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发展概述.docx
《中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发展概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发展概述.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发展概述
中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发展概述
郭建芬（写读书笔记，整理材料）
杨婕（发展历史）
刘朝阳（发展现状）
宋媛媛（大众传播特点）
赵海红（受众特点）
1、中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发展历史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自然、社会、经济基础存在较大的差异，加之我国改革开放由东向西的逐渐推进政策影响，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个差异逐渐演变成了今天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化格局，即东部经济区，中部经济区和西部经济区。
同时，经济的区域化必然会带动传媒的区域化发展，反过来，传媒的区域化发展也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晴雨表，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程度的标识。
在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包括中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经济落后地区信息传播的状况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进行的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调查（1989年出版《广播电视与农村发展》一书）指出：
信息传播水平与信息基础设施差距是导致城乡差别的根本原因。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信息传播水平，而信息传播差距是造成思想观念差距的主要原因。
此后，研究者把重点逐步转移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以及城市和农村之间在信息技术使用以及信息化水平方面的“数字鸿沟”。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公民特别是经济水平、知识水平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相对于强势人群、社会组织、政府而言，信息权利的实现难度更大。
由于种种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加上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的特殊性，在现实中，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新闻传播技术与新闻传播能力方面的差距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传播学有一个著名论断就是：
隔阂产生偏见，偏见产生冲突。
对新闻信息的传播与接受方面的差距无疑是导致隔阂和偏见的重要因素。
较之西部少数民族，中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缘上相对接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政策上得到中央政府扶持，经济上发展在近些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平等的新闻信息传播体系也逐渐建成，使中部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以及其内部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群体之间进行有效沟通，消除冲突与对立。
可以说，大众传媒构成了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点。
纵观中国数千年之历史，传播媒介于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及其辉煌，拥有不可取代的功臣地位。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之所以不断地承续、发展、璀璨到如今，之所以不断地令世界所欣赏、崇尚、借鉴，可谓是得益于传播媒介。
制度传播得益于殷商甲骨文和周简的出现；中央集权制帝国的政令传播得益于秦汉文字的统一；晚周官学文化的下移渐趋瓦解了严格意义上的世袭宗法制，为庶民类型宗族制取代等级宗法制奠定了基础。
东汉时期，纸的出现和印刷技术的改进促使知识逐步民众化，其中，泥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得学识更为民众化,从而让中下层家族有更多机会参与国家的事务管理。
“但是，纸和印刷技术的改进只是促使知识逐步民众化,而没有像它们在西方社会那样催生了现代文明。
”众所周知，就在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后约400年之际,德国谷登堡推出了铅活字印刷术，这一技术的推出拉开了现代印刷工业革命的序幕。
1807年,这一技术由英国传教士回输进入中国后的近半个世纪,现代与传统印刷技术并存于中国,书籍仍主要依靠雕版印刷,现代印刷术则多限于宗教布道会的小册子。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着手运用现代印刷术大量出版西方科技书籍,为培养翻译人员，清政府于1862年（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随后又设立了上海、广州广方言馆。
其中，1871年–1880年，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出售8万余册汉译图书，这些书籍为中国图强提供了巨大的科学技术支持。
维新运动派则试图通过修改和引进西方社会科学，达到从思想方面来改造国民。
他们格外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对此，梁启超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的看法。
维新派大量兴办报刊,掀起了中国的第一次办报高潮。
革命派登场以后,报刊这一大众传媒成为其与整个宗法体系宣战的工具，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办报高潮。
1915年《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通过报刊、新型教科书和文学作品,确立了通俗易懂、贴近民众的白话文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对大家庭背后的族权、奴役妇女的夫权、灌输因循论的私塾教育等的批判与革命取得全面、彻底的效果；同时，也使得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思想的宣传变得相对容易、全面和广泛。
新中国成立后，在报业万马齐喑的时候，少数民族地区异军突起，中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事业也在此推动下起步。
之后到了文革时期，中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跟全国的新闻事业一样，成为重灾区。
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刊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保留下来的主要是自治区首府的党委机关报或者历史比较悠久的几张报纸。
这些报纸，除了以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发行之外，已无特色可言。
再有，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民族新闻工作者以莫须有罪名遭到迫害，各种专业技术人员锐减，“文革”之后出现了人才的“断层”。
少数民族新闻史学者白润生指出：
“虽然如此，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团结政策还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即使在党的新闻工作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十年浩劫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业也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在广大民族新闻工作者逐渐认清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后的70年代，又有一些民族文字报纸创刊、复刊。
如中部民族地区的电视事业便在这个阶段诞生，除了自治区电视台历史翻开了第一页，一些地州盟电视台创立，如1971年包头台创办。
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发展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正式提出，中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
“电视的普及,使得占国家文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第一次与知识零距离接触，声音与画面的结合填平了科学知识与文盲之间的鸿沟,自由、平等观念通过剧情、解说、谈话等形式,输进那些依靠传统惯例处理问题的农民意识之中。
网络媒体的出现，跨越了时空的障碍，打破了区域及文字的限制，使信息得到更迅速而广泛的传播，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电话、广播、电影、电视、电脑和报纸等产业结合成新的信息传播媒体。
而在报业发展上，中部地区报业发展有着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但是在境外媒体与中央和沿海地区强势媒体的挤压下，报业整体发展水平处在：
“第二世界”的位置上。
但是，报业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几次全国性整顿和省内报业结构调整后，基本上适应了社会需要和市场需要，形成了市场化，集团化的规模经营。
报纸的种类结构也日益丰富，从单一的党政机关报发展成为包括党报、行业专业报、晚报都市类报、生活服务类报、文摘报等各种类型的报纸，整个报业结构趋于平衡。
然而东部地区报业发展成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相比较东部地区报业和报业集团的发展，中部地区的报业和报业集团发展起步较晚（自本世纪初才有报业集团的组建和发展），市场的开放程度不高，因此，东部地区报业和报业集团的发
展的经验和成果值得中部地区报业和报业集团发展研究与借鉴。
2、中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发展现状
一、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媒介发展现状概述
和谐社会必须是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
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整体进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社会基础和人文条件。
当前，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社会利益，在发展方面也已进入矛盾凸显期，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
少数民族地区所面临的各种矛盾更为复杂。
可以说，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既包括有序合理的社会结构，也包括平衡协调的社会关系。
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民族平等是民族关系和谐的基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
信息权利平等则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于种种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加上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的特殊性，在现实中，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新闻传播技术与新闻传播能力方面的差距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传播学有一个著名论断就是：
隔阂产生偏见，偏见产生冲突。
对新闻信息的传播与接受方面的差距无疑是导致隔阂和偏见的重要因素。
平等的新闻信息传播体系可以使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以及其内部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群体之间进行有效沟通，消除冲突与对立。
可以说，大众传媒构成了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点。
然而，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发展的各个层面还不容乐观。
雷振扬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思考》一文中指出：
2006年全国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5.04％，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23％，民族8省区都没有达到这两个平均水平。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贵州最低，是83.72％。
而该省的少数民族地区更低，仅为78.5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51个百分点。
西藏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和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为85.80％和86.94％，均低全国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
2006年，全国有线广播电视人户率37.15％，8个民族省区也没有一个达到这一平均水平，最低的青海、西藏分别为22.56％和23.28％，仅为全国水平的60％。
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传输干线长度，民族8省区的总长度为22.09万公里，比一个江苏省还少3万多公里。
最低的西藏和青海分别为0.20和0.28万公里，只能说刚刚起步。
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在本地区的市场占有率也比较低。
以电视媒体为例，当前，我国电视市场总体形成了央视、省市级卫视、地面电视分庭抗札的格局，中央级电视媒体（包括中国教育电视台）的18个电视频道、43个省级卫视瓜分着全国市场，而为数众多的地面频道守护着各自的地盘。
从地域分布来看，中央级电视媒体和省级卫视的栏目很难进入广州、上海、北京、南京等东部发达地区电视收视率的前十名。
这些地区占据主要收视份额的是地面频道。
而西宁、兰州、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等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则正好相反，地面媒体很难占据收视率靠前的位置，电视市场恰恰是央视和卫视的天下。
这个现象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媒体无法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占领当地的电视市场，其影响力有限。
少数民族地区新媒体发展状况也不容乐观。
根据2010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
目前，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为28，9％。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各省的互联网发展状况差异较大。
可以将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为互联网发展水平较好，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浙江、福建、辽宁、江苏、山西、山东十个省（直辖市）。
第二梯队为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包括海南、重庆、青海、新疆、吉林、陕西、河北、湖北8个省（直辖市）。
第三梯队为互联网发展水平较为滞后，网络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宁夏、湖南、广西、河南、甘肃、四川、云南、西藏、江西、安徽、贵州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五个民族自治区有四个处于第三梯队。
CNNIC的研究还发现，互联网发展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即地区经济越发达，其互联网也就越发达，互联网普及率可以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表征。
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技术力量较强，在GDP增长中发挥着龙头作用，2008年人均GDP为36575元，其互联网普及率为40.0％。
东北地区属于老工业基地，工农业基础相对雄厚，2008年人均GDP为25406元，其互联网普及率为29.1％。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管理水平与东部差距较大，2008年中部地区人均GDP为17507元，互联网普及率22.2％；西部地区人均GDP为15694元，互联网普及率21.5％。
五个民族自治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大众传媒是满足少数民族群众信息权利的主要途径。
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仅仅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够的。
经济成长越快。
人们对自身的文化权利就越关注。
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权利，少数民族群众信息权利的满足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必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民族的心理和行为。
特殊的环境和突出的现实问题构成了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时空背景和客观条件。
民族构成与分布的多样性，区域在国家地理空间上的边缘性，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大众传媒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意义。
二、中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现状概述——
以鄂西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年轻的自治州，也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和纳入国家西部大开发范围的地区。
自古以来，鄂西少数民族地区就是我国中部与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地，其民族文化传播与文化事业发展独具特色。
在这里列举学者研究得出的鄂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四个特征：
（一）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差异性特征鲜明，文化传播及文化产业化发展具有极大空间。
以恩施州而言，共有29个民族，其中1000以上人口的民族有9个，形成丰富的民族文化生活基础。
恩施州地域景观人文特点鲜明，与秀美的“绿色”自然山川共融，形成地方民族文化生活的独特风貌，极具传播价值。
恩施州的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丰富，形态多样，底蕴深厚，地理方位提供了独特的地缘文化条件，体现出不同文化交流与碰撞。
长期以来，这里的地理环境闭塞，原生态的文化资源得到较好保存，从而为文化的交流交融提供了良好的观察点。
2003年恩施州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大州”的战略，2005年3月颁布《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06年州委州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民族文化大州建设的若干意见》。
目前，重视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播，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鄂西少数民族地区各县市政府部门形成共识，各县市对民族文化传播和文化产业发展表现出高度的积极参与意识。
（二）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及传播形式多种多样，民众参与度高，较好地发挥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恩施州是巴文化的发祥地。
巴楚文化、巴渝文化交流交融，土家、苗、侗等各族人民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
摆手舞、铜铃舞、滚龙连响舞动山岳；山歌、情歌、撒尔嗬歌海如潮，恩施州被称为“歌舞之乡”，世界25首著名民歌之一的《龙船调》就诞生在恩施州的利川，恩施州又被称为“龙船调的故乡”。
土家族素有“蛮人巴女唱竹枝”的传统，“唱民歌答和为乐“的习俗。
鄂西少数民族地区运用多种文化艺术形式，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恩施州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举办“清江闯滩节”、“女儿会”等。
近年来，恩施州各县市积极举办文化艺术节，开展社区文化活动，传播民族文化，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2002年到2010年，分别有土家民族歌舞《春满峡江》、大型土家民族风情歌舞《比兹卡》、精心编排的“肉连响”、“土苗兄妹”组合、“比兹卡”组合、“撒尔嗬”组合等节目获得全国性比赛大奖，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反响。
形式多样的活动不仅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也自然而然传承了民族文化，形成很强的民族向心力。
（三）旅游业成为鄂西少数民族地区展示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是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恩施州各县市基本上都有自己珍贵的旅游文化资源。
如恩施大峡谷，利川腾龙洞，咸丰坪坝营，宣恩彭家寨，来风摆手堂，鹤峰董家河与容美土司遗址等。
这些原生态的民族文化资源在各县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得到了较为合理的开发。
游客一旦走进这些旅游区，鲜活生动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绚丽多姿的青山绿水应接不暇，加上质朴的山民和淳朴的民风，很好地展现出地方民族文化的特色，成为展示民族文化形态与内涵的重要传播途径。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提出全力打造“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壮大湖北省旅游产业，极大地促进了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2010年12月22日，被业界称为“桥隧博物馆”的宜万铁路正式通车。
这条全长377公里、总投资225.7亿元的铁路，绝大部分地域是喀斯特地貌山区，遍布岩溶、暗河，全线桥梁、隧道的总长度约278公里，有34座高风险的岩溶隧道，全球铁路独一无二，是我国铁路史上修建难度最大、公里造价最高、历时最长的山区铁路。
因此也被称为“世界最难修的铁路”。
宜万铁路的贯通，对于地处承东启西位置的恩施州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的契机。
（四）鄂西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得到认同，其发掘、保护与申报工作卓有成效。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口头或无形遗产，它包括各种类型的民族传统和民间知识，各种语言，口头文学，风俗习惯，民族民间的音乐、舞蹈、礼仪、手工艺、传统医学、建筑术以及其他艺术。
”从概念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即实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
这种遗产维护了各国人民的共同记忆，只有它才能够确保文化特性永存。
”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现代消费文化冲击较小，保留了众多传统民族文化遗产，包括土家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
2005年起，恩施州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普查工作，抢救、收集和整理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至2010年6月第一轮普查工作基本结束，完成了大量的视频、音频、文字和图片的田野调查资料和申报材料。
目前，鄂西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已建立起国家、省、州、县四级名录体系。
三、网络时代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现状
我们在看到网络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时，首先要考虑到它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是十分巨大的。
网络传播对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社会生活和个体心态产生着巨大的冲击。
网络传播自身体系的技术理性、工具价值，动摇着人们的人文理性和目的价值。
同时西方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也在动摇着人们的既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
网络传播在许多细节问题上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冲击。
其中，对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挑战首当其冲。
网络上的主体语言是英语，国内网络的主体语言是汉语，为了适应网络传播，少数民族也必须尽可能多的使用网络主体语言进行民族文化传播，这样就使得少数民族语言处于劣势，本民族人民对自己民族语言的使用能力大大降低。
其次是对思想意识的影响和垃圾信息污染。
西方发达国家依据其技术信息优势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同化其他民族文化，影响其他民族的道德观念，从而给其他民族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
网络中存在着大量的种族歧视、民族歧视的垃圾信息，这些不健康的信息也会对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巨大的威胁。
网络传播还会对民族多元文化产生消融。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各地接受到的信息内容趋于一致，这样就使得文化向一元方向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化差异将被一元化消融，这对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不过，与网络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挑战和冲击相对应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网络传播的大环境下获得了传播自身的机遇。
由于网络即时性、开放性、信息海量、检索便捷等优势，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正由过去的小范围传播开始向大众化传播过渡，信息传播过程中也渐渐呈现出一些大众传播的特点。
一部分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区重点网站、民族地区政府网站在增强了信息的权威性和可读性同时，也通过这种有效的传播方式提高了信息的覆盖面。
网络新闻传播手段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有效接收率，也使一些外界的受众能通过网络了解到最新的民族动态和风土人情，从而由过去的小众传播过渡为大众传播。
网络传播使少数民族文化打破了封闭的传统，让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神秘文化逐渐为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接受。
现在一阶段，我国少数民族类网站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和质量，有些少数民族类网站甚至建立了相应的外文网站，向国际社会介绍本民族文化，这已经是由过去的简单的民族知识传播转向介绍更广泛的民族文化传播的转变，更具时代感和国际化的特点，并且具备了全球文化传播的可能。
由于封闭的传统被打破，少数民族文化能够通过网络被更加广泛的传播。
在我国，这类网站资源主要包括这么几块相关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开设的网站或分站点、专业网站的分站点开设的少数民族内容、从事民族经济文化开发的企业的站点以及网络爱好者建设的个人主页。
这类网站资源就是抓住了全球化网络传播的机遇，主动向外界传播各种少数民族文化，使少数民族文化的神秘面纱得以被慢慢摘下。
另外，由于网络传播的双向特点，也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更加生动，受众可以积极参与信息的传播与反馈，实现了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的互动。
通过网络，普通民众可以进一步深刻的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进行更多的交流，进而热爱少数民族文化。
一些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组织或个人也可以根据民众的需求，更加方便快捷的将那些民众感兴趣的少数民族文化内容传播出去，更好得达到宣扬少数民族文化的作用。
而少数民族文化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从而在内容上扩充自己，在形式上进行创新。
网络还使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信息传播由牧场意识向市场意识发生转变。
牧场意识，主要指存在于少数民族共同记忆中的生活观念及对生存环境的认识，隐喻的是一种信息封闭的文化传播环境和经济环境。
由于这种意识的转变，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观念、方式和生存环境都逐渐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的功过虽然尚难评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变化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起到了实质性的改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通过网络，各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以及迁徙、史迹和名人能够得到整合，从而开发出一条极富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集文化民俗资源和自然风光资源为一体的高质量旅游文化线路。
这样不但能够使各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多层次、多角度的开发和传承，还能够通过文化旅游活动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经济发展，进一步提高当地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网络时代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带来最为重大的机遇在于网络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平等价值观，塑造出“平等文化”。
在以往传统的交往方式中，文化交流只能立足于物理空间的范围，受到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社会身份等因素的限制而无法真正的达到“平等”。
然而网络是超地域的，它打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人们不再受时空的限制而自由交往。
大量陌生的、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人，在网络中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交往，现实交往中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社会阶层等因素都能借助虚拟技术得到充分的隐匿和篡改，这样就使得每个网民都是平等的，没有等级的差别，人人都有发言权，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平等、和谐、民主自由的网络交往能使个人在宽松的网络化环境中选择、确立、内化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使个人获得更多的尊重和尊严，平等、民主精神得到全方位的锤炼和提升。
因为这样的一种平等文化的环境，少数民族文化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讨论，从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阅读文献：
①李世举：
《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媒发展问题论析》，载自《新闻界》2010年04期
②高卫华：
《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现状及其发展》，载自《新闻前哨》2011年03期
③谢志菊：
《浅析网络文化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及对策》，载自《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④陈峻俊：
《浅析网络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新特点》，载自《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3、中部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发展大众传播特点
一、明确“民族特色”的含义
所谓的"民族特色"是有特定含义的，这就是：
"民族新闻"所体现的"民族特色，并非对一般的新闻而言。
因此，我们对"民族特色的研讨首先要求对民族新闻有一个共识，这是前提。
对于什么是"民族新闻"?
有些学者认为，"就是以少数民族为报道对象的新闻。
它包括二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发生在少数民族中的新闻；二是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
三是报道汉族或国外民族涉及少数民族的"。
这种理解我认为是不够全面的。
一方面，民族新闻并不等于民族地区新闻，是大概念和小概念之分。
按广义的概念，民族新闻包括了民族地区各类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