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钟鼓楼及社会价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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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钟鼓楼及社会价值

浅谈<<钟鼓楼>.>的社会学价值

李红霞

2009年5月20日

摘要《钟鼓楼》是刘心武写的当代长篇小说,是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学者小说。

本文从三方面浅谈它的社会学价值。

一、四合院文化与两个精神社区。

二、文学的典型塑造与社会学的群体描述。

三、从问题小说走向学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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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钟鼓楼》、社会学、价值、问题小说、学者小说。

刘心武的《钟鼓楼》，被誉为“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

不过，细细地研读完刘心武的这部力作之后，却又觉得“清明上河图”的赞誉其实并不能揭示它所提供的文学新信息。

虽注重于民俗风情的细致摹画，但《钟鼓楼》却于此因而堪称为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学者小说。

一、四合院文化与两个精神社区

《钟鼓楼》有一个容易识别的外在结构模式，这就是它以钟鼓楼附近的一个典型的四合院作为书中人物活动的主要空间，以渐次流逝的时辰作为小说的章目，同时描写院内九户北京人的喜怒哀乐、恋爱嫁娶，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矛盾、纠纷与和睦。

不言而喻，作为小说中众多人物起居生活的典型环境，四合院的方位、格居和布置，都得到了最详尽的描写与最生动的刻划。

犹如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用文字勾画出一个为后人称颂的大观院一般，刘心武似乎也醉心于斯道，笔触细腻地描绘起一个建于明清之际的堪称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使人读来恍如置身其间而妙趣无穷。

然而，仔细地咀嚼、回味起来，刘心武在书中对四合院的这番描绘，似乎并不完全与传统的典型环境相吻合，而是处处凸现出一种力图扩大其作用的态势，以至当小说的时间表进入了末时，作家甚至完全脱离书中人物的活动，使用整整一节的篇幅去追述四合院的历史沿革、社会生态和文化景观来。

这种描写无疑已超出了传统的文学范围，它似乎在承担着某些社会科学的任务，甚至连行文用语上也向之靠拢。

不妨从小说中随手拾取一段：

“四合院，尤其北京市内的四合院，又尤其是明清建成的典型四合院，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烂熟阶段的产物，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研究封建社会晚期市民社会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审美意识、建筑艺术、民俗演变、心理沉淀、人际关系以及时代氛围的绝好资料”。

倘若不说明它的出处，你能相信这是在写小说吗？

这就引起了我们极想探究其奥秘的一种好奇,刘心武是否在《钟鼓楼》里还深藏着一个内在的结构模式？

诚然，作家曾宣布四合院是“本书的一个大主角”，这无疑是开启《钟鼓楼》的一把金钥匙。

但作为一个物的存在，何以能成为小说的主角呢？

抑还是刘心武也在追随“新小说”派的注重写物的手法？

不过，纵览全书显然又不能作如此解。

好在我们这位新时期作家并不屑于掩藏自己的创作追求，因而在小说中又一次和盘托出：

“现在我们走进了钟鼓楼附近的这个四合院，我们实际上就是面对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

原来刘心武是把以四合院为代表的特定文化景观作为本书的一个大主角，而这种四合院文化，不仅包括作为文华产物的四合院建筑，而且还包括由此而形成的家庭结构

、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化。

这就几乎把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统统引进了小说的领地，从而达到了文化学与社会学的水乳交融般的结合，使小说具有了与众迥异的独特风貌。

也许，这就是深潜在《钟鼓楼》里的内在结构吧。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小说中的那些看似枝蔓的“赘笔”，实在是有别于传统写法的精彩之处。

四合院当年的主人本与今天的九户居民完全无涉，但作家却偏要巨细无遗地描绘这幢无处不渗透着传统文化意识的四合院当年的情貌，使人分明感觉出这位不露面的主人当年的殷实富裕与养尊处优。

于是，传统小说强调的人物事件的连续性、因果性和戏剧性均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远远退居在整个背景中的一种原始的历史流动，既不与小说的情节线发生直接的联系，又不和今天所发生的故事完全绝缘。

不过，当我们一旦读到薛大娘坚持要小轿车接新娘，坚持要全可人去迎亲，为的是平息自己当年过门时的不足和窝心，那位令人啼笑皆非的七姑在迎亲办宴过程中的种种善意的挑剔，处处图吉利反而事事不吉利；荀大爷为儿子指腹为婚一事无法实现竟一直怀着难以泯灭的内疚；海老太太并无骗人之心地瞎吹胡编自己的身世遭遇，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韩一谭训顺无争，谨小慎微到为了几句涉及江青的传闻竟真诚地送女儿去自首；梁福民、郝玉兰对生活的节俭近于苛刻，却偏要让儿子穿着新衣站在院子里吃柑桔，凡此种种今天四合院居民的所作所为、所想所思时，那种文化上的丝丝缕缕的联系便油然而现，使人感到昔日的四合院文化竟是那么根深蒂固地沉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以至仍然是所谓

“小市民”们生活中的最高奢望。

自然,当四合院从一个京都殷实的平民家庭住宅演变为上讫局长、医生、京剧演员、下至工人、修鞋匠、售货员这样杂色纷呈的九户居民的杂院，其文化上的特征也就不可能是纯粹的单色调。

时代的变迁，新浪潮的影响，知识的作用，职业的不同，这一切都使今日的四合院文化交织着种种复杂多变的成份，以至很难说它只是体现了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

事实上，四合院既然是不同的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而聚居在一起的邻里，也就必然存在着两个很少互动的精神社区。

不管张奇林如何强调接触群众，接触社会，但他的家庭实际上除了接待象荀磊这样的青年人之外，是与同院的其他居民没有多少往来的，甚至连住在外院的老编辑韩一谭都不认识，以致在女儿面前闹了个小小的笑话。

这绝不是说张奇林是一个官僚主义者。

相反，他倒是个难得的搞四化建设的好领导，有文化，识人才，知人善任，维护党的威望。

他也许主观上更愿意和这些邻居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因而对搬家一事并不过于热心。

但是，文化上的差异是一种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它使这个四合院里的人们按照其不同的文化水平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精神社区。

只有那些处于大体相等的文化水平上的人们，才可能成为一个在价值、信仰、情趣、修养以至语言上有着共同成员感的精神社区。

也只有同属一个精神社区的人们，才可能保持着更多的社交来往。

然而，张奇林的局长身份又使同一精神社区的人们也很少有可能与之交往，只有荀磊这样的有着留学英国经历的年轻人，才会跨越有

形无形地存在着的等级观念而去张家借阅英文原版书，以致引起张秀藻这颗少女之心的真情萌动。

即使是同一单位的下属庞其杉，要跨入他的家门进行一次工作上的谈话，也需要克服那么复杂而又沉重的心理障碍；而这种心理障碍的形成，固然是他自身性格上的弱点所致，但于大夫拒客于门外的那种做派，难道不也是一个成因吗？

当然，同属一个精神社区的人们虽不一定就有经常的交往，但却一定有其文化和信息的某种沟通，因而一旦生活赋予了某种机遇，他们便能立刻找到共同关心的话题，进入无拘无束的侃侃而谈之中。

这一点，即使对于张秀藻这样一位失恋的姑娘来说，也能促使她从单相思的精神状态中走出来，愉快地与荀磊交谈起时间、历史、命运和使命来。

但是，当历史把两个本不属于同一精神社区的人结合成一个家庭的时候，那种文化上的共同成员感的缺乏和婚姻、道德的纽带便不可能不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澹台智珠和李铠的这场争吵，便是在这么个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以致激化起来的。

当澹台智珠被文革折磨得身心俱残时，她确曾心灰意懒地退出了京剧舞台，以为永远告别了自己曾用全副身心去热恋着的事业。

那个时候，她与李铠的结合是美满的。

一个需要有人把她当妻子爱，另一个也需要得到妻子的爱。

然而，他俩都未曾意识到，这种美满实际上是建筑在她无可奈何地从一个较高层次的精神社区里跌落下来，从而和李铠处于同一精神社区的基础上的。

所以，当她一旦有可能重新踏上红

氍毹时，她和李铠在文化上的差异便越渐明显，越趋扩大。

尽管她不忘旧情，尽力弥补精神文化上的这种“代沟”，但李铠却怎么也无法摆脱心理上的自卑感，在生怕失去她却又绝不甘心失去她的复杂心理支持下，不自觉地干着拓宽“代沟”的蠢事，以致澹台智珠的事业受到“师姐”的损害时，不但不能为其排难解忧，反而火上浇油地添乱。

只有当李铠从酒店里那些和他同属一个精神社区的人们相处中得到了心理补偿之后，他才暂时地清醒过来，使这场时起时伏的争吵终于有了言归于好的可能。

不过，存在于这个家庭中的文化冲突并未就此结束。

作家在小说结尾处提出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暗示了两个必然的归宿：

要末澹台智珠放弃对表演艺术家的追求而去迁就李铠的低文化状态；或者李铠最终摆脱心理上的暗影而与澹台智珠同处于一个精神社区，否则，文化上的裂痕终究要导致感情上的裂痕和婚姻上的破裂。

不过，在这个四合院里，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现象莫过于荀兴旺一家在这一天里所发生的一切了。

当郭杏儿这个本该属于城市的姑娘从农村来到北京，寻找城市之魂和婚姻归宿时，她是满怀着喜悦和信心的。

在她看来，妨碍父辈们“指腹为婚”心愿的实现仅仅是因为她们太穷了，而现在她们真正地富裕起来了，甚至比荀大爷家还要富，难道她和荀子哥的结合还有什么不能实现？

但是，她决没有想到她所接受的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存在着那么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并不仅仅是个人收入上的悬殊。

因此，当她

满北京城地游玩，尽情地逛一逛百货大楼，直至买上四瓶最贵的酒和三盒蛋糕，让久蓄心中的欲望得到最大的满足之后，她还是强烈地感受到城市的文化冲击，从带电镀球的沙发、酒心巧克力、录音机音箱直到荀磊所喜爱的抽象派艺术挂盘、树根造型和磁夜猫子，这一切都使她既感到陌生而又新鲜，又感到惑解直至扎眼。

她更没有想到这种文化差异，在她和荀磊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以致她很快就看出无论是父辈们的“指腹为婚”，还是自己曾暗想过的婚姻归宿都是不可能的。

但郭杏儿毕竟是一位纯朴、厚道的农村姑娘，因此当她从这一切中“觉得磊子哥离自己更远了，因而心里反倒更加安定”。

在这一点上，她所接受的农村文化使她轻易地摆脱了感情的纠葛，而与她同处于单相思境地的张秀藻却是那么艰难地从缠绵的爱情旋涡中挣脱出来。

然而，我们又很难说郭杏儿的这种豁达比张秀藻的怨艾更弥足珍贵，以至要看作是民族的美德来加以赞扬。

毕竟在郭杏儿的心目中，婚姻只是和“父母之命”联系在一起的而与爱情却无缘的终身大事。

所以她虽然从未见过荀磊，却可以把这位陌生的男子与自己的终身联结起来，甚至抱着“撞撞俺的大运”的想法来到荀大爷家。

从这里，难道我们不能嗅出积淀在农村文化中的封建意识的余烬所燃发出的残烟吗？

但是，我们同样也不可就此而否定她的婚姻观。

且不说和那些“七竿子八棒槌攀上了城里的亲”，就一心想嫁个城里人的同村姑娘相比，其情感之高尚自不待言，就是站在同样不知爱情只知婚姻的城市姑娘潘秀娅面前，郭杏儿也显得更

纯情得多。

当潘秀娅从市民文化中汲取养份以铸成她那独特的“四喇叭精神”时，婚姻便不但与爱情无缘，反而与庸俗有姻了。

相比之下，郭杏儿所接受的农村文化不是又显示出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面吗？

如果说，郭杏儿的到来意味着农村与城市这两个社区文化的一次比较，那么，荀家父子在文化上的差异则意味着同一个家庭内的两个精神社区的又一次较量。

但与澹台智珠和李开之间矛盾冲突迭起相反，作家似乎在荀氏父子之间有意识地寻找一条两种文化融合的道路。

无疑，荀磊之所以能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从许许多多普通劳动人民子弟中出类拔萃，成长为一名精通英语的外事翻译人才，主要得力于两个人的支持和帮助:

那位中学英语教师满足了他那旺盛的求知欲,而父亲则为他树立了为人的榜样.显然,荀兴旺的正直\善良、淳朴、重义这些主要得之于农村文化的品质，给了荀磊难以磨灭的影响，以致即使在他接受了和父亲完全不同的文化熏陶之后仍然能够充分理解和尊重自己的父亲。

但是，低文化状态毕竟使荀旺兴无法理解自己的儿子。

他可以容忍荀磊有一个充满“洋味儿”的里屋。

也可以在“指腹为婚”这件事上无可奈何地作出让步，但他决不理解荀磊的“想当元帅”的事业，甚至在荀磊的译稿被毫无道理地退回来时，也近乎粗暴地打断了他和编辑的交谈，已维护长者的尊严。

于是，代沟问题只对荀兴旺来说是存在的，而对荀磊却并不存在。

作家以他那出众的艺术才华几乎使我们相信这道单向代沟的现实存在，但单向却只是作家的一次理想设计。

事实上，作家在

赋予荀磊这个人物更多的理想色彩的同时，也就有意无意地减弱了他的现实感，使他成了小说中唯一的完美无缺的人物。

在郭杏儿和冯婉珠的那场引起两种文化冲突的交谈中，唯有他能沟通两者之间的认识隔阂，并且能站在一旁冷静地分析这两位都与他有关的同代少女从外貌、表情、衣着到语言、心理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

这已经多少使人感到不那么合乎情理了。

至于在父子之间发生的每一次文化冲突中，均以荀磊的退让来缓和，特别是在编辑亲自上门说明退稿的真相时，荀磊竟与编辑不辞而别，就更使人觉得难以自圆。

作家在这里陷入了自己设计的迷宫之中。

一方面，他力图赋予荀磊一种新兴文化的代表色彩，从而使他既在父辈那里承继了民族文化的精粹，又通过出国留学广泛汲取了当代外国的优秀文化。

然而这两种文化在荀磊身上融合为一本身就意味着对民族文化中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成份扬弃，因而也就必然会与父亲的文化意识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作家又真诚地希望通过荀磊的退避三舍来求得两种文化的融合，这就不能不使荀磊这个人物的真实感受到削弱。

当然，作家有意在这个家庭里制造缓和的气氛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但这么做毕竟削弱了父子两代文化上的差异所引起的矛盾冲突，而这方面本来是极富魅力的一次艺术探胜。

二、文学的典型塑造和社会学的群体描述

今日的四合院文化虽然交织着新与旧、城市与农村、知识分子与市民阶层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矛盾和冲突，但就其主体来说，却仍然是淤积着较多旧文化意识的市民文化，因而实际上是北京市民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

当然，随着新居民楼在北京城里不断涌现，市民文化景观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四合院文化仍以其特有的风貌继续吸引着作家。

刘心武在《钟鼓楼》里所作的全部努力，就在于力图真实地再现这一文化景观的现实状况和历史渊源，而这一创作意图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作家将文学的典型塑造和社会学的群体描述巧妙地加以结合分不开的，从而在这方面开拓了新的

表现领域和新的表现方法，使市民题材在艺术大师老舍之后又有了令人注目的进展。

文学虽被高尔基称之为“人学”，却很少对人的群体存在作出过鲜明的艺术描绘，因为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最擅长于描写单个人的，是一门“个人学”，所以它总是通过塑造出色的典型人物来“以点带面”地反映某一类人的特征。

然而，社会学却是一门“群体学”。

它着重研究集团、阶层、社区、文化以及人际关系等社会现象，因而往往把人的社会存在加以类型化，用群体描述的方法勾勒出某一类人的社会文化特征。

显然，这是传统的文学描写方法所无法企及的，无论是古典主义的类型描写，还是现实主义的典型塑造，其基本特点都是将人的类型特征集于一个或几个具体人物身上，因而也就不能不忽略以致舍弃对具体人物所处的那一阶层、集团和社区的文化特征上的描述。

于是，当刘心武尝试着揉合两者来塑造市民形象时，我们便骤然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比如卢宝桑这个人物，作家显然是强调家族对他卑琐性格的精神遗传：

从丐头爷爷的乞丐心态到父亲卢胜七的“硬乞”精神，直至来自母系的敢说敢骂，敢打抱不平的气概。

但是，作家并没有采取通常的通过情节来形象地反映这种家族内的潜移默化的艺术手法，甚至都没有为这些人物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形象，却在对北京市民阶层作了非文学的分析，概括出七大特点之后，独辟蹊径地对晚清以后北京城内钟鼓楼一带的丐帮作了

只有生动细节却无完整人物的描述，使我们从中领略到当年丐帮的行乞行当、求乞方式、丐帮帮规等一系列社会生态奇观，从而对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有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这样一个历史的社会背景下，文学的典型塑造的特有功能便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于是，典型不仅可以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而且也可以运用一般来映衬个别，从而不仅具有栩栩如生的现实感，同时兼备深厚扎实的历史感。

试想，如果没有这些非文学的整体描述而空余卢宝桑在婚宴上的种种丑态的入木三分的刻划，能够使我们联想到一个当代文化乞丐的形象吗？

至少，卢宝桑这个活宝将会逊色不少，更不用说我们将因此而失去一个近距离透视丐帮这一畸形社会产物的机会，而这一切，便是整体描述本身带来的全新文学信息。

当然，这种社会学的群体描述，除了对于某一社会群体作纵向立体描述以考察其历史变迁外，在小说里更多地表现在对于某一社会习俗、社会现象作横向全景描述以辨析其文化的异殊。

即以登门拜访时的一个敲门动作来说，作家也要条分缕析地细辨出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种种动作上和心理上的差异，然后再来展开对庞其杉敲门、于大夫开门的正面描写，从而获得一种大背景与小细节的观照，拓宽了作品所表现的具体内含。

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自然是对薛纪跃、潘秀娅的描写。

作家除了对两人在婚礼中的行为、心理、情绪作了文学的正面描写外，还大量运用分析型

叙述去概括市民青年这一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行为价值、心理素质、性爱观点和生活追求，从而使这两个人物的性格标示在市民青年的群体网络上，显现出一种立体感和辐射力。

无疑，作家对薛纪跃性苦闷的描写是寓于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同时也是完成薛纪跃硬冲男子汉的性格塑造所不可却的。

但那个风雪之夜所发生的隐秘很难说有爱情的色彩供作家罗曼蒂克地描写一番，而严肃地正面表现人的性欲至少到目前为止还属于黄色禁区。

于是，作家又一次采用了群体描述的方法，对长期以来清教徒式的教育造成青年在性问题上的无知作了横向的全景描述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从而既绕开了这一难题，更为薛纪跃的性格塑造矗立起极其广泛的社会总体背景。

同样，潘秀娅的“四喇叭精神”之所以令人感到可笑而又可悲，也是与作家深入剖析这一层青年的浅思维状态分不开的。

由此而引出对潘秀娅她们职业病的种种表现和致因的分析，就更是把文学的触角伸向了社会心理学的领地。

这样，“四喇叭精神”作为这一社群共有的文化特征，便由作家直接在小说里点出而无须批评家去发掘了。

于是，凭借着这种群体描述的方法，作家笔下的北京风土人情便趋向于一种社会学的归类：

每一种社会习俗，必述其社区与社群的特点；每一个社区与社群，必究其历史与现状的联系；而每一个人物，又力求明其社区与社群的归属。

显然，它不再仅仅是一种时代特征的渲染和标识，也不再只是构成人物活动的环境氛围，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典型人物本身的有机构成，因而有别于老舍、邓友梅小说中的风土描写。

诚然，《钟鼓楼》里也有与此相类似的风情描绘，如对“荷花市场”的描写，北京酒肆饭馆嬗变的叙述等等，但一般说来，这类描写往往逊色于老舍、邓友梅。

因为在他们的小说里，北京的风土人情是与人物所处的时代相一致的，有一种整体感与和谐美。

而刘心武也许太醉心于用小说艺术来表现社会文化景观了，以至这类描写往往游离于人物性格塑造的需要，又与小说所秒现的时代相去甚远而显得是对风俗世情的一种铺排。

这恐怕就是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有一种轻微的胀满感的原因吧。

三、从问题小说走向学者小说

刘心武是以《班主任》一举成名的。

他在这篇小说结尾时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意味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所追求的艺术理想。

诚然，他太热爱生活了，以至在每一篇小说里都要提出一个颇为尖锐的社会问题：

呼吁在生活中给爱情一席之地《爱情的位置》，要求尊重每个人的个性《我爱每一片绿叶》，等等。

这个时期的他，对生活的追求远甚于艺术本身。

但也由于过分直露地追求社会问题的揭示，以至有些忽视文学本身的价值，小说的主题有时不免单薄，人物性格也往往缺少一种更深沉的力量。

这些创作上的特点很快被有识见的评论家概括为问题小说而详加探讨。

而这一时期的读者，由于刚刚从长期的文化桎梏中解放出来，艺术欣赏水平不高却苦闷、血泪郁积过深，因而风靡于问题小说的思想敏捷和问题尖锐

。

也无庸讳言，在一部分读者那里甚至抱着看杂技演员走钢丝的心理来对待作家和他的小说。

这样一种文学反馈，自然促使许多作家遵循以率先提出最敏感、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创作原则，写出了大批的问题小说，以至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

可以说，新时期的问题小说是滥觞于刘心武的《班主任》的。

当然，随着时代生活的前进和艺术经验的积累，刘心武开始认识到自己创作上的不足而在稍后的创作中逐步注意起对人的发掘和文学价值的实现。

这方面的努力集中体现在《如意》、《立体交叉桥》这两部小说里。

如果说，《如意》中对石义海和金绮纹之间爱情的描写使人感受到作家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那么在《立体交叉桥》里，对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所作的深刻描写就不在有作家主观精神的赤裸裸的表露了。

作家已经较为成功地把握了人的观念、行为与家庭、社会、时代、个人经历以及性格气质、生理机制的必然联系，从而在小说中塑造出有文学价值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不过，即使是这类小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作家所关心的某个社会问题，并且仍然是小说立意的缘起和指归，只不过与他以前的创作相比较，作家更致力于这两者在小说中的和谐与融洽。

这里，我们无意全面讨论刘心武的创作道路，而概略地作些回顾只是想引出这样一个问题：

《钟鼓楼》是否标志着刘心武创作上的一个新起点？

不难看出，在这部小说里，作家虽仍钟情于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和揭示，但却更注重于从文化的角度对社会和人的研究，以至很难说作家究竟在小说里提出了多少社会问题，而只能说它起码涉及了社会和人的哪些方面。

如果说，他早期创作上的特点是直线式地表现主题，而稍后的创作又呈现出一种枝杈状，仍能使人捕捉住作为小说出发点的某一社会问题，那么，在这部小说里，主题已变得如同一滴不断向周围渗透的墨迹，不再那么清晰易识了。

显然，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因为长篇小说的容量大而引起的，更主要的是由于作家对小说艺术的新追求所致。

这种新追求概括起来就是，作家借助于社会学这把科学的解剖刀，从妇女、老人、青少年、家庭、婚姻、爱情、代沟、社会心理、社区隔阂等方面对社会作了深入的分层剖析；并且运用社会学的整体描述法勾勒出几个不同层次的市民群体，从而使小说中的市民典型直接与市民群体相观照，达到了深化典型人物的目的，同时也丰富了人物的典型化方法，使整部小说从文化的高度去俯视整个生活、整个社会以至整个时代。

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作家是有意识地将社会学引入小说艺术之中，从而使《钟鼓楼》成为从

问题小说走向学者小说的一个新起点。

所谓学者小说，似乎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特点：

一、作家有意识地运用某一门具体科学的原理去观察、分析和反映生活，从而使小说创作明显地受到该门具体科学的影响而大放异彩。

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融合了该门具体科学的一些特殊方法，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传统艺术的新的审美特征。

三、这种具体科学对小说艺术的渗透，有时还表现在作家的文学语言上较多地揉合该门具体科学术语的成份。

如果这样的概括大体上是准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学者小说实际上是早已有之的，而非什么故创新语。

例如：

意识流小说实际上是小说与现代心理学的一种结合，存在主义学则更是存在主义哲学与小说的合二为一。

如果我们的眼光再扩大一点的话那么象吴晗的历史剧可以看成是史学与文学的结合，阿尔图斯、赫胥黎的《新奇的世界》则可以看成是生物学与文学的结合。

因为前者对真实性的把握实际上是史学的而不是文学的，后者对未来世界的描写是基于体外受精育儿这一生物学理论上的，更何况他们本人就是这一门科学的学者。

因此，有理由把刘心武的《钟鼓楼》看成是社会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学者小说。

这一点，不仅对作家本人的创作来说是一个转折，而且对新时期文学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创作实绩。

它表明，随着第三次浪潮对我们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文学必然会作出更加积极的反应，从而对这个伟大的时代作出更加科学的艺术反映。

参考文献：

中国论当代文学，刘勇，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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