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与社会复习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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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介与社会复习资料
一媒介公信力
一、公信力与媒介公信力
公信力，顾名思义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
公信力的概念源于英文词accountability，意指为某一件事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接受质询。
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
公信力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属政治伦理范畴。
公信力的研究对象往往针对于公权力。
如媒介公信力、政府公信力、司法公信力等。
至于什么是媒介公信力，众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学者黄晓芳认为：
“媒介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在社会中有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媒介自身魅力”（黄晓芳；1999）；学者郑保卫认为：
“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是新闻传媒能够获得受众信任的能力，反映了新闻传媒以新闻报道为主体的信息产品被受众认可，信任乃至赞美的程度。
”
但无论如何定义，媒介公信力往往具备几个标准：
1.公平；2.
无偏见；3.报道完整；4.正确；5.可信赖
二、媒介公信力的现状
中国媒介的公信力这些年来获得了一定的提升，但是也有新的问题与困境。
整体而言，作为我国目前现行的媒体传播以及管理机制，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主流媒体与市场化媒体，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评价也具有加大的差异性。
媒介公信力就其本身而言，具有很强的差异性，这一方面来源于媒体的传播技术特点，也来源于人们心理认知。
具体来看，内容的区分及要求具有差异性：
如时政新闻与娱乐新闻的差异性；区域差异性：
中央级及地方级所受到的受众期待值也是不同的；媒介形态差异性：
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也存在很大的落差。
总体而言，传统媒体尤其是传统的主流媒体，面临的公信力危机主要有：
1.报道内容以及报道方式的“假、大、空。
尤其是对于党报而言，这种情况表现的尤为突出。
2.对于弱势群体的“弱视”，媒体有嫌贫爱富之嫌，即使是对于弱势群体的报道，也往往停留在简单描述与刻板印象的层面，没有真正的体现媒体的人文关怀和媒体人悲天悯人的情怀。
3.对于重大问题以及敏感性问题的失语。
网络媒体作为新兴媒体，一方面新锐而奔放，初生牛犊不怕虎，但另一方面，其过度市场化的追求使其在公信力的表达上非常欠缺。
具体表现来看，1.假新闻泛滥。
2.跟风严重。
3.媒体炒作。
4.侵权行为经常性发生。
三、媒介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及表现
1.假新闻、有偿新闻泛滥。
2.媒体经济压力（广告、发行量等）
3.媒体政治压力（失语或噤声）
4.媒介竞争的失序
5.利益代言的缺失（弱势群体关怀缺失）
四、如何提升媒介公信力
1.倡导媒介自律（新闻专业主义）
2.政府信息公开及信息发布机制的健全
3.完善媒介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4.健全媒介管理机制（如健全行业规制）
5.完善社会监督
二、新闻客观性与新闻专业主义
一、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
新闻专业主义起源于美国，前提是新闻自由。
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理念包括了客观新闻学及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
专业主义是一种社会专业与其他专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协商权限而确立起来的专业门槛，即专业精神、专业信念、专业规范、专业技能、专业管理权限等的综合。
从新闻专业主义实现的时间节点来看，独立报刊、职业化报刊、行业自律、专业教育及技能培养、行业规范及准则、相关新闻法规的健全标志着新闻专业主义一步步的走向成熟并形成了一种职业理念。
二、西方新闻客观性的标志性特征
1.客观性。
客观性是新闻专业主义最显著的标志；新闻媒介的主
要功能是传播新闻，相信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
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
2.独立性。
媒体是一个独立专业，因为，它必须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赖于任何派别，更不做政府的喉舌；他们是资讯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任何需要向社会主流灌输的意识形态；媒体的运转是靠自己的有效经营，尤其是广告收入。
3.公共性。
媒体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者必须服务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如无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
4.行业自律性。
媒体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
专业主义是区别于行政控制和市场控制的一种同行控制模式。
三、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的信念，归结到起源，还是新闻自由的理想。
按照新闻自由的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是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它必须对政府、政党采取一种独立的、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能拥有公众的信任。
不同专业有不同专业的哲学，即最高的信念。
新闻专业主义的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
但对真理众说纷纭，真相难以识别，新闻工作者便退而求其次，追寻简单的事实（fact），由此产生新闻的客观性（objectivity）。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意义来看，客观性、独立的思考及批判意义；对于公众以利维护也很有意义。
但从具体的实践来看，新闻专业主义往往陷入一种理想化的境界而缺乏现实操作的土壤。
如经济的控制：
广告、赞助、市场结构；政治的控制：
采访权等
传媒及媒体人因素：
观点立场、阶级利益等。
四、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
1.专业主义在话语实践中只能是碎片的局部的呈现
2.新闻从业者建构专业主义话语的历史场景面临三个推拉力量：
执政党对媒体的控制；市场对媒体的诱惑和支配；专业服务意识对媒体自主的压力
3.中国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所遵循的专业主义，是在保证以党和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前提下，依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进行行业操作的从业原则和信念。
中国新闻媒介无论从专业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商业化的角度来说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4.一些调查记者身上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公共服务意识及“英雄情结”，归结为中国传统“士”文化和“侠”文化在媒体和记者身上的投射。
5.化理念为使用策略
三、媒介责任
一、媒介社会责任的起源与发展
发端于美国，伴随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媒体产权制度、运营模式与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是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修正。
1947，哈钦斯“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提出媒体的五大功能：
提供真实全面而智慧的报道；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交流意见与态度的工具；一种呈现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一个将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
目的是在新闻自由与政府行政干预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寻求自律和媒体自治。
1956，施拉姆等人《新闻出版的四种理论》中提出，所谓媒介责任就是基于公众信息权的一种道德责任（媒介责任彼得森）。
二、媒介责任的原则与内容
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要求大众传媒必须对社会和公众履行责任与义务。
新闻报道应该真实客观公正，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媒介必须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与各项规章制度，维护公共利益，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媒介必须履行社会公共文化使命，从事高品位的传播。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媒介责任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虚假新闻2.有偿新闻3.不良广告4.低俗之风。
无论是“限娱令”还是“限广令”实际上都是媒介责任缺失到了令受众无法容忍的体现。
四、舆论监督
一、中国舆论监督面临的制度性问题
有关于舆论监督，目前学术界也找到一个公认的界定，如展江认为，所谓舆论监督，是指新闻媒介代表公众对权力运作尤其是权力滥用进行的监督。
（展江）；陈力丹认为，舆论监督，其广义是指公众通过舆论这种集合性意见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著名记者）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
（陈力丹）
从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来看，我国的舆论监督而言，在一些一些较小的、涉及利益范围不大的事件，传媒拥有较大的自主批评的权利；但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它的批评和报道，都需要党政机构对传媒的授权，传媒不能自主作为。
同时，传媒的批评往往是一种事后监督；媒介在发挥其舆论监督能量的时候，便发明了所谓“异地监督”。
从面临的制度性困境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党政规制：
从政体设计上看，我国的传媒是党、政府、人民的喉舌。
但从舆论监督的本义来讲，党和政府的喉舌和人民喉舌存在着法律定位的矛盾。
我国的媒体还呈现出条块分割的特征，存在着行政等级的差别。
2.法律法规 ：
传媒的舆论监督权，实际上是对上述《宪法》规定的合理引申。
但在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时，缺乏操作性的法规；而在其他方面，我国法律对公民的人格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民事权利保护性条款比较成熟和完善；但是专门的新闻法律与法规，至今尚未出台，这使得舆论监督很难在专门的法律上找到依据。
3.新闻伦理：
我国的传媒长期没有形成职业意识，专业主义的观念很弱，职业角色定位模糊；
4.传统文化：
“集体意识”使得中国人会认为，一旦进行舆论监督就是抹黑，就是缺乏集体的荣誉感与集体意识，在这种狭隘的集体主义的牵掣下，许多记者在进行舆论监督上总是如履薄冰。
正如美国学者沃伦·布里德在《新闻编辑部的社会控制：
功能分析》一书中观察到的：
“任何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传媒都担负着社会控制的职能。
在编辑部的内部始终存在一张无形而有力的“潜网”。
它一方面确保传媒组织的宗旨和规范得到贯彻，另一方面防止初出茅庐者对传媒组织规则的破坏。
这类控制往往是一种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过程。
如刚踏入新闻界的年轻记者无所顾忌、敢冲敢闯，但最终会变得同老记者一样循规蹈矩，将自己逐渐融入那张潜网。
”
所谓“潜网”，实际是媒体内部不成文的、无形的制度规范。
新记者对“潜网”的内化一方面会方便尽快地适应工作，但不可避免地会削弱新闻的伦理意识，并进而对舆论监督造成影响。
舆论监督需要激情、需要为追求真理和公众利益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潜网”却会将这些一律削平。
“组织故事”的警戒作用会使敢于付出者对舆论监督避而远之。
我国媒体的“潜网”控制，付诸于经济利益之外，还会付诸于政治的惩戒，而后者更具有彻底地打击性。
在这个意义上，走出舆论监督伦理困境在我国更为任重道远。
二、舆论监督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三、主流媒体如何实施并加强舆论监督
首先，从舆论监督的效果来看，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却弱化了，从弱化的具体原因来看：
出版（播出）的时间差，使得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总是落后于网络媒体；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施加的压力，网络媒体具有容易编辑，上版时间快，精确度要求不高的特点，许多尚未被证实的消息，使得传统媒体颇多顾忌，但网络媒体往往会选择先播出后考虑后果的做法；地方政治权力压力使得大量的舆论监督往往胎死腹中或者做的不疼不痒，丧失监督的力度。
从具体的做法来看，传统的主流媒体如何提升舆论监督的竞争力呢，1.加强与网络的互动合作（新闻源）；2.发展自身网络平台建设；3.发挥新闻报道的后发优势；4.做有高度有深度的报道，善于从现象背后掌握本质性的体制性的规律。
从南方周末的三次改版中，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主流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转向以及成功的经验。
第一次转型：
突破娱乐小报模式
《南方周末》创刊的1984年，是文革之后和改革之初两种社会状态的交接之时。
由于十年文革，人们对新文化、新观念极度渴求，由此在中国报界兴起了一股以娱乐信息为主要特征的“周报”热潮。
从1981年《中国青年报》开办首家星期刊，到1991年的10年间，100多家全国性大报中有54家开办了周末版。
但此时周报在中国报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乏善可陈，只是作为日报或者是区域性报业集团的补充而存在。
《南方周末》当然也不例外。
1984年1月21日，《南方周末》试刊号出版，正式命名为《南方周末》。
2月11日，《南方周末》创刊号面世，对开4版，每份定价4分。
此时的《南方周末》也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
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周报。
据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回忆，当年三人筹办小组的组长左方，北京大学毕业，骨子里浸润着理想主义、启蒙主义情怀。
左方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文明必须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延续“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素质。
这个启蒙是双向的，不仅要对老百姓进行启蒙，而且要让知识分子的精神回归。
第二个就是要发展经济，要成为一个强国。
因此，报纸必须伴随着改革开放，为它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这种精神基调加之适合当时读者口味的版式设计，使得《南方周末》在众多同质的周报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88年9月2日，《南方周末》头版刊登专稿《一位女研究生被拐卖始末》，引起强烈反响，表明《南方周末》在休闲娱乐的内容之外开始介入对社会问题的解剖。
也是在这一年，编辑部将老报人黄文俞的一句话确定为《南方周末》的基本原则：
“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并传承至今。
到90年代初，周报热潮势头更猛，从1991年到1993年短短两年间，全国新增周报15多家。
大量休闲、娱乐的周报充斥市场，《南方周末》的优势逐渐消失。
1991年，南方日报社编委会决定《南方周末》自次年第一期起由对开4版扩为对开8版，从日报社内部抽调一些年轻人参与扩版，其中包括《南方周末》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记者朱德付。
现在身为《中国周刊》总编辑的朱德付回忆，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
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
这时，能够全面、深刻表现历史和社会现状的报告文学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于是《南方周末》完全摆脱休闲娱乐，向大特写转型，用报告文学来关注社会、表现社会。
从这时起，《南方周末》一直保持着百万份以上的发行量，也带动了当时报告文学在社上流行一时。
第二次转型：
扛起舆论监督大旗
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社会规则与秩序被打破，社会阶层不断分化。
强势群体对社会生活开始产生影响，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处于无力状态，加之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各种矛盾纷纷出现。
对腐败现象、社会不公的痛恨成为共有情绪，但人们却找不到一个正常的宣泄渠道。
这时的《南方周末》恰当地填补了这一空间。
1995年由此成为《南方周末》历史上的第一个分水岭，跨过1995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南方周末》的“黄金时代”。
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主义者陆续在《南方周末》旗下聚集，评点时政、针砭时弊，一时间，《南方周末》声誉雀起，可谓“一纸风行”。
而此前《南方周末》提出的“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竞争策略为这次转型在短期内实现重大突破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闻主攻”就是鼓励记者走出广东，放眼全国参与新闻竞争；“副刊主守”就是在原先已经得到读者认可的知名文化娱乐类版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在同类全国型报刊中的优势地位，以确保在硬新闻报道出现竞争乏力的情况下，报纸的传统读者不出现大规模流失的后果，即所谓“进可攻，退可守”。
转型后《南方周末》提出“以服务改革、贴近生活、激浊扬清为特点，以正义、爱心、良知为诉求，坚持讲真话，坚持公信力”的办报理念。
内容上不遗余力地报道大案要案，并且大多为靠曝猛料取胜的调查性、揭露性报道，如《昆明在呼喊：
铲除恶霸》（1998年1月9日）、《张君案检讨：
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2001年4月19日）、《沈阳刘涌案改判调查》（2003年8月28日）等。
除了在大量的案件报道中为受到冤屈的弱者奔走呼号，关于其他社会弱势者的报道也属于《南方周末》在这一时期的“常规题材”，如关于三农问题的报道《农民发誓告倒公安局》（1997年10月24日）及大量关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报道。
《南方周末》还是我国最早关注艾滋病问题的媒体之一，早在1996年11月19日就刊登了长篇报道《艾滋病在中国》，以后几乎每年12月1日全国艾滋病日前后，编辑部都会策划相关报道。
其他例如为圈地运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拆迁户代言，如《谁夺我祖传石库门》（2002年5月16日）；为被拐卖妇女代言《被拐女为什么不回家》（1999年10月15日）；为城市农民工代言，《周立太代民工泣血上诉近百起工伤案陆续开庭》（1999年11月26日）等。
通过这些报道，《南方周末》不但树立起了“新闻界良心”的标杆，迅速提高了公信力，而且由于其在报道中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建立在理性调查、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同情弱者的倾向，开始被读者誉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对于这种报道风格，《南方周末》前主编江艺平在1999年的《新年献辞》中的概括十分精炼：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同样是在这篇流传至今的《新年献辞》中，《南方周末》宣告：
“面对世俗的力量，尽管生命有时也会显得脆弱，尽管我们也不都总是那么坚强，但是，我们决不苟且于虚伪和庸俗，决不。
因为我们深深懂得，尊严是人类灵魂中不可糟蹋的东西。
”时至今日，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仍会令人热血沸腾。
第三次转型：
走向理性建设性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的几年内，这种“揭黑勇士”的形象、对弱势者的关注和犀利的报道方式成为《南方周末》的表征。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弱势关怀不再是《南方周末》的专利；读者要求的提高、现代理念的多元，使得《南方周末》需要顾及的报道题材，不能再如同以前那样仅仅基于自身对道德的判断。
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旧有的部分问题得到解决与沟通，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也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什么才是社会的共有情绪？
《南方周末》现任总编辑向熹认为，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社会、人心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中国人变得让人看得不那么清楚了。
于是，“中国是什么样”、“中国为什么是这样”、“中国将会怎么样”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难题，中国人需要对之解答，中国之外的人也需要对之解答。
“就《南方周末》而言，它有中国最好的深度新闻操作能力，用新闻的方式去实现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解答无疑是可能的”。
基于这样的判断，2007年4月，新的品牌口号“在这里，读懂中国”正式启用。
但早在2001年下半年，《南方周末》就已经开始向“综合性、高品位的严肃周报”转型，着力加强时政报道的策划与经营。
与此同时，揭露型报道这一传统《南方周末》并没有丢，但强调要尽量克服过去做大案要案报道时存在的“道德评判”倾向，强调报道的宏观背景解读、前瞻性分析。
但是恰恰是这种内容风格上的转变引起了从前许多曾经关注甚至热爱它的读者的不满。
一时之间，“《南方周末》失去了锋芒”、“《南方周末》堕落了”的声音不绝于耳，甚至在《南方周末》内部一度也因为部分编辑、记者对揭露性报道的路径依赖而产生分歧。
力主改革的向熹因此承受的压力可想而之。
70后的总编辑向熹，曾经因为年轻备受质疑，但向熹坚信，“任何困局都是方法的困局。
过去仅有价值观优势就能胜利，现在更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优秀的方法论”。
在向熹的主导下，《南方周末》历史上最艰难的转型终于告一段落。
尽管这次转型前后后用了七八年时间，但坚持下来的结果“令人满意”，因为这样的调整和《南方周末》质量的提升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而在这个渐进式的转型过程中，随着一些新的读者被培育起来，报纸的读者结构发生了变化，由新世纪以前的“抓中间带两头”——以“初中文化水平读者”为中心，连通知识分子与草根民众——逐渐转变为以知识型读者为主体。
报纸内部也在做建设性报道上逐渐达成一致。
“我们将以一种内涵更成熟、形式更现代的面孔出现。
从气质上讲，他好像一个正直而愤怒的青年随着阅历的增长，在向成熟的中年人过渡，他将更具理性、更从容，因此也更具吸引力。
”现任副主编伍小峰这样总结转型后的《南方周末》。
五、互联网研究
一、网络传播的特点及优势
当今时代，互联网发展迅速，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类文明传播发展的重要载体。
网络传播形成一个影响巨大的新型媒介系统，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
自1994年4月我国加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网络在我国飞速发展。
截至2009年6月底，我国互联网用户达3.38亿，普及率达25.5％，并保持持续稳步增长。
可以说，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影响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网络传播方式给社会生活带来许多改变，但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学术界对此一直十分关注，围绕如何利用网络传播的优势、控制网络传播的消极作用、积极引导网络传播等问题展开了多角度研究。
网络传播具有全新的特点和优势
对于什么是网络传播，学者们有不同的概括。
比较普遍的看法是：
所谓网络传播，就是通过国际互联网这一信息传播平台，以电脑、电视机及移动电话等为终端，以文字、声音、动画、图像等形式来传播信息。
网络传播可以理解为利用互联网这一媒介进行的信息传递，是一种兼具人际、组织传播内涵的新型大众传播。
网络传播能够在短时间内迅猛发展，主要是由其不同于传统媒体的优势和特点决定的。
网络传播信息的速度和规模、影响的地域范围以及表现形式等都远远超过以往的大众媒体，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按照学者们的归纳，网络传播主要有以下优势：
信息量大，速度快。
网络以其超链接的方式将存储信息的容量无限放大，而传统媒体却要受版面、频道、时间等因素限制，无法任意扩大和丰富所发布的信息内容。
在信息传播效率上，传统媒体所要发布的信息都必须经过采集、筛选、加工等多个环节才能够传递给受众，而网络传播将这个过程大大缩短，网络信息可以实现即时更新，大到国际、国家大事，小到生活琐事，均能在网上得到同步反映。
传播手法多样。
网络传播不仅集传统媒体传播手段之大成，而且在传播过程中可以把文字、声音、图像等融为一体，实现以往各种传统传播手段的整合，满足了受众多方面需要。
传播过程多向互动。
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单向、线性传播，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而在网络信息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可以任意互换角色，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
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不仅可以主动地获取或发布信息，而且可以实现无时空限制的交流沟通。
交流具有开放性。
在网络上，人们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就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交流。
网络传播是完全开放的，全球共享、广泛参与是其鲜明特征。
传播主体广泛。
传统信息发布主体是某个具体的电台、电视台或者报社、杂志社。
而在互联网上，每个网民都可以是信息发布者。
同时，网络还具有传统媒体所没有的虚拟性，网络传播主体可以匿名，网民随意出入自由发言，发言机会均等。
网络传播具有双重效应
网络传播的迅速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
学者们形成了普遍共识，即网络传播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网络的科学传播有利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另一方面，网络管理不善则容易导致不良信息泛滥，引发矛盾、涣散人心。
因此，许多学者提出，既要正确认识网络传播的积极效应，又要清醒看到网络传播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
网络传播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有利于经济社会活动。
近年来，网络信息传递在商务、教育、医疗、金融、工农业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向纵深发展，带动了生产、销售、运营、管理等诸多环节的融合，同时促进了网游、IT、媒体、出版业等相关产业的进步。
与网络相结合的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在公安、证券、交通等领域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有利于民主法治建设。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办起政府网站，直接上网与网民交流，提高了行政决策的透明度和民主化、科学化。
网络也为社会公众提供了非等级、非约束、非泄露身份的直接参政渠道。
网络激发了民主参与热情，人们更多地通过网络发表对某些社会现象、公共政策乃至突发事件的看法和意见，发挥了输入和反馈、监督和纠错等功能。
有利于消减社会矛盾。
网络提供了言论宣泄缓冲区，有类似社会“减压阀”的意义。
同时，网络的平等性缩短了人们的距离，增强了社会沟通，有助于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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