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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伯益与当代青年谈成才

[转载]秦伯益:

与当代中国青年谈成才

与当代中国青年谈成才秦伯益

(军事医学科学院,北京100850)

同学们!

今天,我想以一个老的研究生、老的科学工作者的身份来同在座年轻的研究生、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就成才问题随便聊聊天。

成才问题要说好讲也好讲,但真要讲好也还是挺难讲的。

说好讲,历来上了年纪的人总喜欢把年轻人招来,给他们说说从前我们是怎么怎么的,现在你们怎么怎么了,你们只有怎么怎么着才能怎么怎么样,否则就不会怎么怎么了。

如果这么讲,不难。

因为青年成才方面的书很多,归纳归纳自然就能成一篇报告。

要说难讲也很难讲,难在讲怎样在当代中国成才,这就很不好讲。

因为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时期,总的来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要为之奋斗的最高纲领,也有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

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就是:

一方面高楼大厦,一方面土屋瓦房;一方面飞机火箭,一方面老牛破车;一方面百万富翁花天酒地,一方面千万穷困户有待扶贫;一方面有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家,一方面又有2亿文盲半文盲;一方面在高唱一曲曲响彻云霄的共产主义凯歌,一方面又有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社会丑恶现象。

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长。

要讲,就要讲如何在这样一个发展极为不平衡的舞台上成长,要这样讲不容易。

我不是思想政治工作者,我是一个搞医学科学研究的人。

从80年代开始,我们院要我给新入学的研究生讲一讲,题目开始是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研究生,后来讲讲题目就扩大一些,扩大到现在这样一个青年成才的题目。

我也从院内逐渐讲到院外,从京内讲到京外,不知不觉在30多个学校讲过了。

青年同志觉得你这位老同志讲的都是大实话,还听得进去。

所以我今天还把这个老调子继续唱下去。

讲两个问题:

一是成什么样的才,二是怎样成才。

第一部分讲成什么样的才。

从宋朝开始,学者们已经很好地归纳了4个字,900多年来讲成才的人大都离不开这4个字。

一直到现在,郭沫若也好,王梓坤也好,李燕杰也好,都讲这4个字。

因为这四个字反映了对青年成才的基本素质要求。

今天我是唱老调子,述而不作,也讲这4个字:

德、学、才、识。

第二部分讲怎样成才。

分两点:

一是历代中国青年成才的一般问题;一是当代中国青年成才的特殊问题。

在谈历代中国青年成才的一般问题时,围绕立志和践志来谈。

立志,确立志向;践志,实践志向。

综合起来就少不了要讲外部环境和内在素质的问题,客观环境和本人努力的问题,顺境和逆境的问题等。

在讲当代中国青年成才的特殊问题时,要讲读书问题、创业问题、爱情问题、出国问题。

在讲读书问题时顺便讲讲赚钱问题。

在讲创业问题时顺便讲讲做官问题。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提纲。

先讲第一部分,成什么样的才。

第一个字,德。

德指的是世界观、方法论、政治方向、生活道路,一直到社会公德、思想品德、职业道德等都涵盖在“德”字里头。

总而言之,就是如何做人。

我在大学时学校请了一位当时很有名的记者余铭璜为同学们上了两次关于人生观方面的教育课。

他上来就问:

同学们,你们想过没有?

你们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打算怎样成为一个你心目中想成为的那样的人?

当时我们确实从没有严肃地把这样一个命题作为人生重要问题来思考。

那两次课起了非常震动的作用。

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想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自己的要求,但首先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才能在各行各业里做出成绩,没哪行哪业能靠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成才的。

这一点首先要明确。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党对他的老百姓都有德的要求,这不是我们共产党对大家有什么特殊。

任何国家都是党领导的。

你看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两党竞选,竞选以后确立政府,政府体现党的意志,然后贯彻到全国老百姓当中去。

哪个国家、哪个政党对他的老百姓都有德的要求,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有序地发展,否则社会就要乱套。

而且为了要建立全体公民的德的基本标准,任何国家都采取综合措施。

这些综合措施归纳起来有6条:

一条是理论的说服,党和政府要有一套理论告诉老百姓,现在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因此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建立什么样的制度。

这套道理要符合这个国家发展的实际;第二是教育的影响。

理论不会自己跑到人民群众的脑子里去,要靠教育,从小到大的教育,要靠宣传教育的影响;第三是文化的熏陶;第四是艺术的渗透;第五是道德的约束;第六是法律的制裁。

就是说,任何国家都有从软到硬的一套措施,我们也不例外。

就是要靠这套综合措施来使社会有基本的德的标准,对公民有基本的德的要求,来保证社会有序地发展。

这就是我们总书记江泽民多次提到的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样才能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德的养成决定着人们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对父母、对亲戚朋友、对一切事物的态度,这就是世界观、人生观。

它可以反映在大的事情上,也可以反映在小的事情上。

先举个小例子。

前几年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说上海有个女工叫陈燕飞,下班时走过外滩的外白渡桥,有个青年掉到水里去了。

周围有很多人在围观,她奋不顾身脱下外衣,放下挎包,下水去救那年轻人。

当她下去时有个老太太说现在天气冷,河水脏,弄不好你捞不出来,河里船很多,如果不巧头顶在船底,连你也没命。

有些好心人在劝阻,有的在说风凉话:

想要出风头,明天报上又会有一条消息,当代又要有一个女英雄了等等。

她没顾得了这一切,下水把年轻人救了上来。

救起来后人们才发现她身怀六甲,已有五个月身孕。

她没顾这一切,穿上外衣,准备拿起挎包回去。

没想到那包已被小偷偷走了。

这是一个社会现象,人们对同一事情有着不同的态度,有的见义勇为,有的干着急,有的在说风凉话,有的在劝阻,有的趁机混水摸鱼,这就是社会。

社会就是这样,社会上就存在这样形形色色的人。

这是从小事来看。

从大事上看,也是一样。

有的同志说,我们是做科学研究工作或医疗教学工作的,只要基本做到爱国主义就可以了,见义勇为的事在社会上毕竟还是很少的。

其实,爱国主义真正做到也不容易,社会上有各种考验。

爱国主义不是靠嘴巴讲的,要靠实际行动来证明。

爱国主义既有每时每事的是非标准,更有一生一世的盖棺论定。

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千载之下,大义凛然,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热爱祖国,奋发向上。

就因为他们一生的实践证明了他们的语言是真的,是美的。

如果《满江红》、《正气歌》出于别人之手,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爱国主义要在现实生活中受考验。

我特别要举出明末清初时期的几个人物作例子。

明末清初,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交织在一起,天下大乱。

但世乱出忠臣,而有忠臣就必有叛徒。

一方面是史可法、夏完淳,一方面是钱谦益、洪承畴,都是有学问的人。

史可法任扬州督师,清军南下,坚守孤城,不屈被杀。

扬州是史可法殉难的地方。

江总书记曾说,我是扬州人,中学时,每年春天都到扬州郊外梅花岭游览,看梅花。

梅花岭上有史公祠,是纪念史可法的祠堂。

祠堂前有一幅对联,上联是数点梅花亡国泪,下联是两分明月故臣心。

意思是看到梅花就象看到亡国人民的点点眼泪,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可是半壁江山,两边的人民在看同一个月亮,老臣心里不是滋味。

夏完淳14岁跟父亲起兵抗清,17岁时小将军不幸被捕,清军百般劝降,夏完淳痛骂叛徒,惨遭杀害。

郭沫若在他的剧本《南冠草》里专门歌颂了少年夏完淳英勇就义的事迹。

今天我们读史可法的文章,读夏完淳的诗词,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再说另一方面,钱谦益。

钱谦益是东林党的知名学者,是江南文坛三巨擘之一,也是江南第一大藏书家。

开始时他也力主抗清,多方鼓吹。

但清军入关后,作为南明礼部尚书的他却率先引降,后来又追悔莫及,写过不少悔过诗。

但最终也洗不清自己的污点,灵魂上也得不到宽恕。

他的作品现在倒有一个用处,就是提供人们来研究人是怎么会叛变的,研究叛徒的心理学。

洪承畴,可以讲的就更多了。

在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里曾重笔描写过。

洪承畴有文才,有将才。

论文才,他是万历年间的进士,是武英殿的大学士,比现在的两院院士都高,因为人少。

论将才,在崇祯年间是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

他还兼蓟辽总督,就是兼东北军区司令。

国防部长兼东北军区司令,而当时的主战场在东北,也就是国防部长兼主战场军区司令。

他投降清朝后,清朝还封他七省经略,即七省军区司令。

崇祯14年,洪承畴率10多万人马出关抗清,松山一战,兵败被俘。

开始洪承畴誓死不降,慷慨陈词,感人至深的话也讲了不少,而且在监牢里绝食,滴水不进。

清朝放出空气说洪承畴已经死了。

明朝也真以为他死了,崇祯皇帝高筑祭台公祭洪承畴殉节,以激励三军。

没想到就在临刑前一天,牢门突然打开,进来了一女子。

这女子手里拿一把茶壶,洪承畴想大概是要使美人计了,就大喝一声,叫她滚开。

那女子没有滚开,继续向前,走到洪承畴面前说:

小女子非常敬重你洪大人的高风亮节,明天就是你的死期,今天如果你再不喝一点水,就过不了今夜,那你就死得不明不白了。

无论如何你要熬过今夜,明天死在大庭广众之中,死得清白。

洪承畴一想,讲得有理,就接过茶壶喝了一口,觉得不是一般的白水,是参汤。

就把它退了回去,说我不想活了,你拿回去吧。

那女子没接茶壶,倒退了一步,说这是参汤,如光喝点水,那么熬过了今夜,明天也许走不到刑场,因为从监狱到刑场还要押送几百米。

明天有满清的高级官员来监斩,你完全应该利用最后的机会痛骂他们一顿,留下遗言,流芳百世。

洪承畴一想,这女子有见解,再接过茶壶一饮而尽。

当他喝完茶把茶壶退回去时,抬头一看,那女子长得庄重妩媚、雍容典雅、国色天香。

这是小说里的原词儿。

后来一连三天那女子来送参汤,同时满清又采取种种威胁利诱手段,洪承畴终于接受了投降的条件,而三天后那女子再也不露面了。

洪承畴心里纳闷,那女子是谁。

一天,皇太极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请洪承畴也参加。

洪承畴作为新的降臣,本不敢东张西望,规规矩矩地看节目。

这时正好一个节目演得很精彩,满堂轰动了,大家鼓掌喝彩,前俯后仰。

洪承畴就趁机向主席台上扫了一眼,一看,就在皇太极身边坐着一个女子,那女子就是给他送参汤的人。

她不是别人,就是为满清开国立下赫赫功勋的庄妃。

洪承畴明白了,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了。

洪承畴就成了明朝头号叛徒。

爱国主义啊!

谈何容易。

由于世界观的不同,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生死观、幸福观、苦乐观、荣辱观、是非观、道德观。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出生和死亡的时候虽然都是一无所有,但经历的一生却大不相同。

有的人轰轰烈烈,有的人庸庸碌碌;有些人勤勤恳恳,有些人懒懒散散;有些人为别人创造财富,有些人占有别人的财富;有些人死了还受人爱戴,有些人活着就令人讨嫌;有些人是国家栋梁,有些人是社会渣滓;有的人流芳百世,有的人遗臭万年。

关键问题还在于德的养成。

科技工作人员同样面临世界观的严峻考验。

牛顿的后半生陷入了宗教神学。

牛顿的前半生了不得,他发现力学三定律,奠定了现代物理学基础。

但是他始终解不开世界上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哪里。

他只能归结为是上帝创造了第一推动力,从而引起万物的运动,生生不息。

他认为推动力是上帝赐予的,但上帝本身就不存在,哪里能证明得了这个问题。

牛顿后半生白活了,关键是唯物的世界观没确立。

爱因斯坦早期了不得,有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等一系列成就,但后来他又迷信自己脑袋特别聪明,迷信自己的大脑袋。

爱因斯坦的脑袋是比别人的大,确实是大脑袋。

因此他迷信靠自己的思维就可以创造真理,也就逐渐脱离群众,脱离社会实践,到乡村别墅过隐居生活,因为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创造真理。

逐渐地变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老人,他的后期也没有什么成绩。

我们医学界大概都知道创造细胞病理学的魏尔啸,他把疾病的原因从神、巫这些迷信的假说中解脱出来,实实在在建立在唯物的基础上,建立在细胞的基础上,把很多疾病的病源,疾病的病因在细胞上找到了根据,建立了细胞病理学,了不得,大医学家,大科学家。

但是到后期,他也陷入了自己的绝对化境地。

当时对结核病的产生魏尔啸提出是细胞的过敏导致细胞干酪化。

微生物学家郭霍在他的实验室里找到了结核杆菌。

魏尔啸不相信,郭霍请他去实验室看,在结核病灶里可以提取到这种杆菌。

把这种杆菌注射到一个健康的豚鼠身上,能够使豚鼠再现这样的病变,符合传染病三个环节的原则。

郭霍说:

“如果我们实验有错误,希望指点”。

魏尔啸却不信,说:

“有我魏尔啸一天,就没有结核杆菌一天”。

大科学家到最后就陷入这样的执拗和顽固,最后当然不会再有大的成就。

不能把科学家世界观的改造看得很空,看得很轻,它是有深远影响的。

就说意大利伽利略,他是继哥白尼之后证明地球是围绕太阳转动的物理学家,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学说和当时宗教所主张的地心说,太阳绕地球转动的学说是背道而驰的。

在他之前,布鲁诺因为提出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判火刑,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

第二天要审判伽利略了,宗教裁判所先给他打招呼说,明天除非你在宗教裁判所法庭上公开宣布放弃学说,否则也判火刑。

伽利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第二天审判他的时候,他在法庭上违心地宣布:

我不再公开我的学说,我放弃我的学说。

宗教审判所审完以后,他勉强走出法庭时,尽管嘴巴里还在念念有词地说:

不管怎么说,地球还是在绕太阳转动,但已无法公开自己的发现。

伽利略被免火刑,改为终身囚禁。

伽利略在监狱里完成了他最成熟的一部作品《两个天体的对话》。

最后这部作品是通过他的学生安德烈从监狱里拿出去在伽利略去世后才发表了出来。

伽利略在临死前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

“追求科学,要有特殊的勇敢”。

同学们有志于做科学研究,在自己的内心修养上,在自己的思想意识培养上要有这样的准备。

也许同学们会说,你举的例子都太大了,我们不会成为大科学家,现在也不是宗教裁判所说了算的时候了,毕竟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时候了。

但是在科学现象初露端倪时,不被人们认识、接受,受到委屈,这是常有的事情。

就是没有这类事,科学家的生活也是十分单调的,要千万次的失败,争取仅有几次的成功,大部分的工作是在为后人铺路。

有成就的科学家回忆自己的一生时,也只有少数几个真正有突破性的成就。

一生奉献,难得有几回鲜花,几度掌声。

科学工作的目标和体育运动员不同。

体育运动员是看着奖杯去拼搏,目标就是夺奖杯。

科学工作者如果看着奖杯去工作往往是坚持不到最后的,因为路途遥远。

科学家提倡淡泊名利。

因此,德的养成至关重要。

科学工作者并不都是自觉的,这一点马克思有过深刻的分析。

在古代,科学研究不是职业,没有报酬。

古代360行哪有科学研究?

谁给科学研究者提供科研经费?

谁给科学研究者工资?

没有的。

古代科学研究者都是拿自己的家财,倾家荡产地做科学研究,没人提供科研经费,至多只有做一些应用性的东西,改造某些东西,造某个工具,也许有人给你提供一些经费。

要做自然科学,发现天体当中,自然界当中的现象,带着这种目的追求时,没有人为你提供经费和开工资,有时甚至要牺牲。

360行中没有一行叫科学研究工作的,这是在古代。

尽管那时技术是落后的,队伍是微小的,但是科学家的个人素质是优秀的,都是自觉在研究,都是在奉献,至少自己在花钱。

而现代,科学队伍壮大了,技术发展了,但是科学家的个人素质在总体上却下降了。

马克思说,科学研究工作者现在是社会分工的奴隶,科学研究已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这讲得很深刻。

在座的同学们想一想,有多少是出于对自然界奥妙的好奇,是一种追求,一种探索,有多少人准备一辈子把自己献身于这样的事业,又有多少人在想这一职业对自己怎么样的合适,只是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一种职业。

所以出类拔萃的人才是少数,尽管今天看来同学们都很有精神,很有信心,但我敢说,三年、五年以后看,三十年、五十年以后看,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在在座的同学里,不客气地讲,只是少数。

科学事业是神圣的,应大力提倡科学精神。

这里我把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上当时主持科技工作的方毅同志的一段话作为第一个字“德”的结束:

科学是艰巨的、诚实的劳动。

它启迪人们的智慧,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求实精神。

科学是探索未来和创造未来的,它培养人们宏伟的胸襟,宽阔的眼界,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的胆识。

科学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培养人们不畏艰险,不惧挫折,锲而不舍,勇往直前地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大无畏勇气。

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同一切投机取巧、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行径是格格不入的。

它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培养人们的献身精神。

我们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发扬科学精神,号召全国人民都来学习科学精神,使它开出更加绚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字,“德”。

第二个字,“学”。

“学”就是学问、知识。

它包括基础知识、知识结构和专业知识。

人非生而知之,所以要学。

而且知识要更新,不更新,就会老化,所以学无止境。

学习要循序渐进,根深才能叶茂。

在这个字上我不想展开了。

因为同学们从小到大一直在这个字上下功夫。

第三个字,“才”

“才”就是才干、能力。

把所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的能力叫才。

所以才与学有关系,但又不同。

诸葛亮说: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

才是靠学得来的。

不学,才就不会广延开来。

但学问又不等于才干,有些人是活字典,问他问题,无所不晓,但叫他办事,却一筹莫展。

世界上有两类知识分子,一类只会纸上谈兵,是白面书生;一类能出将入相,有经纶之才。

学校里很容易培养出象绵羊似的乖孩子,培养高分低能的学生。

我国教育制度一直以灌输式为主。

只授之以“鱼”,不授之以“渔”。

我记得八几年我管研究生工作的时候,当时教委说要招收优秀的免试研究生。

我奇怪,既然优秀,干吗又免试,试一试,露一手,不挺好吗?

但教委这么定了,就去招吧。

招了9个,7个女孩,2个男孩。

第二年我说少招点儿,还是考考好。

就招了3个,全是女孩。

也就是两年招12个,其中10个是女孩。

我就不相信男孩的成才率比女孩低那么多。

在性别问题上有两个阶段是不公平的。

一个是学校里,学校里男孩吃亏,女孩乖,会背书,总是分数高。

尤其是小学,两条杠,三条杠的都是女孩,男孩都是被女孩管着的。

我小时候就尽被女孩管的。

但一到社会上,就相反。

招工、就业、提干,女孩都受阻。

尤其到高层,女性更少。

到党中央、国务院,女同志就只有个别的了,而且都不是主要掌权的。

按现代行为科学的观点,能力可以分解成50多种,如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分析能力、归纳能力、联想能力、创新能力、推理能力、逻辑能力、操作能力、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合作能力等等。

不是说一个人有能力,就什么都行;一个人能力差,就什么都不行。

现在有些能力,不仅没有被重视,反而被陈腐的观念所扭曲而得不到应有的培养。

如表达能力,当然是很重要的能力。

但我们常听到人们说:

“他呀!

能说会道!

”好像能说会道是坏事,笨嘴笨舌才好。

有的老太太给小姑娘介绍对象,说:

“我那小孙子可老实了,什么话也不会说。

就知道整天干活,也不吭个气的”。

你看,不会说话,倒成了优点了。

现在是信息时代,语言是最基本、最永恒的交换信息的工具。

这个工具还没掌握好,怎么能适应现代信息科学技术,迎接新一次的产业革命?

再说合作能力,同学们回想一下,你们从小到大有哪一堂课给你们讲到合作能力?

同学们从小到大经过了多少考试,哪一张考卷考过你们的合作能力?

没有,从来没有。

但你一进入社会,一踏上工作岗位,有没有合作能力对你的发展极为重要,尤其你要成为高层次的学科带头人,要组织大课题的攻关协作,要完成很重要的工程项目,没有合作能力行吗?

你只会一个人埋头苦干,见到人都不愿意答理,能成为大科学家吗?

不可能。

现在倒好,社会上公关小姐火红起来,其实搞好公共关系哪能只靠小姐来做,我们这些老头儿老爷儿们才真正搞公关。

政府部门要启动某项大的基金,开展某个大课题,是我们说了算还是公关小姐说了算?

当然还是我们说了算。

越是高层次的人越需要公关能力。

上到国家领导,下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有相应的才。

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想干才是没有才。

能上能下,可进可退,进能出将入相,退能读书作学问,才是真正有才干的人。

尤其是年轻人,不要眼高手低。

我给大家举两个人的例子,都是帮助刘邦定天下的汉初人物。

一个是韩信,他被刘邦重用前只是一个管粮食仓库的人,叫治粟都尉。

治粟就是管理粮食,都尉是小官。

当时的后勤部长是萧何,他在视察各地粮仓时,走到韩信的仓库里,看到粮食摆得井井有条,帐目清清楚楚,就坐下来和他聊了一会儿。

没想到一谈之下,这个年轻人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是个明白人。

萧何费了很多口舌说服刘邦起用韩信。

刘邦一起用韩信就给他拜大将军。

韩信利用刘邦给他的舞台导演了十面埋伏这幕雄壮的活剧,结束了相持五年之久的楚汉战争,逼得楚霸王四面楚歌,垓下受困,乌江自刎。

韩信的本领是从管粮食仓库和别人不一样这一点中表现出来的。

再举陈平。

陈平是一个很有智谋的人,他年轻时没有职业,在农村晃晃悠悠,是个无业游民,用现在的话说还算不了下岗,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岗。

他在农村晃悠时看到有一件事很麻烦,就是宰猪,宰了猪当天就要卖出去,否则明天就要变味儿,变了味儿就卖不出去了,宰猪的人就要吃亏。

看了几天后,他对屠夫说:

明天我来帮你宰一次,卖一次。

第二天,陈平就起了一个大早,把猪宰了,然后把猪头、猪尾、下水、瘦肉、肥肉等分门别类摆了出来,又标上不同的价格。

老乡赶集时一看,今天的摆法怎么不一样了,从前都是现买现割,而今天都把肉切好分好了,就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喜欢的部分买回去了。

不到半天全部卖光。

其实这就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货币法则。

他是从几天的观察中了解到人民群众的需求,人民需要多的,价高一些,需要少的,价低一点儿,自然调节了供需关系。

老百姓中就传开了:

“陈平善宰”。

后来陈平去投奔刘邦,刘邦问人家这人有什么本事,人家说老百姓相传陈平会宰猪。

刘邦用人是三教九流都需要,他说,来吧。

来了以后,刘邦对他说:

听说你善宰啊。

陈平当然很聪明,听出话里有奚落之意,马上回了一句:

是呀,我善宰,我相信将来帮大王宰天下也是同样的理呀!

中国的文字很妙,“宰”可以当杀用,“宰”也可以当管理用,“宰”还可以当治理用,当主宰用,现在,“宰”还被作为“敲竹杠”用。

这里的“宰”,是当宰相治理天下。

不也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货币法则吗?

后来陈平给刘邦出了6条奇计,刘邦只用了3条就取得了天下,还留下3条备用。

果然,刘邦去世后,又是陈平联合几位老臣平定了吕氏之乱,保持了汉家400年的稳定。

可见一个人的才干在任何岗位上都能显现出来。

一个真正有本领的人,把他摆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作出不平凡的业绩来。

所以说,考核一个干部常凭四个字:

德、能、勤、绩。

这四个字最终要落在“绩”上,这个“绩”,就是业绩、成绩、政绩。

你德很好,不犯错误,但什么也不会干,那是庙里的菩萨,长得方脸大耳,端端正正,什么错误也不犯。

但你求他,磕破了头也不会帮你办事,有什么用呢?

但没有德也不行,这个人本事很大,但见了什么都往自己兜里揣,这也不行,干得越多越有损失。

勤,说这个人很勤奋,起早贪黑一天到晚加班加点,但忙不到点子上,也没有意思。

德、能、勤都要,但最终要看绩,看你能不能干出实实在在的业绩来。

真正有本领的人,不管摆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够作出比一般人更好的成绩来。

所以不要眼高手低,总埋怨组织给我们安排的不是个地方。

不是个地方你干出与别人不一样的成绩来,自然会被群众所接受,被领导逐渐赏识。

第四个字,“识”。

“识”,见识,胆识,远见卓识。

这是在成才问题上更高层次的素质要求。

指的是战略眼光,科学预见。

大到国家领导,小到普通人员,都有一个“识”的问题。

日本鬼子打到中国来,全国人民思想很混乱,有的认为中国很快就要亡了,有的认为中国这么大,很快就会把日本人赶出去。

全国人民思想非常混乱。

毛泽东一篇《论持久战》,从战略高度分析了这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强的小国对一个大的弱国的侵略性战争,因此中国必胜。

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

于是部署了抗战的几个基本阶段。

抗战胜利到现在半个世纪,再回头看抗战的过程,完全是在毛泽东的预见之中。

这种能力是什么,不是一般的学问,不是一般的能力,这叫“识”,宏观分析,战略眼光,科学预见。

“四人帮”在台上时很嚣张,能被党中央一举粉碎,就因为分析了“四人帮”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已经人心丧尽,所以可以一举擒拿。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怎么办,搞两个“凡是”?

邓小平同志一步步引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全面、准确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

正当中国等许多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越是穷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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