国、土耳其、伊朗和日本4个国家所拥有的在建大坝数量占了世界在建大坝总量的67％。

专家们建议大坝建设频繁的国家，应有计划、系统地在全流域范围内进行决策。

批准兴建的大坝要使其对环境影响最小、社会效益最大。

政府、开发商和金融学家们应该遵守和贯彻世界水坝委员会的建议，负责任地保护好所剩不多的淡水栖息地和物种。

发展：

谁的发展，为了谁而发展

《中国青年报》日前刊登彭兴庭的文章说，虎跳峡水利枢纽规划自去年4月通过国家发改委的审查以来，就一直遭到民间环保组织的反对。

近日，9家民间环保组织举行了一场题为《中国西南水电开发热的冷思考》的研讨会，发出名为《留住虎跳峡，留住长江第一湾》的呼吁书，要求停止虎跳峡“一库八级”梯级水电站的建设。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作为活动发起人之一，在会上由此而谈到现代化与发展主义，指出目前中国水电开发必须首先回答“是谁的发展，为了谁而发展”这个问题。

文章说，一面是高速经济发展导致电力水力的严重不足，一面是当地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文化遗存。

大坝到底该不该建?

这个两难选择其实不只是政治家和环保者的命题，也是一个事关经济学的命题。

一项发展计划的实施过程只产生赢家而不产生输家，是几乎不可能的。

就拿在虎跳峡修建大坝来说，不同形式的被迫移民，将是这次“发展所留下脚印”的一部分。

按照虎跳峡电站高坝方案，近20万亩河坝田将全部淹没，10万人迁徙（其中少数民族占70%以上）。

文章说，美国学者麦卡利曾出版过一部题为《寂静的河流》（一名为《大坝经济学》）的著作，详细地阐述了修建大坝将给生态环境带来怎样的危害，甚至还可能引发地震——已经有水库诱发的地震记录在案。

从经济学角度麦卡利也谈及：

埃及举世闻名的阿斯旺大坝是带来了利益，发了很多电，遗憾的是，这些电都给了大公司，成了美国公司的动产，而不是给了村里百姓。

倒是阿斯旺大坝泥沙的淤积，给尼罗河两岸的人们带去了无尽灾难。

回到中国，还是1986年的数据，中国的大型水坝拥有量已经高居世界第一，而此后20年，中国水坝的修建数量、规模和牵涉的移民更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现在发生的各种污染、水旱灾以及泥石流等等，谁又能说与我们惊人的大坝数量毫无干系?

[主持者言]邓小平说：

“发展才是硬道理。

”但这并不等于说“唯发展是上”，或者说，他老人家所说的“发展”，应该是指以人为本、与自然取得和谐的科学发展观。

不然，哪怕是往同一方向往前多走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就会变成“发展主义”。

这就如同虽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语），但若是把问题绝对化，又会滑向“科学主义”。

修不修大坝，包括建不建虎跳峡水利枢纽，这都要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综合考量。

不仅要考虑有没有经济效益，还要考虑“人”和“自然”这两大要素。

从“人”的角度考虑，过去我们说，改革要使多数人受益才可推行，但现在看来，这样说还不够，还应该考虑到少数人的权益，不应该用让少数人权益受损的‘办法来提高多数人的福利，而应该在能使多数人受益的同时至少不让少数人受损。

具体到建造大坝、水电站等问题，就是要妥善处理移民问题，要给他们足够的补偿，不然就是显失公平，就是对少数人权益的剥夺。

而从“自然”的角度考虑，实际上也就是从“人”的角度考虑，是一个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比较与考量。

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以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来搞建设、谋发展，最终会使人类受到自然的惩罚，从而使人类“得不偿失”。

这些道理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但何以没道理的事情却会屡屡发生并且仍在继续发生呢?

问题显然就出在制度上。

没有有效的制度加以制约，假借“发展”之名和政府之名而行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包括损后人以利今人）之事难免就会大行其道了。

而这里所说的“制度”，也不仅仅是几部法律、几条规定，而是指完善的现代民主宪政。

换言之，只有实行民主宪政，让人的各项权益得到保障，使各种权力受到制约，才能真正贯彻实现科学发展观。

审计问责：

岂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新闻周刊》日前载文说，在“审计风暴”劲吹三个月之后，首批整改结果公示，显示“风暴”仍在向深度推进。

但是，多数“问题部门”依然沉默，却显示审计问责制度仍未真正建立。

此番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整改结果，显示已有600余名官员丢掉了乌纱帽。

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司局级，例如被指违规担保的北京市供电局局长、北京供电公司总经理赵双驹。

但这样的结果使民间“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质疑之音从未停止。

那些牵扯其中的更高级别的官员应负何种责任?

审计出的资金问题，动辄数十数百亿甚而上千亿，也没有高官为审计问题的直接责任引咎辞职。

至今为止只有交通部长张春贤有过一次公开的表态，其余部委的负责人一律缄默。

实际上，数额如此巨大的问题，已非“表态”所能解决。

民革中央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朱维究教授指出，现在的问题之一是“审计风暴”与问责机制没有很好地衔接。

报道说，如果细读审计署关于审计整改的报告，可以看出，报告似是采用原文照登的方式。

整改结果公布，既是对公众的回应，而另一方面，从客观上亦有利用公众舆论，向其他未作整改回应的部门施压之效。

下一步，需看这些部门是否还稳坐泰山。

这也许是一个巧妙的办法，但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因为审计部门并无处置权，它只能公布审计结果，而并无要求整改结果的法定职权。

在这种情况下，公开，或许是它最有力的武器。

这也反衬出审计后的纠错机制和问错机制的缺失，因此，错误也有可能一犯再犯。

蔡定剑教授撰文指出，从1996年国家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审计报告以来，差不多每年都要披露类似的严重问题。

时间过去了8年，问题年年揭露，违法势头未见遏制。

学者们指出，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从最上游建立合理的架构，首先对于预算，要建立科学严格的审议和批准制度。

其次才是对预算执行的监督机制，及违规后的纠错和问责机制。

在这个意义上，“审计风暴”或许仅是亡羊补牢的无奈之举。

学者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审计风暴”虽一年猛似一年，问题仍将一年一年地重复。

国有企业审计岂能“自审自”

据《北京晨报》报道，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颁布并实施了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管理暂行办法》。

要求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应当依据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完备内部控制机制的要求，在董事会下设立独立的审计委员会。

企业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由熟悉企业财务、会计和审计等方面专业知识并具备相应业务能力的董事组成，其中主任委员应当由外部董事担任。

国有企业今后将逐步建立相对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并配备相应的专职工作人员，对本企业及子企业（单位）财务收支、财务预决算、资产质量、经营绩效，以及建设项目或者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监督和评价。

《办法》规定了企业审计委员会应当履行的主要职责：

审议企业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监督企业内部审计质量与财务信息披露；监督企业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任免，提出有关意见；监督企业社会中介审计等机构的聘用、更换和报酬支付；审查企业内部控制程序的有效性，并接受有关方面的投诉；其他重要审计事项。

[主持者言]许多民营企业也有内部审计制度，对国有企业尤其需要有审计制度。

但必须搞清楚，审计必须是“，上对下”方才有效。

民营企业的内部审计，其审计方是产权所有者，被审计方是经营管理层。

而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则是由谁来审计谁呢?

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本身就是经营管理层，在它的下面设立审计部门，岂不是等于；‘自审自：

’吗子国资委如果真的有心要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审计制度，则应该由国资委派出审计人员去审计国企，而不能指望靠企业的内部审计来“把关”。

这道理并不复杂；怎么文件的起草者就没把它搞明白呢?

税收指标：

“唯心主义”的产物

《中国经济周刊》日前载文说，日前国家审计署发布的今年第四号审计结果公报显示，788家财务制度比．较健全、管理相对较好的重点税源大户，企业税收征管情况堪忧，大量存在会计核算、纳税申报不实现象，从2002年至，2003年9月因此导致的税收“黑洞”超过了250亿元，造成了国家税收严重流失。

审计长李金华甚至表示，“有些事情比公布的还要严重”。

优秀企业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企业!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被调查的企业中发现，部分地方政府出资兴办的企业，少申报和少纳税情况严重：

存在地方政府干预税收政策执行、越权减免税问题，一些企业享受着地方政府越权批准的各类减免税政策。

文章说，一边是“黑洞”如此之大，一边是地方政府纵容甚至唆使“黑洞”的放大，除了因国税地税双轨制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权过大造成的行政越权税收之外，我们发现，目前税收征管体制的既有弊端才是真正的黑洞之源，而其中的征税指标的设定本身就是最大的漏洞。

按理说，税收多少，应该是根据经济增长情况与法定税率的简单算术来最后落实，税款增长必须以纳税人的应税收入增长为其前提。

可现实牛税务部门是依照年度税收计划进行管理并执行目标考核的：

，所以一些税务部门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征管任务，对税款入库进行人为控制或调节就成为其必然的选择。

最终导致一些纳税户背负“过头税”，而另一些纳税户却必须依照税务部门的“指令”，将税源留在企业，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方面是不公平地多交，一方面是不合理地少交的局面。

文章说，税收的“计划指标”不仅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病，而且是典型的执法犯法。

“计划指标”的设定极易成为地方政府甚至是个人意志为了短期的政绩或功利需要的工具，地方政府无视法律规定而干预税收政策的现象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怪。

[主持者言]从哲学意义上说，税收指标是个“唯心主义”的产物。

试想一下，税收来自于经济的运行，税收的增加又源于经济的增长。

未来的经济运行和增长情况如何，这本身就是个未知数，何以竟能事先设定税收的指标呢?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有指标，因此，税收有指标倒也是顺理成章能：

说得过去。

现在搞市场经济，政府已经放弃了经济增长指标，改称为“预测”，何以税收却还要每年保持刚性的“指标”呢?

这道理如何说得通?

对“电视竞选答辩”的赞许和质疑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9月27日下午，在江苏省政协大礼堂举行了公推公选江苏省发改委副主任一职的演讲、答辩比赛。

入围该职位的5位候选人通过抽签依次登场，每人要完成10分钟的主题演讲和20分钟的当场答辩。

然后淘汰2名，余下的3名将进入下一轮的组织考察阶段。

其中，由江苏省根据省情制定的演讲题目“积极推进沿江开发的思路和对策”，已经提前一天报给入围者。

答辩题由中组部考试中心命制。

直到考试前10分钟，封闭完好的答辩试题才由专人负责开启，并由主考官当场提问。

答辩题共4道，每道要求答辩人在5分钟之内完成。

这次大赛的“主考官”是东南大学党委书记胡凌云教授，其他8名“考官”则分别是来自江苏省委组织部、监察厅、政协等部门的高官以及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多家高校的专家们。

根据演讲和答辩情况，9位评委将分别打分并当场亮分。

现场参与测评的150多名干部群众也将排出名次折算分数。

演讲、答辩、民意测评积分权重分别为30％、50％和20％，以此得出综合评分。

更引人注目的是，江苏卫视将对这场比赛进行现场直播。

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将公推公选整个过程进行电视直播，可以有效杜绝‘带病提拔’现象。

南京大学一位党建研究专家说，把公推公选完全公开、透明化，“不仅可以有效地克服跑官卖官等丑恶现象，而且能真正将官员任命的权力交给了制度，令选官更科学”。

[主持者言]毫无疑问，选拔干部，公开化比暗箱操作要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苏的上述改革是值得赞许的。

然而，干部候选人在电视上公开演讲和答辩，不是为了让人们看他的相貌怎样，听他的“口才”如何，而是要让老百姓们都了解他的“观点”：

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若是当了官要为百姓做些什么事，等等。

没有这些实质性的内容，演讲也好，答辩也罢，都失去了实际意义，就变成了“作秀”。

并且，我们要选拔的不是一般的公务员，而是领导干部，是谁给那些“考官”们决定取舍的权力?

真正有权力“选拔”干部的，应该是在台下和电视机前做观众的老百姓，是他们手中的选票。

否则，“直播”给他们看又有何用?

再者，仅仅凭几道考题，用20分钟的时间，就决定一个人能否当选领导干部，这也未免有些草率吧?

需知，这是在选拔掌握一定公权的官员，而不是在做“知识竞赛”节目。

美国总统竞选，其候选人的辩论，虽说也难免有“做秀”之嫌，但至少还得进行三轮，每轮有一个半小时呢。

摘自《特供信息》（39、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