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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信任危机
如何解决信任危机
篇一：
期末课程论文：
当代中国信任危机的根源与解决之道
当代中国信任危机的根源与解决之道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国际地位日益显赫，但让人忧心忡忡的是社会信任却未得到同步发展。
人们一方面赞叹着中国经济的日新月异，一方面也感叹着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信任危机，近年来频频曝出的食品造假、政府失信等触目惊心的事件也使民众对中国各界的社会信任度降到极点。
针对当前中国严重的信任危机，本文从现实出发，剖析社会信任缺失的种种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的信任危机根源在于国人信仰的缺失，并提出解决信任危机的关键在于建立国人的信仰。
本文并不涉及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论和对比，仅是站在有神论的立场上提出笔者的个人看法，文中观点难免有所疏漏，作为一家之言盼望对读者稍有启示。
[关键词]信任危机政府公信力信仰权威契约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幅漫画，颇为耐人寻味。
漫画中画的是一位香烟店的老板与一位正在买烟的顾客，顾客手中拿着老板递给他的香烟，老板手中拿着顾客递给他的一张百元大钞。
他们此时都想着同一句话：
“他给我的不会是假的吧？
”店家明显已经怀着对顾客的不信任，担心手中的是假钞，而顾客对店家也不信任，害怕买到的烟是假货。
这不禁也让我想起20XX年轰动一时的“三鹿奶粉事件”。
作为国内知名企业的三鹿集团利用消费者对自身长期的信任，丧心病狂地往奶粉里加入三聚氰胺，使多名婴儿深受其害，事态之严重令人震慑！
此案一曝，舆论哗然，民众更是人心惶惶，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三月不知奶味”的奶粉销售零记录。
无独有偶，事隔两年，“双汇瘦肉精”事件也东窗事发。
双汇，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肉质加工食品公司，多年来在全国占有行业巨头的地位，几乎垄断了国内所有超市的火腿肠供应市场。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充当着国人衣食父母的企业却把有毒猪肉投入到食品生产的过程中。
此事一出，立刻造成了民众对整个行业食品安全的不信
任，甚至演变成行业“地震”。
所以，现在的老百姓常无奈地调侃道，“在中国，还有什么能吃啊！
”
如果你现在走在街上，看到一位老人栽倒，你可能会发现过了多少分钟也不会有人去扶，路人只是匆匆路过，因为他们害怕被赖上，害怕这个场景是老人早已计划好的阴谋。
如果你在菜市场发现一个小偷正明目张胆地扒窃身边的妇女，你会看到没有一个人敢叫喊出来，因为不是他们不愿见义勇为，而是怕自己主动做好事却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最后被歹徒当场毙命。
如果你现在看到新闻联播不断播放着的“农民致富事迹”，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笑而不语，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政府的舆论声音。
如果你任意问一个当代的中国大学生“你现在到底还信任什么”，他可能会迟疑一会儿，然后告诉你“除了钱和权力，我觉得什么都不可靠”。
这种种骇人听闻而又匪夷所思的现象让人不禁要问：
中国到底怎么了？
国人到底得了什么怪病？
是的，我们不得不说以上的现象都是我们当今真实看到而无法回避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状况？
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事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在作怪，那就是“信任”。
一、问题的提出
信任是人类社会关系中的普遍存在，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对人持信任还是怀疑态度，尽管表现形式极不相同，却是对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文化、宗教、社会和政治行为的精髓”。
[1]人际之间的不信任逐渐泛化便会导致对制度、政府的怀疑，使得人们的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都大大降低，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下降，构成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信任是维护社会关系的前提，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高度信任的社会。
社会成员间及公民与政府间的相互信任既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特征。
然而，正如本文开篇谈到的那样，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国家之间都存在着信任缺失，基于个体或小团体的利益而无视社会整体利益的短期行为比比皆是。
此番论调并非空穴来风，一些学者的研究观察可以说明中国当前的确存在着信任危机。
福山在其《信任》一书中指出,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社会中的信任度[1]李晨光：
“中国当代社会信任失范及其矫治”，载《消费导刊》，20XX年8月，第25页。
相差很大。
美、日、德属于高信任度社会,而中国与意大利、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社会。
韦伯也曾写道:
“所有到过中国的观察家都证实,中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信任,这与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普遍的信任和诚实构成鲜明的对比。
”高伟定在其《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华人家族企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
[2]除了理论上的支持外,来自现实的挑战更是无法回避,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相当严重的信任危机。
假冒伪劣泛滥、官员腐败、政府失信、青少年价值观滑坡等现象均在揭示着这一不争的事实。
这些严重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市场经济就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中国改革开放积累下来的成就可能恰恰会因为这心灵上的“蚁穴”而付诸东流。
二、信任危机的根源
面对信任危机愈演愈烈的局面,对信任危机的根源分析也是多种多样,从政治角度、经济角度、社会角度、文化角度等方面的分析不一而足。
不过笔者认为,必须透过当前信任危机的现象,同时抓住产生信任危机的本质原因来分析,既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也要从互不关联的案例中找到共性,这样就既可以发现信任危机的特殊原因,也能够发现其普遍性原因。
英国著名作家c.s.路易斯提出，“我们相信的事情百分之九十九来自权威。
相信权威的意思是你之所以相信某事，是因为说话者是一个你认为可以信赖的人。
”[3]细数信任的对象来源可以发现，我们所信任的有某种物质、文字、影像、某个人及其言论、某个组织及其行为等，形式多样，但是归结到一点，在这信任的背后其实信的是对象背后的一种“权威”。
正如对于言论的信任一样，人们倾向于信任某个专家的言论强于信任非专家的言论，信任年长的强如信任年幼的。
无论是专家还是长者，背后都是权威的力量导致人信任感的产生。
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有一些人或组织是代表这种权威性力量的主体，当人们丧失了对这些“权威”的信任时，信任危机就会泛滥。
笔者认为，当前人们接触到的最多的“权威”是来自政府、企业、专家这三类对象，所以就主要以这三类主体作为切入点，剖析各自领域内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以求能找出全社会信任危机的根源。
[2]彭泗清：
“信任的建立机制：
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54页。
[3][英]c.s.路易斯：
《返璞归真》，20XX年3月第1版，华东师大学出版社，第73页。
（一）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原因
来自民众对政府方面的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上。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三点：
第一，政府行为透明度差,暗箱操作严重。
评价一个政府是否获得公众的信任主要有透明度、受托责任和诚信三个要素，而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又是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4]在我国,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往往被忽略或有意模糊,恶意封堵政府信息的行为也是屡见不鲜。
地方政府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关门制定政策”，从而进一步弱化了政府的公信力。
第二,政府行政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责任机制薄弱。
行政责任机制的缺乏,使得政府官员可以免受行政责任,造成其缺乏行政责任感。
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整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赔偿制度,即使已有的赔偿法律，其赔的范围和额度都非常有限。
法律的惩罚力度太小使得失信成本远小于守信成本，所以大量的政府不作为现象就频频出现，政府公信力下降自是必然。
第三，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不强,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较弱。
政府能不能迅速解决危机不仅是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责任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政府的基本信誉。
如果危机爆发后,政府不是全力解决危机,而是先掩盖问题,隐瞒基本的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这不仅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更使民众对政府信任度大大降低，名噪一时的温州动车事件即是最好的例子。
（二）企业信任危机的原因
民众之所以广泛地对中国的企业不信任最大的原因在于多数企业唯利是图，为了利润不惜损害消费者利益。
无论是三鹿奶粉事件，还是双汇瘦肉精的曝光，都是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销售量而在生产过程中做手脚,以起到蒙蔽消费者的效果,使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有毒物品的受害者。
试问，这种置消费者生命于不顾的禽兽行径又怎能换回民众的信任？
其次，企业间恶性竞争也造成了民众对其信任进一步降低。
著名的腾讯、360与金山的“3Q”大战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进行行业竞争自无可厚非，但是其置消费者利益于不顾，使消费者夹在企业之间无所适从成为直接的利益受损者的行径却大大中伤了善良的民众，使人们再也无法信任企业各种活动[4]张成福：
“公共危机管理：
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行政管理》，20XX年7月，第21页。
的动机。
（三）专家信任危机的原因
专家代表一个国家在文化、科学领域最有发言权的一类人，其言行甚至能指引国家的进步，理当受到普通民众的尊重。
但是，当前被国人冠之以“专家”的这类人在现实中却遭遇了尴尬的信任危机，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愈演愈烈的学术造假与学术功利化。
当越来越多的“学术流氓”占据着本来就稀少的舆论话语权，当越来越多的所谓专家拿着冒牌的学历到处游说，当越来越多的假论文、假数据被揭露，“专家”这个原本在人们心目中的光环形象便一去不复返。
学术造假看似与普通老百姓相隔遥远,但它却加深了老百姓对专家的不信任。
（四）信任危机产生的根源
从以上政府、企业、专家这三大微观主体中，我们大概可以窥到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界的宏观信任危机状况。
无论在哪个领域，一个主体失信于民的共性在于，起点都是先有一个恶行为的引入，即没有对其要取信的对象负责。
原本这三大主体都是各自领域中的权威，但当其行为不再忠于所要服务的对象时即失去了应有的由权威带来的信任。
这里面有个契约的观念。
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专家，其权威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人民从自己的权利中让渡出来的一部分赋予所谓的“权威”，这就是契约观念的内核。
所以，从根本上说，权威存在的目的是维护人民的私权，当权威滥用自身的地位危害到民众利益时，最初的因契约而来的信任就不复存在，这也是违约必然会带来的惩罚。
如果本文仅是论到这个“恶行为”以及这个“契约”被恶行为破坏的话，其实并无用处，信任危机的真正根源还是抽象，所以，必须进一步讨论为什么会有这个“恶行为”以及这个“契约”背后真正的权威是谁。
我们说“人们相信权威是因为权威值得人们相信”，但是如果“权威”也会犯罪行恶，这个信任的根基也就不复存在，可见信任危机的根基在于“权威的犯罪”。
那么为什么说“权威”会犯罪以致违背了当初与人民立下的“契约”呢？
这个问题也是历来人类社会常常叩问的终极问题。
但是，无论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这些人类的知识中间都很难找到让人信服的答案，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对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精神的反应，只能告诉人各种问题“是什么”，该“怎么办”，但却不能解答问题背后的来源是什么。
篇二：
中国社会信任危机：
原因与对策
中国社会信任危机：
原因与对策
摘要：
信任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
在我国，由于缺乏有效性承诺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信赖的不确定性乃至不安全性的状况，使得当今中国人深深地感受到信任危机现象的客观存在。
研究和回答这种信任危机现象存在的原因，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课题。
正文：
信任是人类文明大厦的基石，具有多层面的社会功能，它对人类社会生活而言具有不可或缺性。
信任是社会生活最根本的基础，如果没有最起码的信任，我们的生活将寸步难行。
信任常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润滑剂，社会组织的粘合剂，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以及社会系统的动力。
在当前，中国社会以特殊信任为主、普遍信任发育不足的信任结构，以及制度信任尚未确立、社会信任总体存量下降现状已经开始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转。
因此，剖析信任危机现象的成因，找到行之有效的对策，对我们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政治课题小组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
简单地说，当前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
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和传统的道德性的社会信任，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法制性的社会信任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
首先，传统的人际信任主要存在于长期的、稳定的、利益没有完全分化的熟人关系之中。
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
际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跟陌生人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这种交往常常是临时的、变化的，而且双方的利益关系可能是竞争性的。
在熟人关系中，交往的动机和方式也不同于过去。
因此，传统社会中那种强调个人义务，忽视个人权利的信任发展模式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人际关系。
但是，对于在新型的人际关系中如何建立人际信任，人们还缺乏准备，社会舆论也缺乏切实可行的引导，因此不少人难免误入歧途。
一些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加强了防人之心；一些人觉得既然“先人后己”老吃亏，就干脆“先己后人”，多了利己之心；还有一些人信奉起“厚黑学”来，滋生了害人之心。
其次，现代社会中靠榜样示范来建立道德性的社会信任的方式已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承认社会成员之间个体利益的分化，承认平等交换的正当性，因此，虽然市场经济不反对无私奉献的道德行为，但是，它更注重社会公平，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付出和收获的平衡。
按照这种逻辑，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和奖赏，而不是做自我牺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行让一部分技能突出或经营有方的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正是这种逻辑的体现。
可惜的是，我国的道德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还没有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切实可行的新的道德规范。
第三，形成中的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
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奉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因而每个人的市场经济行为便都不是与他人无关的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性行为。
不言而喻，孤立的个
人行为以自已为手段，而社会行为则以社会和他人为手段。
市场经济还应当是一种法制经济，但由于我们正处于特殊的转型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制度的缺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等价交换”成为市场经济唯一的支配原则。
受市场经济求利原则的诱发，单位制假售假，一些经营单位变着花样坑害消费者；熟人间坑蒙拐骗，像被郑也夫称之为“老鼠会”、在中国大陆一度风行的传销靠的就是坑、蒙亲人、朋友和熟人发家的，为了逐利，完全不讲道德，不讲社会功德，不承担社会责任。
一个“骗”字，使多少人提心吊胆；一个“假”字，使整个社会为之顾虑重重。
久而久之，人们对市场，进而对社会开始缺乏信任感。
在越来越浓的怀疑情绪中，人与人的信任感也日益淡薄。
第四，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信任还非常缺乏。
在现代社会中，仅有道德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健全法制并落实法治，社会才能良性运行，社会信任才能获得根本性的保证。
广义地说，法治是管理社会的一种方式。
一些人将当前的信任危机归咎为所谓的道德滑坡，这种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有完善的法治，道德滑坡就不可能滑那么厉害，退一万步，即使道德水平降到最低点，人们的行为也会因为法治的约束而滑不下来。
可以说，法规不健全和法治不落实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泛滥的最重要的原因。
例如，假冒伪劣之所以屡禁不止，与我国目前很多行业的标准化水平不高，监督机制不健全有关。
二、当代信任危机的三种表现
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
来分析。
政治层面，信任危机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经济层面的信任问题，即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和广大消费者之间；最后是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也就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
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第一种信任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的基础。
1、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
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表现在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
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
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领域，特别是指在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行为。
久而久之，老百姓对此心知肚明，习以为常。
最后，一般民众对反腐败和规制化就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不再信任把这些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发展成一种“仇官”心态。
另一种短期行为，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就是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私人的跋扈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XX年的“邓玉娇案”和20XX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
这些事件为什么具有爆炸性，可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的对立，以及一种“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信”的状态，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生和腐败这些长期因素，已经深刻破坏了官民信任的基础。
2、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是我们这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
以“毒奶粉”为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而且“无良奸商”似乎是越压越起，防不胜防。
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国内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出国扫货”的滑稽现象。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查处，似乎永远处于无法取缔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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