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丑陋的门阀体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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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丑陋的门阀体系
1、王谢堂前燕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制这种丑恶的体制就统治了中原大地。
山东有王、崔、卢、李、郑五大门阀，关中则以韦、裴、柳、薛、杨、杜六大阀为尊，再加上宇文家和江南残存的谢家、王家、陈家等，顶端的大阀共有二十几个。
其实从前扬子江以北的汉族世家早就被胡人铲平了，现存的都不是正宗的汉族名门，而都是些像李家、杨家、刘家一样的冒牌货，向上追溯不到三代，便能发现大野氏、蒲六茹氏、呼韩邪氏的种。
在那个时代，谁都想将自己粉饰成名门望族，连出身低微的流寇窦建德都腆着脸自称是汉代名臣窦固的子孙。
隋朝的门阀之风仍然十分浓郁，大隋的朝政与其说是由皇帝掌控，倒不如说是被这些家族所把持。
豪门世家们把心思都用在如何为家族谋利之上，眼中根本没有百姓和国家，行事也不讲什么道义。
对于他们来说，家族是永远排在第一位地，为了家族的利益，信誉、亲情、良知这些东西都可以牺牲，必要时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舍弃，而这种对小集团的忠诚意识也恰是各门阀得以存续的核心凝聚力所在。
世家子弟们并不在乎大隋朝失尽民心，最终导致改朝换代。
从魏晋开始，皇帝和朝代更易不少，但门阀世家却大多都能在改朝换代后继续繁荣昌盛，照样继续把持朝政，享受荣华富贵。
在这种心态之下，开国时的锐气一过，隋朝就从上到下都充斥着贪官污吏，大多数官吏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家族的利益，没有几个人还有报国之心，政府的命令也难以通畅下达。
当年的的大隋曾经充满生机，皇上圣明，百官尽力，可那些当年被众口称颂的贤才如今早已蜕变腐化，从过去的清高正直变成了如今索取贿赂时的理直气壮。
在隋朝年间，人们皆以与世家子弟交往为荣，但寒门子弟却很少能进入门阀的权利圈。
世家之间彼此通婚，结亲时讲究门当户对，即便某个普通家庭中金玉堆积如山，而某个名门之后家道中落，穷到无处立锥，后者也不屑与前者结亲。
凭借这种规则，豪族们成功地将寒门子弟排斥在上层圈子之外，藉此来保障小集团的纯粹性。
而大族间的每一段婚姻，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个交易，这也促进了各大家族勾结起来共同把持朝政。
但在隋朝初年，寒门子弟和普通家族也曾有过不多的改换门庭的机会，可惜惠及范围不大，后来这条路也渐渐闭塞。
由于建立一个家族至少需要两代以上的时间，而且难度很大，魏晋以来，仅凭一代人的努力就崛起成为世家大族的仅有刘裕一例。
为了更快地提高家族地位，有些暴发户就想出了一个奇招----选少年才俊做女婿。
每逢京城科考，他们就去放榜处等着，于高中者中选择尚未定亲的贫家少年，然后千方百计抢回家关进女儿的闺房。
一夜之后，生米煮成熟饭，高中者想不结亲也不行。
事实上，大多数贫家少年也会同意这种婚姻，之后彼此各取所需，贫家少年得到了日后在官场上迎来送往所必备的资金，而暴富的普通门第也就有了跻身于豪门行列的机会。
2、高墙
自晋至唐，选官时大都是按照门第任人唯亲，大门阀的门生故旧遍布朝堂，贫寒子弟再有才华也没有出头之日。
当时不得志的不止是寒门才俊，即使大户人家的子弟，如果不攀附上那几十家大门阀，也根本就没有进身之阶。
然而世家大族们早已形成了一堵高墙，没有一定的际遇，根本无法从一侧穿到另一侧。
一片土地上如果长满了大树，底下的其他庄稼就会因见不到阳光而死去。
所以门阀制度是非常危险地，大隋民间人才辈出，但门阀垄断了升迁之路，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没有晋身的机会，不得不从事一些帐房、管家之类的低贱工作以谋生存。
这种不公平且没有出头之日的现状，自然会遭致众多贫家英杰的抵触，一些郁郁不得志者甚至暗中与土匪流寇联络，以求将来对方真成了事，自己也能改变一下卑微的地位。
隋末众多的盗匪和义军都是由草莽中的枭雄聚众而成，其中优秀的人才比比皆是，这些出自寒门的英杰们把一场场起义搞得有声有色。
其实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原本并不想做贼，令祖上蒙羞，更不愿意冒死造反，如果朝廷能在选拔官员时给平民出身的人留点空间，如果走正经路子谋求出身的渠道还算畅通，能让他们有机会一展才华，他们便会按照正当的途径去努力，若非完全看不到改变自身境遇的途径，他们也犯不着铤而走险，投身匪类。
但这种假设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大隋的朝政把持在各个世家手中，眼光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会做出自损利益的举措。
还有一些寒门子弟把希望寄托在从军建功之上。
“功名但凭马上取！
”这样的话乍听起来确实让人热血沸腾，但事实上却只是哄骗寒门子弟替朝廷卖命的说辞。
一万人个普通人家的子弟，也未必有一个能活着达成自己的梦想。
而那些前往军中获取功名的世家子弟则根本无须冒险，他们的功勋自然会由寒门子弟的尸体来堆积。
士卒取功名靠得根本不是什么马上的战绩，而是身体里流淌着的某位大人物的血液。
功名只是世家子弟的游戏，平头百姓不过是别人手中的棋子，什么时候摆上棋盘，什么时候取下来，都是执棋者随心所欲的事，棋子根本没有资格为自己的命运鸣不平，执棋者也不会在乎棋子心中想什么。
如果士兵真能凭着英勇奋战而得富贵，还有谁会闻金鼓而匿身？
如果朝廷真地能做到“马上取功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宁可造反，也要逃避征辽之战了。
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大秦的两世而终，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大秦当年的赫赫武功。
秦国横扫六合，混同宇内之后，北筑长城而守藩篱，令塞上诸胡在秦亡之际，依然不敢南下牧马。
可以说，没有大秦的武功，就不会有大汉的辉煌，更不能令之后数百年间，人人都以拥有中原姓氏为荣。
而位处于西陲的秦国之所以最终能够横扫六合，将土地富庶、人口数量多出数倍的六国尽数荡平，就是凭着尚武之道，也即给普通百姓留出了一条较为公正的、凭借军功升迁的道路。
在大隋初期也最重军功，每战斩三首则策勋一转，策勋三转则职进一级。
赏罚严明之下，隋军士卒个个奋勇，隋军轻而易举就扫平天下。
然而这种善政很快就在门阀大族的把持下变了味，隋文帝和隋炀帝虽然都希望进行矫正，但在门阀们阳奉阴违的抵制下，他们最终都无能为力。
3、开科取士
大隋朝的一个致命弊端就是人才选拔渠道不通畅。
自从两汉以降，士族和寒门之间的地位差距就判若天壤，从地方上的小小县尉到朝堂百官，几乎全被十几个数得过来的世家大族所把持。
历代皇帝都知道世家当政不是社稷之福，可谁都没有办法解决。
最终隋文帝看中了科举制度选材的公平性，于是取消了九品中正制，创立了开科举士之策，这堪称古往今来第一善政。
从此官吏的任用不再受门第的限制，选贤也不再问出身，很多贫家子弟有了入朝为官，成为新贵族的机会，更在心理上有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
科举制度的积极性不仅仅表现在选材之上，更有着让国家政令制订合理的重要作用。
如果满朝文武都出身于世家大族，则朝廷推出的政令必然会优先照顾世家大族的利益，造成贫富悬殊日益增大。
只有不同阶层的人都参与了制订决策，才能避免世家子弟活得越来越滋润，而平民百姓活得越来越艰难，到最后不得不揭竿而起。
隋文帝和隋炀帝开创科举制度，就是想给平民中的英才提供一个被朝廷重用的途径，以免这些人被压抑狠了，最后铤而走险。
然而杨广父子虽然为打破这种界限做出了诸多努力，但得到的收获却寥寥无几，他们为平民阶层做出的这种努力也遭到了门阀们一致的强烈抵制。
杨坚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放缓改革，只开设了科举中的秀才科，从本质上看，就是只能拿出底层官员的部分位置来提供给科举考试的获胜者，而高层官位仍然是世家们的囊中之物。
而即使是做出了这样的让步，杨坚的这些政令也无法落到实处，即便是户槽、兵槽这种底层小吏的职位，也很少会让给科举和行伍出身的寒门子弟。
隋朝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为吏者，需要家世清白，有地方士绅保荐。
而那些地方绅士们保荐的人才，绝对不会是没有任何背景的草民，这便让科举制度给贫家子弟留出的那条出头之路名存实亡。
杨广执政以后，又增加了进士科，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化改革，给寒门子弟开拓更广阔的晋身空间。
但由于受到门阀势力的强烈抵制，科举制度时断时续，选拔出来的人才也在朝堂上难以立足，虽然杨广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直到隋亡，世家当政的局面也没有出现大的改善。
终隋一朝，靠科举出身的人没一个做到三品以上，而大部分位高权重的高官却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
当然，从表面上看，杨坚和杨广倡行的科举制度也拔擢了几个寒门子弟，但他们其实不过是门阀制度的点缀罢了，如果不赶快找一个世家大族依附，很快就会在权力争斗中被倾轧得尸骨无存。
高门大阀为了垄断权力，竭力排挤打压由科举途径上来的寒门子弟。
在大隋朝，那些无根无基的寒门官员得罪了皇帝不打紧，至少皇帝要找到他的过失才给予相应的处罚；但如果与世家交恶，则根本预料不到对方会以什么残酷无耻的手段报复。
那些世家豪门已经延续了几个朝代，手中有上百种整人的办法，很多寒门出身的官员被扣上捏造出来的罪名而死于冤狱，有些门阀甚至敢于明目张胆地直接暗杀朝廷命官，并且凭借在朝中盘根错节的关系，足以在犯罪后轻易逃脱处罚，朝廷也找不出真正的凶手来为死者伸冤。
自大隋立国以来，官员稀里糊涂死在自己人手里的事情屡屡发生，而从杨坚到杨广，都对幕后黑手无可奈何，他们也犯不着为了一个没有背景和根基的平民将领而与高门大族发生冲突，顶多抓几个替罪羊来安抚人心。
久而久之，寒门出身的官员要么被排挤到没有权力的部门，要么就成为世家的爪牙，对高门大阀唯命是从，所以朝中永远没有人会为百姓说话。
4、竭泽而渔
门阀大族相互勾结，把持朝政，不给平头百姓中的人才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只是逼反了少数寒门精英，却不会对帝国造成致命伤害。
毕竟大部分平庸的农民也并非一定要跻身于上流社会，只要在辛苦劳作一年，缴完官府的税收后，剩下的粮食还勉强能让全家人吃饱肚皮，这些质朴的庄稼汉们就能够心满意足地继续自己卑微的生活。
然而那些高门大阀却索求无度，连这最基本的愿望都不让他们满足，一味利用国家机器大肆盘剥，从上到下的官吏也都趁机上下其手，于是赋税渐渐高到了令很多家庭都难以承受的地步。
如果某一家在舀干了自己的米缸后仍然交不出足够的粮米，穷凶极恶的缴税官就会将人绑走，投入大牢，很多人一进去就再也无法出来。
而一些原本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在面临绝境之后，则会选择另一条道路：
把女人送回娘家，把儿女卖给豪门做奴婢，换上几斗米，然后大步离开一无所有的屋子，投奔附近打家劫舍的悍匪……
当门阀们把国家机器变成了自己家族盘剥百姓的工具之后，对民间的伤害和剥夺要比寻常的封建王朝重得多。
毕竟皇帝看问题是从大局着眼，还要考虑千古美名、江山永固，而且国家都是自己的，捞钱的心态自然就不会太重，所以通常不会压榨无度。
但门阀子弟却根本无须顾忌这些，他们完全可以竭泽而渔，无止境地盘剥百姓，反正最后败掉的也是杨家的基业，自己能多捞就多捞。
“肉食者”接触的东西确实多，受的教育也确实更好，通常比寒门子弟更有远见，但他们多为自家利益而谋，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前，于是这些聪慧头脑最终推出的，却是一条条祸国殃民的弊政。
于是，丑恶的门阀制度大大加剧了贫富分化的速度和幅度，加快了土地兼并的进程，让财富和土地更快地聚集在少数人手中，让大多数百姓更快地走向那个让他们无法继续活下去的临界点，让历史更快地完成一个兴与衰的循环。
在隋朝末年，每个家族都为了自家利益而不择手段。
大家族底气足，图谋的东西多，所以做事的风格就更狠辣些；小家族实力较弱，行事有所顾忌，所以表面看上去就稍显善良，但他们却并非生性宽厚，在骨子里，其实他们都是一路货色。
放眼整个大隋，有长远眼光，肯收敛自己的行为，能尽量给百姓留条生路的豪门，简直是凤毛麟角。
人性本贪，特别是在对手没有显而易见的反抗之力时，贪欲总是会击溃理智。
而既然压榨百姓已经成为了整个国家统治阶层的共识，那平民百姓的死活自然也就无人在意，于是大隋的官员们比赛式地搜刮聚敛，甚至不惜杀鸡取卵，百姓头上的赋税压力日益沉重，再加上征高丽时沉重的劳役和兵役，终于把百姓们逼上梁山。
门阀世族就如同虱子一样，不断地吸食国家的血液，等把国家吸干了，一部分虱子也就会跟着完蛋，而另一些机灵的则跳到其他人身上，开始新一轮的吸血与繁衍。
在乱世当中，那些绵延的数百年的家族肯定会找一个强者来投靠。
至于这个强者原来做过什么，是背叛朝廷的将军还是杀人无算的流寇，他们根本不会在乎。
其实隋朝的良将勇将名将悍将很多，他们也成功地剿灭了大批的义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但只要把持朝政的那些世家大族依然我行我素，只要地方豪门和官府继续相互勾结，只要百姓们仍然没有活路，那义军就会像韭菜一样，割去一茬再长一茬，无休无止。
帝国的将领再威猛，士卒再英勇，打赢再多胜仗，也总难免有一次会饮恨败亡。
当一个王朝中的大多数人都被逼得活不下去的时候，其实帝国的崩塌也就成了早晚间的事儿。
5、相互倾轧
在隋朝末年，各门阀间争权夺利，相互拆台的现象日益加剧，军队之间的派系倾轧也十分严重。
隋末的义军之所以屡剿不灭，其实并非是因为朝廷的军事力量不足，主要还是诸家门阀各怀私心，希望保存实力所致。
一些世家大族目光长远，甚至在叛军和朝廷间左右逢源，两面下注。
自从民间传言“桃李子”这个童谣将应验到李密身上以后，很多世家大族都派了自己的旁系或庶出子侄前去追随，这也是李密在杨玄感兵败之后仍然能安然无恙的关键原因之一。
大隋各地的官员和将领基本都是世家子弟，或者早已投效于某家门阀，自然都会尊奉家主的命令保存实力，不肯真正出力剿匪，这导致各地官员和各支军队间毫无配合，自扫门前雪，即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也只是将匪盗赶出辖区就算了事，这些惯匪很快就会重新拉起一票人马，死灰复燃。
而有些门阀甚至养寇自重，故意放绝境中的匪寇一马。
于是，在朝中大佬们有意无意的纵容之下，各地义军匪寇越滚越大，恶性循环，终致星火燎原。
当然也有少数忠勇的将领愿意挽救危局，为国家做些实事，但终究独木难支，明明是可以互相呼应，共同进退的大进攻，到最后却往往成为孤军深入的自陷死地，不是战死便是大败而回，丢官免职。
杨广在征辽屡次失败后意气消沉，朝政完全被各世家所把持，大臣们欺上瞒下，处事极度不公，临阵脱逃者无罪，舍生忘死者无功，甚至还被扣上作战不利、损兵折将的罪名。
而更惨的是，一旦手中兵卒打没了，即使是取得了胜利，这些光杆司令也会被朝廷无情地抛弃。
几个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后，便无人再肯用命向前。
更有甚者，为了争权夺势，打击竞争对手，避免对方获取战功，各门阀间常常相互下绊子，后方的官员对前线作战正顺利的武将进行掣肘，甚至是陷害，许多忠于大隋的赫赫名将在战场上所向无敌，却倒在了自己人的阴谋之下。
其实各地的义军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壮大，与朝中诸位权臣的内讧密不可分。
这些在后方作梗的上位者一次又一次打乱了前来征剿的官军的行动部署，扼住粮草不发，胡乱调动，甚至出卖情报……将一个又一个忠勇的将领送到了义军的刀口下，并且乐此不疲。
就在隋朝大厦将倾之时，百官们还在互相倾轧，如张须陀这样大隋最后的几根支柱，其实并非死于群寇之手，在他们兵败身死的背后，有着一股非常清晰的力量，一步步地将他们推向绝路。
杨义臣是隋末名将，多次把流寇窦建德杀得丢盔弃甲，然而朝中官员担心杨义臣建功，在大局将定前把他强行调回江都，致使窦建德死中得活，之前的努力和牺牲全部功败垂成。
杨义臣去江都后没几日就病死了，不是气死，就是为人所害。
张须陀是隋末不多的几位能征善战的名将之一，屡败义军中最强大的瓦岗贼寇。
然而他很快就遭到了后方官员的嫉妒，平素争斗不休的百官们在打压他时齐心协力，非但一举断了补给，还逼着他放弃了最擅长的野战，勉强在不利地形中与瓦岗军决战，张须陀终于战败殉国。
6、无力回天
隋文帝和隋炀帝试图打破门阀操控朝政的现状，并不仅仅是为了给平民开创一条改变自身命运的道路，缓解社会矛盾，也是因为国家的实际权力被把持在门阀世家手中，皇权受到了制约。
在大隋的统治高层，官员和将领们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大臣们只知家族利益，对皇帝和国家毫无忠诚之心，更不会真心为国家出力做事，所以从上到下都是些尸位素餐之辈。
如果仅仅是不作为还好，可官员们却把精力都转到了如何残酷盘剥百姓之上，这正是大隋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隋炀帝抑制门阀的改革最终以失败收场，除了门阀们联合抵制之外，也和他四处征战，试图建功立业有很大的关系。
为了得到门阀世家对自己东征西讨的支持，杨广不得不对他们做出许多让步。
尤其是隋末连年征战，他便更不愿在战时和门阀们闹僵，动摇国体，所以只好对世家把持朝政的行为睁一眼闭一眼。
于是掌权的世家大族们便趁机将朝野空缺把持得滴水不漏，高官的子弟依旧是高官，平民的子弟依旧是平民，朝政越来越昏暗，苛捐杂税越来越重，百姓们对自己生活也越来越绝望。
大隋初建时，虽然门阀势大，但初建国家的风气都比较清正，差役们不敢随意讨要贿赂，肯下地跟百姓一道开镰的官员很快就会得到高升，所以隋初一片欣欣向荣。
等到杨广执政时期，开国时那种蒸蒸日上的朝气已经耗损大半，从上到下的官员也渐渐怠惰，其自律和锐气均已被时间磨蚀将尽，任人唯亲和贪污盘剥的风气便渐渐浓郁。
尤其是门阀的势力日益高涨，官场风气日非，派系和裙带成为了升官的关键，为国家和百姓做实事的官员却得不到提升。
豪杰之士没有机会一展所长，众多昏庸糊涂之辈却凭着家族的余荫窃取了国家权柄，弄出来的政令只为自家私利而谋，从不管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
大隋迅速糜烂，绝不能全归罪于杨广一个人的昏庸糊涂。
隋末的很多乱政都不是隋炀帝的意思，而是世家大族们相互勾结，为了家族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的结果。
为了私利，他们不惜将民间财力压榨到最干，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祖国，最终终于断送了整个国家的生机。
杨广并非不知道国家的种种积弊，也不是不知道百姓的艰难困苦，更不是不恤百姓死活而为所欲为。
他有很多看起来糊涂的举措、荒唐的乱命，其实都有着不得已的苦衷，是反复权衡取舍，与门阀大族们彼此妥协后的无奈之举。
他所颁行的很多看似愚蠢可笑的国策，其实初衷也未必就有多糊涂，只不过是被下面的人阳奉阴违地办走了样而已。
如今大部分人把隋末政令昏暗的责任一味归咎于杨广个人，这是不够公正地。
杨广再昏庸糊涂，也不会令大隋败得如此之快。
其实满朝公卿，哪个没向火上添过柴，鼓过风？
其实早在杨广即位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了门阀对国家的危害。
那时的杨广雄心勃勃，也曾励精图治，试图大刀阔斧地革弊纳新。
但门阀大族们绝不甘心放弃既得的利益，他们把持住朝堂和地方，对于杨广的种种安邦善政，要么阳奉阴违，多方掣肘，令很多本来初衷良好的政令在执行过程中就变得面目全非，最后只得尴尬地无疾而终。
要么由重臣们联手驳回，半强迫杨广继续施行对门阀们有利的乱政，很多政令推出后，效果甚至还恰得其反。
皇帝的地位看似至高无上，其实却不似人们想象中那样可以言出法随，任意颁行国家政令，将善政暴政尽操于一人之手。
事实上，坐在皇位上的人也只不过是贵族阶层的代言人而已，这个人做事不能任意妄为，必须懂得分寸，能维护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
毕竟帝王的命令是靠手下的臣子和将领们来落实地，如果他的命令损害了整个阶层的利益，那底下肯定会百般抵制，甚至不惜兵变，换上一个新的代言人。
世家大族们联起手来，连皇帝也没有办法与之硬抗。
杨广虽然贵为皇帝，但如果真地一意孤行，损害了整个贵族阶层的利益，那他某天就会被一支突然而来的流矢射杀，或死于一杯毒酒，然后重臣们会拥立另一个宗室上位，并期待他给大伙带来更多的实惠。
时日一长，锐意改革的杨广终于发现，原来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改不动，一切都无能为力。
于是他唯有在郁闷中陷入沉寂，放弃内部改革，对种种积弊装聋作哑，眼睁睁地看着政局日益糜烂，帝国一步步走向衰亡。
不甘寂寞的杨广把事业重心放在了对外征伐之上，也曾一度建立了赫赫武功，但在征辽失败后，杨广开疆扩土的雄心也已湮灭，这个沉重打击进一步助长了他对朝局改革的无奈情绪，令他更加不愿打理政务。
于是杨广对那些明晃晃的黑暗开始采取半放任的态度，他干脆把朝政托付给几家信得过的豪门巨阀，以之为倚靠，自己则整日沉湎于杯中之物，不问国事。
如今后人在义愤填膺地指责隋炀帝不理朝政，尸位素餐，怠惰误国时，多将原因归结到杨广生性懒惰好色，终日沉湎于后宫享乐之上，将他与宋徽宗等享乐派昏君混为一谈，却在有意无意间遗忘了这个君主曾经励精图治，不辞劳苦地到西北等苦寒之地御驾远征，这些行为难道像是一个沉迷于享乐生活而不能自拔的帝王么？
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杨广在年青时夺杨勇皇位时的心机深远，精于矫饰，却不肯认真想想，这样一个聪明的帝王，就算贪图逸乐，又怎么可能短视到为了享乐而不顾祖宗基业和自身死活的地步？
把朝政打理清楚能耽误多少享乐时间？
他又怎么可能丧心病狂到为了玩乐而完全不理朝政呢？
这符合最基本的逻辑么？
若非什么都做不了，若非对挽救朝局已经无能为力，若非对改革已然心灰意冷，彻底绝望，又何至于要在深宫中无奈地对镜长叹，坐待别人来斩自己的大好头颅？
7、历史的不公
丑恶的门阀陋习源自魏晋时代，历朝皆无力改变。
直到唐朝建立，门阀的势力仍然极其强大，陇右李家自身就是隋朝时代的大门阀，李渊造反时主要倚靠的也是家族的力量，所以开国后大肆封赏李家的有功之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进一步加剧了门阀之祸。
唐朝在骨子里和隋朝是毫无分别地，只不过是豪门大族们换了一个新盟主而已。
在重新洗牌之后，朝政还是由门阀大族所把持，平民百姓仍旧没有出头之日。
历史性的进步在武曌篡唐后出现。
武曌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她深知门阀对国家和百姓的危害巨大，下定决心要打击这些硕鼠，重建一片晴朗天空。
在亲手拔擢的新臣们的支持下，她重新对世族势力进行了划分，沉重地打压了门阀势力，自此彻底打破了百年来豪门大姓把持国家的局面，短暂的盛唐时代也因之而起。
门阀祸国是历史的责任。
在杨广即位之后，门阀坐大之势已成，任谁也难以彻底消除。
这种积弊其实只有在改朝换代时，于废墟上重新进行彻底的改良才可能解决。
然而杨坚立国之初尚且畏难不改，我们自然就更不能苛求杨广去解决这个历史疑难。
今人众口一词地指责杨广不理朝政，昏庸误国，可又有几人明白他欲振乏力，改革不得，不得不收起雄心，沉湎于杯中之物时的无奈？
中国的历史评论向来缺乏统一客观的标准，只是简单地遵循着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由胜利者功利地主观定性。
同样是搞得国家民不聊生，如果没有改朝换代，就必然是奸臣蒙蔽了圣聪；而如果国亡了，那就绝对会被新王朝诠释为前朝的昏君误国。
中国历史记述的另一个缺陷是总喜欢把改朝换代、民族危亡等历史的责任归咎到某个人身上，而从没有人愿意说出统治的真相。
其实所谓“统治”，从来都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管理和剥削，而不是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剥削。
所以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无论是治国有方还是民怨沸腾，都绝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事儿，而应该由所有的统治层成员共同承担。
国家富强了，那是所有统治层成员努力的结果；国家衰败了，那也是大家的责任，皇帝最多只是承担一个领导责任罢了。
把百年来的腐朽风潮，和千万门阀子弟丑恶行径引发的恶果，都交由可怜的杨广一人来背，这莫名其妙被赋予的历史罪责，无疑是一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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