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缘何一败涂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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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缘何一败涂地
康有为缘何一败涂地
翁同龢一生写日记数百万字，朝野名士罕有从其笔端挂漏的。
他出生于豪门望族，状元及第，又是两朝帝师，地位非凡，且为人谦冲开明，进入其视野和客厅并得到他激赏提携的多为同时代的优秀人物。
然而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仍然迟迟未能进入翁同龢的视野。
康有为却在《自编年谱》中言之凿凿地说，光绪十四年（1888）他就进京拜会了翁师傅，并向后者当面讲述了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变法改制的故事，翁师傅如闻天音，茅塞顿开，大为悦服。
往好里说，这是他误记所致，往坏里说，就是他存心造假。
康有为略显木讷，口才远非一流，梁启超极口夸赞康有为的演讲“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未免言过其实，但他确实凭借演讲倾倒过华侨美女和才女何旃理，使她成为了自己的三太太。
康有为会吹牛，“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此类大话讲足几箩筐，倒是稀松平常的。
翁同龢是在朝的清流派掌门、主战派领袖，长期出入宫禁，坏消息听得太多，眼见国势江河日下，难免忧心如焚。
按理说，康有为口口声声强调变法图强，他的主张应该很容易打动翁师傅，事实则不尽然。
在日记中，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评价常用“狂甚”二字，这个“狂”字用的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
值得读者思忖。
在翁师傅看来，康有为汲汲于功名，只是想攀爬到更高的平台上去猎获荣华富贵。
历史学家高阳作《翁同龢传》，仔细比对过《翁同龢日记》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充分考虑了翁同龢为避祸删削日记的可能性，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康有为志大言夸，惯于攘夺和作伪，公然欺世，毫不惭汗，康有为屡屡言及翁同龢如何如何赏识他，只不过是虚构故事，谬托知己。
高阳说：
“……且以康有为之言行而论，与翁同龢忠厚和平、谨守世俗礼法、不喜与人忤的本性，如水与火之不能相容，故可断言：
翁同龢绝不会欣赏康有为。
”翁同龢最青睐最信任的人是汪鸣銮和张謇，状元张謇尤其出色，被他赞为“霸才”和“奇材”。
汪、张二人都与康有为很少交集，这也可以反证康有为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翁同龢不欣赏康有为，并不意味着光绪皇帝就对康有为的欺世大言具有超强的免疫力。
自古以来，衣褐怀宝之士上书给深居九重的君王，实堪称顶尖级的行为艺术，图虚名则绰绰有余，求实效则迢迢不及，康有为原本玩的就是心跳，四年之间七次上书，弄个名满天下或谤满国中都不足为奇。
其万言书内颇多狂悖之语，例如“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不忍见煤山前事”，秦二世临死前乞求做黔首（老百姓）而不可得，明崇祯皇帝于城破之际跑到北京煤山（今景山）上吊，康有为用这两个亡国之君的典故说事，以增强其万言书的惊悚效果，光绪皇帝对他大逆不道的胡话倒是颇为优容。
草野书生康有为不顾死活，畅所欲言，其主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确属立国的大本大原。
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皇帝保举通达时务人才，特荐五人：
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
正是这位帝师郑重其事的奏折对康有为推崇备至：
“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源。
当二十年前，即倡论变法，其所著述有《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等书，善能借鉴外邦，取资我用。
其所论变法，皆有下手处，某事宜急，某事宜缓，先后次第，条理粲然。
按日程功，确有把握。
其才略足以肩艰巨，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匹。
”世人多附会，加上以讹传讹，想当然认为帝师翁同龢讲过的美言，其实出自另一位帝师徐致靖的笔墨。
光绪皇帝身居九重，两眼一抹黑，他读了徐致靖的奏折，一定欢欣鼓舞，变法维新，事在人为，既然狂生康有为与众不同，举世无双，或许真就是那把能够掘开冰川的利镐。
我欲望鲁兮，龟山蔽之。
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据东汉名士蔡邕的《琴操》记载，这首《龟山操》是孔子所作，意思是：
“我想要眺望鲁国，龟山遮蔽了它。
手中没有斧柄，拿龟山怎么办？
”孔子退而忧念故国，以龟山蔽鲁比喻奸臣季桓子一手遮天。
诗中的“斧柯”可释为“权柄”。
男人不可一日无权，无权则处处遇阻，事事受欺。
孔子感慨鲁国政治黑暗，百姓贫苦，要诛灭季氏，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康有为做梦都想进入清王朝的权力中枢，实现救国抱负，他对“手无斧柯”的感受同样深刻。
一、从草堂授徒到公车上书
康有为并非一帆风顺，他走过一段霉运。
科举之路窄得可怕，也黑得可怕，他扑腾多年，其路径是：
考秀才，三战皆北，总算取得了监生的资格；考举人，六试不捷，心都考（烤）成了灰。
清代科场流传一句谚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可见运气之重要，学问之次要。
康有为屡试不中，内心受到莫大的刺激，早已对现实郁积了一腔孤愤，这种人无疑最想改变现状。
奇就奇在，名落孙山也会坏事变好事，他从八股制艺中匀出心思，钻研传统学问，面壁之功殊非浅显。
当时，理学大儒朱次琦，人称九江先生，笃守程朱，力求实践，是羊城首屈一指的大学者，康有为出入其门垣，求益问字，但算不上正宗的弟子。
后来，他上书权贵，动辄自称“侍九江之经席”，巧妙地打出“擦边球”。
简朝亮是朱次琦的入室弟子，瞧着康氏矜夸十分别扭，就公开讥诮后者“游僧托钵”。
不管怎么讲，康有为的瞟学功夫确属一流，从理学到佛学，从经学到西学，不过数年间，就已融汇贯通。
康氏屡次上书，言词激烈，虽然未获朝廷认可，但已名动九州。
一俟他回到羊城，梁启超就气喘咻咻地跑来拜师。
这可真是一桩新鲜事。
康有为是长期落魄的监生，而梁启超是少年得志的举人，举人拜监生为师，在清代罕有先例。
进士陈沆向举人魏源求教，一度传为佳话，但求教与拜师有本质上的区别。
李慈铭收樊增祥为徒，乡试奏捷、会试奏凯均迟于弟子，但樊增祥也并非中举之后才登门拜李慈铭为师。
梁启超的《三十自述》所言不虚，十八岁的梁举人听罢三十三岁的康监生一席真言，不禁“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以至于“竟夕不能寐”。
能让志骄意满的梁举人心悦诚服地唯康监生的马首是瞻，这绝非易易。
康有为的身价高了，名气大了，要与他结交的人顿时多起来，其中有一位可了不得，不得了，这人是谁？
是“国父”孙文。
那时孙先生以西医资格，在广州双门底大街之圣教书楼悬壶，主张缓进改良，革命思想尚未萌芽，更别说开枝散叶，开花结果，他曾托好友向康氏输诚致意，以求晤言一室之间，切磋琢磨，商量探讨。
但康有为用势利眼看人，孙文只不过是广东境内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小医生，康有为好为人师，臭架子摆得高不可攀，他的答复相当傲慢：
“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
”这话过于托大，弄得孙文愤愤不平，他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天王山人物，如何肯卑身执贽[zhì，初次拜见尊长所送的礼物]去做康门弟子？
这两位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大明星就此缘悭一面，至死未交一语。
在诸多弟子的簇拥下，康有为选址广州长兴里，弄了个后来盛传海内外的“万木草堂”，挂出油漆一新的招牌，正式开馆授徒，做起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美梦。
弟子们恭维康有为是孔子那样的素王（无冕之王），他也毫不客气，毫不谦虚，大大咧咧地接受吹捧，而且意犹未尽，自号“长素”，压孔子一肩，简直不可一世。
其实，他本心里最想做的又岂是“素王”，而是“圣之时者”，最隐秘的心思甚至是“不当皇上，就当和尚”。
他的野心从很小的事情上都能暴露无遗，比如他给五位得意门生一一取了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个个非同凡响：
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车，子贡只能让道也。
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也。
曹泰号“越伋”——子思只能瞠乎其后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康有为目空一切，是个典型的自大狂。
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个性有这样的解说：
“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
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
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
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
”康有为若只想做个学问家，狂也好，狷也罢，都可由得他高兴如何就如何。
但他想在政治擂台上挥拳踢腿，这种百牛莫挽的自信力加上万物皆备于我的教条主义就过犹不及，特别有害了，偏执狂心胸狭小，还能拿出多少空间去容人容物？
康有为一生事业终成水月镜花，依照“性格即命运”的论断，不难找到悲剧的根源。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康有为偕同弟子梁启超赴京会试（此前一年他终于考中了举人）。
放榜前，他联合十八省赴京应试的举人在松筠庵集议，由梁启超起草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请愿书，他充分利用士气，牵头闹腾了一出“公车上书”的大戏，“请拒和约，迁都，变法”。
此文遍传都下，倾动朝野。
令人意外的是，慈禧太后一向心狠手辣，这回却以柔克刚，使用绥靖政策，一千三百多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举人，在她看来，可算是一股潜在的民间力量，不开罪为佳。
男人有招，妇人也有计，礼部抢先放出黄榜，以此转移京城各路士子的注意力，让他们哭的哭，笑的笑，疯的疯，癫的癫，情绪一旦紊乱，国事也就无心再去清谈。
这次，康有为春风得意，梁启超名落孙山，但康有为仍然感到有些失望，他的状元梦和翰林梦双双轮空。
“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康有为还哪有心思再搞什么“学潮”？
进宫去谢主隆恩。
慈禧太后没抡一下大棒，只用几根“胡萝卜”就瓦解了千头攒攒的学潮，要说，后代的统治者应该跟她学着点，少用刀枪而多用计谋。
二、理论准备和政治力量
在专制王朝特设的竞技场，从上往下搞政治非常简单，只须加大愚民的广度和洗脑的深度，即可尽收全效，顶碍事的则用武力去荡平；从下往上搞政治则千难万苦，光是理论建设这个环节就够人煞费思量了。
应该承认，康有为以“素王”自居，多少还是有点底气的，至少在今文经学这顷实验田里，他是当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这种水平的改良专家。
今文经学，一言以蔽之，就是搞“罢黜百家”和“一言堂”，搞“学术为政治服务”。
西汉时期，以董仲舒为首的今文经学派得到汉武帝的支持，势力很大，旗帜甚张，但好景不长；东汉时期，政治挂帅的今文经学派被以马融和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踢翻了场子。
迄于清朝初期，政治环境较以往更加恶化，读书人若妄议国是，风险骤增，只得一个猛子扎进故纸堆，皓首穷经，因此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训诂考据之学盛极一时。
在康有为看来，古文经学派的学问都是“数千年无用之学”，学问脱离现实需要，不能直接干预政治，还有什么鸟用？
天下士子眼看大清帝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难道不应该从孔孟之学的清澈源头吸取些可补时艰、能纾国难的启示吗？
于是，他暗暗地从四川学者廖平的两部书稿《辟刘篇》、《知圣篇》中吸取思想精华（此事后来酿成学案，不少人认为康有为使出空空妙手，大行剽窃之实），出版了与时代精神密切呼应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认定孔子绝对不是专治“无用之学”的冬烘先生，而是宅心仁厚的政治家，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才是目标，可惜他老先生长期鹤鸣于野，不能一展雄才伟抱。
康有为这样说，当然很容易打动那些忧患意识强烈的朝野人士，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但他把话说得太满太绝对，将实力雄厚的古文经学派直往垃圾堆里扫，这就触犯了众怒和众忌，连一向开明的翁同龢都“惊诧不已”，称康有为“真说经家一野狼也”。
学问做过了头，野狐禅参成了“野狼禅”，保守派还能够待见他？
湖湘名士叶德辉是儒学的原教旨主义者，他早就看穿了这套把戏，索性揭开康有为的底牌：
“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德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
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
”孔教中人认定康有为是叛徒，是假洋鬼子，不值得信任。
康有为用教主纪年替代大清年号，使朝野为之侧目，啧有烦言。
张之洞原本很看好康有为，这下也不得不赶紧划清界限，下令查封强学会。
在康有为的著作中，最招致物议的还不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而是他的《大同书》。
康有为标榜“大同”，无缺陷无遗憾的理想社会须消灭原有的国家、阶级、私有财产、婚姻和家庭，将现有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基础连根拔起。
在他看来，人类的自私全发端于小家庭，只有实行公养、公教、公恤，才能杜绝孝道的种种弊端。
婚姻则使女性遭受奴役、牢牢束缚而不易解脱，理应彻底取缔，代之以短期合同，夫妻合则聚，不合则离。
康有为与西方传教士多有往来，从他们那儿了解到柏拉图《理想国》、康帕内拉《太阳城》和莫尔《乌托邦》的一鳞半爪，《大同书》即由这些泊来的思想散片拼凑杂糅而成。
客观地说，这些思想的七彩泡沫确实给当时沉闷单调的知识界增添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对改造中国命运这项艰巨工程毫无指导意义。
其中某些谬见成为笑柄，比如他认为黑人是最劣等民族，务必漂白之，可用黑人与白人杂婚的方式，少则七百年，多则一千年，使地球上再无深色人种，这种见解实在是卑之无甚高明，很容易被人唾弃。
康有为立异标新，固然能够耸动当时知识界的视听，但这种空疏不着边际的理论既非思想金丹，又非政治利器，对读书人并没有醒脑提神的积极影响。
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对康有为的评判切中肯綮：
“（康）氏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摹仿基督教；其以预言家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得之野心者也。
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
”这段话可谓一针见血。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康有为目空一切，夸夸其谈，注定只能做做三脚猫的学问，绝对做不了成色十足的政治家。
做学者，性格尽可以狂狷怪僻，心胸褊狭也无大碍；做政治家则不然，必须示人以天地广大，示人以江海包容，意气用事、感情用事徒然自损。
康有为是个典型的偏执狂，要他容人容物，就等于纳须弥于芥子，须弥山太大，而芥子太小。
康有为心胸狭隘，最终使自身，也使维新派迅速陷入了孤立无援之境，变成徒有其表的“空头帝党”——可怜的鸡蛋、鸭蛋、鹅蛋、驼鸟蛋，他们齐齐挑战主管绞肉机的慈禧太后，除了粉身碎骨，还能如何？
政治家新开张，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手中必须抓稳三张大牌——理论、武力和联合战线，方可言智，言勇，言胜。
康有为手中有理论，却没有枪杆子，缺少了一张关键牌，怎么办？
那就一定要抓好联合战线，发展生力军。
当时，除了死硬的顽固派，以那位说过“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混球大臣刚毅为代表，康有为理应竭诚团结的力量至少有以下三支：
一支是政界的开明派，也是实力派，例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大臣和督、抚高官，团结了他们，变法维新的阻力将随之锐减，上下同心，其利断金。
可是康有为刚愎自用，自以为抱紧了光绪皇帝的大腿，就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了，不必将李、张、刘等大臣放在眼里。
他在北京办强学会，一时间，投奔者络绎于途，唯恐不得其门而入。
李鸿章主动赞助二千两白银，作为入会之资，还同意出借安徽会馆的数间房屋给强学会办公，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
李鸿章在政坛打拼数十年，门生故吏满天下，虽暂时失势（甲午海战后被短期停职反省），但影响力并未衰减，依然无人能出其右，他肯主动带头，又何愁强学会人气不旺？
往后办事必将处处爽利。
可是康有为颟顸之极，也蛮横之极，竟然不同意李鸿章入会，使后者碰上一鼻子灰，大为扫兴。
康有为搞宗派小圈子，搞唯我独尊，好景如何能长？
当时，对强学会感兴趣的还有力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他答应给强学会注资，从北京迁址到上海，开办费用由他独力承担。
这样一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然而，只因张之洞以前辈学人的身份善意规劝康有为少谈“孔子改制说”，低调多办实事，一言逆耳，康有为就拂袖而去，将事情搅黄，这下进路、退路全断了。
一位以改良中国社会为天职的政治家，竟缺乏起码的度量，康有为还能在最需要人脉、人缘、人气的官场玩得日曜月明，水流山转吗？
此问的答案已不待蓍龟而可知。
还有一支力量——“太子党”，是康有为理应团结的。
“太子党”的存在有形有迹，他们得天独厚，对政治濡染最深，教育最好，而且了解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比海绵吸水还要完全。
如果他们不耽溺于吃喝嫖赌、贪赃舞弊，而能够为国事民生沥胆披肝，那么这些人最有办法从内部消解旧政权的压力，减轻武力斗争的阵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些大家公子——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张之洞之子张权、曾国藩之孙曾广钧、左宗棠之子左孝同、翁同龢之侄孙翁斌孙、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沈葆桢之子沈瑜庆、林则徐的族裔林旭——多达数十人，若能拧成一股绳，其合力将不可低估。
他们是方兴未艾的政治新血，观念超前，跃跃欲试，最渴望有所作为。
但康圣人却并不看好他们。
谭嗣同由江苏道候补知府超擢为四品军机章京，参知政事，可谓奇数。
与他同授此职的还有杨锐、刘光第和林旭。
林旭在四人中最年轻，时年二十六岁，雄姿英发，朝气蓬勃。
康有为虽是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却只任工部主事，兼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比四位军机章京的品秩、地位只低不高。
由此也不难看出光绪皇帝对康有为并无急用、重用的意思。
在《自编年谱》中，康有为屡屡涉及算命测字，扶乩选穴，自炫天生慧眼和法眼，这回又怎肯放过送上门来的扮演张半仙和李铁嘴的机会？
时吾观复生（谭嗣同）和暾谷（林旭）之相，谓卓如（梁启超）曰：
“二子形法皆轻，不类开国功臣也。
今兹维新，关中国四千年大局，背荷非常，而二子起布衣而骤相，恐祸将至矣。
昔何晏、邓飏执政，而管公明谓其鬼幽鬼躁，必及于难。
吾今惧矣。
”
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竟搬出麻衣相法来给自己的同志算命，认为谭嗣同、林旭二人“形法太轻”（骨相太轻，不贵重），不像是开国功臣，他们从平民突然升到军机处行走（相当于副宰相），恐怕要大祸临头了。
三国时期，魏国的何宴、邓飏执政，管宁当众说他俩内心阴暗、性格浮躁，一定会死于非命。
康有为拿谭嗣同、林旭来比作何晏、邓飏，实在是太不尊重同志了。
他说“我现在害怕了”，更见其委琐。
康有为假高明而真鄙陋，中国19世纪末的改良派竟以此人的旗帜为帅纛，以此人的笔杆为指挥棒，先就错得离谱了。
在康有为的心目中，举国上下只有一人具备补天之才、擎天之力。
他自信过头，尚可理解，但他弄鬼装神，唬人吓己，又如何能干出经天纬地的大业？
至于第三支力量——民间知识分子，康有为更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广东老乡孙文要与他缔结平辈之交，一而再，再而三，结果被他拒之于千里之外，换了别人，肯定同样难以获得康圣人的青睐。
殊不知，这支队伍变量最大，后来排满反清，主张国民革命的，多半由这批民间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在江湖上时隐时现，其中不乏豪杰。
身为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康有为既偏执又褊狭，盟友寡少，而树敌良多，不免穷于防范和招架。
当保国会被后党刚毅和荣禄咬定为“只保中国，不保大清”，墙倒众人推时，那些开明疆吏，本来能够说上好话，帮上大忙的，全都默不吱声。
应该讲，历史给了康有为最好的机遇，可是这位自命为“圣之时者”的改良派领袖并未找到真北，把握契机，而是任由机会像泥鳅一样从手中溜脱。
百日维新失利，戊戌六君子喋血，固然是冥顽不化的慈禧后党丧心病狂的打压所致，但又何尝不是康有为的策略失误和性格浮躁的自然延伸。
在中国，百余年来，领袖的性格即政党的性格，领袖的命运即政党的命运，从来都是如合符节，分毫不爽。
客观地讲，康有为于西学所知有限，对西方的政治思想更属管窥蠡测，强不知以为知，草率上马，主持中国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可谓先天不足。
这位“圣之时者”应运而生，本可以团结多方面的政治力量，引导积贫积弱的中国一步步从沼泽中跋涉出来，然而，他师心自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玩什么“小臣架空术”“借刀杀人术”，坐失千载一逢的良机，终于闹得众人丧气寒心，古老华族依旧积弱不振，长期在腥风血雨中苦苦挣扎。
历史既是吊诡的，也是滑稽的。
1900年，庚子之乱，慈禧太后仓皇逃离北京，在西安惊魂甫定，即耍出瞒天过海之惯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诏书由御用文人樊增祥操觚，词颇工畅，理实难通。
其中有两句话最为关键：
“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
夫康有为一小臣耳，何能尸变法之名？
”一个不成气候的领袖也还是领袖，历史一旦赋予他这样的地位，就不可剥夺，诏书中的百般诋毁和极力抹杀徒然贻笑天下。
三、性格缺陷是致命伤
康有为从小读书甚勤，行坐不离书卷，言必称圣人如何如何，村人都叫他“圣人为”或“戆为”。
但他并不戆，只是狂，只是孤高。
他曾手书一联：
“大翼垂天四万里，长松拔地三千年。
”一介狂生，大言不惭，他身上很少显露出民胞物与（民为同胞，物为同类）的政治家素质。
十九岁结婚，花烛之夕，亲友们想闹洞房，康有为却笃守周礼，闭门不纳，使得众人大为扫兴。
祖父去世后，他借题发挥，“于棺前结苫庐，白衣不去身，终年不食肉。
……人咸迂笑之”。
这些不近人情的细节，都是康有为在《自编家谱》中不打自招的。
青年时期，康有为屡次落第，遂入南海西樵山白云洞，独居苦学四年，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平日参禅打坐，念佛诵经，不免有点走火入魔，直弄得“歌哭无常”，落下轻度的精神疾患。
当时，他胡乱读了些传教士译介过来的工艺、兵法、医学和基督教义之类的书籍，就自以为学究天人，乃是内圣外王的奇才，一世无二的大儒。
疯子仍不妨为学问家，章太炎即为显例，但疯子有碍于做政治领袖，试想，众目睽睽之下，维新派的党魁康有为言谈举止古怪莫名，其信任度和支持率还能不逐日递减？
康有为做过一件事，令人齿冷三天，依照明、清两代的惯例，考生进学——中举或点进士，都要拜主考官为房师，以报答他们的提携之举和再造之恩。
康有为却偏要在这个没题材可捞的地方捞题材，没文章可作的地方作文章，竟然拒绝拜自己的主考官为师，弄得狂名满天下，令人侧目而视。
你说，一介狂生，轻失师友欢心而不知悛改，还如何玩得转最需要凝聚力和感召力为之润滑的政治齿轮？
康有为是学问升级版的洪秀全，若论行动力和煽动力，康教主比洪教主差得太远，若论精神不健全，心理不健康，两人则在伯仲之间，适相匹敌。
知兄莫若弟。
康广仁致友人书，谈及康有为的败因，相当靠谱：
“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
当此排者、忌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从政者大睨高谈，任性使气，目高于顶，适足以自隳前功，验之古今，罕有例外。
戊戌年六月十六日（1898年7月24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
在朝房中，康氏与军机大臣荣禄不期而遇，话题自然离不开变法维新。
荣禄说：
“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两百多年的祖宗之法，怎能在短期内全部革新？
”康氏闻言，不作任何解释，出口即为恶声：
“只要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全变过来了！
”他吓谁呢？
徒然示人以狂悖，反被荣禄一眼看轻了骨头。
荣禄退朝后对人说：
“康南海变法，徒梦幻耳，设能自保首领，尚属大幸。
”康有为用“麻衣相法”给谭嗣同、林旭算命，批评他们“鬼幽鬼躁”，而真正鬼幽鬼躁的倒是他自己。
四、遗诏和骗局
戊戌变法这幕悲剧存在许多疑问，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疑问是：
光绪皇帝真打算作掉慈禧太后吗？
这位极有抱负的年轻皇帝渴望乾纲独断，不受后党掣肘，他要发动宫廷政变，冒险一搏，这样的小宇宙爆发完全符合事理逻辑。
然而客观情形并非如此。
宣统元年（1909）秋，杨锐之子杨庆昶诣都察院上书，敬缴光绪皇帝的朱谕。
庆亲王奕劻主张冷处理，秘而不宣，将它送交史馆收藏。
但原文早已被赵熙、王式通录出。
这道朱谕写于戊戌年七月二十八日，内容是向军机章京杨锐等人求取万全良策：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
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
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太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
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加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
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光绪皇帝既要全变旧法，尽黜老臣，又要避免拂逆圣意（慈禧太后的意愿）。
这样的良策别说康有为、杨锐等人绞尽脑汁想不出，纵然东方智圣诸葛亮、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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