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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论

中国文化概论

绪论

“文化”一词中“文”的本意是花纹,“化”的本义是改易。

在中国典籍中,最早把“文化”二字合在一起用的书是《说苑》。

广义文化:

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

狭义的文化专职人类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所以又叫人文文化。

狭义文化的定义适用于人类文化学、国别文化学、民族文化学。

只有写成的典籍或成为口头流传的语言形式,才是文化产品。

文化现象:

指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某种外部状态和联系。

文化事象:

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国家民族或地域文化发展中带有典型和标志作用的事情反复出现时,这种含规律性的现象成为文化事象。

文化思潮:

某种文化观念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事象,在某一特定时期,在一定的背景下,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为多数人所赞同和奉行,形成一种思潮,称作文化思潮。

国别文化:

是以国家为划分文化的社会依据,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就是在统一的国家内民族共同体的文化。

底层文化:

指民间文化,即不依赖于统治阶级的广大人民及精英人物所创造、拥有的文化。

文化传统: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文化,既因时因地而异,又有一定的稳固性和延续性。

贯穿于民族和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类文化的核心精神,即文化传统。

【论述】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及其历史阶段

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及其历史阶段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一切文化事象都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存在、变异、发展,从而具有某一时代的特色;其次,文化是在历时传承的过程中积淀并确立了自身的传统。

因此,我们描写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历程,只有在各阶段文化纵向比较的基础上,探求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总结文化发展的规律,才能对民族和国别文化有清醒的认识。

【论述】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

文化传统既有对社会发展起正面作用(积极作用)的,也有对社会发展起负面作用(消极作用)的,前者是文化精华,是优秀的传统;后者是糟粕,是不良传统。

对文化传统一律否定,采取虚无的态度是不对的;不加分析,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也不是正确的。

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

人类存在和文化创造的先决条件是地理环境。

在中国,历来有居“天下形势”之说的地方是山西。

中国地理的整体性特征:

(1)众多的河流犹如血脉一样,将大陆广大的地区连在一起。

(2)地理通道四通八达,形成了便利的交通。

方志时期:

因为明清两代我国多数地方都有了方志,对区域性的气候做了更为详细的记录,特别是对人是各种异常气候所引起的灾害很有帮助。

所以,竺可桢把从公元1400年到1900年的第三个大的气候时期称为“方志时期”又称为“寒冷时期”。

仪器观测期:

因为自1900年以后直到现在,有了测量温度及气象观测的仪器,所以,竺可桢把这一时期称为“仪器观测期”。

中国气候的变化与灾荒疾病有无直接关系,并叙述原因:

中国气候的变化与灾荒疾病有直接关系。

因为自中国的气候转入寒暖交错期后,灾荒疾病随之增多。

据统计,从西汉开始到1936年共2142年的时间里,灾害总数高达5150次,平均每4个月就有一次。

由气候变化带来的灾荒疾病主要是旱、涝、蝗、风、雹、瘟疫等。

【论述】天下大一统观念的形成

天下大一统的观念是由于中国的地域广大,统治者追求统一而逐渐形成的。

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四方”的明确记载。

到西周时,“天下”的观念则已十分清晰。

大体从商朝开始,王朝就已接着距离的远近,对天下人群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

周王朝对于那些千里之外的人群,虽不强迫他们服从自己,但要求他们承认自己的合法地位。

以后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以边远的四裔民族的“来朝”为荣耀。

“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追求统一。

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不在少数,时间也不算短,但追求统一则始终是政治观念中的基调,也是历史的基本倾向。

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是威力持久的中国理念,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地缘:

此地缘概念不同于现代的领土观念。

它指的是当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

【论述】广阔的地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回旋的舞台

在中国,中华文化虽然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是它广大的地域却为它准备了潜在的历史舞台。

因为,每当遇到北方边地民族大举南进的时候,中原文化人群都有一个南国作为他们的后方。

因此每当北方进入民族融合的时候,南方则进入开发的高潮期。

实际在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已经移到南方,接着才是经济中心的南移。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南北对峙;南方的经济高潮与北方的剧烈的民族融合同时并举,构成南北不同的历史景观。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同时充当着这对峙的文化高潮的两大历史舞台。

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从西北向东南逐渐移动,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大势。

广阔的回旋舞台,是中国文明历史悠久的前提条件之一。

中国文化发展的迟滞始于元明清时期的原因

因为元明清时请南北对峙有了新的变化,已经不是像宋金时期那样,南方的经济高潮与北方剧烈的民族融合同时并举,而是统一的国家出现了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的局面。

但处在北方的王朝政治中心,它的立国精神都是陈旧的重小农经济,因此它从来不懂得在国家策略上保护南方经济的发展势头,从而使南北对峙,变成了政治与经济的对立和矛盾。

所以说,中国文化发展的迟滞是从元明清时期真正开始的。

【论述】形成中国区域文化的四个因素:

(1)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存质量和状态。

黄河流域的原始建筑,多是半地穴式的,而在江南地区则流行干栏式结构的居巢。

很明显,气候的干湿起决定性作用。

(2)地理条件的特殊或得天独厚。

关于地理条件的特殊,可以举古代神仙崇拜浓郁的燕齐地区为例。

关于得天独厚,可以明清晋南鼎盛一时的原因为例。

(3)特定区域的人群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并与其他区域的人群形成竞争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区域文化最具历史的深度、广度和高度。

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文化的异彩纷呈。

(4)典范人物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可以带出特定地域的文化特色,以明清以来安徽桐城为例,那是一个以文章出名的县,即使在今天,那个地方中学生作文水平,也普通不错。

原因就在哪里出过这方面的著名人物,如方苞、姚鼐等。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当时的“天下”划分的基本经济区

司马迁在《史记》中是把当时的“天下”划分为四大基本经济区来论述地域文化习俗的。

这四大地区是:

关中地区、山东(大致包括先秦时期秦国以东的六国)地区、龙门—碣石(从山陕交界南端到河北东西部一线)以北农牧交错地带和江南地区。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先秦时期的楚地划分为东楚、西楚、南楚。

在保护自然方面,古代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孟子提出的以时观念。

古代保护环境的措施:

古代起到保护环境作用的措施主要有:

(1)农忙季节,不征调百姓服役,以保证粮食的丰收。

(2)在大池塘捕鱼,不用过密的渔网,以保护鱼类繁殖。

而一些大规模的狩猎活动,一般都是安排在秋冬季节进行,也是为了保护兽类的繁殖。

(3)砍伐树木要按一定的时候砍伐,朝廷甚至禁止擅自砍伐山林,并把山岭资源归王朝所有,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森林不受乱砍滥伐的危害。

(4)皇家大量修建大规模的园囿和灵寝,也对保护环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5)由政府提倡和领导植树造林运动,使全国进行大面积绿化。

(6)在西北地区广建牧马的场地,使唐朝中期以前的黄土高原地区有良好的植被状态。

古代改造利用自然的三大成就及体现的劳动人民精神

土地的开垦、水利的兴修、运河的开垦,是古代改造利用自然的三大成就。

它是古代“正德、利用、厚生”精神和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体现。

汉武帝时期,为了大幅度提高亩产量,曾积极推广区田法、代田法。

通漕四渠:

指的是以宋都汴京为中心开凿的四条用于漕运的人工运河,即汴京(或称通济渠)、广济河、金水河、惠民河。

【论述】黄河、淮河由利变害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地,黄河是中国文化的母亲河。

在公元10世纪以前,黄河虽有改道现象,但并不严重,基本上是稳定的、安流的。

所以,人们利用黄河水引进农田,使西北地区良田千里,经济发达,尤其是关中地区,成了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但是,从10世纪即唐五代开始,黄河下游迁徙变为常态。

主要原因就是中上游地区森林被大量砍伐,牧场被开垦成耕地,自然植被破坏严重,这样就加重了黄河水土的流失。

而大量的水土流失,使得黄河的泥沙含量越来越大,以致在下游平原地带形成了地上悬河,使得黄河流域的水灾从总体上看,是呈逐渐加深加重的历史趋势。

另外,与黄河的迁徙互为因果的是北方原有的大量湖泊的淤塞以至于消失。

从古代有关文献看,华北地区曾有过不少湖泊,如大陆泽、大野泽、荥泽、雷夏泽等,随着北方气候的干旱,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渐趋淤塞,而最终导致它们淤平的是黄河挟带的大量泥沙。

没有这些湖泊的吞吐作用,黄河的危害更加严重。

到了明清以后,黄河夺淮入海,又造成了淮河流域的大灾难;而淮河在此之前,一直是一条河床很深便于航运的“利河”。

明清统治者片面地保护大运河交通,不从根本上对黄、淮加以治理,最终酿成了更大的灾害。

总之,黄河、淮河由利河变成害河,固然与自然方面气候变冷、植被不易恢复有关,但无视自然规律“自作孽”的人为因素还是更主要的。

第二章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中国古代传说尧舜的都城平阳,是在今天的山西襄汾。

认识夏文华的第一手资料,是考古发掘出来的二里头文化遗址。

从夏代开始,形成了族群相处的新的关系模式是战争征服。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说“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城址”,据说是禹都所在地阳城。

商朝的鼎盛时期是武丁时期。

分封制:

西周建立后,把大批同姓贵族和异姓亲信赐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家,史称封建;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就是分封制。

【论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1)诸侯国之间的混战和兼并,目的在于争夺周王室失落的王权。

这样就引发了各国在君主主持下的变法,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大思考、大争论,这是形成“百家争鸣”的最重要的原因。

(2)民力的大发展。

各国为强权竞争,有意刺激本国的经济,更重要的是列国林立,加之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大增,为民间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工矿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隙、机会和条件。

民力发育激发出的思想意识,也是形成“百家争鸣”极其重要的原因。

【论述】西周分封制的历史作用

西周分封制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三点:

(1)作为一种制度,分封实际承认了包括商人在内的异族人生存的权利。

周人并没有把他们征服的族群全部变成奴隶踩在脚下。

分封制的实施,实际完成的是这样一项重要的变革:

在一个广大的地域上,众多的林立的人群,敉平各自的族姓界限,走向融合。

西周王朝的历史功绩在它“孵化”出一个统一的文化人群,中华民族的基干由此生成,后世一切同一家国社会的建立,都仰仗这一基础。

(2)旨在维护王室统治的分封,实际形成的是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

周朝的分封,各诸侯国是有自己的土地、军队、人民的,是实体性的政权存在。

王朝要使诸侯有效的捍卫周室,就必须向他们让渡权力,而诸侯要想保证自己的存在,必须捍卫王朝的权益。

(3)分封制是一个激发历史创造力的制度。

在周初异形族群林立的情况下,每一个分封出去的国家,必须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辟生存空间。

这就必须因地制宜地去寻求自己发展的道路。

如在东夷文化区立国的鲁是变俗革礼,地利饶衍的齐国则广开渔盐之利。

分封制超出制度本身的意义,是多姿多彩的上古文化局面的开辟。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

孔子的“仁”和孟子的“仁政”,他们是提倡积极入世的观点。

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主要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

老子的“无为”、“道法自然”和庄子的“齐物”,他们提倡追求个体精神解放的观点。

法家早期代表人物有管仲、李悝、吴起、商鞅,后期法家集大成者是韩非子。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主要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主要特征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齐国的管仲、魏国的李悝,以及在楚国、秦国变法的吴起、商鞅等。

早期的“法”的精义是“尚公义”,主张建立普遍的法度,上约君的,下约民,以一种公平的法度治理国家。

后期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韩非子,他主张“法”、“术”、“势”结合在一起使用,成为专门为君主权力斗争服务的法术之学。

春秋战国时期,墨家思想的主要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墨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

墨子的“兼爱”、“尚贤”、“节用”、“非乐”等,保护民利是墨子思想的主要观点。

它标志着私营劳动阶层已经开始有了思想的代言人。

春秋战国时期,阴阳家思想的主要特征:

纯酋长国时期阴阳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

邹衍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五德终始”说。

他以此解释朝代的变更,对当时的诸侯有很大的震骇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名家思想的主要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名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

邓析的“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和公孙龙、惠施的“离坚白”、“合同异”的争辩,都具有很强烈的思辨色彩。

它涉及的是事物的概念与实际(即“名”与“实”)的关系问题。

“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用兵,发现并打通向中亚乃至西方的“丝绸之路”。

它不仅起着中国与西域乃至欧洲物质交流作用,也起着文化交流作用。

而文化交流则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察举制:

察举制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

它有很多科目,其中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

孝廉重德行,茂才重才能,贤良方正则重学问。

【论述】两汉朝廷选拔官员的文化标准:

两汉朝廷选官的方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

(1)察举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官员人才的制度。

有许多科目,其中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科最显著。

孝廉即孝子廉史,是两汉入仕的正途之一。

被举的人一般都是州郡的属史和经学儒士。

茂才即秀才,与孝廉同样重要。

举人侧重政治才干,人数较孝廉为少。

贤良方正文学科,目的是广开言路,每当有天灾时,便多有此科,意在选出能“究天人之际”的读书人,对朝廷有所明示。

(2)征辟也是两汉征集贤士为官的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是中央地方并行。

在中央有皇帝征辟和公府征辟,在地方有州郡的征辟。

皇帝的征辟最荣耀,但不经常。

公府和州郡的征辟是士人主要的入仕途径。

因为两汉的风尚是,有名望的公卿以能罗致天下名士充当自己的幕僚为荣,所以,天下英才俊士,往往以此作为出身捷径。

(3)汉代的考试是与察举相伴而行的,察举出来的人是否任用,还须经过各种考试,种类有皇帝策试、公府考试、博士弟子课试等。

“文景之治”的含义:

秦末农民起义及楚汉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极度破坏。

西汉建立后,文帝、景帝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提倡农耕,皇帝大都能节俭,许多政策都围绕农业而定,刺激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大大增加了国库收入,史称“文景之治”。

重本抑末:

重本抑末是重农主义为保护小农而打击工商业的一种国家观念。

“本”指农业,“末”指工商业。

小农是王朝统治的基础,重农主义抑制工商业作为国策,即重本抑末。

汉武帝为了独尊儒术,在选择丞相时,就人用了通晓儒家经典的布衣儒生公孙坚。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大势: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大势有以下三点最重要:

(1)北方民族大举内侵引起中原人群的大规模南移,其结果是民族的大融合。

融合不仅发生在北方,也发生在南方;融合是“汉化”,也是“胡化”。

(2)对南方大规模的开发,新的经济区出现,;开发之功在当代更在后世,唐代中国文化的鼎盛与此有直接关系。

上面两项,基本从西晋“永嘉之乱”开始。

(3)佛教的广发传播,给固有的中国文化注入了许多新的精神因素;三教鼎立互相激荡与玄学一起共同构成此期显著的文化现象。

着眼与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动荡与混乱;着眼于更远的历史,则是转变与展进。

永嘉之乱:

晋末八王之乱时,成都王颖招引匈奴贵族刘渊作外援助战,刘渊就以“赴国难”的美名,长驱直入,攻城略地,蹂躏中原。

晋永嘉二年(308年),刘渊在山西平阳称帝,国号汉。

永嘉五年(311年),刘渊率军攻陷洛阳,俘虏晋朝皇帝,史称“永嘉之乱”。

【论述】两汉经学的作用及变化: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的是内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

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加强封建统治。

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顾实际地得到实行。

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已经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统治如脱缰之马般的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

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终始”之说。

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流传开来。

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汉建立新朝。

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经学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

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无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意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太平。

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

东汉建立后,像“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过。

魏晋时期,以崇“玄学”、尚“清谈”为名士交际中的风雅。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既是汉化,又是胡化。

记载魏晋时期名士“清谈”之风故事最多的书是《世说新语》,“三语椽”的故事就出自该书。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

三国时期,中国有了正式的出家人。

东晋以后,佛教涅槃学的代表是道生,般若学的代表是道安、鸠摩罗什。

般若学:

这是佛家“空宗”的理论,强调以“空观”看世界。

在中国般若学的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之后有鸠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是印度籍的僧人,在西域成名,来到中国时正值十六国的后秦时期。

政府在长安为他专门设立道场从事经典的翻译和讲解。

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是隋、唐朝廷行政机构。

三省即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

中书省负责诏书起草,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执掌风驳,为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政策执行,属行政机构。

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史部、户部(隋称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长官称尚书,各司其职。

【论述】佛教的船舶及南北特点:

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

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

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迅速,到三国时,据载在今徐州一带就有成千上万的信众,也大概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

到了魏晋之际,佛教教义已经以小乘经论为主。

大体而言,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的流星可分为两大阶段:

前期以般若学为主,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以后有鸠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后期以涅槃学为主,代表人女巫是道生。

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

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有极大的热情。

不过,南朝士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谈理”,这实际是延续了玄学清谈的习惯,他们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这里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

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在接受外来宗教时显出鲜明的本土色彩。

北朝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

这与北朝多内迁的新兴民族有关,这就使佛教普遍深入民间。

由于大量的人口成为佛教徒,使国家既缺少兵源,又缺少税源,大量的土地也被控制在寺院手中,形成寺院经济,直接妨碍了国家利益。

所以,在北朝出现了两次大规模地灭佛,一次是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一次是在北周武帝宇文邕时期。

不过像北周武帝的灭佛,主要在于富国强兵,因而所谓的灭佛实际是只破僧寺,不反教理。

科举制:

科举制是隋唐设科考试选拔官史的新制度。

大致分制科和常科两项,制科由皇帝临时安排,以待非常之才,官员和平民子弟都可参加。

常科基本每年一次,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等六科。

其中进士一科要考经典、诗赋和时务策论,难度大、录取率低,中举后前程好,所以特别受士子重视。

【论述】四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和我国近代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我国古代发明的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曾使我国传统科技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它们对世界的贡献主要在于:

造纸术和印刷术,为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推动了世界思想文化的交流。

火药和指南针,对世界的政治、军事、商业、航海业发展有极大作用。

曾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出现。

我国近代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主要在于:

由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制度及社会生产缺乏开拓进取,限制和阻碍了四大发明和许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和发展,才使我国近代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了。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

他担任宰相期间,企图以种种新的政治举措改变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他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抑制官僚地主和豪商的特权,以期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

但由于保守派的固执反对,新法推行迭遭阻碍,总的来说推行新法是失败的。

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点:

元朝民族融合的新特点是:

在元朝,原来辽、金统治下的臣民被统统视为汉人,久之他们之间原有的区别消失了,部分进入中原的蒙古人逐渐变成农业居民。

在元朝中原统治崩溃后,改用汉姓,也融合在这北方新形成的汉族之中了。

今天的北方人大多是元朝新融合成的汉族后裔。

同元朝征服者一起进入中原的色目人,经过长期与内地其他民族人民的杂居、通婚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即回族。

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元代民族融合不同以往的特色。

一条鞭法:

它是明朝张居正实行税制改革的名称。

内容是把田赋、力役及其他众多杂税合成一条,统一按田亩数量征收,简化手续。

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减轻民众负担。

【论述】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

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主要是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在作祟,它是罪魁祸首。

具体表现是国家税繁重。

明朝的情况是“百里之内,辖者三关,一货之来,榷者数税”;清朝的情况是“处处皆关,则关关有税”,此外还有上至皇帝下到底层官僚五花八门的巧取豪夺。

政治腐败的最大腐败是经济上的以权谋私。

在一个重农国家里,商人及其他自由经济的业主要想发展,不打通官史的关系是不行的。

明清两代官员为大贪污犯的如过江之鲫,民间的富庶甚至引起皇帝的垂涎。

明朝万万皇帝就因贪财而起南方的民变。

他曾派亲信太监到全国各地做“税监”,所到之处,工商业者被弄得断绝生计,在苏州、潮州、景德镇及锦州等地爆发了大规模反税监的起义。

清朝中期以后官史的贪污之风比明朝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它有一项规定,可以捐纳买官。

而康熙乾隆特别是后者的几下江南,把扬州的盐商搞得长期凋敝。

由于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加之政府自身的腐败,使中国失去了一个与西方竟强的时机,这都是造成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

摊丁入亩:

它是清朝的一种赋税制度。

“丁”指丁银,即人头税。

摊丁入亩即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银额为准,将丁银摊到人家所占的地亩中去征收赋税,实际是取消了人头税。

因为康熙五十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不纳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

王阳明:

明代著名哲学家。

因为他把“心”当作宇宙万物之本,所以,他的理论被称为“心学”。

心学的宗旨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也就是说,只要注意自己的内心修养,即可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这种理论,明中叶以后影响很大。

明末清初“三先生”及其成就:

明末清初的“三先生”是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

他们的成就表现在:

都参加了抗清斗争,著书立说,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反思,有可贵的民主色彩。

【论述】明清之际学风变化的原因:

明清之际学风变化的原因是:

明朝的灭亡,对仁人志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以明末清初的“三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再者,清初对知识分子实施文化高压政策,以文字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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