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琦国家主义者的沉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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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琦国家主义者的沉浮

曾琦国家主义者的沉浮

　　曾琦（1892―1951年），原名昭琮，字锡璜，因仰慕北宋杰出政治家韩琦而改名为曾琦，字幕韩。

四川省隆昌县人。

他是一个守旧的书生，对当时的新思潮不闻不问，但却是源自欧洲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信仰者；他是“五四”时期的最大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更是民国第三大党――中国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留日学生罢课归国的急先锋，也是依附蒋介石打内战的帮凶。

历史发展浩浩荡荡，滚滚向前，曾琦逆潮流而动，终被时代所湮没。

　　求学与革命

　　曾琦出生于官宦家庭，家境殷实，代有科名。

其母宋氏出身望族，常以历代圣贤和“锄恶念、养善性、绝淫朋、塞邪径、屏轻浮、学刚正”18字家训来教育幼年时的曾琦，这对曾琦影响很深。

其父先后在广西象州和宁明州任职，全家遂迁往广西。

曾琦7岁时入家塾读书，后入宁明高等小学堂学习。

1908年以第一名考入桂林中学堂，该校国文教员邓翼伯先生很赏识他的才华。

然而，广西终成为了曾琦的伤心之地，他的父母、大嫂、二嫂、三哥、四姐和五弟等7位亲人先后病逝在这里。

由此，曾琦家道中落。

1909年春，曾琦进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学习，与后来风云一时的王光祈、周太玄、李?

氯说认嘀?

。

1911年春，曾琦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法政学堂。

校长邵从恩称赞曾琦为“大器”。

　　曾琦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倾慕当时流行的“革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革命”和“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与四川的革命党人曹叔宝、薛银海、文宏模等人一起秘密从事排满运动。

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曾琦积极参加保路运动，同时多次撰文批评清政府的无耻行径。

辛亥革命后，到重庆相继创办《民国新报》和《群报》，评论时局，批评时政。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曾琦返回重庆参加熊克武、杨庶堪领导的反袁运动。

失败后潜回家乡隆昌。

3个月后，得其二哥的资助，由四川到上海，准备赴法留学。

因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未能成行。

遂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与左舜生、李璜同寝室，青年党三巨头“曾左李”由此聚首。

　　由于欧战结束无期，赴法留学计划受阻，曾琦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1916年春天到日本，先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

同年秋入东京中央大学学习宪法及行政法，并致力于国学的研究。

　　曾琦鉴于日本通讯社操纵东亚舆论，影响中国国际地位，就和留日学生唐有壬、丘仰飞、易君左等18人在东京成立华瀛通讯社，每日编印稿件，以揭露日本阴谋，警醒国人的内容为主，供国内各报刊转载。

　　1918年夏天，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此协定被视为新的二十一条，遭到了留日学生的激烈反对。

曾琦等人先后组织了一千多人罢学回国，要求废约。

他与王宏实、张梦九、罗季则、王希天等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发行《救国日报》，在京沪等地发动学生响应，并派代表向总统府和教育部请愿，都一无所获。

　　结社与建党

　　曾琦在北京期间，与王光祈、周太玄等同学先后在岳云别墅和中央公园等地商议，并多次造访李大钊，基于拯救国家和履行社会的愿望，组织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步社团，遂决定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以“本科学之精神、为社会之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

学会组织了许多社会实践活动，工读互助团就风云一时，少中也成为“五四”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社团。

　　学会成立后，曾琦任评议部主任，负责监督会务进行、选举各部职员、审查会员资格等事务。

他撰写了《中国青年与共和之前途》一文，长达数万言，在《救国日报》上连载，文章论述了青年与国体的关系和中国青年对国家、民族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时认为顺乎世界潮流的国体是共和制度，其真谛则在于“一国之政治法律，由其国人民共同之意思处理或制定而共遵之”。

此时，曾琦的国家主义思想已初露萌芽。

此文后由王光祈出资印成单行本，蔡元培改书名为《国体与青年》并题签，胡适、李大钊、陶履恭、陈大齐等学界名流都为这本书写有序跋，该书“出版后极为时贤所推重”。

这也是正式出版的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第一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曾琦即由上海赶到北京，代表留日学生救国团慰问北京学生，并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演讲，“于军警密布之中，发慷慨激昂之论”。

　　1919年10月，曾琦得到上海《新闻报》旅欧通信员的聘任，来到法国巴黎，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

　　这期间，随着时代的大发展，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间产生了分歧，先后发生了主义与学理之争和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逐渐分化。

李大钊、张闻天、毛泽东、恽代英等选择了共产主义，创建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曾琦则主张国家主义，致力于国家主义理论的构建和政团的组建。

　　从1922年下半年起，曾琦和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大力宣传他们从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中学来的国家主义，形成了一个以反共为目的的政治派别――国家主义派，并为中国青年党的建立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曾琦很早就有建立国家主义政党的意图。

到法国后，他看到旅法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建立，决心组织一个与中国共产党相抗衡的政党。

1923年1月，他拟发起中国青年党，随即与李璜、余家菊等酝酿建党。

3月到6月期间，他游历德国，同王建陌、郑振文等商讨建党问题。

12月2日，中国青年党在法国巴黎玫瑰村共和街召开成立大会。

曾琦、李璜、何鲁之、张子柱、李不韪、胡国伟、周道等12人参加会议。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曾琦起草的党章及建党宣言。

会议成立临时党务和宣传两组，曾琦被推为党务组主任，并定《先声》周报为青年党机关报。

　　有学者认为：

“在国家主义理论建构的过程中，曾琦是一位首要人物，被视为国家主义派的精神领袖，他也的确具有一定的思想家和政治领袖的气质，但他身上太深太重的传统文化的习染，却使他不能真正成为一位现代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物，而是经常露出陈旧迂阔的‘腐儒’味和策士气，这对国家主义派在理想和实践上的失败恐怕是有影响的。

”历史的发展证明此言不虚。

　　对抗与联合

　　曾琦领导的中国青年党既竭力反苏反共，又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此与共产党势不两立，又与国民党水火不容。

与国共两大政党的对抗，是曾琦和青年党的主旋律，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有与两党联合的举措。

　　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从少年中国学会就已经开始了。

以李大钊为首的会员主张马克思主义，而曾琦等主张国家主义。

两者的争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

　　曾琦在法国成立中国青年党后，以《先声》周报为据点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赤光》半月刊展开论战。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严厉批评了曾琦等人的国家主义思想，指出：

“只有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才是救国的唯一道路。

”

　　1924年9月，曾琦回国，并在上海创立《醒狮》周报作为青年党的机关报。

他们慑于革命潮流的威力，不敢公开党名，对外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称出现，直到1929年才公开党名。

在此之前，被称为国家主义派；又因以《醒狮》周报为喉舌，又被称为“醒狮派”。

　　《醒狮》周报中，曾琦撰稿最多。

他详细阐述国家主义运动的理论，尤对共产主义进行批评。

针对曾琦等人的抨击，中国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中国青年》刊物为阵地，与醒狮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醒狮》周报“对帝国主义小骂大帮忙，对革命运动藉‘反共’、‘反俄’的两个口号极尽造谣攻讦之能事”的反动面目。

　　曾琦坚定地反对国共合作。

1924年，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

曾琦经谢持介绍于11月20日谒见孙中山，力劝孙中山停止联俄联共政策，遭到孙的拒绝。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

曾琦在4月23日的《醒狮》周报上发表文章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捧场喝彩，对“蒋介石、李济深、白崇禧等，最近对付共产党之采取严厉手段，尤深赞其勇敢”，并对蒋介石提出了“反共宜求彻底”的5点希望。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曾琦更是竭力反对。

他在上海成立“工人救国团”，开办“工余学校”，宣传国家主义，抵制、阻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

他攻击谩骂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说农民运动“惨无人道”。

曾琦还反对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与孙传芳密谋，主张孙与吴佩孚、张作霖三大军阀联合，对抗国民革命。

　　曾琦对自己的反共言行不仅直认不讳，而且自诩为“对国人之贡献”。

曾琦所领导的中国青年党也成为我国最早反共的政党之一。

该党的反共立场为其与国民党的合作打下了政治基础。

　　曾琦等人既是国民党反共的同盟者，也是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鼓吹者。

但是国民党实行的是一党专政，曾琦领导的中国青年党未能取得合法地位。

1927年，蒋介石先后派陈布雷、黄郛来见曾琦，提出“反共立场既同，两党何妨携手”的建议，要求青年党解散，然后加入国民党，被曾琦断然拒绝。

在7月召开的青年党二大上，确定了“在夹攻中继续奋斗，一面反共、一面反党治”的政治方针。

这使得曾琦走上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民主政治的道路。

　　青年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方针，立即遭到了国民党的镇压。

《醒狮》等刊物被查禁，许多成员被捕。

曾琦也于8月30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经法籍律师请保获释后逃亡日本。

曾琦和青年党不断加大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斗争。

1928年召开的青年党三大发表了曾琦起草的青年党《致国民党书》，提出了对国民党的十大质问，直指国民党的训政制度。

曾琦还想与梁启超等人重组新党形成第三种势力，也曾发起第四共和运动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

曾琦和青年党还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掠夺、文化专制和外交妥协政策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对青年党的抗争，国民党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国民党中央“明令对国家主义派以反革命治罪法论罪”，从而使国青两党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非主要矛盾。

曾琦派出大批青年党员直接投身到东北战场和长城抗战，对日展开军事行动。

还适应形势，改变了青年党策略，提出“政党休战，共同抗战”的主张。

1933年后，青年党即完全停止了反蒋活动。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曾琦鼓动宋哲元、阎锡山等电责张学良、杨虎城。

蒋介石离开西安后，曾琦迅即致电祝贺，称“御侮有望于君”。

蒋复电并邀曾琦等会面。

1937年春，曾琦到浙江奉化与蒋长谈，至此国青两党实现了携手合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曾琦多次发表声明和演讲，公开宣传抗日必胜。

还于1937年八九月间返回四川，与刘湘、刘文辉、杨森等联络，调停国民党中央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对促进川军出川抗日做了大量有益工作。

1938年春，曾琦又被国防参议会派往云南、贵州，视察抗战总动员实施情况，动员西南实力派参加抗战。

　　国民党在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各党派和民主人士悉数被网罗进来。

曾琦也成为了参政会参议员，在第一届参政会上，他代表青年党提出“克期成立省县市参议会案”，得到通过。

青年党则以参政会为平台，成立并主导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战时期两次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共合作，争取民主宪政。

　　曾琦对促进民主宪政运动也极为关注。

1939年10月，他参与在重庆成立的宪政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并于次年元月发表《论实行宪政之时期与国民大会之性质》一文，批评了国民党所散布的不宜实行宪政的观点，要求结束党治，立施宪政。

1941年夏，曾琦赴香港治病，与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合办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并发表《五年来朝野协力之回顾》一文，要求国民党扩大参政会职权，改为战时国会；将行政院改为战时内阁，造成举国一致的政府。

　　中共对曾琦等人参与民主宪政运动给予高度评价，1941年10月28日的《解放日报》社论称曾琦等人强调抗战到底、结束党治、革新内政“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进程，青年党确定了三方布置，以待时机、图谋发展的策略。

曾琦负责指导该党在沦陷区的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曾琦秘密潜入上海，避居在法租界，化名郑安定。

他拒绝了汪精卫劝其出任汪伪南京政府考试院副院长职务的请求。

潜伏期间，他行踪隐秘，深居简出。

　　合流与衰落

　　1945年8月，曾琦由北平抵太原。

适值抗战胜利，曾琦遂致电蒋介石：

“惟有协力报效于将来，庶几报国于万一。

”表示了在战后愿与国民党合作反共的决心。

蒋立即复电：

“契阔多年，良深驰系，抗战虽胜，全局待筹，尚系命驾来渝，藉承匡教。

”

　　9月21日，曾琦乘美国飞机抵达重庆。

此时，曾琦力主青年党脱离中国民主同盟，并在党内拉拢反共的陈启天等人，排挤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

12月2日至12日，在曾琦的操纵下，中国青年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琦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确定了维护国民党统治和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走上了与国民党蒋介石合流的道路。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曾琦代表中国青年党在开幕式上致词，指出要把国家纳入正轨，“惟有实行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为达此目的，提出“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循名核实，激浊扬清”16字贡献于大会，愿各方代表实行。

会上，曾琦代表青年党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和《和平建国纲领》三个提案。

　　政协会后，青年党退出了民盟，并玩弄两面手法：

曾琦与国民党接洽，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而李璜、左舜生等人继续与各民主党派一起，参与调解国共冲突。

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张家口后气焰嚣张，宣布11月召开其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这种撕毁政协决议的行径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

中国青年党则公开表示参加，并提交了参会的100名代表名单。

曾琦和青年党完全成了蒋介石的工具。

　　1947年4月17日，曾琦代表中国青年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民社党张君劢等共同签订《国民政府改组后实施方针》，组成所谓三党联合政府。

青年党中，曾琦等4人任国府委员，4人任政务委员，13人任立法委员，6人任监察委员。

青年党粉墨登场、弹冠相庆。

曾琦为此写诗“亡命江湖廿四秋，朝堂初入泪交流”。

　　曾琦坚持一贯的反共立场，多次向国民党献计，要求加强基层保甲制度，强调军民配合为剿共之要旨。

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元旦向曾琦颁授一等卿云勋章以示嘉许。

然而，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凯歌猛进和国民党的节节失败，青年党亦分崩离析，难以为继。

10月，曾琦辞去主席一职，以考察宪政为名赴美。

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战犯名单，曾琦列第42位。

　　曾琦到美国后，旋即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进行反共宣传。

还想访问希腊、土耳其等国家，因身体原因而被迫放弃。

鉴于美国政府和杜鲁门总统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丧失信心，1949年2月曾琦在华盛顿发表了《对美国朝野十大质问》一文，要求美国以所谓“世界领袖的地位”对“苏联扩张铁幕”“采取有力之政策”，并继续援助国民党政权。

他还企图发动所谓“超党派的救亡运动”，要各方面的“反共民主自由分子”，集群策群力，以挽救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

还与赖景瑚等人在美组织“民主自由联盟”，在欧洲发起成立“民主国际”。

　　1951年5月7日，曾琦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做手术前神智清醒之时，他在医院的走廊上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在幽冥之中归入碧路黄泉。

在他身后，倾注了曾琦一生心血的中国青年党日趋衰落，长期陷于分裂停顿的状态，而他极力反对的共产主义事业则蓬勃发展，浩荡前行。

　　作者单位：

河北省政协

　　责任编辑：

王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