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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与新农村建设
《江村经济》与新农村建设
摘要：
农村问题是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一个症结。
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70年来，这个症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有不同的表现，但基本内核似乎变化不大，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变农民现状一直是核心问题。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以小见大，开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实际生产和生活过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握中国社会在当代条件下的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可能的应付之道。
它不仅为我国农村问题的分析提供了本土化理论，还提出了解决农村问题的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我们需要对以往的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进行不断地总结、思考，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新的实践，“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读《江村经济》。
关键词：
江村经济；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
今年是费孝通教授逝世一周年，也是他的江村调查70周年。
70年前，费孝通教授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了深入的实地研究，并在两年后写作出了着名的《江村经济》这一被国际誉为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着作，该书也奠定了他在人类学史上的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
《江村经济》一书是费孝通先生利用社会学、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系统地收集了村子里不同住户的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数据和资料后，整理出版的“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
“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
《江村经济》是一部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着作。
因此，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江村经济》已经成为当代学者研究20世纪初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不读的重要文献。
江村这个名字也随之闻名于世，成为现代史上中国农村的缩影。
近几年，“三农”问题一直是“两会”焦点和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它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还是我国当前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之一。
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可以说，新农村建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内容丰富，涵义深刻。
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行动纲领。
建设新农村，需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统筹谋划建设的内容、步骤和方法。
这就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不能脱离科学论证、不能不重拾经典。
寻找科学、合乎乡情的建设路径。
有感于此，我最近重读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虽然这本着作在时间上已经跨越半个世纪又二十年，但当我重新品味20世纪初期先辈学者对于中国农村的调查和思考。
仍能深切感受到费老对江村的研究给予我们当下探索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意义。
一、《江村经济》一书为正确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1、《江村经济》一书是在中国实践中形成的本土化理论与方法经典
社会学和人类学传入中国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
然而，直到30年代中期，这两个学科的知识传授理念是将它们作为西方学科知识来予以传授的，留洋学者们基本上是机械地照搬和运用欧美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此，费孝通先生深有感触。
他说：
“现在中国社会学的学生免不了有一种苦闷。
这种苦闷有两方面：
一是苦于在书本上，在课堂里，得不到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一是苦于现在的一般论中国社会的人缺乏正确观念，不去认识，话愈多而视听愈乱。
”他也认为“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意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适当的阐述。
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
”这段话是费孝通先生创新社会学、人类学话语分析理论心迹的真切表达。
从费孝通先生接触和接受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再到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认识和剖析中国农村社会，形成自己的理论认识，直到完成《江村经济》，他作为早期杰出的人类学学者认识发展的逻辑轨迹是十分清楚的。
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接受两方理论与方法）——实践（产生现实疑问）——再认识（寻找新理论）——再实践（运用理论于社会实践）——新的认识（自己经验的抽象）的逻辑思维线索，对我们正确处理理论运用与实践创造的关系具有方法论的启发。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在欧美人类学、社会学的影响下，完成乡土化认识的一个结果，在我国社会学理论创新中的贡献为世人瞩目。
2、该书开创了社会学人类学的新价值取向——对本土文明社区的关注
费孝通先生调查的江村本名开弦弓村，地处长江流域太湖东南岸的吴江市七都镇。
是一个典型农业加手工业的江南农村社区。
享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着称，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丰腴，适宜栽桑养蚕和缫丝织绸。
南宋时已是“耕桑之富，甲于江浙”。
明清两代，太湖南岸的蚕桑生产处于鼎盛时期，明代“辑里丝”就是上贡和出口的优质丝。
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开弦弓村周围的集镇出现了因经营蚕丝业而发家，为世人所瞩目的豪富阶层，形成近代中国最大的丝商群体。
历史上蚕丝业一直是当地最主要的生产事业和百姓衣食之源，经济之支柱。
与农民休戚相关。
同样，产茧、缫丝、织绸成为当地早期T业和出口贸易的雏型。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陈述了调查开弦弓村的理由：
“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
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
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工业化是一个普通过程，目前仍在我国进行着，世界各地也有这样的变迁。
在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更有其实际意义，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
通过上面对江村的描述，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经济繁荣、发展较快的地区。
而《江村经济》就是要用功能主义学说分析“江村”这个社区的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
一举突破以往人类学家研究非西方所谓未开发的“野蛮社会”的传统视野，着力解剖本土的“文明”社区，从而实现了社会学、人类学族群研究和文化研究真正统一的价值拓展，使社会学、人类学真正有了跨文化视野。
这个认识，长期以来被研究《江村经济》的学者们视而不见。
费孝通先生这种对社会学、人类学价值的张扬，也曾为两方的一些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所置疑，甚至责难，这些人中还包括费先生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一些学生。
南此从反面说明，费先生的《江村经济》是对西方传统社会学、人类学价值目标作了“离经叛道”的改造，开了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价值追求中的新风气，这个新风气就是从过去被困禁在研究野蛮人的牢笼里冲出来，进入开阔庞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
中国的乡村社会既有族群之别，又有文化之异，还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这种民族的、地域的和历史的特点，与社会学、人类学本土化的关系十分紧密。
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价值取向体现在对乡村社会的认识和改造上应该是关注现实问题，回答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发展问题。
二、《江村经济》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我国农村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
1、深刻认识到我国乡土工业存在的必要性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通过对开弦弓村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中认为，传统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古老的社会群体，而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具有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内涵，是农工混合型的乡土经济结构。
农民与土地相依为命，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并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生存方式，而维系自给自足的主要形式则是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相互结合。
在农村家庭中农业、副业和手工业已是一个普遍现象。
他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
这一基本论点乃是中国社会学派以后分析中国问题的全部出发点所在，从而贯穿于费老以后的一系列着述中。
在一九四八年《乡土重建》中，这一命题表述“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
可是传统的工业都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
……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
也只有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同时也使传统的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并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
”换言之，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产是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更不可能养得起整个地主阶级并支撑繁荣的城市消费经济。
所有这些之所以可能，乃是靠乡土工业之补充。
因此，一旦乡土工业崩溃，中国社会的各种潜在矛盾必然不可收拾。
2、认为我国农村和土地问题的根源是乡村工业的崩溃
费孝通先生分析了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副业凋敝，深刻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社会的变革。
他深刻地指出，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是手工业的衰落，表现在经济破产，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的问题上来。
对此，他提出了一个卓有远见的观点：
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扩大农民收入来源来解决中国农村和土地问题。
他认为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农村真正的出路在于乡村工业，这种乡村工业就是深藏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草根工业”。
继而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
在“蚕丝业”这一章里，费孝通描述了蚕丝工业中工厂取代家庭手工业是一个普遍过程，并不限于这个村庄，预示着中国乡村工业的未来趋势。
在开弦弓村，蚕丝业作为农民“上供赋税，下给俯仰”的家庭第二主要收入来源，“户户栽桑，家家养蚕”，农业和手工业牢固结合，形成“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虽然具有较强的自我生产，自发组织能力，但由于分散性、封闭性，千家万户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江村经济》中我们还看到蚕丝业的技术变革引发社会组织和社会原则的变革，又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迁。
民国后，由于日本缫丝工业的迅速崛起，尤其在3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生丝产量占世界80％以上，加上人造丝的发明及大量廉价供应，国内缫丝技术滞后，同时，受日本丝倾销影响，出口受阻，使得中国丝业日渐衰退，开弦弓村的蚕丝业受到极大的冲击，深深地影响了农村人民的生活。
当然也受帝国主义入侵及西方列强工业的扩张之影响。
费孝通看到由于世界经济萧条及丝绸工业中广泛的技术改革引起了国际市场上产生丝价格的下跌，进而引起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口粮短缺、婚期推迟以及家庭工业的部分破产。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是中国农民们已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正是乡土工业的崩溃，而乡土工业的崩溃则是因为西方工业扩张进入中国使乡土工业无力与之竞争，土货的市场让给了洋货，在享乐上是提高了买得起洋货者的水准，可是同时却引起了乡村里无数靠着制造土货的工人们失业。
此外，乡土工业的崩溃还会激化传统经济里早就潜伏着的土地问题，因为中国的租佃制度并不直接建筑在土地生产的剩余上，而间接地建筑在农民兼营的乡村工业上，所以乡土工业的崩溃实在打击了中国“地租”的基础。
一方面，地主并没有丧失他收租的权利。
相反的，因为西洋舶来品的刺激，更提高了他们的享受，消费增加，依赖于地租的收入也更不能放松。
但另一方面，佃户们眼里的收租者却变了，成了来要他最后一颗谷的催命鬼。
中国社会的阶级冲突空前激化。
3、提出我国农村和土地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恢复和发展乡村工业
土地问题一直是农村社会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不是别的，乃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所激发的反抗。
由此，解决中国问题最紧迫而必须的第一步是土改、减租、平均地权。
但这仅仅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如前所言，中国农民单靠种地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与其他学院派学者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费孝通认为农村问题的出路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发展乡村工业。
只有这种道路才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和复兴中国经济的根本道路。
土地革命自然是必要的，但只能缓解农民的痛苦。
正如他在《江村经济》中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革命，减收地租（即当今的税收），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
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
”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程。
中国乡土工业的转化这一社会重组过程不能摹仿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式，而应建立在农民们“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以使经济发展惠及最普通的广大农民，而非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中。
同时这种工业化方式一定要以农业为依托。
在此之后。
费孝通本人也多次重访江村，从江村的一系列变化中，看到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推动农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这与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两个趋势异曲同工。
4、城乡统筹发展和小城镇思想已经初见端倪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虽然是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村庄单位内进行的，但是，他并没有把它作为封闭的、孤立的单位来研究，而是将它看成一个开放的体系。
在他看来，传统中国的乡村和城镇是对立的，这种对立的格局导致和加剧了中国乡村经济的恶性运行。
费孝通在对江村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之后，就有意识地循着社会联系等路径来考察乡村和邻近城镇在商贸等方面的关系。
《江村经济》详细描绘了中国江南农村的生产、生活、分配、交换，以及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
它详细分析了作为江南农村重要商品生产和农民重要收入来源的蚕桑业，分析了在蚕丝女校教师帮助下建设起来的小型缫丝工业，体会到只有发展了商品生产、发展工业，农民才能富裕起来。
书中写道：
“在这个村庄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是如何进行的。
……尽管它遇到了很多问题甚至失败，但在中国乡村工业未来的发展问题上，这样一个实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可以想见，这对费孝通教授以后十分重视乡镇企业的研究有深刻影响。
他看到农民的日用品是如何从镇上购买、多余的农副产品又是如何到镇上销售的。
村里有人做“航船”（小帆船）生意，“航船”每日在村镇之间往返，担负着乡镇之间的购销任务。
农民缺钱交租时不得已要到震泽镇放债户去借高利贷。
农民有的要到镇上做小生意、开小商店，村里没有多少劳动力分化的余地。
这本书也写到了农村问题的焦点——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更加生死攸关的问题。
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土地改革，解除农民的痛苦，我们与外国侵略者斗争的胜利才能有保证”。
不难想见，这样的研究对费孝通教授深刻认识农村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发展工业（后来成为广义的二、三产业）、必须向城镇发展的认识有多么深远的影响。
多年以后，他又在这里看到商品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如80年代初期发展养兔业遇到兔毛滞销，农民杀兔等），这样，启发费孝通教授进一步发展城镇流通等服务业的重要，决心将下一个研究放在小城镇上面。
在开始研究小城镇时，费孝通教授就多次谈起“江村”的情况，谈起江村的“航船”在镇与乡之间作农民需要的生意，讲起农村的发展需要小城镇。
他说：
好比一个细胞，镇是细胞核，附近的乡村是细胞质。
研究小城镇就是研究农村的发展，是在农村发展的研究上“上一个台阶”。
三、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费孝通先生在三十年代所得出的这些初步看法，其突出之点在于，它力图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道路。
正因为如此，它慧眼独具地抓住了乡土工业这一人所忽视的现象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一个中心环节，指出了它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
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在当时中国乡土业几已完全崩溃的状况下，费孝通先生不但没有认为这是什么无可挽回，势所必然之事，反而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化，最终仍将落实剑中国传统乡土工业的改造和发展这一关键环节上来。
换言之，费先生跨出的第一步，即已不同凡响地提出，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或将相当不同于西方大师们所“发现”的历史规律或普遍发展道路。
费孝通先生深入解读中国传统社会，认识到中国是乡土性社会，农民与土地关系构成中国的特殊性。
因此，以工业重建乡土，进而解放农民，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
继江村之后，他继续对农村问题进行关注，他把20世纪三十年代发展农村工业的学术主张最终成为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星火燎原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热潮。
也从中看出，九十年代乡镇企业中的股份合作制，其组织与分配形式上，与开弦弓村生丝合作社有异曲同工之处。
他的《江村经济》使我们认识到，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如何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将产生直接影响。
除了上述的乡村工业可以吸收部分劳动力以外，还应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和城市，积极推进农村的城市化进程。
可见，费孝通先生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观察和思考。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学迈出的第一步，有些问题都还只是初步提出，尚未进行深入的分析。
但尽管如此，《江村经济》一书已经充分展示了中国社会学在农村社会研究中的高度原创力，在当今对我们农村问题的解决仍具有很大借鉴作用，可以说是一部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示范之作。
特别是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当我重读这本着作时，使我对新农村建设问题又产生了一些认识和思考，更加明确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举措
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新时期改革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
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农村。
“三农”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不能实现全国现代化，不能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点，明确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而且还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之首；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着名的“两个趋向”论断，并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紧接着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提出到“两个趋向”论断，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和国家在调整城乡关系、解决“二三农”问题的脉搏。
上述三大概念的产生具有明显的逻辑关系层次，三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从战略决策思路演变到具体化的过程。
统筹城乡发展是党和国家调整城乡关系的一种战略思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是党和国家调整城乡关系的一种战略取向，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落实统筹城乡发展、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战略举措，它是将战略思路、战略取向进一步具体化，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必要途径和重要手段。
在现阶段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缩小城乡差距，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政策内容。
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用新农村建设统领“三农”工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新农村建设需要理论指导
“五四”运动以后，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中国必先救农村”的理想信念，投身农村调查研究，如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薛暮桥、费孝通等；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了历时近十年的乡村建设运动。
这些实践，产生了一大批理论成果，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等。
这些学者为我国农村建设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理论，从而确保了我国农村建设道路的正确性。
他们提出的理论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如费孝通先生的发展乡村工业及小城镇理论等等，至今我国农村还是基本沿着这样的思路发展的。
虽然这些理论仍具有现实意义，但毕竟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环境和条件与旧中国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那时的理论已经不能全面地分析和解决当今的乡村建设问题，我们必须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寻找与时俱进的理论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要完成这一任务，同样需要大批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深入乡村调查研究、试验示范，进行理论的升华。
一些国家的乡村建设，由于理论落后于实践，或多或少走了弯路。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3、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
《江村经济》强调农村变革中的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始终突出对变革中农民利益的阐述，显现了作者唯物史观的历史本体论价值。
而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同样要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因此，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使新农村建设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
民心工程就必须农民做主，也只有农民做主才会真正赢得民心。
建设新农村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相信农民、依靠农民，积极推进村民自治，放手让农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新农村建设中的具体事务，变“要我建”为“我要建”，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其内生的改革意愿和外部的改革推动有效结合起来，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从而提高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因为只有农民自己才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只有农民自己才最具有对自身命运的发言权，也只有农民才更能为自身群体的前途负责，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民创富活力的涌动，才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不竭的智慧及力量源泉。
很难想象，没有农民的积极参与，未能体现农民主体地位，“新农村”会走向何处。
不必讳言，导致“三农”问题的症结之一就在于，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为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
由于农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处于依附和依赖的地位，任由国家和集体大包大揽，农民缺乏必要的自主性、主动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缺少必要的竞争压力和利益动力，从而导致了农业的相对困顿。
从这种教训来看，只有充分发挥农民对于自身命运的主宰作用，让农民成为创造财富、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主体和主要推动力量，才能使他们真正成为变革的核心力量，也只有这样，新农村建设始可得以期待。
4、新农村建设要继承和发扬费老的“志在富民”的遗志
费老早年就立下了“志在富民”的理想，并矢志不渝地追求这一理想，这是费老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和学术研究的动力。
半个多世纪里，费老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行重行行，他行到哪里，就研究到哪里，就把致富的信息传递到哪里。
他沿着村庄——城镇——区域发展的轨迹不断深入探索乡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概括总结了农民实践进程中的经验，提出了农民致富的多种模式。
他的研究领域，从农村到小城镇，再到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在诸多方面都有独到精辟的见解，先后写下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小城镇，大问题》等传世之作。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费老继承了我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把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员，肩负着社会的责任，要把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因此，费老的学问不是象牙塔中的空中楼阁。
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变革的实际，费老的研究，为改革开放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助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也正是通过对这种“有用的知识”的孜孜追求，费孝通同志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费老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为我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卓越贡献。
今天，我们重读费老的《江村经济》，对这位社会学的老前辈锲而不舍的严谨学风和贴近农村，贴近实际的工作态度，深感敬佩，更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特别在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更需要研究者坚持做“田野”工作，作实地调查，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把握时代脉搏，感受实践呼唤，对民生和社会高度负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都应该具有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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