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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1297
第五章南宋后期文学
时间：
1226年宋理宗宝庆二年（“江湖诗祸”第二年）——1279年宋帝昺祥兴二年（南宋亡）
1226年宋理宗宝庆二年――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文天祥被杀于燕京）
理宗（1225年——1264年）39年享国如“仁宗”（1023－1063）
度宗（1265年——1274年）近10年“太平天子”
恭帝（1275年）
端宗（1276年－1277年）近1年
少帝昺（1278－1279年）近1年
特点：
A.世纪末情绪蔓延，权臣当道（63%的权臣专政）、政治混浊、经济畸形（农村凋敝、城市繁华），使士大夫和文人在社会和政治的多次打击下，无所适从（“江湖诗祸”，“衰世多信鬼”）。
大事纪:
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济王事件
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端平更化宋和蒙古灭金
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攻宋
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史嵩之起复事件”
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鄂州大捷”
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蒙古立国
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蒙古大举攻宋
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临安陷，恭帝降北去
（1226年——1276年50年临安）
少帝昺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亡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文天祥被杀于燕京
因此士风萎靡，文人的政治地位和济世热情以及社会责任感降低，继北宋党争后再次转向对身边事物、生命意义的思考，表现出一种淡泊和投机性的生活态度（为生存，多投谒应酬之作）。
这个时代文人呈现出创作主体平民化的态势，而且文学中心下移。
B与文人心态相匹配的，此时的审美倾向以清为特色，呈现出清丽、隐逸、疏远的情调。
一方面表达出对现世的疏离，一方面也是对现实绝望进而冷寂的心态。
C..进入到一个总结和沉淀的时期：
文坛寂寞，“中兴四大家”和“永嘉四灵”相继辞世，标志着时代总结的诗词文合集以及文学理论出现。
具体表现：
诗：
宋末诗坛主体是“江湖诗人”，以贾岛姚合“苦吟”一派的晚唐诗风为取向。
对“江西诗派”和“晚唐体”加以综合。
至于宋亡之际，又有了爱国诗的兴起，文学创作主体转向忠臣义士，或以悲吟呐喊或以事实补史，在时代趋于消亡的时候，用消失半个世纪之久的炽热情感和忠诚之心谱写了宋末文学的最强音。
此外，还有没入新朝的遗民诗作为宋末文学的延续，转向抑郁和哀悼的情调。
而以严羽的《沧浪诗话》为代表的诗歌理论，对纵横两宋百年的“江西诗派”和宋末突起的“江湖诗风”都作了较为精辟的点评，并在时代之末提出了以他为代表的宋人诗学观。
词：
辛弃疾去世后的南宋词坛，先后出现了两代词人：
一是在南宋灭前已谢世的江湖词人群和西湖词人群，著名的有孙惟信、刘克庄、吴文英、陈人杰等；周密、王沂孙、张炎等；
二是历经亡国、入元后继续创作的遗民词人群，其中成就较高的有刘辰翁、陈允平、周密、文天祥、王沂孙、蒋捷和张炎。
从创作倾向上看，这两代词人又形成了两大创作阵营：
1.豪放派：
辛派后劲，孙维信、刘克庄、陈人杰和刘辰翁、文天祥等，以稼轩为宗，崇尚抒情言志的痛快淋漓，而不斤斤计较字工句稳，政治批判的锋芒有时比辛弃疾更尖锐，但不免粗豪叫嚣之失；
2.婉约派（格律派）：
姜夔（周邦彦）的追随者，吴文英和陈允平、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的“雅词”为典范，注重炼字琢句，审音守律，追求高雅脱俗的艺术情趣；词的题材以咏物为主，讲究寄托，但有些词的意蕴隐晦难解。
总体上看，宋末词坛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
只有吴文英在艺术上（讲求雅和余味，形成堆砌且奇美的效果）有较大的突破；刘克庄在题材上（爱国题材的加入）有一定的拓展；其他词人主要是融合和深化。
比较典型的是蒋捷，他融合了辛、姜二派的长处，而自成一家。
宋末词坛是词史高峰状态的结束期，也是多种词的的融合期【走格律派，进入到如“江西诗派”固步自封的境界】
这个时期以张炎的《词源》为宋代词学理论史上的总结之作，提出了“清空”和“骚雅”的重要词学理论与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诗学观是一致的，成为时代文学的产物。
文：
主要体现在正统文学观中，重视作家的道德人格修养和文章的实用价值。
将人格与文格视为一体的养气观进一步发挥，以朱熹的文本做为新的儒家经典，将读书穷理和涵养正气做为文章写作的根本，以讲明义理和切于世用为目的。
这个时期多是道学气的议论文。
小说：
分为文人小说和市井小说（话本小说）。
文人小说的成就不高，以纪录道听途说为小说的传统史学观为指导，求平实无文采，多笔记体小说。
《夷坚志》
话本小说，则认同了市民的审美趣味，使小说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具有市民文学特点和逐渐世俗化的小说观念，为后来古代文学小说滥觞。
《清平山堂话本》
一．南宋诗
“江湖诗人”的缘起：
南宋后期，一些没能入仕的游士流转江湖，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成为江湖谒客。
当时杭州有一个名叫陈起的书商，喜欢结交文人墨客，其中有低级官员、隐逸之士，也有许多江湖谒客。
从宋理宗庆元年（1125）开始，陈起为上述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
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这些诗人就被称为江湖诗派。
诗集的刊刻与流传，扩大了这一群诗人所代表的诗风的影响，虽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也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组织虽然松散、诗风却比较接近的诗歌流派，后人便称之为“江湖派”。
在陈起始刻《江湖集》的前一年，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权相史弥远擅行废立，次年又逼死了已被废黜的济王赵竑。
史弥远为了钳制舆论，便从新刊的《江湖集》中找出“东风谬赏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和“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等诗句，诬为讥刺朝政，对作诗者进行迫害，《江湖集》被劈板禁毁，陈起遭流放，诏禁士大夫作诗。
“江湖诗祸”的发生一方面影响了江湖诗人的创作，使他们畏祸而较少咏及时事；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江湖诗派名扬一时，反而提高了他们在诗坛上的声誉。
1233年，宋解诗禁，陈起刊《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等
随着市民经济的繁荣，商人与文学开始联姻。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可以说是第一次。
它说明了一个即将出现的趋向，即市民阶层对被认为士大夫传统文学样式的诗歌产生全面影响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了。
第一节“江湖诗人”的前声——晚唐风的再起；姜夔；“永嘉四灵”
“中兴四大家”已经产生了试图以清丽精巧、空灵轻快的晚唐诗风与“江西诗派”对抗的趋向。
杨万里曾写道：
“晚唐异味同谁赏？
近日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又曾说：
“受业初参且半山，终须投换晚唐间”（《答徐子材谈绝句》）；
陆游一面瞧不起晚唐诗，一面却时常效仿晚唐诗人，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就曾指出他的诗有晚唐之风。
比杨、陆晚一辈的一些诗人，这一趋向更加明显，如张镃，不但诗风，连句式、字面都模仿晚唐诗歌；姜夔则把陆龟蒙当作楷模，自称“沉思只羡天随子”（《三高祠》）、“三生定是陆天随”（《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姜夔的朋友潘柽，更直截了当地以晚唐诗风与江西诗风对抗，开了“四灵”的先声。
他们的身份、地位及人生情趣都与晚唐诗人相近，晚唐诗轻巧空灵、精致尖新的特点也很合他们的口味，同时随着末世的到来，文人的心态也与晚唐诗人相接近，因此，从北宋中叶衰落下去的晚唐诗风又一次被他们张扬，以致笼罩了整个南宋后期的诗坛。
姜夔因为诗风相似的关系，也被称为江湖诗人。
姜夔诗初学黄庭坚体，后来才改学晚唐诗，他的长处在善于锤炼字面，使字句精巧工致而不落痕迹，尤其一些小诗，清妙秀远，富于悠远的意蕴：
细草穿沙雪半销，吴宫烟冷水迢迢。
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
（《除夜自石湖归苕溪》之一）
夜暗归云绕舵牙，江涵星影鹭眠沙。
行人怅望苏台柳，曾与吴王扫落花。
（《姑苏怀古》）
大约在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也就是陆游、杨万里等人进入创作晚期的时候，“永嘉四灵”开始出现在诗坛上。
“永嘉四灵”是指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
赵师秀（字灵秀）、徐玑（字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
这四人都出于叶适之门，各人的字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所以叶适把他们合称为“四灵”，曾编选《四灵诗选》，为之揄扬。
在创作主体上，或为布衣，或任微职，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
在诗歌内容上，只有少数诗写到民生疾苦或时事，多数作品的内容是题咏景物，唱酬赠答。
宋末方回批评“四灵”说：
“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数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
”（《瀛奎律髓》卷一○）这话确实击中了“四灵”的要害。
“四灵”每人存诗只有一二百首，他们是一群格局较小的诗人。
在师法对象上，“四灵”作诗以贾岛、姚合为宗。
以五律为写作的主要体裁，苦心雕琢推敲，锤炼字句，以表现一种凄情落寞的心境，和自然淡泊的高逸情怀。
诗歌的意境清远幽深；诗歌的语言，则是在固定的形式、狭小的境界中翻空出奇。
这正如叶适所评论的“敛情约性，因狭出奇”（《题刘潜夫南岳诗稿》）。
赵师秀曾选贾、姚之诗，合编为《二妙集》。
他还称赞徐照说：
“君诗如贾岛，劲笔斡天巧。
”（《哀山民》）而时人赵汝回则认为“四灵”之诗“冶择淬炼，字字玉响，杂之姚、贾中，人不能辨也。
”（《庐诗序》）
秀句很多，像赵师秀的“瀑近春风湿，松多晓日青”（《桐柏观》），“地静微泉响，天寒落日红”（《壕上》）；
翁卷的“数僧归似客，一佛坏成泥”（《信州草衣寺》）；
徐玑的“寒水终朝碧，霜天向晚红”（《冬日书怀》）；
徐照的“众船寒渡集，高寺远山齐”（《题衢州石壁寺》）等等，听觉、视觉、触觉的感受都捕捉得很细致、很准确，在动静、高低及色调的对比上都有很好的效果。
但他们的五律诗通篇完整的却不多，倒是有几首七绝更见出色，如：
水满田畸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
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
（徐玑《新凉》）
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
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
（翁卷《野望》）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赵师秀《约客》）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翁卷《乡村四月》：
）
五律其中较好的作品如徐照的《山中》和赵师秀的《龟峰寺》：
世事已无营，翛然物外形。
野蔬僧饭洁，山葛道衣轻。
扫叶烧茶鼎，标题记药瓶。
敲门旧宾客，稚子会相迎。
石路入青莲，来游出偶然。
峰高秋月射，岩裂野烟穿。
萤冷粘棕上，僧闲坐井边。
虚堂留一宿，宛似雁山眠。
缺陷：
但由于过分注重炼字琢句，“四灵”的多数五律虽有较精警的句子，而全篇意境却不够完整；同时内容单薄，格局很小。
“四灵”的意义：
“四灵”在主观上也想打破江西派的藩篱，他们选择被黄、陈悬为厉禁的晚唐诗人贾岛、姚合为典范，并在写作中尽量少用典故成语，都含有与江西派背道而驰的意图。
叶适认为“四灵”诗风是对唐诗的复归，其实“四灵”与宋初的“九僧”在诗学宗尚、诗体选择乃至艺术风格上都是遥相呼应的。
由于“四灵”在当时获得了远远超过其实际成就的名声。
那些不满江西诗风又无力像陆游、杨万里一样自辟新路的诗人对“四灵”趋之若鹜，竟出现了“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刘克庄《题蔡炷主簿诗卷》）的局面，并以稍后的江湖派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节江湖诗派
“江湖诗人”大体上都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其一，他们多属于流宕江湖的所谓“雅士高人”的类型，处在社会的转型期。
这些人实际是从士大夫中游离出来的下层文人，随着政治的进一步黑暗和时代的进一步没落，他们既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获取功名追求人生，所以常常心欲隐居啸游江湖，但常常因为稻粮奔走公卿之门。
他们也对政治和社会有所关注，但更多的是对个人的前景出路却常抱有深深的忧虑与怅惘，因此开始用旁门小技来谋生，放下人格尊严来投谒，成为社会转型中的文人。
罗与之《下第西归》：
才难济世甘避世，心不怨天唯乐天。
林下山间深密处，曲肱饮水兴悠然
罗与之《梦回》：
酒薄难成醉，轻寒袭破衾。
梦回孤客枕，听彻草虫吟。
寂寞三秋夜，凄凉一片心。
山林与朝市，底处豁愁襟。
戴复古《戊戌冬》：
四海疮痍甚，三边战伐频。
静中观气数，愁杀草茅臣
薛嵎《冬日杂言五首》：
竹炉槁叶坐烧残，冷屋荒村夜更寒。
冻得形模龟样缩，谁知方寸似天宽。
其二，他们大多对诗歌的抒情性比较重视，在诗中发泄不平遭遇，因而都反对江西派诗风，而提倡一种清丽尖新的诗歌风格。
他们在这方面受到“四灵”的影响，即字句精丽，长于白描。
但境界较为开阔，又稍胜于“四灵”。
但对江西诗派的反驳有点过头，“捐书以为诗，失于野”。
陈允平的《青龙渡头》和叶绍翁的《游园不值》：
天阔雁飞飞，松江鲈正肥。
柳风欺客帽，松露湿僧衣。
塔影随潮没，钟声隔岸微。
不堪回首处，何日可东归？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江湖诗人大多未能自成一家，只有刘克庄与戴复古较能自出机杼，成就也较为突出。
刘克庄江湖诗论集大成者
（１１８７～１２６９）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
他又喜欢提携后进，故被许多江湖诗人视为领袖。
他早期作诗颇受“四灵”的影响，叶适甚至认为他是“四灵”的继承者。
但刘克庄最敬服的当代诗人却是陆游，正是陆游的影响使他在题材取向上与“四灵”分道扬镳。
刘克庄关心国事，金和蒙古的威胁使他忧心忡忡，南宋政治窳败、军队孱弱的现状更使他痛心疾首，他写了《国殇行》、《筑城行》、《苦寒行》等乐府诗来抨击时弊，例如《军中乐》：
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
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防隘口。
自言虏畏不也犯，射麋捕鹿来行酒。
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
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
描写生动，揭露深刻，继承了唐代新乐府诗人和陆游的传统。
他以为做诗关注现实是诗人的责任，同时也是诚实的反映，并要继承与发扬诗能干预现实的传统。
刘克庄在艺术上兼师唐、宋诸家，其诗歌风格呈现出多种渊源，其中尤以贾岛、姚合到“四灵”的一脉比较显著。
同时刘很关注宋诗的走向，并对本朝诗歌有精当的评论和自信，“参透陈黄向上关”。
刘在诗力上，主雄浑自然，与他的词的风格一致。
但从总体上看，刘克庄的诗风并未受“四灵”的束缚，例如《郊行》：
一雨饯残热，忻然思杖藜。
野田沙鹳立，古木庙鸦啼。
失仆迷行路，逢樵负过溪。
独游吾有趣，何必问栖栖？
思新语工，文字却不甚雕琢，风格平易明快，已与“四灵”诗风有相当的距离。
刘克庄的缺点是一意追求作品的数量，故多滑熟之作，尤其是他的七律和七绝，往往一题多首，摇笔即来，未免粗滥。
这也是江湖诗派的通病。
另他和陆游一样，吸收了各种风格，却没有融汇贯通，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所以模拟痕迹还较严重。
只有晚年一部分诗写得较好，用典引事，经过锤炼复归自然，气势较开阔。
戴复古江湖派中首开风气
（１１６７～１２４８？
）性喜漫游，以诗闻名于公卿间。
他早年曾从陆游学诗，后来一度崇尚晚唐，但受陆游雄浑诗风的影响最深。
他虽然身在江湖，但作诗则继承杜甫、陆游的传统，指斥朝政，反映民瘼，绝少顾忌。
互相参照来看，他正是希望将晚唐诗的轻灵秀逸与杜甫诗的拗峭浑厚融汇起来，实际也就是沟通“四灵”与江西诗派，使之互相补救。
例如《庚子荐饥》指责官府赈灾之虚伪：
“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言辞之尖锐，是宋诗中少见的。
戴复古最好的诗是写对时事的感触，例如《江阴浮远堂》和《频酌淮河水》：
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
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
有客游濠梁，频酌淮河水。
东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
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
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
沉郁之中有一股雄放之气，语言浅切而耐人寻味，在江湖诗派中独树一帜。
从内容来看，比“四灵”更关心现实问题，像《织妇叹》、《庚子荐饥》等，指责时弊都很尖锐；
从形式来看，他不像“四灵”那样专注于五律，而是歌行体、五古、五、七言近体都有；
从语言来看，他不像“四灵”那样在个别句子和字眼上花大力气，而是比较注意整体意境，同时也不那么忌讳用典，
在审美上，贵“雄浑”；
在师法上，“举世吟哦推李杜，时人不识有陈黄”，学习古人要全，还要有创新和个性精神。
从总体上看，江湖诗派的风格倾向是不满江西诗风而仿效“四灵”，学习晚唐，但取径比“四灵”更宽阔一些，这基本上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尚。
第三节爱国诗与遗民诗
宋末诗人的两个群体：
英雄与遗民
文天祥的集杜诗
谢翱和汪元量等诗人
宋末的爱国诗人在宋亡前后采取了两种抵抗方式：
其一是奋起抗敌，以死殉国；
其二是隐居守节，不仕异族。
前一类人是民族英雄，以文天祥为代表。
后一类人历来被称为遗民，以谢翱、谢枋得、林景熙、郑思肖为代表。
他们用以报国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都能在危急存亡之秋坚持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歌都是血泪凝成的悲歌，风格都有慷慨悲壮的倾向。
所以在文学史上，他们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群体。
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是宋末民族英雄的代表，他早年的诗歌比较平庸，诗风近于江湖派和江西诗派。
艰苦的战斗和苦难的命运使他的创作出现了升华，他用诗歌纪录了自己从出使元营被拘逃脱直到从容就义的人生遭遇和心路历程，其中包括传诵千古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在从事复国事业的过程中，是清楚地看到南宋的覆亡无可逆转这一严酷事实的；甚至，他也并不反对自己的亲人出仕元朝，而认为这在道义上也是各有所取。
如他赠二弟文璧（璧仕宋而降元）的《闻季万至》诗，以“三仁生死各有意”指他们兄弟的不同选择，又其《狱中家书》也说这是“惟忠惟孝，各行其志”但同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完成自己的历史责任，宁死不肯屈降。
这种精神在今天看来，仍然可以理解为是人性的一种高贵气质的表现。
在文天祥的诗中，反复表露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凛然气节，如著名的《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
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阗鬼火，春院闭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疠自辟易。
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
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
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
文天祥晚期诗作的一种重要形式是“集杜诗”，即把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成诗。
他在燕京狱中写了《集杜诗》一卷，共五言绝句２００首。
集句诗向来被视为文字游戏，但文天祥的集杜诗却是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创作，例如《至福安第六十二》和《思故乡第一百五十六》：
握节汉臣回[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
感激动四极[联翩收二京]，[老夫悲暮年]壮士泪如雨。
天地西江远[星辰北斗深]，[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一时今夕会]万里故乡情。
前一首写自己从元军中逃出，历尽艰险回到温州朝见宋端宗的情景。
后一首写身处穷北狱中对江西故乡的怀念。
情真词挚，意境完整，如出己手。
２００首集杜诗清晰地写出了宋亡前后的历史过程，且渗入了诗人自己的感受，正如文天祥在集杜诗的《自序》中所说：
“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
”文天祥的集杜诗说明杜甫的传统对宋末诗坛的深刻影响，也说明集句诗这种形式也可能改变其游戏文字的性质而成为严肃的创作，虽说这也许是文学史上仅有的一个范例。
宋末还有一位身份独特的诗人汪元量。
汪元量（１２４５？
～１３３１）并非士大夫，但他目睹了宋亡的过程，把随宋室帝后被俘北上的所见所闻一一纪这于诗，其代表作是《醉歌》１０首、《湖州歌》９８首和《越州歌》２０首。
例如《醉歌》之五和《湖州歌》之五：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
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一掬吴山在眼中，楼台叠叠间青红。
锦帆后夜烟江上，手抱琵琶忆故宫。
这些大规模的组诗如同一幅幅画卷，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南宋王朝覆灭的过程，完整而真切生动地记载南宋皇室投降的情形、元兵蹂躏江南的惨状，和他北上途中所见所闻，广泛地反映了南宋亡国前后的历史，因此有“宋亡之诗史”之称。
其友人李钰说：
“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
”（《湖山尖稿跋》）这是对杜甫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汪元量的诗受江湖诗人的影响，不常用典，不多议论，每每以朴素的语言白描叙事，却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悲恸。
我到彭州酒一觞，遗儒相与话凄凉。
渡江九庙归尘土，出塞三宫坐雪霜。
歧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入愁肠。
此行历尽艰难处，明月繁华是锦乡。
在宋元之际，有一大批遗民诗人在写兴亡的感叹，如谢枋得、谢翱、郑思肖、林景熙、萧立之、文及翁等。
他们或是写沉痛的故国之思，
如谢翱《秋夜词》：
“愁生山外山，恨杀树边树。
隔断秋月明，不使共一处。
”
或是写悲愤的民族之情，如林景熙《读文山集》：
“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
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
”
或是抒发自己坚贞不屈的意志，如谢枋得《武夷山中》：
“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
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
”
或是表现失却故国的怅恨情思，如萧立之《茶陵道中》：
“山深迷落日，一径窅无涯。
老屋茅生菌，饥年竹有花。
西来无道路，南去亦尘沙。
独立苍茫外，吾生何处家。
”
谢翱（１２４９～１２９５）是宋末遗民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家，他的诗沉痛悲凉，意旨深密，深刻地反映出在异族统治下人们的哀痛心情，例如《西台哭所思》：
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
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
故衣犹染碧，后土不怜才。
未老山中客，惟应赋八哀。
此诗是悼念文天祥的，文既是谢的故友，又是民族的烈士，故诗中寓有双重的悲痛，深挚感人。
谢翱最有特色的诗是《效孟郊体七首》，成功地运用隐喻的手法抒写了亡国的哀思。
例如其三：
闲庭生柏影，荇藻交行路。
忽忽如有人，起视不见处。
牵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
野风吹空巢，波涛在孤树。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
深有所感，却又闪烁其词，意境如梦如幻，凄迷的夜景正衬托也亡国孤臣无处归宿的感受，辞意精警瑰丽，风格奇崛高古，呈现出孟郊和李贺诗风的影响。
这些诗篇或悲愤或愁苦，都充满了沉郁苍凉的气氛，从而改变了南宋后期诗歌纤弱秀婉的风气。
因为时代的巨变，使许多文人无法再沉浸在恬淡闲适的人生情趣中，也无暇在追踪古人的风格技巧和雕琢字面中悠然吟唱，于是，以自然朴素的语言抒写自然涌发的“哀”与“愤”的情感，成为宋元之际遗民诗的基本特点。
第四节严羽的《沧浪诗话》【从艺术的角度来谈诗，以禅喻诗的突出特点】
南宋后期诗歌虽说情况纷杂，但脱离往日宋诗主流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严羽的《沧浪诗话》。
严羽字仪卿，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一生未仕。
他在诗歌创作方面没有很突出的成就，但《沧浪诗话》却是一部极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
1在体制上，其书分诗辨（理论主张）、诗体（体制，在历史中谈诗歌的发展、流派）、诗法、诗评、考证五门，以第一部分为核心。
严羽论诗立足于它“吟咏性情”的基本性质，而《福建文苑传》亦以“扫除美刺，独任性灵”总括严氏诗论。
全书完全不涉及诗与儒道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而重视诗的艺术性和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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