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第三章 苏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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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第三章苏轼

第三章　苏轼

第一节　苏轼的生平和思想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他诗、词、散文里所表现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欧阳修、梅尧臣等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成果，表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

他生长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诗文革新运动已取得胜利，社会文化在中唐以后又一次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同时由于豪强的兼并，边备的松弛，官僚机构的庞大而无能，北宋王朝的内外危机正在暗中滋长。

苏轼少年时期就积极关心当时社会的人情风俗和北宋王朝的政治措施，希望能继承范仲淹、欧阳修等的事业，在政治上有所改革。

他出身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早有文名，母亲能教他读《汉书》。

由于家庭的教育，前辈的熏陶，以及他自己的刻苦学习，青年时期的苏轼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为欧阳修、梅尧臣等所称许。

　　同王安石一样，苏轼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也感到不安，希望加强封建王朝的统治。

仁宗末年，他向朝廷上制策，提出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主张，要求“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见《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表现出一个要求改革的政治家风度。

然而由于他所处的中等地主阶层的地位，不愿意过多地触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他三十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的是书房生活，对当时社会因豪强兼并而引起的危机，远没有王安石看得清楚；因此他的改革多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强调“任人”而忽视变更“法制”，尤其反对急进的措施。

当神宗初年王安石实行打击豪强地主的新法时，他就上书反对，并以此出任杭州通判，转知密、徐、湖三州。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责授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这时期在政治上的保守态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在文艺上的成就。

他当时写的部分诗文就片面夸张了新法推行时的流弊，助长了旧党的声势，影响了新法的实施。

贬官黄州以后，他在郡城旧营地的东面辟地耕种，有较多机会接近下层人民，政治态度有所改变。

但是政治上的挫折，也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

黄州是长江中游形势险要之地，武汉三镇即在它的西面，我国不少英雄人物曾经在这里展开军事上政治上的斗争。

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英雄人物的激发之下，他写出一些著名的散文和词篇，如《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

　　哲宗即位，旧党执政，苏轼被召还朝，任翰林学士。

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却表示赞同（见《上神宗皇帝书》）。

多年地方官吏的经历，也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进一步的了解。

这时司马光等旧党要废除一切新法，他“深虑数年之后，取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主张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见《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反对执政大臣的一意孤行，又以此受到旧党里程颐一派的攻击，出知杭、颖、定三州。

到他五十九岁时，新党再度执政，他先后被贬官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琼州。

苏轼在历任地方官吏时，比较关心人民痛苦，在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等方面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事情。

这时的新党又只知利用新法加深对人民的剥削，他的处境就比较得到人民的同情。

在琼州三年，他多方鼓励、培养当地后一辈的学者、文人，和当地少数民族也能和睦相处，因此生活虽十分艰苦，还没有改变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力。

徽宗即位，他因大赦内徒，次年七月卒于常州。

著作有《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往往是既矛盾又统一的。

他平生倾慕贾谊、陆贽，在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排斥老庄为异端；然而老庄的“无为而治”思想又同他的“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见《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的政治主张有其一致之处。

他少年时就爱好《庄子》的文章，后来又喜和僧人来往，在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见《超然台记》），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见《问养生》），更多地表现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

然而他从儒家出发的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又使他对佛家的懒散和老庄的放逸有所警惕（注：

苏轼《答毕仲举书》：

“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以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

”）；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虽屡受挫折，在文艺创作上始终孜孜不倦，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

苏辙说他谪居海南时“日馅薯芋而华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又说他当时写的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并见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这是他和前代得罪远谪的士大夫如韩愈、柳宗元等表现不同的地方。

　　第二节　苏轼的文论和散文

　　宋初提倡古文的学者，当西昆体流行的时候，要求以文章为“道之用”，借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孙复《答张洞书》）。

到北宋中叶，古文既已盛行，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政治作用的同时，还认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贝”，“各有定价”，相当重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

　　苏轼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与诗歌，特别是他同后辈来往的书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文艺见解。

他早年随苏洵出三峡，下长江，受自然景物的激发，跟苏辙写诗唱和，就认为诗文创作要象山川的云兴雾起，草木的开花结果，是由内容充实郁勃而自然表现出来，不是文章的工拙问题（《江行唱和集叙》）。

后来反复强调“辞达”，说：

“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

”即重视文章表达思想内容的本身作用，而没有象道学家那样把文章仅仅作为载道或明道的工具看。

他引欧阳修的话说：

“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

”这又注意到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跟王安石仅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装饰品不同。

那么怎样才能辞达呢?

这就是他说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够表现事物特征的神妙之处。

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

他说：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这里首先要求作者认真观察、研究描写的对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征；同时还要求作者有熟练的艺术技巧，在写作时能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象他说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何远《春绪纪闻》引苏轼语）他晚年形容自己写作诗、赋、杂文时的情况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答谢民师书》）即从不同的内容出发，自由表达，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

它是苏轼在文艺创作上长期刻苦锻炼，不断总结经验，逐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心得体会，对我们今天克服种种形式主义的文风还有一定启发。

由于苏轼阅历的丰富和学问的渊博，能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种种限制，力求自由而准确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境；这就使他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见《文说》），而“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见《答谢民师书》），把韩愈、柳宗元以来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发挥到了更高的境地，同时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文章风格。

　　苏轼的散文向来同韩、柳、欧三家并称。

他的政治论文如《策略》、《策别》、《策断》里各篇，从儒家的政治理想出发，广引历史事实加以论证，精神上继承了贾谊、陆贽的传统；而文笔纵横恣肆，又显见《战国策》的影响。

贾谊纵览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发展，深究治乱的根源，对汉朝的政治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到北宋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历史经验更丰富了。

苏轼从小读书就“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见《上韩太尉书》），他在仁宗末年所进策论，对当时封建社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和各个问题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是确有所见并提出自己的对策的。

他认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

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

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见《策断二十三》）。

基于他对当时政治的这种认识，他对内主张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对外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从而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这同贾谊《陈政事疏》的精神一脉相承。

他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政治论文的另一表现形式。

《平王论》反对避寇迁都，在南宋政治上起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他少年读书，专为应举，“不能晓习时事”（见《上韩太尉书》），他早年的进策和史论，议论多流于空泛，同时表现他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如在《劝亲睦》里主张恢复小宗来劝导人民亲睦，在《武王论》里以汤武革命为非圣人，在《商鞅论》里以商鞅变法为破国亡家之术等。

至于他说范增和义帝有君臣之分，应为义帝诛项羽，说诸葛亮只要费数十万金，就可以离间魏国的君臣，举兵灭之，更是不审察情势、大言欺人的书生之见。

他这部分文章虽内容没有什么特别可取，而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或翻空出奇，对士子的科场考试颇有用处，因此从北宋中叶以来，一直成为应举士子的敲门砖。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见陆游《老学庵笔记》），这四句秀才们的口头禅就是这样来的。

后来他在实际政治中受过较多的锻炼，逐渐改变纵横家的习气。

他在元佑、绍圣间针对具体政治问题写的奏议，如《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等，议论切于事情，精神上更接近陆贽。

　　苏轼集中的书札、杂记、杂说、小赋等，大都夹叙夹议，随笔挥洒，表现了作者坦率的胸怀，也表现他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爱好，成就远在他的政治论文之上。

他在《传神记》里记僧惟真画曾鲁公像，初不甚似，经过细致观察，于眉后加三纹，就十分逼真，说明细节真实对于传达人物神情的重要性。

他在《书吴道子画后》里说画家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即一方面既要掌握艺术的规律，又要有创造性，即自出新意，而不为规律所束缚；另方面要求在豪放的笔墨之外，表现一定的思想深度，即他所说的“妙理”。

这些见解虽是就绘画说的，其他艺术部门也可以相通，对我们今天还有启发。

他在黄州写的《答秦太虚书》、《答李端叔书》，在惠州写的《答参寥书》，谈生活、谈文艺、谈谪居时的心境，都比较亲切有味，而没有在语言文字上装腔作势。

它不但摆脱汉魏以来辞赋作者“以艰深文其浅陋”的文风，同时避免了韩愈以来古文家“力去陈言夸末俗”的矜持习气。

这不仅决定于作家本身的生活和修养，同时和当时社会文化的普遍高涨，古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有关。

他的《员当谷偃竹记》写出了“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文艺见解，回顾了他和文与可的往来唱和，表现他们的坦率而富有风趣的性格。

在这六、七百字短文里有诗、有赋、有书札、有叙事、有议论，好象随笔所至，漫无边际；然而它依然有个中心内容，一意贯注到底，那就是表现他们向来交情的亲厚，以及他见到这幅遗作时对文与可的深沉悼念。

他的《赤壁赋》以诗一样的语言抒写江山风月的清奇和作者对历史英雄人物的感慨。

又通过客与主的对答，水与月的譬喻，探讨宇宙与人生的哲理，表现作者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时的苦闷心情和当他从庄子、佛家思想出发观察宇宙人生时的洒脱态度。

篇中的主客实际代表作者思想的两个方面，他仍然沿用赋家“抑客伸主”的作法；但从内容到形式，都更象一首美妙的散文诗，完全摆脱了汉赋板重的句法和齐梁骈俪的作风。

　　苏轼自说少年时读书，每一书分作数次读，一次只注意某一方面的问题，如第一次只注意兴亡治乱的问题，第二次只注意典章文物的问题。

他对历史上的重要著作都这样分门别类地掌握了它的内容，当他临文时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联想起他过去的学习心得加以发挥。

他自称这是“八面受敌”的方法（见《又答王庠书》）（注：

此书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第四十六卷。

）。

他早年写的议论文，每提出一种意见，都能联系古今史实和前人论著，反复加以说明，看出他这方面的工夫。

然而这仅仅是他文章基础的一个方面，这方面的基础使他的散文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见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却还不能说明他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艺术特点。

苏辙说他少年时读《庄子》，感叹地说：

“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见《东坡先生墓志铭》）庄子文章表达的自由、联想的丰富、比喻的恰切，在他是年写的《中庸论》里已看出它的影响。

后来他到汴京应试，在《刑赏忠厚之至论》里说：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

皋陶曰：

‘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用以说明法官要严格执法，而君主要宽厚爱人。

考取后他去谒见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问他见于何书，他说：

“何须出处?

”（此据《老学庵笔记》。

苏轼《上曾两制书》：

“子思孟轲之徒，不见诸侯而耕于野，比闾小吏一呼于其门，则摄衣而从之。

”同样是出于想当然的。

）当然，在政论文里虚构历史事实是不允许的；然而这也正好表现他要求摆脱史书的束缚，更自由更大胆地表达意象的创作精神。

谪官黄州以后，他阅历更广，学问的积累更丰富，对现实的体察也较深，使他可以在更其广阔的境界里驰骋自由的联想和曲折无不尽意的笔力，庄子文章对他的影响就更其显著了。

　　苏轼的父亲苏洵，号老泉，著有《嘉右集》，弟弟苏辙字子由，著有《栾城集》，也以散文著称，后人合称三苏。

苏洵的散文以议论擅长，《权书》、《衡论》等篇，纵谈古今形势及治国用兵之道，带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

《权书》中的《六国》借六国割地事秦讽刺北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屈辱政策，表现作者的爱国思想。

苏辙的议论文不如父兄，记叙文却纡徐曲折，饶有情致，如《黄州快哉亭记》、《武昌九曲亭记》等。

苏轼说他“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见《答张文潜书》），是善于形容他文章的风格的。

　　第三节　苏轼的诗和词

　　苏轼经历了从仁宗到徽宗的五朝，平生足迹几乎遍及当时中国的重要州郡，而且远至西北地区、海南儋耳。

象他的前辈梅尧臣一样，他把写诗当作日常的功课，一直坚持到老年。

他多方面向前代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等学习，晚年更爱陶诗。

比之散文和词，苏诗的题材更广阔，风格也更多样。

　　苏轼终身从政，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

在他的“论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见《东坡先生墓志铭》）的创作思想指导之下，他曾写出一些反映民间疾苦、谴责官吏贪鄙、关心国家命运的作品。

在《荔枝叹》中，他饱含热泪控诉了唐玄宗、杨贵妃的罪恶，并怀着“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愤怒，抨击了以人民血汗来“争新买宠”的当朝权贵。

在《许州西湖》中，他指责地方官不顾连年饥荒，还为春游发动民工开湖，而对于一些比较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吏，则热烈赞扬。

他赠王庆源诗：

“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

妻啼儿号刺使怒，时有野人来挽须。

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饭豆吾岂无。

”出色地描绘了这个做了官还不失农民本色的人物。

他在地方任官时，从儒家勤政爱民的思想出发，作了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在《元修菜》、《秧马歌》、《河复》等诗里表现他对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关心。

后来屡经贬谪，在艰苦的生活中不得不为衣食而躬耕，从而进一步缩短了他与人民的距离，在谪官海南时和少数民族也相处得较融洽。

“农夫告我言：

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东坡》），“华夷两尊合，醉笑一欢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决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和癸卯岁始春怀古田合》），正是在这些词句里表现了诗人可贵的思想感情。

然而苏轼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比较稳定时期的士大夫，他政治观点里还有比较保守的一面，因此不能更深刻地反映人民的痛苦，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

他早期写的部分政治讽刺诗多少反映了新法推行时的流弊，但也有很多夸大失实之处，在政治上起了不良的影响，包括向来为人传诵的《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诗在内。

　　苏轼在军事上主张充实兵力，巩固边防，抵抗辽和西夏的侵扰，并认为以金帛赂虏是最下之策。

他的少数诗篇如《和子由苦寒见寄》、《祭常山回小猎》、《阳关曲》等，表现诗人要求为国破敌的雄心。

而在《获鬼章二十韵》里，又主张以宽厚的态度对待被俘的西羌首领，并戒边将的倚胜骄矜，提出了“慎重关西将，奇功勿再要”的忠告，流露了他重视民族团结和关心国家命运的可贵思想。

　　在苏诗里数量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的是许多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

试看他的《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

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这是苏轼因反对新法出任杭州通判经过镇江金山时写的。

诗人从天寒的沙痕想起江潮的澎湃，从长江的到海不回暗伤自己的宦游不归，给读者一种深沉而豪迈的感觉。

最后从江心炬火假托为江神的见怪，流露了他对宦游的厌倦情绪。

他的《有美堂暴雨》：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和子由中秋见月》：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

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

”《大风留金山两日》：

“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

朝来白浪打苍崖，倒射轩窗作飞雨。

”把寻常景物写得那么精警动人。

他的《新城道中》：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安国寺寻春》：

“卧闻百舌呼春风，起寻花柳村村同。

”《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

“桃花忽成荫，荞麦秀已繁。

闭门春昼永，惟有黄蜂喧。

”又把日常生活写得那么美好可爱。

他在东坡开辟荒地时就想起在细雨中的秧针，稻叶上的露珠，秋收时的霜穗，象玉粒一样的新米饭（《东坡》）。

他在博罗西山看到山下的溪水时就想起怎样利用水力来转动碓磨，于是更想起水磨上象雪一样散落的面粉，想起蒸饼熟透时的裂纹与芳香（《游博罗香积寺》）。

这些诗表现了诗人联想的敏捷，对生活的热爱和乐观，给读者一种“触处生春”的感觉。

这首先由于作者生活在北宋中叶，劳动人民在暂时得到安定的环境中，创造了大量财富，社会上呈现繁荣的景象，使诗人在接触到生活中的一切时总容易引起美好的憧憬。

其次是在尖锐的新旧党争中，诗人认识到仕途风波的险恶，从而把他的生活理想寄托于江山风月和亲朋师友之间，诗化了他在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一切。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

且并水乡欹侧过，人间何处不谗岩。

”（《慈湖峡阻风》）正是他最好的自白。

当然，这里同时也流露了他在政治上逃避现实的消极态度和在生活上随缘自呆、超然物外的佛老思想。

　　苏轼的诗有时能结合生活中所接触的情景，表现他对事物的新颖见解，而不失诗的趣味，象下面两首小诗。

　　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

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题西林壁》

　　离开放电的云层越远，听到的雷声就越低；从不同的方位可以看到山的不同面目，这本是寻常生活中的现象。

诗人却从此引伸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哲理：

所谓“雷霆之威”对于一个不以个人的生命、浮名为重的人是不起作用的；局外人有时会比局中人更容易看到事物的真相。

这就是前人认为表现了宋诗特征的理趣。

　　苏诗里部分鉴赏评论文艺的作品，如《王维吴道子画》、《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读孟郊诗》、《书王主簿所画折枝》等，表现他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殊作风，同时标志北宋时期社会文化所达到的新的高度。

　　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

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

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

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

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

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

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

抵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

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

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

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王维吴道子画》

　　这首诗实际上是替唐代吴、王两派画法作了总结，同时表现了作者对艺术的可贵见解：

既重视意象的雄放，又要求于象外得事物之妙。

由于作家在我们面前再现了这两幅风格截然不同的画面，并针对这不同的画境提出他的论点，这就依然使读者感到诗意盎然。

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曾使北宋许多诗人的作品流于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到苏轼手里才以他丰富的生活内容、清新畅达的语言和深厚的文艺修养，基本上纠正了这种流弊。

赵翼《瓯北诗话》说：

“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阙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就苏诗的艺术成就看，这概括是相当准确而全面的。

　　苏诗各体皆工，七言各体尤其擅长。

比之唐人，他的七律显得更为明快、动荡。

下列二诗可见他成就的一斑。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

　　——《和子由渑池怀旧》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他诗里有不少无聊应酬的作品，表现封建文人的共同习气。

过分逞才使气，对诗歌意境的含蓄注意不够。

这是他创作上贪多求快带来的结果。

　　苏轼的词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它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域里去，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他在射猎中所激发的要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又如〈浣溪沙〉《徐州石潭谢雨道上作》，写出了一幅充满浪漫气氛的农村生活的图景，都是他以前词家的作品里所少见的。

下面二首词是向来认为最能表现他的风格的作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在前首词里，作者幻想琼楼玉宇的“高处不胜寒”，从而转向现实，对人间生活寄与热爱。

后一首描写了赤壁战场的雄奇景色和周瑜、诸葛亮等英雄人物的形象，给人以壮丽的感觉。

作者写这些词时正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因而流露了沉重的苦闷和“人间如梦”的消极思想；然而依然掩盖不住他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和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豪迈心情。

　　决定于词的内容，苏轼在语言上也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收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为了充分表达意境，有时还突破了音律上的束缚。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

这首先决定于宋代文人政治地位的改变和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

北宋一些著名文人在政治上都有比较远大的抱负，他们不满晚唐五代以来卑靡的文风，掀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余波所及，不能不在词坛上起影响。

在范仲淹、欧阳修的词里已有一些风格豪放的作品，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