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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以后第二人生怎么过

退休以后,第二人生怎么过

退休以后,第二人生怎么过龚丹韵2016-07-04  柳友娟 制图  在渐渐老龄化的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

  “退休”是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有人退休后失落万分,难以调适,但也有人就此迎来人生的第二个高峰。

  我们选取了5位退休者。

他们当然代表不了这个群体的全部,但是他们退休以后的心路历程、所思所为,或许能给这座老龄化的城市、能给渐渐老去的人们,一些启发。

  失落与来不及失落  得知要办理退休手续,顾泉雄整个人是懵的。

  “退休”这个词,从未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身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兼编导,彼时他还计划要拍十几部片子。

计划排得满满当当,准备大干一场,却被年满60岁即将退休的事实敲醒了。

  那是1996年,顾泉雄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走进办公室、如何办理退休手续、又是如何走出来的,只记得离开岗位时,心里除了不舍,还是不舍。

  不舍,并不仅仅是留恋职业带来的成就。

  顾泉雄出生后几个月,就遇到“七七”事变。

父亲常年在国外打工,全家逃难到外婆家。

小时候听母亲说,当时若不是有条狗把日本人引走,他们母子俩差点就被敌人打死。

父亲回国后贫病交加,去世时他才11岁。

  顾泉雄常常对人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三年自然灾害时,他上大学,读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当时,在所有人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国家把他培养出来。

那时候,培养摄影师的费用,相当于培养航空飞行员。

  他正式为国家工作的年数其实不长,拍摄渐入佳境,正打算大干一场,“但是当我想报效祖国时,就退休了”。

  88岁的王经文,1983年从“好八连”部队退役,至今30多年过去了。

  刚退役时的中国,改革开放没多久,物质生活还不丰富。

当时的上海,外滩还是黑灯瞎火一片,东方明珠还没有拔地而起。

城市有点悠闲,但空气里又隐隐夹杂着躁动。

  部队的圈子本来就比较封闭,王经文一退下来,几乎没事可干。

由于多年的作息习惯,每天清晨他都准时醒来,却两眼发呆,望着天花板,苦苦思索今天应该在家做些什么才好打发时间。

  庄关通的退休,则正好相反,一切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曾是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能说会道。

2002年是他的退休年限,但是2001年孙女出生,需要老两口帮忙带孙女,为此,他2001年就退休了。

这大概也是千千万万中国老人的写照:

为了第三代。

  他的重心直接转移到孙女身上。

从孙女开口说话那天起,庄关通每天都记录她说的话,记了厚厚几本册子。

一边记,一边研究,怎样对话才能训练孙女的联想思维。

  培养儿子的时候没经验,孙女变成他家庭教育的试验田。

根据自己与孙女的互动,他每年都会发表家庭教育的文章。

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既能带孩子,又恢复了身为教师的职业成就感。

  庄关通貌似是幸运的,退休后忙着第三代,失落,还没来得及。

  主动忙碌与被动忙碌  每一次,顾泉雄都先写好遗嘱,再背上行囊,与夫人一起离开家。

  遗嘱主要是对孩子有个交代,意思是:

出事不要去找政府,是爸爸自己要去的。

  自从退休,倍感失落,顾泉雄终于想出自己接下去该干什么。

他花了2万多元,把自己拍过的多部新闻片和纪录片拷贝出来,带到全国各地去放映。

  他说,影片创作者最痛苦的,就是拍的片子堆在仓库里。

即使拿出来,晒晒太阳也好。

  退休后的10年里,他和夫人自费几十万元走遍全国30多个省。

在那个年代,出发前,他需要联系好6个单位给放映片子开介绍信,但每一张都写清楚:

吃住行自理。

他自己带上放映机去农村,夫人跟在身后帮他管行李、做笔记。

10年里,他们遇到过当地人的冷眼相待,也遇到过好心人的热情鼓舞。

  而王经文的运气来了。

  退役没多久,部队发现转业干部需要培训,于是请王经文给部队干部上培训课,每次一上就是几个月。

他的生活终于充实起来,似乎不再那么无聊难挨。

  后来,部队农场可以与地方合营办企业。

一家洗衣粉厂愿意提供厂房、器械、原料,部队农场组织农民包装洗衣粉,装洗洁精。

厂长正好是他的老部下,找他当顾问,负责安全生产。

  一个开始忙碌起来的时代,让王经文顺利度过退休的失落期。

  而庄关通呢,随着孙女渐渐长大,开始有自己的独立想法,他意识到,祖辈的教育再怎么好,都不能代替儿子和儿媳。

  和千千万万老人一样,为了第三代,他也与儿子、儿媳吵过架。

孙女小学一年级时,他觉得孩子要有点爱好,问孙女要不要学钢琴,她说不要,学校有二胡兴趣组,她又说不学。

儿子儿媳觉得等孩子想到学什么再去学,事情就这样耽搁下来。

  矛盾一直延续着。

后来,儿媳发现孩子喜欢打打敲敲,问她要不要学打击乐,她去看了一下,很感兴趣。

  庄关通心里其实有些不悦,但他仍然支持孙女的选择。

读初中后,课业负担渐重,家里人想着打击乐是否可以不学了。

“我主张不要学,但孙女不同意。

”最终,他和孙女口头约定,初中成绩在班级前五名之内,就让她继续学。

  当孙女要考高中时,他又担心了。

但最急的人还不是他,而是老伴。

老伴唯恐孙女为了兴趣爱好学习跟不上,一直在庄关通面前嘀咕“不要她学了吧”,嘀咕到庄关通都嫌烦。

  庄关通知道,自己需要调整,不能再过多介入孙女的生活了。

  50岁就开始焦虑  比起上世纪退休的几位,现在的退休者,似乎对生活抱有更多想象和期待。

  或许,人均寿命延长,而外面的世界又如此丰富多彩,越来越多60几岁的人,丝毫不觉得自己是“老年人”。

他们的心态、状态,都与这个时代一样,一直躁动着向前,必须做点什么,甚至比工作时更加需要做点什么,证明自己。

  张凌颖退休前是一名能干的女法官。

法院的工作十分忙碌,她又特别勤勉,热爱工作。

生病从来不请病假,除非必须上医院。

习惯了忙碌,50岁时,她就焦虑退休以后怎么办。

  但退休的那天,还是来了。

  2008年退休前一个月,朋友介绍她去上海市消费者协会帮忙,负责一些案子。

正式退休后第二天,张凌颖起了个大早,和往常一样,洗漱、吃早饭,穿上套装,去消协上班了。

消协没有食堂,她必须自己把盒饭带过去。

那里的报酬并不高,每月1500元,但是埋首案卷,她做得很开心,仿佛自己并没有退休。

  一年后,90多岁的婆婆生病,需要她照顾,她不得不给消协写了辞职信。

  另一个让她有成就感的地方,是少管所。

在职时,她每个月都去少管所帮教。

  少管所里,有的小孩打架骨折,钢钉时间到了需要拿出来,却不敢和警察说,张凌颖会去关照警察。

有的女孩子月经不调,也是她去买药。

还有些不听话的小孩,与家长关系不好,依然是她去做工作。

  有一次,遇到一个孩子要求买20几条短裤,因为他自己从来不愿意洗。

张凌颖看不下去,严厉制止家长去买,一定要孩子自己洗。

还有一次,少管所来了一个小姑娘。

她是父亲领养的孩子,从小觉得父亲对她不好。

张凌颖做她思想工作,她的父亲腿脚不便,生活条件较差,自己穿得破破烂烂,却愿意给她买500元一双的鞋……

  从1996年开始,张凌颖每月去一次少管所,退休后还坚持如此,直到照顾婆婆才终止。

时至今日,她依然会接到一些孩子长大后的电话。

比如最近,一个孩子出国留学回来,发现自己不认路了,第一个电话居然不是打给父母,而是打给张凌颖。

  渐渐地,她终于适应退休的节奏,适应不再办理案子的日常。

她开始想起小时候,喜欢唱歌、弹钢琴却没条件学,而现在,似乎时候到了。

  2013年,同仁医院的血液内科主任医师孙致信退休了。

  医学是经验科学,医生越老越吃香。

卸去了支部书记、科室主任这类党政工作,退休后的孙致信反而更忙。

  近几年,医学发展飞速,学生毕业后,许多知识已经过时。

做了30多年医生,孙致信依然觉得时间不够,退休对他反而是一种成全,他终于有更多时间专心看病、做研究。

  每次救活一个病人,孙致信都很有成就感。

他至今仍记得,有一年回老家,路上有人拦住他说:

“孙医生,10年前你救过我的命。

”他是真心喜欢这个行业,退休让他更有机会坚守。

  这些新的退休者,似乎比老一代更为适应退休生活,因为有更多资源,更多选择,只要他们愿意与社会保持联系。

  思考向死而生  更关键的不适,其实不在于表面忙碌与否,而在于内心。

  令退休者们最为恐惧的是,他们一天一天感受到生命在流逝。

年轻时从不考虑,似乎前途一片光明、未来希望无限,而中年以后,他们却不得不直面这样一个事实:

有一天,我怎样面对自己的死亡?

  退休以后,人生似乎进入倒计时。

路的终点已渐渐清晰,死亡就像一道看得见的阴影,一直在终点处耸立着、等候着,凝望着他们一路奔来,而没有人能停下脚步,只能越奔越近。

  最想得开的是88岁的王经文。

  他的夫人有心脏病。

两次发病、两次收到病危通知,都救回来了。

“我们俩讲好了,要好好活着,享受晚年的幸福。

”王经文说,夫人最喜欢第四代,她有时候想念重孙了,便会让家人把重孙接来看一眼,如果一时接不过来,她还会盼着,嘀咕着:

怎么还不回来,先发张照片也好啊。

  家务事都是儿子儿媳管,老两口基本不插手。

王经文的态度就是:

开开心心活好每一天。

活得有价值,多做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就是自己生命的延长。

  “上海市民平均期望寿命82.75岁,我已经超过这个平均数。

即使我现在走了,也是赚到了。

活一天赚一天,活一年赚一年。

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王经文这样说。

  年龄稍小一点的张凌颖,最近忽然惧怕起死亡。

  退休8年中,她起初并没有“老人心态”。

直到今年,阎肃去世。

张凌颖是他的粉丝,当时就难过了几天。

没想到一周之后,周小燕也走了。

这让她一下子感到郁闷。

  她和小学同学聊起了死亡:

“无论多有名、有才、有成就的人,依然逃不过死亡,我也逃不过啊,这让我怎么面对。

  足足有三个星期,她整个人萎靡不振,一直拔不出来。

周围的朋友一看情况不对,给她的微信发来很多“心灵鸡汤”。

其中有一篇关于衰老的回答,她反复看了七八遍,以此自勉。

现在她特别注重养生,每天吃杂粮饭、走三刻钟路。

  这样的“生死顿悟”,让张凌颖想起两件事:

一是要对老人好,她的母亲年事已高,母女两人相处的日子越来越短。

  而另一件,是盼望未来的养老院和慈善机构好一点。

她曾见到有些老人离世时,浑身湿漉漉、脏兮兮,屁股底下都是黄水。

曾经身为法官,一直堂堂坐在高椅上,她难以想象,有一天自己也会那般躺着,神志不清,浑身肮脏。

  “我死也要死得有尊严。

起码不要屁股湿答答地走。

”她斩钉截铁地说。

  而孙致信则摇摇头:

“这哪里可控,老了难免会这样那样,我们见过太多。

不认老不行啊。

  见多了生生死死,孙致信说,自己的生死观很简单:

活的时候有尊严,临死时,只要不给孩子增加负担,就心满意足。

  而顾泉雄,现在在街道有个工作室,义务教老人们用DV摄像。

80多岁的他依然每天忙忙碌碌,像上班一样。

有一天,儿子忍不住问他:

“你究竟要做到什么时候?

”他说:

“活了干,死了算。

  顾泉雄这样解释:

“我去井冈山看过革命烈士,有的烈士才十几岁啊。

我活得够了。

活着的时候,做点有价值的事。

”  价值胜于名利  只有了解这些退休者的内心,了解他们如何看待死亡这件事,才能理解他们的退休生活为何这样选择。

  有一年,一位浙江老板得知一位国家领导人给顾泉雄写过信,愿意花上大价钱买这封信。

“我说你走吧,咱们谈不到一起。

”顾泉雄的人生计划是,离开世界之前,再多写两本书、多拍一些作品就好。

钱对他的吸引力,实在不大。

  70多岁时,他曾想去西藏放映自己的片子,但由于心脏不好没去成。

  此后,他开始往国外跑,带上一台入门级单反相机,跑遍了世界五大洲。

他不再摄像,而是爱上了拍照。

回国后,顾泉雄办了“美好世界摄影展”。

可能得益于长年累月的新闻敏感和对镜头的独特理解,摄影展颇受留学生们的好评。

  捧着厚厚一叠相册,他终于说:

“我退休以后的梦想基本实现了。

  在庄关通的观念里,退休从来不是享福,人懒了才会出毛病。

曾经的教师生涯,他每天都比其他教师到得早、回得晚,多付出已经成为他的职业习惯,也是他的价值观。

  多年前,还在读大学时,他就喜欢研究修辞学,当时还在《中国语文》杂志发表过论文。

如今,他又萌生了一个念头:

余生的时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继续汉语言的研究。

  现在,他最强烈的愿望就两个:

一是把自己的家庭教育经验分享出来,二是在语言研究上做出点成果。

  孙致信觉得,退下来还能实现人生价值,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他现在业务钻研比在职时更加刻苦。

“直到哪一天社会不需要我了,我会有点失落。

但现在我还在不断学习新东西,很充实。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部队不能办厂,王经文也不再担任顾问。

他有了新的社会活动。

  王经文给中学生们讲传统,每次,讲到“好八连”的故事,大家都很爱听。

此后,各种机构电话纷至沓来,请他去讲“好八连”。

他一讲讲了20多年、500多场,75000多人次听过他的讲座。

  依然琐碎平凡  庄关通每天都闲不住,当居委会邀请他讲课时,他立即就答应了。

6年里,每年暑假,他会在居委会能容纳20人的屋子里,给小学生和初中生上语文课。

每一篇交上来的作文,他都写了300字左右的评语,但不打分。

  第二天来取作文的家长,大多数反应很惊奇:

哪有老师这样批作文的?

  每天早上5点,庄关通起床、烧水,准备家里5个人的早点,下饺子、蒸包子或者煮蛋。

上午,他基本在电脑前度过,先看门户网站的新闻,下载一些文章,随后是每天必做的一件事:

去光明网博客,点评网友发的文章,也更新自己的文章。

直到老伴喊他:

“吃饭了,你怎么还坐在里面。

  顾泉雄从来没想过逛公园、读老年大学。

空闲时,他喜欢在家里看书,比如看吴建民的书、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等。

当年父亲在海外一直受人欺负,临死之前,曾含着眼泪说:

“你长大后学外语做外交。

”外交官这辈子大概当不成了,但不妨碍他对国际政治感兴趣。

  这几天,他正在写一本书,名叫《和平世界,美丽家园,一个中国老人对美好世界的期盼》。

  王经文每周日上午,都会去中山公园的牡丹亭唱歌。

似乎一开嗓,情绪就好,一切都好。

那些经典歌曲,让激情燃烧的岁月又回来了。

合唱团坚持了20年后,直到现在腿脚不好,他才放弃。

  78岁时,他学电脑打字,80岁开博客,每天坚持更新一篇文章。

  张凌颖的重点是照顾老母,她需要6点半起来,给家人烧早饭,做家务。

晚上,她看纪实频道可以一直看到深夜11点。

  而现在让她最忙的是微信,朋友、朋友的朋友,甚至不认识的人,都来向她咨询法律问题,离婚、房产、遗嘱等等,几乎什么事都来问她。

在职时她一贯交友谨慎,反而退休以后,朋友多了起来。

  孙致信的状态和在职时没什么两样。

一周工作五天。

他也想过,有一天,真到干不动的时候怎么办。

  想来想去,还是出去旅游吧。

大半生工作,却没有时间好好看看这个大千世界。

  对于这些受访者,你会发现,往往退休以后,当他们放下名利、放下为生活奔忙的责任,真正的内心便会袒露出来。

  也是在退休以后,关于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真正拷问着每个人,让人无从逃避。

实现自我价值、贡献社会的愿望,似乎并未消减,反而愈发强烈。

  时代已经不同。

过去的退休者,似乎只能在家养花逗鸟,公园散步。

但今天的退休者,时代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机会,更多曾经以为不可能实现的选择。

  在联合国的定义中,44岁才是青年的上限,60岁至74岁为年轻老年人。

而未来,上海的老龄化人口结构,必将影响城市的经济、社会、民生各领域。

老年人口的再就业,势必成为下一个世纪的主流选择。

  我们能做的,不仅仅是给生命以岁月,更应该是给岁月以生命,以创造性的发挥,利用好这些岁月。

60岁以后的人生,轻装起航,说不定能做一回真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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