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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诉求理解俄罗斯激进式转轨的新视角
政府诉求：
理解俄罗斯激进式转轨的新视角
殷红
2013-1-1120:
01:
49 来源：
《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
【内容提要】俄罗斯的激进式转轨有深刻的“政府诉求”背景。
政府是转轨的决策人和制度供给者，政府的行为动机和目标决定转轨的方式、途径。
本文从“政府诉求”视角观察俄罗斯转轨，发现其转轨之初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有其客观必然性。
“政府诉求”可以用来分析其他重大社会决策。
【关键词】俄罗斯激进式转轨政府诉求新视角
【中图分类号】D73/77.512.2【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8）04-0027-（7）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俄罗斯备受关注。
作为苏联的继承国和转轨大国，其转轨实践与结果影响重大。
理解和评价俄罗斯的激进式转轨及其意义，是十余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
梳理这些成果可以发现，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转轨政策本身，从效率的角度分析和评价转轨政策及其产生的后果及影响，而对于转轨政策形成的客观过程则揭示得不够，特别是对转轨的推动和决策的主体——政府的行为动机和目标，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1]政府是转轨的决策人和制度供给者，其行为动机及目标必然对转轨决策产生直接的约束和影响，因此，关注并解释经济政策背后的政府行为动机和目标，应当是理解以及评价俄罗斯激进式转轨的关键问题，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探讨。
一、理解转轨的“政府诉求”视角
政府是个抽象的集合概念，它由最高统帅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官员组成。
[2]政府决策和政府行动由这些人做出，因此，他们的行为动机和目标很大程度上即是政府的行为动机和目标。
以往对政府行为动机和目标的分析与评价是整体性的，政府大公无私，它追求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同时政府是全能的，它总能达到自己的愿望和目标。
这意味着两层含义，其一，通常没有必要分析政府的行为动机和目标，“公正”和“为民”被视为当然；其二，在追求被视为合理的经济政策时，政府无须克服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可能存在的任何阻碍或限制，这样，政府行为动机和目标问题被完全忽略了。
20世纪中期，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政府是自利经济人”的论断，即政府的行为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3]这一理论提供了经济决策的政治过程的有效解释，故而成为探讨政府决策机制的有用工具。
但是，它没有给政府一个明确的定义：
首先，政府的角色是被动的，它不过是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通过一定方式达到均衡的政治市场，这样的政府定位总体上看是本末倒置。
利益集团作为政治体系中的次体系，尽管对政府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经济决策中发挥决定性和主导性作用的是政府（决策人），站在政府的自主性及主动性立场分析经济决策的客观过程更为重要。
此外，仅以政府自利性概括和评价政府行为动机和目标，必然导致政府干预经济有害而无益的结论，这事实上否定了政府的重要职责和使命，即对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负最终责任，以及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政府具有的合法和重要的职能。
弥补上述偏颇，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政府的利益诉求，对于公正、合理地解释政府行为特别是经济决策中的政府动机和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政府诉求”
要想全面、客观地概括政府的利益诉求，不仅要考虑政府的经济人性质，更要明确政府是特殊经济人的事实。
政府的经济人理性促使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任何政府而言，其利益的核心是统治权不能动摇，政府行动和决策都离不开这个核心。
然而，作为国家的载体和全民意志的代表，政府不同于一般经济人，政府利益更体现在维护和提高社会利益及国家利益。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从长期看，政府由于其自利性的原因，必须关注于总体的政治的合法性，例如由于担心不得不加以控制的社会紧张，必须避免可能会造成较高失业率的经济政策。
为了继续留在台上，政府就必须获得老百姓的支持。
维护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办法是成功地实现国家的目标。
”[4]
可见，政府既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为了取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意味着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政府也要确保社会总产出最大化，政府不能为所欲为。
政府也不是无所不能，由于受到社会条件、外部环境以及政府能力的制约，政府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兼得，现实中，政府只能是将各方利益加以综合考量，确定一个首要的政策目标，当这一目标确定后，便居于政府内、外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其他一切利益目标均从属于这个目标。
这个首要目标在实质上就形成了“政府诉求”，即政府在诸多利益中权衡后选择的首要的且可行的政府目标，它体现了政府私利与公众利益以及社会各主体间利益的博弈和抉择。
由于充斥着利益的较量和再分配效应，政府诉求往往不在于那些平常的政府动机和目标，而是一些重大的甚至是历史性的任务。
经济政策的目标理应是效率诉求，然而，在现实中它往往不是或者不仅是经济目标，而是夹杂着政府私利或社会利益分配的政治动机。
这首先是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政策“非中性”产生利益的再分配效应，政府决定将利益分配给谁，谁又将成为利益受损者，这主要取决于政府要达到什么目的；其次，政府制定政策时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和约束，政治环境、经济条件以及国际环境不可避免地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因此，经济政策是政府决策人在各种条件约束下，在考虑政权稳定的前提下，面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后做出的选择，这个选择尽管不符合经济学家们的效率最优化标准，但却是政府不得不采取的行动。
政府诉求带有主观性，它体现了政府的主动性及其制度偏好，同时它又带有客观性，是政府在现实条件的约束下做出的决定。
政府诉求不是既定的，它是在历史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内生的。
决定和影响政府诉求产生及变化的因素主要有：
意识形态、经济条件、政治形势及外部环境。
意识形态的影响一般体现在发展道路选择之际，在革命阶段政治鼓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政治约束在政治不稳定的环境下尤为突出，受政治危机所困的政府势必将谋求政治稳定，特别是政权稳定放在首位，而这常常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经济因素是影响政府诉求的根本原因：
“经济因素归根结底是政治现象的决定性变量，所有政治发展从最终意义上说都有其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5]外部环境对大国诉求的影响和制约格外重要，一般情况下，如果国家处于良好的国际关系中，其政府诉求更集中于经济发展与合作，反之，当国际关系面临摩擦甚至对抗时，政治目的在政府诉求中的权重更大。
以上因素在不同的客观条件和历史环境下，对政府诉求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作用的主次地位不断地转换，从而带动政府诉求发生转变。
维护政权统治是政府诉求的核心目标和首要前提，这个目标得到保障时，政府诉求可能是军事安全或是政治独立，也可能是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国家安全永远是政府主要关心的问题，政府诉求的终极目标在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国民福利的增加。
政府诉求有时是显性的，是人人皆知的政府目标，但它又常常是隐性的，是暗含在经济政策背后不公开的秘密。
尽管是秘密，由于政府诉求是内生的，因而是可实证的。
政府诉求客观存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只要政府存在，政府主体的利益客观存在，政府诉求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并发挥作用。
（二）政府诉求在转轨决策中的影响
政府诉求对经济决策的影响与政治结构密切相关。
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下政府诉求的影响相应地弱化，转轨国家则不同，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与制度环境中，政府诉求对转轨决策的影响格外突出和关键。
经济转轨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与以往的改革或改良不同，它是经济制度、经济环境、经济运行方式的整体性改变。
总体来看，转轨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实施的强制性制度改变，这一转变主要是依靠政府命令和法律的形式引入并实现，因此，转轨中政府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转轨的决策人和推动者。
正是转轨中政府的决定性和主导性作用，决定了政府诉求在转轨决策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根本动因是改变制度环境、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转轨政策的制定理应朝向效率目标，但是，以产权结构、资源配置方式等经济制度调整为内容的转轨政策往往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
由于利益不一致的客观存在，几乎不存在任何对全民都有利的转轨决定，转轨政策总是非帕累托改进，政府决策的过程事实上是政府分配利益的政治过程，它可以选择少数资本家为利益集团，也可以选择大多数民众为利益集团，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要达到什么目的，即政府诉求是什么。
可以说，转轨时期对政府决策起到关键性影响的是政府诉求，有什么样的政府诉求，就会产生与之相应的转轨决策。
二、俄罗斯激进式转轨的政府诉求分析
俄罗斯的激进式转轨主要体现在初期实行的“休克疗法”，具体内容包括产权私有化、价格和贸易自由化、紧缩货币和财政平衡等。
这套综合性转轨政策显示出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激进特点，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主动性及强制性，无论是经济自由化、稳定化还是私有化，都是政府有组织地、以法律和命令的形式制定并实施的，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供给的特点，反映出政府的主动性和决心；其二，转轨的速度，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是全面迅速地展开，这体现了政府决策人期望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经济制度及内部机制转型的目标；其三，转轨的全局性，从产权结构的调整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整体性的全面出击；其四，转轨的彻底性，俄罗斯经济转轨从产权结构这一经济制度的根基开始，是经济制度环境的改变及利益结构的根本调整，其意义是经济质的根本性改变。
那么，叶利钦政府为何选择如此激进的方式启动转轨？
以往研究主要揭示了其客观原因，例如实行休克疗法是经济形势所迫，以及为了获得西方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俄政府不得不采取由他们提供的以“休克疗法”为核心的一揽子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建议，等等。
[6]本文关注的是，促使叶利钦政府选择激进式转轨的主观动机和目标，即政府诉求，其成因及影响。
（一）俄罗斯激进式转轨的政府诉求：
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
1991年叶利钦就任俄罗斯第一位总统，在就职宣誓的最后他说道：
“对于我来说，在选举中获胜并不是战胜政治对手的胜利，而是为顺利完成我此生和我们大家共同的重要事业——复兴新的、民主的俄罗斯——提供了条件。
我要把一切必须做的事情都作好，以便本着人民依法做出的选择，保证民主过程不被逆转，并依法制止妄想修正民主选择的一切企图。
”[7]叶利钦所谓的“民主过程”的核心是指俄罗斯完成的宪政制度转型，即由社会主义制度转向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
尽管新制度已经建立，但却面临着来自俄共反对派的强大威胁，俄共在遭到政权瓦解后，仍然拥有强大的社会政治基础，这是激进改革派所不能敌的。
为了阻止俄共左翼重新获得政权、实现民主政治进程不被逆转，“摧垮原经济制度的基础、迅速建立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成为新政权实施转轨的重要目标。
这一目标的确立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条件和环境综合作用下的决定，具体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1．思想基础
俄罗斯经济转轨启动前后，叶利钦及盖达尔等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俄罗斯转轨的任务之一就是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
叶利钦政府之所以选择激进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并试图建立改革的不可逆转之势，首先是受到了政治信仰和思想意识的主导。
激进改革派追求的目标是彻底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并迅速向西方宪政的市场经济制度转变，正如叶利钦本人1991年7月在纽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宣称的：
“俄罗斯做出了自己的最后选择，它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它也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要走美利坚合众国所走过的道路。
”[8]
彻底告别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转变，是决定叶利钦政府选择激进式转轨道路并试图使改革不被逆转的关键因素。
2．政治约束
俄罗斯有着历史最久的社会主义制度传统，相应地，摆脱旧制度的过程带来了民族共识的破坏和不同社会力量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如果说与共产主义的决裂和回归欧洲对东欧国家来说是社会共识的话，那么苏联的解体对俄罗斯来说则是矛盾激化、社会解体的主要原因。
1991年叶利钦领导的民主派夺取政权后，并未形成占绝对优势的领导地位，俄共依靠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控制优势，严重威胁到叶利钦政权的稳定。
当政权稳定面临威胁时，经济政策将成为政治的“人质”。
为了维护和巩固既得的政治支配权力，遏制俄共东山再起，民主改革派所能做的，是加速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特别是要加快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速度，从根本上摧垮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达到体制转轨不可逆转的政治目的。
对此，前苏联总统高级顾问、俄科学院通讯院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这样评价道：
“叶利钦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目的上，还是在达到目的的方法上，都与改革毫无共同之处，它的最大目的就是尽快摧毁被等同于苏联的过去的社会主义，回到一切都由‘无形的市场之手’操纵的资本主义，实现这些都要靠‘革命’手段即全面实行财产私有化”。
[9]
3．经济原因
促使叶利钦政府选择激进方式转轨的内在原因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府目标。
国家/政府存在的一个重要功能及其存在的意义，是提供一套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则和制度，市场经济制度被实践证明是优于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所有其他类型的经济，因此，俄罗斯改革的方向明确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
但是促成叶利钦政府采取激进方式转轨的直接原因是俄经济危机，“休克疗法”被看成是挽救经济危机的重药。
转轨初期俄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继续下降的趋势。
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2%，实际国民收入下降4%，到了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3%，国民收入下降11%，工业生产下降2.8%。
[10]此外，国家财政巨额赤字、消费品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锐化、通货膨胀加剧等残酷的经济现实决定，实行局部或部分的按部就班的渐进转轨已经是不现实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商品短缺问题，经济自由化是最终出路，通过贸易自由化措施扩大进口渠道、提高进口数量，从而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商品短缺危机。
价格市场化是市场存在的前提和市场经济的基础，因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是首要的，自由化的速度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产权的改革步伐。
在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是政府做出的重要政治选择，可以说转轨的过程就是私有化的过程，在做出了大规模、大范围私有化的决定之后，与之相适应的价格自由化政策也随之产生。
客观地看，俄罗斯转轨初期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休克疗法”具有双重功效：
有效地解决短缺危机、通胀危机，同时伺机快速地完成经济制度的转型。
4．外部环境
俄罗斯的激进式转轨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及国际金融组织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在经济陷入危机、政治面临俄共挑战的形势下，叶利钦政府急需得到外部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
叶利钦当政后尤其在其担任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俄罗斯对西方基本是采取“一边倒”的政策，首先是不断谋求高层会晤，一再向西方声明其建立民主开放的市场经济的政治主张，以此获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好感和认同；另一方面在国内发生政治冲突时寻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声援。
从这两方面看，叶利钦政府的目的基本达到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激进式转轨给予了重要支持，1992年至1995年期间美国政府向新独立国家ННГ提供的经济援助达127亿美元，其中俄罗斯获得30亿美元的直接援助[11]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政府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还为俄罗斯经济转轨提供了技术支持、人员配备、专家指导等，“休克疗法”的转轨政策就是由西方专家设计而成。
在美国等西方世界看来，叶利钦政府是俄罗斯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转化的倡导人和领导者，因此应该得到西方的支持，而叶利钦政府也正是充分利用了西方的这一动机来促进其自身利益目标的实现，这就是依靠西方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取得维护和巩固既得政权斗争的胜利，同时迅速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并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中。
（二）“政府诉求”视角下俄罗斯激进式转轨的客观必然性
以往在评价俄罗斯的激进式转轨时，学者们常常关注转轨政策本身，指责叶利钦等激进改革派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过度迷信，照搬教科书中过于简单的市场经济模式，制定了错误的转轨政策，从而未能实现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改革目标。
对此俄经济学家马乌指出：
“认为俄罗斯转轨政策是彻底实行某一计划的结果，而这一计划是由专家学者们拟定的，他们选定了某种经济理论，并且这种理论被应用到实践中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是理解俄罗斯经济转轨中普遍存在的误区。
经济顾问在做出决定时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做决定这是政治家的事情。
决定政治家做出决定的首要因素，绝不是理论和历史的考虑，而是如何平衡社会各种力量和利益集团，以及必须解决的具体的政治任务。
对刚刚走上市场改革道路的国家来说，经济政策的形成是一个空前复杂的过程，围绕改革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决不是引用哪一种教科书的斗争。
”[12]
转轨中的政治约束主要来自政府决策人这一利益主体，政府是自利的，它客观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无论采取激进式转轨还是渐进式转轨，维护和巩固既得的政治权力是改革发动者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在俄罗斯，转轨具有推翻旧制度并建立新制度的革命性质，从根本上彻底告别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转向西方宪政的政治体制是激进式转轨的根本目的和真正意义之所在。
由于俄罗斯拥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制度基础和观念，而缺乏对市场经济的足够的思想、观念和心理准备，尤其是由于存在结构复杂的既得利益集团，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型严重缺失“不被逆转”的保障，在这种初始条件下，作为俄罗斯的第一位总统，叶利钦在第一个任期内的首要目标是建立社会经济转型“总和不确定”条件下的“不被逆转”，[13]而大破大立的“休克疗法”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的经济手段。
从政府诉求的视角出发，俄罗斯的激进式转轨显示出其客观的合理性及必然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俄罗斯经济转轨启用激进方式，即使是不合适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
[14]
历史地看，以“休克疗法”为发端的俄罗斯激进式转轨迅速冲垮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基础，并建立了新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模式和框架，俄罗斯经济转轨和民主改革不可逆转的基础已经建立，叶利钦基本完成了建立俄罗斯转轨不可逆转的历史性任务，有如他在辞职讲话中所讲的：
“我已经完成了我一生的主要任务。
俄罗斯永远不会再回到过去，俄罗斯将永远向前迈进。
”[15]
三、结语
本文提出了“政府诉求”这一解释经济转轨的新视角。
从“政府诉求”视角看，俄罗斯转轨初期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有其客观的必然性。
处于“革命”性的历史阶段，叶利钦政府确立了“摧毁传统制度的基础、迅速建立新制度，使改革不可逆转”的目标，而采取大破大立的激进转轨政策，正是实现该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随着改革不可逆转逐步建立，到了普京时期，俄罗斯转轨转向了渐进的方式，即由自由市场经济转向了可控市场经济，在坚持自由经济的原则下，加强国家/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调节，同样从“政府诉求”视角看，这是普京政府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有效途径。
如果说叶利钦时期的政府任务是摧毁旧制度并迅速建立新制度的话，那么，普京政府的任务则是如何继续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并使之有效运行，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国民福利提高这一转轨的最终目标。
基于俄罗斯的现实条件，采取可控的市场经济是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有效手段。
“政府诉求”理论视角具有一般性，它是客观、合理、科学地解释转轨政策的方法和途径之一，值得对此关注并加以研究。
（责任编辑卢冠霖）
殷红，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
[1]波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W·科勒德克系统地论述了转轨首先是政治过程，其次才是经济过程的观点，从而将转轨经济的研究视角转向了政策制定的背后——政治过程。
国内学者樊纲以公共选择视角剖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公共选择过程。
徐坡岭教授则系统地论述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公共选择过程，他指出，俄罗斯转轨以来经济形势的变化与转轨政策密切相关，而转轨政策的制定和演变是各方利益主体公共选择博弈的结果，从而把研究视角转向了经济转轨的公共选择过程，将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公共选择过程的分析纳入转轨政策的政治经济研究中。
参见[波兰]W·科勒德克：
《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樊纲：
《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徐坡岭：
“俄罗斯转轨以来经济走势的公共选择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3期。
[2]“政府”在本文中是指以总统或国家主席等最高行政首脑为核心的领导班子，是忽略内部利益分歧、只拥有统一的共同意志的集体。
[3]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布坎南指出，“政治家和官僚同样是经济人，这些人的行动与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私人并无不同，他们的行为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以政府经济人为理论基点，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是自利的，它谋求私利的最大化，如巩固政权或谋求连任，因此政府干预经济不仅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反而因谋私而遭致利益集团俘获，造成政府失灵致使经济效率受损。
参加[美]布坎南：
《自由、市场和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6-27页。
[4][英]帕特里克·邓利维，布伦登·奥利里：
《国家理论：
自由民主的政治学》，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页。
[5]俞可平：
《政治与政治学》，北京：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6]关于俄罗斯采取激进式转轨的客观原因分析参见程伟：
“俄罗斯经济转轨成效审视”，《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7期；冯绍雷：
“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路径及其走向”，《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3期；陆南泉：
“叶利钦时期经济转轨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思考”，《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7-8）期；徐坡岭：
《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经济政治过程》，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郭连成：
《俄罗斯经济转轨与转轨时期经济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年。
[7][俄]米·科金：
《风雨兼程——俄罗斯转型启示录》，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8][俄]鲍里斯·斯拉文：
“当代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诠释”（《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国际基金会．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32-133页。
[9][俄]瓦季姆·梅德韦杰夫：
“改革曾有成功的机会”，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国际基金会：
《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10]郭连成：
《俄罗斯经济转轨与转轨时期经济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9页。
32和42亿的贷款，占经援总额的57%；
[11]К.Менгес,АмериканскаяпомощьРоссии（1992-1996гг.）//Вопросыэкономики,1996№4，с:
113[12]В.Мау,Российски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реформыглазамизападныхкритиков//Вопросыэкономики,1999№11-12.[13]程伟：
“俄罗斯对外战略决策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5期，第8页。
[14]程伟：
“俄罗斯经济转轨成效审视”，《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7期，第29页。
[15]Главноеделосвоейжизниясделал.ОбращениеБорисаЕльцинакжителямРоссии.//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6января2000г.）,www.ng.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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