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失败的原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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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
1945-1949年，国共两党间的历史纷争……光明与黑暗、民主与专制、和平与战争、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论战。
那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截然不同阶级的利益，而不同阶级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那么，战争也就不可避免”。
解放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战争，这次空前规模的战争却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胜败分明，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这样一场战争为何最终爆发而不可避免？
这几乎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历史的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王树增的理解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曾经和谈，美国人还来中国帮助和谈。
蒋介石三次致电毛泽东请他去重庆谈判，而毛泽东因为担心美方撤离后，国民党军会立即发动内战，他甚至向到访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提出：
“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因为那时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国的援助，毛泽东认为只有美国人能够约束遏制蒋介石。
“但是，战争是政治对峙、政治较量、政治敌对的极端外化。
解放战争的历史线索
内战正式爆发是1946年的6月，以中原突围为标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象征着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的时间是什么？
是1949年的4月，中间仅仅隔了两年零十个月。
这个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解放战争，这样类似有点奇迹般的结局呢？
一、解放战争线索
解放战争，亦即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国民党称之为“抗共卫国戡乱战争”；中国共产党称之为“解放战争”，也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１９４５年８月至１９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此次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推翻了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并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则迁往台湾，至此形成台湾海峡两岸直至今日的长期分治及对立，没有统一。
第一阶段政治斗争阶段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曾经在重庆就是战是和，举行过谈判。
1945年8月，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前后三次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际、国内重要问题”。
为避免内战再起，国共双方代表曾先后签订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
因双十协定并未解决双方分歧的具体问题。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为进一步商讨和平建国遇到的实质问题，约集民主党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该会议最终通过五项决议。
1946年早春，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各项决议，中国出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难得的一次民主化进程。
它实际上是当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的特殊产物，缺乏在中国生存的现实环境。
在政协召开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曾经希望经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国民党囿于其一党专政的统治理念和自身执政的既得利益，对实行政协决议动摇反复，使国共两党间的疑虑经一度消解后重又加深，由政协开始的民主化进程在国共全面内战的枪炮声中终结。
国共两党，各有各的代表利益，由于长期对立，缺少互信，又各有武装，和平既不可行，便由局部冲突之星星之火化为全国范围燎原之内战。
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而言，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想法与实践不绝如缕，但中国从来就缺少养育这种制度的思想土壤与现实环境。
政协前后的民主化进程，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较为特殊的一次，它是在国共两党泾渭分明的政治分野以及长期武力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其可行性较之以往更少，失败亦更速
然而，国民政府派出军队进入东北地区及其他原日军占领区后，不承认前期已经进入该地的中共军队及其所建立政权的合法性，双方遂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奉命前来进行调停工作，虽曾达成国共双方共组政府的协议，但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张召开非常片面的国民大会，共产党及其他亲共党派坚决反对的情况下，短暂的合作再度破裂。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以突然袭击手段，进攻中共在中原地区的一个集结区，全面内战遂告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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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战略防御（1946年6月—1947年6月）
1946年6月26日，停战有效期刚过，国、共两党的军队在中原地区（湖北、河南交界）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长达三年多的全国内战就此开始。
国民党军队仍称国民革命军，共产党军队则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一时期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战略防御时期。
期间，国民党依靠优势兵力对共产党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但被解放军挫败。
蒋介石、陈诚也曾夸下海口，要"三个月剿灭关内共军"，结果，不但"共军"没有如期"剿灭"，青天白日下的"国军"却接二连三地在战场上倒戈，把枪口指向了行将就木的蒋家王朝。
经过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方面战斗减员约71万人，可用于一线作战的兵力由1946年6月的117个旅，下降至85个旅。
第三阶段——战略反攻（1947年7月—1948年9月）
国民政府的8个月的全面进攻并没有收到预想中的效果，解放军主力依然存在。
这样国民政府便做出新的战略方案：
重点进攻陕北与山东共产党根据地。
面对20余万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主动从延安撤退，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进入空城，谎报大胜。
同时解放军开始在陕北高原进行游击战，运动战，分别取得了在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等地的胜利，国民党方面经过3个多月的“蘑菇战”，即游动作战，军力、士气下降严重，最终放弃了陕北高原的战斗。
同时，山东的解放区遭到逾60万国民革命军的围攻。
由于国民革命军采用了齐头并进的战术，将军队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导致解放军的游击战术无法奏效。
但粟裕提出以山东解放军主力决战的方式粉碎围攻的方式最终被采用。
在孟良崮战役中，号称“王牌部队”的国民革命军整编74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阵亡，国民革命军全线撤退。
由此，人民解放军军力上升至280万人，装备了重炮兵与工兵，基本具备了同国民革命军决战的实力。
另外，由于国民政府集中兵力进攻延安及山东解放区，导致后方兵力空虚，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直接威胁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和武汉；陈毅、粟裕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
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这就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使中原地区由国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它带动了中国各个战场的战略进攻，整个战争格局从此发生根本的转变。
1947年7月，中共军队开始战略反攻，将战争引向广大国民党统治区。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名义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第三阶段——战略决战（1948年9月—1949年12月）
三大战役：
辽沈战役（辽西会战）、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和平津战役（平津会战）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失败，不但丧失大片控制的土地，国民革命军损失了主力近150万人，更有超过100万的部队与国民党政府官员起义。
国民党主力大部被消灭，余下的100多万已无力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
战略决战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夺取战争的彻底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中国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震撼了世界。
1949年4月21日拂晓5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九江东北）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击溃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4月23日解放南京。
它的解放更多的是一种符号意义，乃是推翻了所谓的“蒋家王朝”。
攻占了总统府，拔下了青天白日旗。
渡江战役后，各野战军立即按照中央军委的既定部署，分别向中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进军。
1949年4月解放军进军中南，至9月上旬解放鄂西、湘北、赣西北、赣南广大地区。
5月解放军进军西北，5月20日解放西安，7月解放兰州、西宁，9月解放宁夏。
同月25、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及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至此解放了西北全境，国民党只剩下西南一隅之地。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飞机直抵台湾。
至此，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大陆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年份。
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不畏强敌，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1949年成为中国近代史终结的一年。
最是仓皇辞庙日”，
我们知道谈判的时候蒋介石他个人的威望已经达到了他人生的顶点，因为经过八年的抗战，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员，他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没有人怀疑他，是这个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元首地位。
让他感到更自信的是他的军队。
我们知道在抗战的过程当中，国民党的正规军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支援，所以说在抗战结束的时候，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将近五百万人，这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况且装备非常精良，他的主力部队全是美式装备。
他的几个主力军连士兵的鞋带都是美式的，而且要知道，蒋介石可是名副其实的三军统帅。
他有强大的陆军，他也有相当规模的海军和空军，他的海军和空军是具有实战能力的。
二、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1、政治上失去人心
从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一直到抗战胜利，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来没有断过亡国灭种的危险。
一个接一个，始终有外敌。
这个外敌不是潜伏性的，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外敌的存在，使得知识精英哪怕对政府有诸般不满，还是对合法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的认同感，除了个别烂透了的北洋政权，比如张作霖的统治。
对于国民党政府，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以前是一直怀有期待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独立与评论》内部，有过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
像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这些老牌自由主义者，认为独裁虽然不好，但与其存在着无数个小独裁——军阀割据，不如有一个开明的大独裁，在中央形成一个开明的威权，以应付大敌当前的国难。
有了外敌，就容易形成精英与政府某种适当的合作关系。
抗战胜利以后，外敌基本不存在了，亡国灭种的威胁消除了。
政府不可能再制造什么外敌，很难让知识分子和国民为了国家的自由牺牲个人的自由，认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战后知识分子所一致认同的口号是“和平统一，民主建国”。
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多年的军阀混战与8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饱受了战乱之苦的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不希望政府通过打仗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而是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统一但蒋委员长却悍然发动内战。
国民党想通过打内战“戡乱建国”，自然很不得人心，首先让知识精英绝对无法认同。
到了抗战后期，大多数的中国人实际上有几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停止内战，中国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不能再打了；第二个要求是成立联合政府，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成立各党各派都能参加的政府；第三个要求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就是说国家应该向民主的方向发展，军队应该归于国家所有，而不应该是党派所有。
这三点应该是抗战后期中国人的普遍要求。
国民党都没有做到。
第一，对日抗战刚刚结束，国共内战又起；第二，国民党也没能团结所有党派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后来有两个小党跟着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参加了国民政府，一个是民社党，一个是中国青年党。
但是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跟共产党合作了，比如中国民主同盟，这是中间力量的主流，他们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拒绝参加国民政府，中国民主同盟甚至被国民党宣布为反动组织。
第三，“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个国民党也没有做到。
国民党的军队改了名称，但性质没改，最早北伐的时候叫“党军”，1944年以后又改名叫“国民革命军”，1945年以后改为“国军”，但是国军还是执行国民党政策的军队啊。
所以，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违背了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三个普遍要求：
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把中国放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中国是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政治衰败和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开始现代化起步的。
南京政权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挑战，来不及实现制度创新，厉行政治、经济、农村等各方面改革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只得向专制体制回归；于是丧失现代化导向，不但无法化解抗战胜利后的参与爆炸危机，反而发生合法性危机。
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引发社会对抗；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不向社会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也无力通过制度创新完成变革，结果丧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合法性基础。
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为期22年勉强维持“国家统一”的政治局面，而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情况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没有朝着孙中山制定的民主宪政的方向发展下去，中途却发生了严重变异，出现了“政治党化”，实行了党在国家之上的所谓“党治”国家，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理论彻底沦为了赤裸裸的“一党治国”，一字之差竟将中国带向了黑暗的深渊。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过于理想化，从理论上看，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是自成体系的，但这一思想体系是建立在一种理论假设之上，即执政的国民党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政治学中讲到绝对的权利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掌握大权的国民党党员缺少监督必然走向腐败，国民党政权走向一党专政不可避免；其次，国民党掌权的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民主的宪政道路很难真正的实施。
国民党的内核——三民主义。
民族、民权、民生。
它是宣示的立国的根本。
就如同西方的天赋人权一样。
三民主义的扩展意义是：
建立民族，伸张民权，解决民生。
本来国民党可以通过一步步解决，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遗憾的是国民党一直挣扎于民族建立这一首要问题上，没有时间去实践伸张民权和解决民生这两项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是国民党最终不能立足的最主要原因。
2、经济问题恶化
分析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关键还是要在经济上入手。
一个政权无论多独裁，多腐败，只要老百姓能过上日子，大体上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萨达姆政权不是也很独裁嘛，但如果不是美国发动战争的话，萨达姆恐怕现在还是垮不了台，因为老百姓靠着石油经济还是可以过得不错的。
1927年蒋介石当权之后，有两大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好，为四十年代末的经济崩溃留下了隐患。
首先，南京政府当时的经济导向并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而是试图以中央集权对经济采取控制的态度，而这导致的权力经济也是中国经济历史上长期比较致命的一个问题。
尽管现在说1927年到1936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但当时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还是生存得很困难的。
当年一些叱咤风云的工商业巨子，实际上都受到过国民党政府的刁难和敲诈。
蒋介石政权并没有市场经济意识，资本主义经济在独裁体制下畸形地异变为权力经济，私人企业的成功依赖于官商勾结。
很多大资本家当时走的其实都是官商结合的道路，或者说是不得不走这条路，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未得到充分的独立发展。
由此导致：
第一，中国民族产业资本的积累异常贫乏，商业资本很难向工业资本转化，反而常发生工业资本向商业资本的逆转。
民族产业资本的稚弱和工商结构不合理，使中国：
（1）始终未形成资本雄厚的产业资本家集团，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对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倾轧和专制政治的压迫。
这是南京政权能实行政治独裁和文化专制，在政治上失去民心的经济根源。
（2）产业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使中国时常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掠夺和各种投机行为的侵害，很难经受长期战乱的考验。
这是南京政权崩溃的一个基础性经济原因。
第二，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势力强大。
近代中国，无论官僚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封建性和投机性。
官僚资本凭借权势、采用超经济强制进行独占，所形成的垄断不是建立在生产发达和集中的基础上，而主要是从商业和银行业投机起家的，没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做后盾。
到国民党统治后期，官僚资本的投机性更为严重，实力弱小的民族资本迫于通货膨胀和官僚资本侵吞的压力也纷纷效仿。
结果整个社会无人生产，全去投机，经济一片混乱萧条，直至崩溃。
官僚资产阶级的强大为南京政权的崩溃埋下伏笔。
官僚资本甚至不屑于做什么具体产业，他们掌握了翻手为云的政治资源之后，不太可能再去从事制造业赚辛苦钱了。
所有的官商结合几乎都是去搞金融业了，倒黄金啊，做贸易啊，这才是大头啊。
当年孔令侃的“扬子贸易公司”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蒋介石并没有解决好，扩大了甚至可以说放任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
即使是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那些年，农村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
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其实最主要是上海和天津。
不夸张地说，当时上海和天津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接近了西方，但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确还是非常落后。
南京政权统治时期，封建主义因素始终被大量保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微弱，半殖民地因素却影响巨大。
东南亚、拉美走市场化也是不彻底的，裙带资本主义和权力经济的盛行直接导致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而当时国民党的情况只会比拉美、东南亚更糟，不会比他们强。
即使是所谓的黄金十年，也是权贵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其实发展并不快，另一方面还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倾轧。
这一模式与东南亚和拉美模式几乎一样，和市场经济是两回事。
每一个国家在经历过大战以后，首要任务就是恢复战争中严重受创的经济。
英国、日本、苏联在战后都是这样做的。
但抗战后的中国，马上就面临内战，抗战中已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不仅没办法恢复，而且是雪上加霜。
国民党也没有办法啊。
内战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而应对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行货币填窟窿。
国民党曾经想通过金圆券改革控制通货膨胀，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无法控制货币发行量，反而加剧了通胀。
民众一开始对金圆券改革也曾寄予了一些希望，通过上缴手中的黄金外汇表示支持，但后来发现受骗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恨可想而知
这一状况对国民党的打击要比共产党大得多，因为国民党是当权者，如果国家经济不好，老百姓的怨言要落在它的身上。
蒋介石在经济上得罪了社会的大部分阶层。
在城市，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和官商盘剥之苦，对蒋介石不满意，走向了左倾；市民阶层在金圆券改革中几乎上缴了全部的金银外汇，而后爆发的恶性通胀等于让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他们对国民党政权已失去了信心；知识阶层比如教授抗战前可以自己买院子、包车，生活得很悠闲，抗战后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直接造成了知识阶层的左倾，甚至一些原来和蒋介石关系不错的学者也是如此。
恶性通胀对国民党政权的危害性甚至要大于军事上的失败。
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了可以再招募训练军队，但恶性通胀让国民党政权信誉全无，人心散了，谁还愿意为你这个政权卖命啊。
以闻一多为例，三十年代在北平的时候，一个人的收入可以养家里大大小小的人口，还可以雇几个保姆；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只能去中学兼课、刻图章补贴家用了。
后来，他会拍案而起，除了政治上的义愤，切身的生活感受是更大的催化剂。
知识分子的贫困化在四十年代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内战的巨大消耗而陷入严重危机，币制改革使经济加速崩溃。
财政经济的总崩溃，既推动国统区民众起而为生存斗争，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的激化和军事与政治的危机，导致南京政权败亡。
人心向背是决定内战胜负的丛林法则，众叛亲离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在1949年丢掉了中国大陆。
可悲的是，即使是在一麻袋金圆券只能买几棵白菜的1948年，沉溺于军事作战与宪政改革的蒋介石却仍未重视民生问题导致的人心向背。
当市民阶层被币制改革骗光了金银外汇，当民族资产阶级被官僚资本倾轧得无处话凄凉，当农民畅想与中共一起把握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还有谁会和自命正朔的国民党“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客观上说，通胀并不是始于抗战之后，而是抗战时便已相当严重了。
举个例子，陈岱孙先生烟瘾挺大，但他抗战时曾经戒烟，那时通胀很厉害，饭都吃不饱，更别提买烟了。
要知道，陈先生战前可是三百五十大洋一个月，什么买不起啊。
但在抗战期间，全国人民尚能上下一心，共赴国难，通胀引发的矛盾并没有凸显出来，抗战激情掩盖了这一矛盾。
但内战爆发后，渴望过上安定日子的民众发现通胀状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恶化，这时候民众也没有必要相忍为国了，对现政权的怨气全发出来了。
假如大家有屋住、有饭吃、能乐业，人心自然附归，社会自然安定，国家自然结实，国际上自有地位，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引发社会对抗；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不向社会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也无力通过制度创新完成变革，结果丧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合法性基础。
当民族资产阶级被官僚资本倾轧得无处话凄凉，当农民畅想与中共一起把握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还有谁会和自命正朔的国民党“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3、政治治理失效。
对一个政权来讲，无论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政体，普通老百姓看的是社会分配公不公，这是他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合理的一个基本的尺度。
国民党统治之下，社会分配极端不公，因此最多的字词是“民变”二字，国统区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教员，我们的市民不停地游行示威，农村更别说了，经常有暴动，但是我们不可理解的是，国民党当局对待这种“民变”的手段的。
我们知道一个著名的大学教授叫李公朴，在那个时代他的最高理想很简单就是办一份具有民主风格的报纸而已，但是就在家门口被国民党特务在暗处用枪打倒。
表现为贪污腐败、组织涣散、派系争斗的政治腐败是国民党统治垮台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早在内战爆发之前，国民党政权已经濒临崩溃了。
也就是说执政党的腐败堕落，已经严重威胁到它政权的存在了。
南京政权处在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由乱到治的转型时期。
社会动荡不定、战乱频仍；人口迁徙极为频繁，人口过剩的巨大包袱伴随政权始终；政府未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间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导致整个社会陷于恶性循环的混乱中。
对外，南京政权还要时时应付来自列强的严峻挑战。
在国内外诸方面、多种压力下，加速了该政权的崩溃。
南京政权覆灭是由许多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政权的阶级属性、社会基础、政治行为模式、政党及军队状况是其崩溃的必然性因素。
抗日战争、政治民主化骗局的败露与内战的挑起是其失败的两个偶然性因素
国民党既不能实现向现代法理型政党的结构转变，又丧失了革命党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在意识形态内聚功能减弱、组织结构涣散和政治无内部制衡与外在监督的情形下，逐渐趋向腐败。
我们知道一个执政党的腐败堕落，首先来自于它的执政形式，国民党是典型的独裁统治，但是在抗战八年当中，由于民族危亡上升到了矛盾的第一位，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的风气得到了某种遏制，但是一旦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人有种重新掌权的感觉，有种重新得天下的感觉，于是党内政府内的贪污腐化之风，迅速地蔓延。
历史上有个词叫“接收”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国民党军赶紧派军队去接收那些被日本军队占领的国土，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查收全国的敌产，或者叫逆产，第一个“接收”不言而喻，第二个“接收”这个范围可就大了。
最后形成了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官吏，政府官员，军队的高级将领，疯狂掠夺国家资财的行为。
国民党迁都前后，它到底成立了多少接收委员会，在全国我的估计至少三四百以上。
从党政部门，行政部门，行业部门，军队部门，全有自己的接收委员会，到最后已经不可收拾了。
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好，从房子到汽车，到工厂到企业，贴上牌就能接收。
我们要知道个“接收”是完全接收到了这些政府官员，党政官员，和军队高级将领的私囊之中，这一点蒋介石在丧失政权之后，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
政治权力与经济一结合没有不腐败的。
在国民党的独裁体制上没有政治监督，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
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国民党从最上层到最底层没有不腐败的，基本上无官不贪。
于右任等少数倒是不贪，却又不是实权人物，其实想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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