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论语阳货》串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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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论语阳货》串读
论语☆阳货第十七
17.1【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
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
“来，予与尔言。
”曰：
“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
”曰：
“不可。
”“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
”曰：
“不可。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曰：
“诺。
吾将仕矣。
”】阳虎想召见孔子，孔子不去拜见他。
（阳虎）赠送孔子祭肉，孔子等到他败亡之时，却前去拜谢他，在路上遇到了。
他对孔子说：
“过来，我跟你讲。
”阳虎继续说道：
“怀藏着才能，却坐视国家混乱，可以称之为仁德吗？
”孔子说：
“不可以。
”阳虎又说：
“想做一番事业却等待时机丧失，可以称得上明智吗？
”孔子说：
“不可以。
”阳虎说：
“时间白白流失了，时光不会等待自己。
”孔子说：
“好，我打算出来做事了。
”
阳货即阳虎，生卒之年，无从考定，一般认为他的年龄略长于孔子，据说二人长得很像,是当时鲁昭公时期，季平子的家臣。
此时鲁国已经形成了大夫左右国君，家臣左右大夫的局面。
到了鲁定公初年，阳虎擅权日益严重，与公山弗扰等家臣与三桓势力的内部矛盾更加激烈，阳虎甚至囚禁了季桓子，到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阳虎与季氏的矛盾进一步升级，以“助鲁君，强公室”为名公然作乱，反对季氏，打算杀掉季桓子，却被“三桓”打败，阳虎占据阳关并以之为据点公然叛乱。
公元前501年，鲁军讨伐之，阳虎先逃齐，然后去晋，做了赵简子鞅的家臣。
鲁国“堕三都”事件亦由此而引发。
从这一章可知，阳虎曾经有召孔子相见，并请孔子出仕之意。
但是孔子不愿去拜见。
孔子对于阳虎曾经带兵驱逐鲁昭公，并使鲁君客死异地之事，是耿耿于怀的。
在孔子眼里，家臣如果是反对季氏，孔子往往在态度上有所保留，如公山弗扰，佛刖召孔子，孔子都有前往之意，但是家臣如果有直接针对鲁君的失礼，孔子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孔子称之为“陪臣执国命”。
（《论语•季氏》）《史记•孔子世家》云：
“陪臣执国政。
......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但是从下文亦可知，阳虎能够在鲁国一时之间形成气候，阳虎这个人还是有能力的，应该说是相当有胆量、同时工于心计，且能言善道。
所以，阳虎既然知道孔子重礼仪，特意“归孔子豚”。
归即馈，豚本义是小猪，或者乳猪肉，但是在这里是指祭肉。
孔子是“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所以，孔子按照当时礼仪这样也不得不去拜见阳虎。
但是“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
”一般认为孔子是趁阳虎外出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见他。
其实个人认为这里的“时其亡”，应该是指公元前502年，阳虎为三桓所败之后的时候。
这个时候，阳虎在鲁国已经是难以立足，孔子却选择在这个时候去还礼。
阳虎馈赠孔子有着很深的政治意图和个人用心，所以孔子有意在其权柄显赫，如日中天的时候并不理睬之。
但是阳虎败亡之时，孔子从礼仪本身出发，却没有忘记去给阳虎还礼。
在孔子看来，这是两全之道，既没有放弃“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则，也没有违背礼仪交往的原则。
结果，孔子在路上遇到了阳虎，阳虎对孔子说“来，吾与尔言。
”一个“来”看来，阳虎此时虽然失势，但是其一贯的自大作风依然如此。
他对孔子说：
“怀其宝，而迷其邦。
可谓仁乎？
”、“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
”孔子均据实回答：
“不可。
”应该说阳虎对孔子是比较恼火的，所谓“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
”有可能是说，当初如果孔子能出仕，或许他阳虎不至于落到这个份上，表面是指鲁国的乱局，实质是指自身的失利。
所谓“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智乎？
”就更加直白一些，意思是你孔子希望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坐失有利的时机，到现在才来拜访我，真是不明智啊。
阳虎最后说：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意思是时间就这样流失了，时光不会等待自己。
也许，阳虎在感叹当初孔子迟迟不愿意出仕，同时也是在感叹自己往事不可追。
最后，孔子回应道：
“好吧，我打算出来做事了。
”这一句话应该说得不软不硬。
当初阳虎把持朝政，孔子坚决不仕，阳虎冠冕堂皇的一套说词，说来说去，就是你孔子当初不为我阳虎所用。
至于孔子仁不仁，智不智，倒不是其真正关心的。
现在这位阳虎正在准备逃难，听到这句“吾将仕矣”，不知作何感想。
从这一章也可知，在那种乱世里，这位“巧言善辩”、“见机行事”的阳虎的确也算是一个角色，后来离开齐国之后，在晋国居然也能混得下去。
据说，阳虎到了晋国之后，曾经对赵简子说过自己曾经在鲁国载培了三位人才，并使之出仕，甚至使之成为鲁国执政。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三位居然在后来居然都一心想捉拿他，搞得他在齐国也呆不下去，所以只好逃到了晋国，并感叹自己不识人。
其实阳虎按照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好行小慧，巧言乱德，勇而无礼则乱，勇而无义则盗，他没有看到在鲁国这样一个有重礼传统的国家，纵使礼崩乐坏，但有一些事情是三桓也不敢明目张胆，不计后果地去做，但是阳虎敢做。
他往往自以为是，自作聪明，有时甚至忘乎所以，最后为鲁国国人所不容，即使曾经是自己培养和选拔的人才。
孔子反而是明智的，虽然他也有对现实的妥协，但是他对于自身根本原则和政治道德的坚守向来是一步不让的。
随着阳虎的倒台，孔子出仕的时机也成熟了，在公元前501年，孔子五十之时，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次年升任司空，旋即升任大司寇，直到公元前497年，因与季氏不合，孔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
应该说这一段时间，这是孔子出仕的黄金时期。
17.2【子曰：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说：
“人的本性往往是相接近的，因为习染所以有了很大的区别。
”但是孔子在这里并没有讨论人性本善本恶的问题。
《阳货》在这里引这一句，实际上是拿阳虎和孔子作比较，两人都有做一番事业的愿望，都有“岁不我与”，乐于出仕的心理，但两个人的政治主张，以及做人的原则，行事的风格，那怕是持着相同的说辞，却是完全不同的。
孔子在这里说的“性”，是指人往往都有学好，学坏的可能，关键在于后天的习染。
所以，他说：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小人反是。
”意思就是君子完备人的美德，摒弃人的丑恶。
小人与之则相反。
“成”在这里有继承、秉持、齐备之意，实际上也就是后天习得的过程。
不管是君子成人之美，还是小人成人之恶，应该说均是后天习得的结果。
当然，所谓“性”也有可能指是人的各种各样性格和性情，如温和，勇敢，直率等等，这些都是中性的，离开道德概念，根本没有好坏之说。
所以孔子也说过，君子有勇无义则为乱，小人有勇无义则为盗。
而仁、义、信、忠这些基本的道德观念，按照孔子的观点而言，则与性格有很大不同，他认为这些后天习得因素更加明显。
同时孔子亦云：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在这里，我们看到古人和今人的性情是往往一样的，同样是狂，同样是矜，同样是愚，但是由于现实的出发点不同，所以表现出来也大不一样了。
所以，孔子进一步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这样论断，针对阳虎这样的人而言，也是十分到位的。
17.3【子曰：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孔子说：
“唯有上等的智慧和低级的愚笨是无法改变的。
”其实上智不移，我们通常称之为执着，下愚不移，我们通常称之为顽固。
当然，亦可称之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表面上看，都是坚持自己的想法、观念等等，不可改变，但是执着和顽固的区别是相差太大了。
孔子的执着不舍和阳虎的顽固不化恰恰就形成了这样的对比。
阳虎落到了流亡的地步，依然是一付道貌岸然，高高在上的样子，不知悔改，反而振振有辞，恬不知耻，孔子也从不与其多费口舌。
所以说，大智若愚，而往往大愚若智，其区别往往只在一线之间。
17.4【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
“割鸡焉用宰牛刀？
”子游对曰：
“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前言戏之耳。
”】孔子到武城，听到琴瑟歌乐之声，孔子微笑的说：
“杀鸡哪里用得上宰牛的刀？
”子游回答说：
“以前，我听到夫子说过：
‘君子学道，那么会爱护百姓，小人学道，那么会易于管理。
’”孔子说：
“小子们，子游提到的话是对的，前面所说的话不过拿他开玩笑而已。
”
子游是当时的武城宰，据说其才二十多岁。
子游在孔门弟子里以文学见长。
对于子游的行事风格从下面两章，可以略知一二。
子游为武城宰。
子曰：
“汝得人焉尔乎？
”曰：
“有澹台明灭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雍也》
子游曰：
“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
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闻之曰：
“噫，言游过矣！
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
譬诸草木，区以别矣。
君子之道，焉可诬也。
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张》
子游曰：
“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子张》
如果拿同为文学高足的孔门弟子子夏与之作比较，两个人专长可归于一类，但治学路数、行事风格可谓是大相径庭。
子游的道德观念更加强烈，从其辨识人才的角度既可知之，甚至有论德而不论才的倾向，所以，孔子问他得到人才没，他只从道德角度举出了澹台明灭，而且视角还很挑剔，理由是行不由径，非公事不入室。
而子夏则公然说“大德不闲余，小德出入可也。
”在如何教育弟子上，子游与子夏也不尽相同。
子夏要求弟子“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应该说，这个要求已经不低了，但是子游仍然说：
“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
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可见子游的书生气更加十足，往往是有比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甚至还有空泛而又教条，不着实际的一面。
但是子夏也有自身的不足，孔子也对他说过：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子夏也曾为苣父宰，孔子曾叮嘱他：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可见，子夏有较强的现实主义倾向，有时可能在孔子眼里，也认为其似乎过于世俗化了，存在急功近利的心理。
其实，这两人如果能中和一下，到是相当理想的。
孔子重视礼乐是必然的，但是孔子并不教条，也不存在什么“自天子以致庶民，一是以修身为本”的思想，孔子也不是认为“礼不下庶人”，他认为“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但是没有说过“上好乐，则民易使也。
”并非是强调老百姓都要去整《韶乐》和《武乐》，而是居上位者通过自身的行事作风去直接感染他们，自身的兴趣爱好去间接熏陶他们。
对于像武城的这样地方，孔子更加强调民生为本。
所以，孔子对于子游的看法是“大材”不可“小用”，故有“割鸡焉用宰牛刀。
”一言，倒并不是直接针对“弦歌之声”这样的举措。
但是子游用孔子的话来向孔子置疑，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
显然子游把“乐”上升到了“道”的层次，其实孔子所说君子所学之道，和小人所学之道，还是有所区别的，这往往也是现实的。
但是孔子也不好打击自己弟子的积极性，何况百姓尽闻“弦歌之声”，何尝又不是孔子内心的终极理想。
所以孔子也说：
“偃之言是也”。
所谓“前言戏之耳”，倒不是孔子为自己的前面的失言作掩饰，实际上“杀鸡焉用宰牛刀”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是针对子游的才能而言的，并不是针对“弦歌之声”。
意思是以子游的德行来出任这个武城宰算得上大材小用了。
当然孔子也有类似于“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这种因人而异，因材施用的思想。
但是这位一向严谨和较真的子游，并没听出孔子戏言的弦外之音。
所以，孔子不得不补上一句“前言戏之耳”。
但是这位子游可能到最后也没有能明白孔子的心思。
17.5【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
“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
“夫召我者岂徒哉！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
公山弗扰占据费邑反叛，来召孔子，孔子准备前去。
子路不高兴地说：
“这是下下策啊，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弗扰那里呢？
”孔子说：
“他来召我，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
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礼，建设一个东方的西周。
”
公山弗扰即公山不狃，是季氏的家臣，当然经过后人考证，公山弗扰召孔子之时，并未反叛，而其反叛之时，孔子任鲁国大司寇，并发兵攻打。
一般认为《论语》此处有误。
孔子可能与公山不狃在之前保持着一定的接触，双方有过一定的沟通和往来。
但是孔子最终没有成行，公元前499年，孔子推动和参与了鲁国的“堕三都”。
其中就包括季氏的费邑，但是当时费邑实际控制权在季氏家臣公山弗扰手中，这也是鲁国“堕三都”的根本原因，或许论语中的“以费畔”大意并不是严重到了公然的叛乱，可能是私筑城防，拥众自重之意。
史称当时费邑已经是“百雉都城”，所谓“百雉”是当时修筑城墙的计算单位，一般认为“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百雉大约在长度上是指三百丈的城墙。
当然这里应该是虚指，费邑经过季氏及其家臣多年的经营，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形成了相当的气候。
按照《史记》的说法，孔门支持“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
”的礼制，左传亦有“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的说法，可见三桓的家臣已经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三都”也实质上也成了公山不狃等家臣对抗季氏或鲁君的政治资本，既是圈地为城甚至武装割据，也是为了抬高自身的地位，以期日益坐大。
所以孔子主张“废三都”，并积极的参与。
当时在鲁国准备废掉费邑之时，公山弗扰和叔孙辄率领费邑人进攻鲁国国都，鲁定公一时不敌，曾弃都而逃。
孔子时任鲁国大司寇，命令申句须、乐颀出击叛军，并成功将费都废掉，公山弗扰和叔孙辄逃往国外。
按照孔子的真实想法和长远打算，他很可能不希望“三都”从三桓的家臣手中收回，然后又落入三桓之手，依然成为大夫叫板鲁君的政治资本，所以他主张釜底抽薪，将季氏的费都，叔孙氏的郈都，孟氏的郕都彻底摧毁。
应该说三桓势力，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特别是经过阳虎坐大继而叛乱，危及自身的教训，不得不与当时支持鲁定公的孔门等势力达成一致，但是各自的出发点毕竟是不一样的。
后来，季桓子和孟懿子因为受害犹烈，甚至有性命之忧，所以态度相对坚决，费都、郕都被鲁军成功地强行摧毁，但是由于叔孙氏家臣之祸稍轻，如是自打算盘，态度转向，鲁定公率军攻打郈都，竟然未克，此事便不了了之。
从中也可知，在鲁国“堕三都”的事件，包括鲁定公、孔子、三桓在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立场往往是貌合神离，心态窘异。
所以随着“堕三都”事件的结束，孔子与鲁君和三桓势力之间政治上原则性的矛盾又日趋突显，孔子最终辞去官职，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
其实公山不狃也未必一无是处，根据《左传》的记载“……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
叔孙辄对曰：
“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
”退而告公山不狃。
公山不狃曰：
“非礼也。
君子违，不适仇国。
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
所托也则隐。
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
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
若使子率，子必辞，王将使我。
”另外据称，公山不狃也曾阻止阳虎作乱，然后未成。
可知公山不狃也有自身的基本原则和底线，虽不及于孔子，但是孔子与公山不狃在一时一事上并不是完全没得商量。
应该说，孔子亦在思考如何才能通过出仕，实际参入鲁国的政治，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孔子按照“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听其言，观其行，在“助公室，排三桓”的前提下，与公山不狃有一定的接触，甚至谈判都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孔子通过具体的接触，以及对时局演变的观察，最终认定不能与公山不狃结盟，特别阳虎作乱之后，认识到这种途径并不能真正改变当时的时局，因而强烈提出“臣不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这样的“堕三都”之主张。
孔子已经断定三都这样的私邑之城，最终也不可能纳入鲁君的王治下，反正要么落入家臣之手，要么落入大夫之手，于是孔子决意一堕了之。
《宪问》篇也可能是间接提到此事：
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
“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子曰：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
”
《论语》这里谈到季桓子可能听到公伯寮的谗言，在堕三都的立场上有所动摇，但是孔子看来是势在必行，也势在必得。
在“堕三都”事件前后，鲁君在鲁国的地位有所增强，但是随着家臣作乱威胁的解除，鲁国各方的利益同盟关系也随之瓦解，这是必然的。
所以，孔子说：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
回过头来说，孔子当时是有过一番思量的。
关键是首先解决“陪臣执国命”的乱局呢？
还是首先解决“政逮于大夫”的乱政呢？
孔子也希望通过与三桓家臣势力的结盟，在“强公室，助鲁君”的原则下，抑制和分化季氏为首的三桓势力，实现归政于鲁君的意图，从而一举同时改变鲁国政出大夫，陪臣执国命的局面。
所以，当公山不狃和佛刖相召，且并未反叛之时，孔子的确是抱着听其言，观其行的想法，希望利用各种时机一试深浅和身手。
所以，孔子说：
“夫召我者岂徒哉！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公山不狃等人的确是表面上打着“强公室，助鲁君”的政治旗号，但是孔子对此则是视之自身此行的根本政治原则。
故而，孔子说：
“难道是他们是空口说白话吗？
如果真的要用我，我可是为了取法周公之礼，真正的实现归政于鲁君！
”。
但是“吾其为东周乎！
”的说法，说明这一章应该是后人“揣摩”孔子的意图，私自补记的。
“东周”和“西周”用来指代周朝的前后两个时期是后来的说法。
“东”和“西”本义是指当时周朝前后的两个都城的相对地理方位，故有“周自武王至幽王都镐京，平王迁都洛邑，以镐京在洛邑之西，故称幽王以前之周朝为西周。
”之说，但在《国语》、《左传》、《孟子》等古籍中均无“西周”、“东周”的说法。
这类说法可能首见于《吕氏春秋》，后来在《史记》、《战国策》中才频繁出现。
不过，在战国时期，周天子实质上沦落到了连一般诸侯都不如的地步，竟然一分为二，成为“东周”和“西周”两个国家，这倒是史实。
周考王元年（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嵬封其弟姬揭于王城（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在考王都城成周以西）。
号西周，是为西周桓公，亦称西周君。
时人称此国为“西周”。
周桓公死，传位于子威公。
威公死，传位于惠公。
惠公长子史称西周公。
惠公又封少于班于巩（今河南省巩县西南），史称“东周”。
这样，在周王室的领地内，又建立了“西周”、“东周”两个小国。
因为春秋时周庄王，周公（本义指爵位，并非专指辅佐武王的周公姬旦）黑肩企图杀死庄王而改立王子克，事泄被杀，“周公”一职亦因之被废。
所以有一些说法认为周考王和周桓公此时分封西周、东周，是为了恢复周公一职，有恢复古制的意味。
可能是这一章的编撰者，按照自身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出发，替孔子撰词“吾其为东周乎。
”其实，孔子早于春秋作古，安知战国之事。
17.6【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
曰：
“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张向孔子请教仁，孔子说：
“能够随时随地，随人随事，做到五种品德，就是仁。
”子张（继续）请教（具体内容）。
孔子说：
“恭敬、宽容、诚信、勤勉、慈惠。
恭敬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勤勉就能敬取得功绩，慈惠就能够使唤人。
”在这里，孔子对子张所言的“天下”，并不是强调整个天下，而是说天下不论大小的任何地方。
《论语》引这一章，是按照自身的理解，继续解释孔子为什么一度打算应公山不狃之召去费邑。
17.7【佛肸召，子欲往。
子路曰：
“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
‘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
“然。
有是言也：
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吾其匏瓜也哉？
焉能系而不食!
”】
佛肸召孔子去，孔子打算前往。
子路说：
“从前我听您说过：
‘亲善自己，但是自己却做坏事的人，君子是不去（他那里的）。
’（更何况）现在佛肸占据中牟反叛（赵简子），你去了哪里，又能有什么办法？
”孔子说：
“是的，我说过这样的话。
（可是，）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坏吗？
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
我难道是个葫芦吗？
难道只能挂在那里，而不能食用!
”
佛肸（bìbì）是晋国大夫范氏的家臣，在范氏的封地中牟为邑宰。
所谓“佛肸以中牟畔”，此事亦见于《孔子世家》、《左传》。
“佛肸为中牟宰。
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
佛肸畔，使人召孔子。
孔子欲往。
”《孔子世家》
“哀五年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左传》
当时晋国，新兴的异姓贵族和与国君同姓的旧贵族之间有存在激烈的冲突，只剩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家最大的异姓宗族，就是所谓“六卿”。
国君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赵简子即赵鞅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登上了晋国的政治舞台。
与鲁国不同的是，晋国内部的政治矛盾和冲突要比鲁国激烈得多。
主要是集中国君与大夫之间、新旧贵族之间、后期主要体现在新兴的异性大夫之间的权力争夺。
最终的结果是韩、赵、魏击败对手，并分解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
赵简子在位50余年，史称其“名为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
公元前517年，为了商议救助被叛兵所驱逐的周敬王，其上位伊始，宋、卫、鲁、郑、曹、邾、滕、薛等国的使臣会于黄父（今山西沁水县西北）。
赵简子作为大夫，就以盟主的身份命令各国诸侯准备粮食和军队，护送周敬王归国。
公元前513年，赵简子“赋晋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因为这一举动，赵简子被视法家思想的先驱人物。
这部刑书早于13年前由晋国当时有名的正卿范宣子制定，至于其所铸刑书的具体内容是不是“刑罚不中，使民手足无措”则不得而知。
但《左传》记载孔子对此说过“晋其亡乎！
失其度矣。
”同时还说了一大段尊卑失序的大道理，从内容和文法上看，多有后人附会之嫌，不足为信。
但是孔子“失其度”说法有可能本意是指“刑罚不中”。
刑书公开颁布之后，晋国的社会治理并没有如期进入安定的状态，却开始转入新兴六卿之间的政治争斗，特别是赵氏与范氏、中行氏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但纯粹是权力和利益争夺。
事情起因是争夺卫国进贡的五百户人口，最后发展为你攻我伐、你死我亡的程度，丝毫谈不上政治上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问题。
所以，佛肸作为范氏家臣，以对中牟对抗赵简子，是忠于其主范氏的行为，从各为其主的角度而言，佛肸的行为也可视为理所当然的。
论语行文应该是范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赵氏”，显然跟“公山不狃以费畔”鲁君和季氏不可相提并论。
佛肸召孔子一事的大致历史背景，亦发生在孔子“堕三都”事件之后，想必佛肸对于孔子的一些基本立场还是明了的。
而且佛肸召孔子，也是在政治上表明立场的一种方式，时人想必与子路一样称之为“以中牟畔”，但是佛肸偏偏在这时把“堕三都”的孔子请来，应该说也是针对赵简子挟晋侯以伐范氏的这种虚伪的政治口号的一种反击，是为了化解自身在政治舆论上背动。
子路对于这种政治谋划应该是比较外行的，同时他对“忠”、“信”、“义”的理解和孔子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孔子打算去，子路不高兴是很正常的。
他在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子路说：
“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
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一般理解是“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
”其实不然，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是“一个人对自己虽然很亲近、友好、赏识，但是他却在做坏事，君子是不会到他那里去的。
”子路继续质问：
“那个佛肸现在已经叛乱，您就是去了，又能有什么办法？
”
孔子没有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也没有说佛肸到底是善，还是不善。
因为孔子也只有对其“有所试”才能下定论。
但是孔子认为自己去了，即使佛肸为不善，自己也能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
孔子进而说“我难道跟一个葫芦一样，只能挂在那里，而不能食用。
”一般认为孔子是周游列国已多年，一直未被任用，再加上已经一大把年纪，所以急于出仕。
其实，子路本意是说“您就是去了，对于这种局面，也无法改观，做不成什么事。
”子路虽然不悦，并不是质问孔子为什么去，他对孔子的人品是没有怀疑的，关键他对孔子的做法认为不妥当，认为不明智。
孔子则说：
“你当我中看不中用啊？
我如果去了，总能做点什么。
”
其实，孔子还说过：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如果只是按照字面上的理解，晋国当时乱成这样，孔子更没有去晋国的理由。
按照这种所谓的保全之道，即使要去，还不如去首先拜见赵简子，此时赵氏明明居于上风。
所以，对于孔子的话，一定要有正面和完整的理解。
孔子如果去晋国，一定也是“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
”下面他还谈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孔子如果不亲往，对于许多的事情的是非曲直未必能做到明察于心。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孔子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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