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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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
专业:
汉语言文学姓名：
王乃霞学号：
08401137
指导老师：
赵丽萍
摘要：
明朝中后期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三言”“二拍”作为这一时期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品，塑造了一系列打破传统的商人形象，他们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以鲜活、复杂的面貌展示在了世人面前。
这些商人身上的性格特征有着独特的时代烙印，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
“三言”“二拍”正面形象反面形象形象特点
明代中后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很快发展壮大，商人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状况反映在文学中就是市民文学的兴起，“三言”“二拍”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据不完全统计，仅‘三言’‘二拍’作品而言，其主要表现商人生活的，或偶尔涉及商人生活的，则全部有66篇之多”。
这些商人或是豪门大贾，或是贩夫走卒，他们的故事虽不惊天动地，却也曲折离奇，下面在商人形象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商人的性格特征。
一、商人性格特征
（一）正面特征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大多是正面形象，商人第一次作为被歌颂、被赞美的对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三言”“二拍”中，他们身上有很多共同特征。
1.崇商敬业，执着为商
“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策，受这种政策的影响，大多数人都以经商为耻。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受这种贱商观念影响很小，他们大都有执着为商、崇商敬业的精神。
《乌将军一饭必酬》中的入话部分，杨氏劝王生出去经商，王生欣然道：
“这个正是我们本等。
”他的话语中洋溢着对自己经商的自信，对商业充满了赞美和肯定，他为了经商，三次外出，三次都遇到了强盗，历经磨难，但他并没有放弃商业，这才换来了最终的成功。
《杨八老越国奇遇》中，主人公杨复对妻子说：
“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益消乏。
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不知娘子意下如何？
”妻子欣然道：
“妾闻治家以勤俭为本，守株待兔，岂是良图？
乘此壮年，正堪跋涉，速整行李，不必迟疑也。
”在这个故事里，本是读书人的杨复把商业当做一种治生的手段，并没有觉得经商可耻，为了经商，他被倭寇掳到了日本，差点丢了性命。
这种重商的特征在《叠居其程客得助》中有更好的反映。
程宰家世代儒业，少时也曾习读诗书，因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就经商了，“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的光景一般。
”程宰因经商失败，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就没有回家，他选择了留在辽东，但他并不气馁，后来在海神的帮助下继续经商。
“三言“二拍”中还有些人把商业作为自己的家传事业，父母从小就注意对子女经商能力的培养，《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的父亲蒋世泽，从小就到广东做生意，他的岳父罗家三代人都以经商为业，蒋兴哥九岁时父亲就带着他出去学做生意，他聪明伶俐，继承了经商的衣钵。
他经商临行前对妻子说：
“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衣食道路？
如今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
”蒋兴哥把商业视为衣食父母，忍痛舍下自己的妻子，执着地走着父母传下的这条路。
这样看来，蒋家俨然是“世代商业”了。
类似的现象在《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也有反映，贩线香的黄公带着自己的女儿出来学做生意，黄善聪后来也以贩线香为生。
在这些商人看来，商业不再是末业，商人也不再是四民之末，从商重商已成为他们的共识。
2.重利逐义，义利兼得
儒家思想习惯上将义与利对立起来，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皆以谈利为耻。
商人是专门从事商品交换和买卖的人，就是以逐利为生的，商人的职业本性与中国的传统道德一开始就有了尖锐的矛盾。
义利可以兼得吗？
怎样将义与利统一起来呢？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给了这个问题肯定的答案，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人生活相融的一面，塑造了不少德商、义商的形象。
在《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施复拾了六两二钱银子，心中欢喜道：
“今日好造化！
拾得这些银子，正好将去凑些本钱。
”心里还想到：
“如今家中见开这张机，尽够日用了。
有了这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月出的多少绸，有多少利息。
这项银子譬如没得，再不要动他。
积上一年，共该若干，到来年再添上一张。
一年又有多少利息。
算得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
那时造什么房子，买多少田产。
”这些都反映了施复逐利的一面，小商人的心理在这里被淋漓尽致的刻画出来。
但他忽然转过念头，想到：
“这银子若是富人掉的，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打甚么紧，落得将来受用。
若是客商的，他抛妻弃子，宿水餐风，辛勤挣来之物，今失落了，好不烦恼。
如若有本钱的，他拼这帐生意扯直，也还不在心上。
倘若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银，或是与我一般样苦挣过日，或卖了绸，或脱了丝，这两锭银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绝了咽喉之气，一家良善，没甚过活，互相埋怨必致十分罪过。
但日常动念，使得也不安稳。
就是有了这银子，未必真个营运发积起来。
一向没这东西时，依原将就过了日子。
不如原往那所在，等失主来寻，还了他去，到得安乐。
”这时的施复回归到了义上，小说在写他临财不苟的朴素品质时，钱的作用，表现出对轻利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背叛”。
“三言”“二拍”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商人，《吕大郎完金还骨肉》中，吕玉在无意中拾得约三百两的白银，他并没有见财起意，将银两据为己有，只想到“这不义之财，虽取之无碍，倘或失主追寻不见，好大一场气闷。
古人见金不取，拾带重还。
我今年过三旬，尚无子嗣，要这横财何用？
”他最终把白银还给了失主。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中，商人贾昌为报答县令石璧的恩情，收养了他的女儿月香。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中的张乘运，专做海外生意，秉性爽慨，肯帮助好人，在张乘运的帮助下，文若虚才有机会成为大富翁。
《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开小酒馆的刘德夫妇宽厚仁爱，经商以义德为先，买卖双方公平交易，不贪不义之财，把钱财看的轻，把顾客的利益看的重。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中的徽商的程元玉忠厚老成，他见十一娘吃饭忘带钱，便主动替他还上，并不求回报。
这些人在功利上追求着个人利益，在道德上不忘义，这说明这些商人“在追求金钱利润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情感世界的完整性与纯洁性，其人格构建并未彻底金钱化”，
他们弘扬了一种新的商业精神，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显示了历史的进步。
3.知情重情，尊重女性
“在以往的小说中，除李白的《长干行》和宋元话本外，婚恋是文人学士的专利，几乎所有的婚恋故事将小商人排除在外”。
“三言”“二拍”则打破了这个传统，塑造了一系列知情重情、尊重女性的商人形象，他们的婚恋故事虽是凡人琐事，但却感情真挚。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是个挑担子卖油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了花魁娘子王美娘后便迷上了她。
心想：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
”为了接近王美娘，秦重起早贪黑，省吃俭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攒够了见王美娘的十两银子，又等了一个多月，才等到了王美娘。
王美娘因平时结交的都是贵家子弟，心里看不上秦重。
但秦重忠厚老实，不似公子王孙们追欢逐笑，秦重的真情实意最终赢得了王美娘的芳心，二人喜结连理。
在这个小说里，门第、金钱、权势、地位统统被唾弃，情被放在了首位，秦重不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不是浪漫风流的才子，与王美娘的爱情是以双方的互相尊重为前提的，他们之间有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打破了传统的一见钟情婚恋模式，有很大的开创意义。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为了生计外出经商，妻子王三巧忍不住寂寞，与徽商陈大郎偷情。
蒋兴哥偶然间知道了这件事，一气之下休了王三巧，但他自己也反省自身：
“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
”他为了妻子的颜面，没有在众人面前给妻子难堪，还把十六个箱子，原封不动的交给王三巧，给她做陪嫁。
中国封建社会讲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妻子失节是对丈夫最大的侮辱与伤害。
妇女在古代一直被视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性资源而存在的。
在这个故事里，蒋兴哥尊重女性，真心爱他的妻子，把妻子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在一定程度上宽容和理解了妻子的越轨行为，这反映了贞洁观念在商人阶层中的淡化，人们更加看重男女双方的感情，迂腐的道德教化已经被摒弃了。
这种现象在“二拍”中表现得更为鲜明，在《姚滴珠避羞惹羞》中，姚滴珠嫁给了商人潘甲，因不堪公婆的虐待，离家出走，中途被汪锡骗走，做了富商吴大郎的妾，潘家找不到滴珠就向官府投诉，郑月娥因与滴珠相貌酷似，就冒充滴珠做了潘甲的妻子，却被潘甲认了出来，并上诉道：
“小人争讼，只要争小人的妻，不曾要别人的妻。
今明明不是小人的妻，小人也不好要得，老爷也不好强似小人要得。
若必要小人将假作真，小人情愿不要妻子的。
”从中可见潘甲对滴珠的真情，后来潘甲与滴珠相认后，并不嫌她失身，仍旧完聚。
以蒋兴哥、潘甲为代表的新型商人，他们的思想有近代民主思想的特征，人文主义色彩浓厚，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4.个性解放，自强自立
中国人十分重视集体，安土重迁，但也有奴性大、依赖性强的特点，明代时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人的个性解放了，人们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认识到了自我的价值，他们渴望实现自我价值，并为了实现它而奋斗，他们不怨天，不尤人，自尊自立，自强自爱。
在《徐老仆义愤成家》中，徐家分家时，大房、二房把牛马等值钱的家产分完了，只留给三房一个老迈的奴仆阿寄，阿寄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下暗想：
“原来拨我在三房里，一定他们道我没用了，借手推出的意思。
我偏要争口气，挣起个事业起来，也不被人耻笑。
”接着又听主母哭诉道：
“那牛儿可以耕田，马儿可雇倩与人，只拣两件有利息的拿了去！
却推两个老头儿与我，反要费我的衣食。
”阿寄听后满腔义愤，他感到自己的价值被忽略了，为了证明自身的价值，他外出经商，贩漆、贩米，帮助主人成了当地的首富。
在他身上虽有愚忠的一面，但在愚忠背后，这个任务明显地有了一种新的、闪光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时代赋予他的新的人格自尊和自信，即便是一个年老体衰的徐阿寄，“他也需要别人对他的能力及其人格操守的认同与尊重，也要活得体面而尊严”。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里，汪革自幼在哥哥身边居住，因与哥哥争论一句闲话，便赌气离家出走，立志“不致千金，誓不还乡”，他靠着自己的双手建立起了偌大的家业。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黄善聪女扮男装与父亲外出经商，父亲在外地突遭变故，她没有哀求别人，独自一人操办了父亲的丧事。
父亲死后，她没有去投靠自己唯一的姐姐，而是把线香的生意继续做下去，并选择了一个可靠的生意伙伴，二人把生意做的红红火火。
黄善聪不愧是商界中的女强人，她身上的那种自强自立，不依赖于人的精神是今天的很多人都缺少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即使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二）反面特征
与这些正面特征相对，“三言”“二拍”中也塑造了很多的反面商人形象，他们与正面人物共同构成了“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群像。
笔者认为，在“三言”“二拍”中的反面商人身上，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1.好色无耻
明代虽然是一夫多妻制，但破坏别人家庭的行为是受鄙夷的，过分的追求情欲也是受谴责的，“三言”“二拍”中对好色的商人作了生动的描绘。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徽商陈大郎偶然见到蒋兴哥的妻子王三巧，便想：
“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
欲待通个情款，争奈无门可入。
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
”为了勾搭王三巧，他不惜金钱，与薛婆为谋，把蒋兴哥好好的一个家庭破坏了。
《乔彦杰一妾破家》中的主人公因好色害死了一家人。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商人孙富，垂涎于杜十娘的美貌，与李甲商议用一千两白银作交换。
《玉堂春落难逢夫》里的沈洪，明知玉堂春与王三官相好，仍串通老鸨，把玉堂春骗走。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中的程朝奉，家里有巨万家私，心里喜欢的只是女色，他见李方哥的妻子生的娇媚，遂起了不良之心，想方设法得到她，，他用金钱买通了李方哥，让人惊讶的是李方哥竟劝说自己的妻子养汉，简直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市井流氓。
2.贪婪吝啬
贪婪与吝啬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在一些商人身上并存。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里的张员外，想去“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一天主管趁张员外不在时向一个大汉施舍了两文钱，不料被张员外看见了，他不但把那两文钱要回，还把大汉的钱也倾倒到自家钱堆里，又派人把大汉打了一顿。
《钱多处白丁横带》里郭七郎“家资巨万，产业广延，有鸦飞不过的田宅，贼扛不动的金银山”，尽管他十分富有，但是“不平心是他本等，大等秤进，小等秤出。
自家的，歹争做好，别人的，好争做歹”，真是悭吝之极。
3.奸诈狠毒
以上所说的反面商人只是品德低下、品质恶劣，“三言”“二拍”中还有一些商人为了金钱，竟至于无视他人的生命。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里的张公仅仅为了一两二钱银子就杀了沈秀。
《徐茶酒闹劫新人》里的钱己见郑蕊珠生得美貌，就把自己的生意伙伴赵申杀害并侵占了他的财产。
财色已占据了这些商人的全部身心，他们的人格已被完全异化了。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女商人，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薛婆，《陆王汉硬留合色鞋》的陆婆，她们大都年纪大，阅历丰富，能说会道，贪婪奸诈，是被作者否定的角色。
这些反面人物或是好色无耻，或是贪婪吝啬，或是奸诈狠毒，但“笃信金钱的法力，为一己之欲的满足而对他人的利益和社会道德绝无顾忌，是这些人最大的特点”，
他们大多是以道德训诫的方式出现的，形象塑造上没有正面商人成功，作者没有深入到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我们无法得知这些人的其他性格特征，形象也不够鲜明。
二、“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特点及其成因
通过上文对“三言”“二拍”商人形象特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复杂、鲜活，具有明显的矛盾性的特点。
同是商人，既有《杨八老越国奇遇》中弃儒从商的杨复，又有《钱多处白丁横带》中想要买官进爵的郭七郎；既有《施润泽滩阙遇友》中拾金不昧的施复，又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贪婪吝啬的张员外。
在同一部作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既有知情重情、尊重女性的蒋兴哥，又有好色、破坏别人家庭的陈大郎。
即使同一个人，思想性格上也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小说称他诚实善良，他也确实有情有义，但是他却把一两八钱银子冒充二两来糊弄老鸨；《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中的文若虚知恩图报，却又两次哄抬物价。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矛盾性是在商人群像身上体现出来的，是这两部书中商人形象共有的特征，而非一种个体的现象。
“三言”“二拍”中商人群体身上的矛盾性是有以下三点因素形成的：
（一）明朝处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过渡阶段，商人的力量还不够强大
明朝中后叶，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有力地冲击了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但男耕女织依然是社会运作的最基本模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旧是经济的基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商品经济不过是这一主体的补充，商品经济孕育于自然经济的母体之中，还没有被分娩出来，这也是明朝政府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原因。
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后期，封建体制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它的没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它已经从自己内部开始腐烂。
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封建势力还很强大。
明朝就是处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过渡阶段。
商人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身上有民主、平等等先进的一面，可正如商品经济是小农经济的补充一样，商人也是依附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的，自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冲破僵而不死的封建根基，不可避免的身上就有封建性、软弱性等消极的一面，这是明代商人本身就有的特点。
“三言”“二拍”是对明朝中后叶社会状况的一种描绘和反映，因此，“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有矛盾性的特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传统的贱商观念和新的重商思想的摩擦、碰撞
“自秦代伊始，中国各朝代的统治者大都实行抑商政策，商人们在法律上和世人面前失去了应有的人格自尊”
，秦代实行谪戍制度，即商人及其子孙会因其商人身份或其先辈商人的身份而遭征发。
汉朝时，汉高祖刚即位，就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还规定商人及其子孙都不能“仕宦为吏”。
魏晋南北朝时的政令对商人公开侮辱，《晋史》曾规定：
“侩卖着，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
唐朝时商人的境况好一些，但商人卑贱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明朝，虽然明朝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但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商业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商人的社会地位较前朝也提高了很多，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品官，二品客”的说法，新兴的思想家如李贽等对商人的逐利持肯定态度，他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
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着重，所得者末”，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商人是理解和同情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官本位思想受到了重商观念的冲击。
不过人们依旧认为士始终在商贾之上，李维贞就曾经说过“四民之业，唯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这种思想上的矛盾性反映在作品里就是在从商与否的选择上犹豫不定，使得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呈现出矛盾性的特点。
（三）“三言”“二拍”作品本身和作者文艺思想的影响
“三言”“二拍”都是短篇小说集，“三言”虽然有冯梦龙自己的创作，但它主要是冯梦龙搜集了宋、元、明时期的大量话本给予选择和加工而成的。
在宋至明这七、八百年间，商业在各个阶段的发展各不相同，生活于各个阶段的人们对商业、商人的态度也就不同。
“三言”的原始话本成于众人之手，不同阶层的人对商业、商人的态度也不同，这就导致了作品创作态度的不确定性。
“二拍”虽然大部分是凌濛初个人的创作，但其中的很多篇目也是他依据前人的笔记附会演绎而成的，而且他自己对商人的态度也不明确，时而称赞，时而批判。
如在对待徽商的态度上，他既塑造了陈大郎、孙富这样的反面商人形象，又有程元玉这样的正面形象。
除此之外，冯梦龙、凌濛初二人都很注重作品的教化功能，冯梦龙在他的《醒世恒言序》中说：
“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
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
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
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凌濛初在他的《拍案惊奇序》中说：
“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他们这样的文艺思想使“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塑造成了道德的传声筒，商人的好坏与道德的优劣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冯、凌二人用正面的商人形象来为世人树立榜样，用反面的商人形象来劝诫世人，中间性的商人因为身上不能承载足够的道德使命，因此冯、凌二人很少关注到他们，在作品中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描述，这也使得“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具有矛盾性的特征。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矛盾性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当时的经济、政治、思想以及作品自身和作者的文艺思想共同决定的。
因此，“三言”“二拍”中正反面商人形象差距之大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小结
在中国，作为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在唐以前竟然几乎是个空白。
虽然有吕不韦、弦高、范蠡、白圭这样的大商人，司马迁的《史记》也专门设有《货殖列传》，但是他们都是以传记人物的方式被记录在史书上的。
唐朝时商人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增多，唐传奇第一次较为集中的反映了商贾生活，白居易在《琵琶记》中塑造了一个重利轻别离的商人形象。
宋元开始出现“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话本小说，第一次较为细腻的表现了商人的心灵。
总的来说，从先秦到元代这样漫长的时间里，中国文学作品对商人的描写并不多，少数关于商人的作品也篇幅短小、艺术粗糙，商人形象单薄、苍白，且多以反面为主。
到了明代，这一现象发生了巨大甚至根本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大量描写了商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尤其以“三言”“二拍”为代表，塑造了一系列鲜活、丰满的典型商人形象，其总体特征是复杂的。
商人在文学作品中大规模的亮相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这说明了商人在当时已有了一定的实力，但作为一个社会力量来看，他还不够强大，他即没有打破旧的思想观念，也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系统的新东西。
在他们身上既有着民主、平等、尚义等健康的一面，又有庸俗、低级、迷信等消极的一面。
不过，总的来说，健康的一面是占主导地位的。
这些商人形象在审美上的价值很独特，在文学史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地位，这些东西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挖掘和研究。
注释:
赵雪艳，“三言”“二拍”中反面商人形象及其劝诫意义[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第四期。
邱少雄，中国商贾小说史[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4。
乌全俊，“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两难境遇及创作矛盾[J]，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胡欣，传统价值观移用后的新商人形象——谈“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新特点[J]，信阳师范学报，2008，第
期。
王昕，漫说“三言”“二拍”[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4。
王昕，漫说“三言”“二拍”[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8。
郭志祥，古代商人的身份与地位略论[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
参考文献：
[1]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1958。
[2]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3]冯梦龙，醒世恒言[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4]凌濛初，拍案惊奇[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5]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6]赵雪艳，“三言”“二拍”中反面商人形象及其劝诫意义[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第四期。
[7]邱少雄，中国商贾小说史[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乌全俊，“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两难境遇及创作矛盾[J]，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9]胡欣，传统价值观移用后的新商人形象——谈“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新特点[J]，信阳师范学报，2008，第
期。
[10]王昕，漫说“三言”“二拍”[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M]，北京:
中华书局，2002。
[12]郭志祥，古代商人的身份与地位略论[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
"SanYan"and"ErPai"merchantimagein
Fullname:
WangNaixiaGuidanceteacher:
ZhaoLiping
Abstract:
MidMingdynastyiscapitalistsproutperiod,thecommodityeconomydevelopmentisrapid,"Sanyan"and"Erpai"astheperiodofthecitizens'literatureandrepresentativeworks,shapingaseriesoftobreakthetraditionalbusinessmanimage,theyeitherpositiveornegativecharacterscharacter,withfresh,thefaceofthecomplexintheshowtheworld.Thebusinessmanwhohastheuniquecharacteristicsofthecharacteroftheagestereotypes,containsprofoundculturalconnotation.
KeyWords:
"Sanyan"and"Erpai"PositiveimageNegative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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