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局党组学习会党课材料如何做到深入调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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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局党组学习会党课材料如何做到深入调研

农业局党组学习会党课材料：

如何做到深入调研

如何做到深入调研

——学习和发扬刘少奇同志1961年回乡调查的方法和作风

　　5月3日-11日，我有幸参加了市直机关基层党组书记培训班，其中到韶山参加了现场教学，参观了伟人故里，接受了红色革命圣地理想信念教育。

　　特别是毛主席的家风家规和刘少奇同志1961年回乡开展调查给我的教育颇深。

针对局党组在群教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查找出的调研不深入的问题，在参观学习中找到了答案。

今天，在这里与大家共同探讨学习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课题。

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刘少奇同志1961年回乡开展调查的方法值得学习借鉴

　　1961年，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

他的调查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为什么进行调查、如何进行调查、怎样才能通过调查得到真实的社情民意而不是虚假的资料信息，至今仍然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重要的指导性。

尤其是他当年为了揭露、批评和制止“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而说的那些切中时弊、发人深省的话语，同样是我们现在兴利除弊、端正党风的警钟和明镜。

　　1959年-1961年，我国内忧外患，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非常时期。

从1959年2月以后，忍饥挨饿的人就逐渐多了起来，并开始发生患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的现象。

到1959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粮食可以周转调运。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正式确实对国民经济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同时，毛泽东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1961年3月23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第一书记，必须纠正那种满足于看报告、听汇报、以感想代替政策的作风。

　　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

他带头深入基层，在1960年就先后到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江西、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省市调查研究;1961年3月中旬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以后，从4月2日至5月15日又到湖南省进行了为期44天的农村调查。

　　刘少奇刚到省城长沙市，就对省委负责同志说：

“我们这次下乡搞调查研究，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群众心里会怎么想?

哪个还敢向你讲真话啊!

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

”随行的工作人员要到县上去“打前站”或者给县委提前通电话“打招呼”，也都被刘少奇制止了。

他说：

“你们不要帮倒忙。

你这里虚张声势，他那里就会弄虚作假!

我这次要下决心搞调查，不能隔靴搔痒。

要像当年在革命老区那样，一杆子插到底，在老乡的田间、地头、场院、炕头和他们谈谈家常，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这样比听汇报、看材料要好得多!

如果靠听汇报、看材料来当领导，下决心，发指示，是很危险的;长期如此，不加以改变，我们是会灭亡的。

”刘少奇还说：

我们这次下乡，不是来搞恩赐的，也不是来走过场的，而是来当群众的小学生，和群众一起商量如何战胜目前的困难。

要入乡随俗，绝对不能搞特殊化。

如果摆阔气，穷讲究，指手划脚，盛气凌人，是听不到群众讲真话的。

搞调查，就要尽可能地把情况搞清楚：

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坏，又坏到什么地步。

关键是不要轻信，不要盲从，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的情况。

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

　　然而，当时“五风”不仅泛滥成灾，而且积重难返，甚至在一些干部中恶化成为一种习惯势力;使群众没有机会讲真话，也不敢当面讲真话，只能在背后发牢骚;使刘少奇这次调查也遇到了重重阻力。

例如，在全省红旗单位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自以为是，瞒上压下，事先召开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一汇报口径，封锁群众嘴巴，对刘少奇报喜不报忧。

在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食堂，也有人制造假现场，用虚假的富足来糊弄刘少奇——临时从别处拿来一块猪肉、两条活鱼、一壶菜油放在食堂;结果，刘少奇的一位亲属第二天就告诉他：

“您老人家前脚刚走，猪肉、菜油就都让人拿走了!

”

　　面对这种以假乱真、真假难辨的场景，刘少奇忧心如焚：

我在自己的家乡要了解一点真实情况，竟然也这样难!

这正常吗?

到底是怎么啦?

他主动找天华大队党总支书记谈心，开导她正确对待荣誉，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勇于改正错误，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

刘少奇对基层干部们说：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现在有一股风气，一切从上级的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请大家对我一定要讲真话!

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如果不顾群众的疾苦和饥饱，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我们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只是靠命令来维持的。

如果群众对共产党失去希望，那是很危险的!

　　刘少奇懂得，谎言不能凭借权力就变成真理，假象也不能通过包装就变成事实;如果情况不清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或者文过饰非，讳疾忌医，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渴求真话，渴求与群众谈心，渴求得到真实的社情民意。

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甚至惊世骇俗的行动。

　　刘少奇到宁乡县农村调查时，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养猪场的饲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白天下乡，晚上在蜡烛照明下办公，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铺了稻草的木板床;回到县城，也是住在县委会议室，睡的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就是不住县委招待所。

后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他又住在大队部，睡的是用两张长条凳架着两块门板拼接起来的“床”，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二十分钟车程的省委宾馆。

他还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中了毒。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小学四年级一个10岁的学生，经常饿肚皮。

爸爸被公社调去修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连累带饿变瘦了。

妈妈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走不动。

为了能够吃一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就悄悄多拿了一钵饭;又写了一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

打倒刘少奇!

”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

民兵们“破案”以后，说这是反动标语、现行反革命行为，要把他挂牌游乡坐牢房，并对班主任和校长要进行严肃处理。

刘少奇在炭子冲早晨散步时，亲眼看到了这张纸条。

他对工作人员说：

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群众的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

这几年我们犯了错误，群众当然不满。

你还不许人家骂娘?

小孩子吃不饱饭，就有怨气。

不要开除他的学籍;更不要责怪校长和班主任，不要停职反省。

如果我们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话呀!

接着，刘少奇又派人把这个小学生找来，并笑着把他拉到身边问：

“你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

”孩子讲了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

刘少奇又问：

“你说，公共食堂好不好?

”孩子说：

“好个屁!

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

”刘少奇听罢，苦涩地笑了起来，并对周围工作人员说：

“好了!

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有蔽掩的真话了!

小孩子天真无邪，把群众不敢说的话和盘托出，宝贵得很呀!

”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老百姓懂得“真佛面前不烧假香，真人面前不说假话”的道理;目睹耳闻刘少奇这样真心实意地访贫问苦、自律自责、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的言谈举动和公仆情怀，只有掏出藏在心窝里的真的话来回报自己的“平民主席”和“刘九”（刘少奇的乳名）。

老农们告诉他：

“去年（1960年）粮食减产，天灾有一点，但只有三分，塘里还有半塘水;七分是人祸，‘五风’都是人刮起来的祸害，就是那七分人祸!

”老农们还对刘少奇说：

“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

　　自古忠言多逆耳，从来阿谀无诚意。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晴天霹雳、振聋发聩的实话，使刘少奇陷入了深刻而沉痛的内疚和思考。

　　刘少奇回到北京以后，以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事实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坦诚地直言不讳。

他说：

有的同志敢讲困难，敢讲天灾，就是不敢讲人祸，不敢讲错误，更不敢承认中央有错误。

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各地情况不一样，更要实事求是，由群众去评价。

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

即使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

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党。

我们应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刘少奇还说：

“我们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

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

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

”

　　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承担了主要责任。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也都分别在大会或分组会议上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会议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努力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

　　观今思昔，温故知新。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求真务实，反对弄虚作假，不仅是我们党九十多年来经验教训的结晶，更是当今人民大众的呼唤!

　　二、从刘少奇同志的调查方法中获得的启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这句话,早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名言。

但他还有一句话: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这也是历史的箴言,尤应记取。

怎样才能做到“正确的调查”呢?

最近读到刘少奇1961年4、5月间到湖南宁乡、湘潭、长沙三县农村,蹲点调查44天的一些文献史料,感到他的这次调查,可谓“正确的调查”的一个范例。

　　50多年前,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还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以致出现了“大跃进”这样的失误,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在困难面前,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毛泽东组织和率领三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也先后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全党各级领导干部都迅速行动起来,调查研究蔚然成风,为党和国家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尽快渡过难关,发挥了很大作用。

　　那么,刘少奇在湖南农村的调查,有些什么显著特点和重要启示呢?

　　第一，立场：

真心诚意地尊重群众，问计于民。

　　调查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依靠谁的问题。

依靠谁，反映的是调查研究的立场。

立场对了，调查研究就不会是居高临下，而会真正把自己摆在向群众学习和请教的位置，诚心诚意地问计于民。

　　刘少奇的这次农村调查，可说是开宗明义。

在保留下来的这次调查的文献史料中，第一个文献就是1961年4月13日刘少奇在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他一开始就讲：

这次调查“是我们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到底是你们帮助我们，帮助中央，还是我们帮助你们?

第一，是你们帮助我们;第二，才是我们帮助你们。

你们不帮助县委、省委、中央，那中央的政策，省委的政策，县委的政策，就不会正确。

所以，中央也好，省委也好，县委也好，要靠你们帮助，就是说要靠老百姓帮助”。

很明显，搞调查，不是群众有求于调查者，是调查者有求于群众，有了这样的立场，对群众自然有一种敬畏谦虚之心，就会把深入基层，找群众座谈，看成是一种“学习”，看成是对群众的一种“打搅”。

所以，刘少奇在调查中总是说：

“我到你们这里来，也是商量一些问题，恐怕我再来调查，就更麻烦，找你们问这样，问那样，你们春耕忙得很，要插田了。

”“田里工夫忙不忙?

想耽误你们半天的工夫，同你们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