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序辨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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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诗序辨说
诗传纲领
《大序》曰:
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心之所之,谓之志,而诗所以言志也。
)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不知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者,性之感于物而动者也。
喜、怒、哀、懼、爱、恶、欲,谓之七情。
形,见。
永,长也。
)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治,直吏反。
乐,音洛。
思,息吏反。
)(声不止于言,凡嗟叹永歌皆是也。
成文,谓其清浊高下、疾徐疏数之节,相应而和也。
然情之所感不同,则音之所成亦异矣。
)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事有得失,诗因其实而讽詠之,使人有所创艾兴起。
至其和平怨怒之极,又足以达于阴阳之气,而致祥召灾。
盖其出于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见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
是,指《风》《雅》《颂》之正经。
经,常也。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夫妇之常也。
孝者,子之所以事父。
敬者,臣之所以事君。
诗之所作,多发于男女之间,而达于父子君臣之际,故先王以诗为教,使人兴于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妇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
三纲既正,则人伦厚,教化美,而风俗移也。
)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此一条本出于《周礼》大师之官,盖《三百篇》之纲领管辖也。
《风》《雅》《颂》者,声乐部分之名也。
《风》则十五《国风》。
《雅》则《大小雅》。
《颂》则《三颂》也。
赋比兴,则所以制作《风》《雅》《颂》之体也。
赋者,直称其事,如《葛覃》、《卷耳》之类是也。
比者,以彼状此,如《螽斯》、《绿衣》之类是也。
兴者,托物兴词,如《关雎》、《兔罝》之类是也。
盖众作虽多,而其声音之节,制作之体,不外乎此。
故大师之教国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经而三纬之,则凡《诗》之节奏指归,皆将不待讲说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
六者之序,以其篇次。
《风》固为先,而《风》则有赋比兴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颂》又次之,盖亦以是三者为之也。
然比兴之中,《螽斯》专于比,而《绿衣》兼于兴,《兔罝》专于兴,而《关雎》兼于比。
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学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譎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风刺之风,福凤反。
)(风者,民俗歌谣之诗,如物被风而有声,又因其声以动物也。
上以风化下者,诗之美恶,其风皆出于上而被于下也。
下以风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则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风之所自以讥其上也。
凡以风刺上者,皆不主于政事,而主于文词,不以正谏,而托意以谏,若风之被物,彼此无心,而能有所动也。
)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先儒旧说:
《二南》二十五篇为正《风》,《鹿鸣》至《菁莪》二十二篇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为正《大雅》。
皆文、武、成王时诗,周公所定乐歌之词。
《邶》至《豳》十三国为变《风》,《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为变《小雅》,《民劳》至《召旻》十三篇为变《大雅》,皆康、昭以后所作,故其为说如此。
国异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统诸侯,故国国自为政;诸侯不能统大夫,故家家自为俗也。
然正变之说,经无明文可考,今姑从之,其可疑者,则具于本篇云。
)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风,福凤反)(诗之作,或出于公卿大夫,或出于匹夫匹妇,盖非一人,而《序》以为专出于国史,则误矣。
说者欲盖其失,乃云国史紬繹诗人之情而歌咏之,以风其上,则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礼》,大史之属掌书而不掌诗,其诵诗以谏,乃太师之属,瞽矇之职也。
故《春秋传》曰:
“史为书,瞽为诗。
”说者之云,两失之矣。
)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情者,性之动,而礼义者,性之德也。
动而不失其德,则以先王之泽入人者深,至是而犹有不忘者也。
然此言亦其大概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礼义者,固已多矣。
)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所谓上以风化下。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体而象之之谓。
《小雅》皆王政之小事。
《大雅》则言王政之大体也。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告,古毒反。
)(颂皆天子所制,郊庙之乐歌。
颂、容,古字通,故其取义如此。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史记》曰:
“《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所谓《四始》也。
《诗》之所以为《诗》者,至是无余蕴矣。
后世虽有作者,其孰能加于此乎?
邵子曰:
“删诗之后,世不復有诗矣。
”盖谓此也。
)
《书•舜典》,帝曰:
“夔,命汝典乐,教胄子。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夔,舜臣名。
胄子,谓天子至卿大夫子弟。
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过。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声谓五声:
宫、商、角、徵、羽。
宫最浊,而羽极清,所以叶歌之。
上下律谓十二律:
黄钟、大吕、大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黄最浊,而应极清,又所以旋相为宫而节其声之上下。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八音: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也。
)
《周礼》: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说见《大序》。
)以六德为之本。
(中、和、祗、庸、孝、友。
)以六律为之音。
(六律,谓黄钟至无射,六阳律也,大吕至应钟为六阴律,与之相间,故曰六间,又曰六吕。
其为教之本末,犹舜之本意也。
)
《礼记•王制》:
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论语》,孔子曰: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前汉礼乐志》云:
“王宫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
”故其言如此。
《史记》云:
“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
”孔颖达曰:
“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马迁之言未可信也。
”愚按:
三百五篇,其间亦未必皆可施于礼义,但存其实,以为鉴戒耳。
)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尝独立,鲤趋而过庭。
子曰:
“学《诗》乎?
”对曰:
“未也。
”“不学《诗》,无以言。
”鲤退而学《诗》。
子曰:
“兴于《诗》。
”(兴,起也。
诗本人情,其言易晓,而讽詠之间,优柔浸渍,又有以感人而入于其心。
故诵而习焉,则其或邪或正,或劝或惩,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兴起于善,而自不能已也。
)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
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而言,则未有若“思无邪”之切者。
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
)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
)
子曰: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
子贡曰: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
“可也。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盖自谓能无谄无骄者,故以二者质之夫子。
夫子以为二者特随处用力而免于显过耳,故但以为可。
盖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
又言必其理义浑然,全体贯徹,贫则心宽体胖而忘其贫,富则安处善乐,循理而不自知其富,然后乃可为至尔。
)子贡曰: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其斯之谓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
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
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
子贡因夫子告以无谄无骄,不如乐與好礼,而治凡学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当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诗以明之。
)子曰:
“赐也,始可與言《诗》已矣。
告诸往,而知来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
来者,其所未言者。
)
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此逸诗也。
倩,好口辅也。
盼,目黑白分也。
素,粉地,画之质也。
绚,采色,画之饰也。
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
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
)子曰:
“绘事后素。
”(绘事,绘画之事也。
后素,后于素也。
《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是也。
盖先以粉地为质,而后可施以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以加以文饰。
)曰:
“礼后乎?
”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诗》已矣。
”(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
起,犹发也。
起予,言能起发我之志意。
)
咸丘蒙问曰:
“《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孟子曰:
“是诗也,非是之谓也。
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
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程子曰:
“举一字是文,成句是辞。
”愚谓:
意,谓己意;志,谓诗人之志;逆,迎之也。
其至若迟速,不敢自必,而听于彼也。
)
程子(颢,字伯淳,颐,字正叔。
)曰:
“诗者,言之述也。
言之不足而长言之,詠歌之所由兴也。
其发于诚感之深,至于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于人也亦深。
古之人,幼而闻歌诵之声,长而识美刺之意,故人之学,由诗而兴。
后世老师宿儒,尚不知诗之义,后学岂能兴起乎?
”(此处似应有双引号,据补)
又曰:
“兴于诗者,吟詠情性,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與点也’之气象。
”
又曰:
“学者不可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
”
张子(载,字子厚。
)曰:
“置心平易,然后可以言《诗》。
涵泳从容,则忽不自知而自解颐矣。
若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则幾何而不为高叟之固哉!
”
又曰:
“求《诗》者贵平易,不要崎岖求合,盖诗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
今以崎岖求之,其心先狭隘,无由可见。
”
又曰:
“诗人之志至平易,故无艰险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义理存乎其中。
以平易求之,则思远以广;愈艰险,则愈浅近矣。
”
上蔡谢氏(良佐,字显道。
)曰:
“学《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而讽詠以得之。
(愚按:
六义之说,见于《周礼》、《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识。
而自郑氏以来,诸儒相袭,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引异说而汩陈之。
唯谢氏此说,为庶幾得其用耳。
)古诗即今之歌曲。
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动。
至学《诗》却无感动兴起处,只为泥章句故也。
明道先生善言《诗》,未尝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
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得之云远,曷云能来’,思之切矣。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归于正也。
”
又曰:
“明道先生谈《诗》,并不曾下一字训诂,只转却一两字,点掇地念过,便教人省悟。
”
诗集传序
或有问于余曰:
“诗何为而作也?
”余应之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
此诗之所以作也。
”
曰:
“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
”曰: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
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
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
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
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
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
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
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
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
曰:
“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
”曰:
“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
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
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侧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
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
曰:
“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
”曰: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
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
问者唯唯而退。
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诗序辨说
《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
唯《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明矣。
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寘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
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
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
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
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
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文,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
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牴牾之迹无复可见。
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
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擬议。
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和之。
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
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
大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不知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譎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
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小序
国风
周南
《关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
天子之妃曰后。
近世诸儒多辨文王未尝称王,则大姒亦未尝称后,《序》者遂称之,亦未害也。
但其诗虽若专美大姒,而实以深见文王之德。
《序》者徒见其词,而不察其意,遂一以后妃为主,而不复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
至于化行国中,三分天下,亦皆以为后妃之所致,则是礼乐征伐皆出于妇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虚器以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
惟南丰曾氏之言曰:
“先王之政必自内始,故其闺门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为之师传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瑀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
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只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岂自外至哉!
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
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
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
”窃谓此说庶几得之。
)《风》之始也,(所谓“《关雎》之乱,以为《风》始”是也。
盖谓《国风》篇章之始,亦风化之所由始也。
)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说见《二南》总论。
邦国,谓诸侯之国,明非独天子用之也。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承上文解风字之义。
以象言,则曰风;以事言,则曰教。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
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
(说见《二南》卷首。
《关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
《鹊巢》、《驺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
以其被化而后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
先王,即文王也。
旧说以为大王、王季,误矣。
程子曰:
“《周南》、《召南》如《乾》、《坤》,《乾》通《坤》,《坤》承《乾》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于家,终于天下。
而《二南》正家之事也。
王者之化,必至于法度彰,礼乐著,《雅》《颂》之声作,然后可以言成。
然无其始则亦何所因而立哉。
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
程子曰:
“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其为是欤?
)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优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
是《关雎》之义也。
(按《论语》孔子尝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盖淫者,乐之过;伤者,哀之过。
独为是诗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乐中节,而不至于过耳。
而《序》者乃析哀乐、淫伤各为一事而不相须,则已失其旨矣。
至以伤为伤善之心,则又大失其旨,而全无文理也。
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诗人本诸衽席,而《关雎》作。
故扬雄以周康之时《关雎》作,为伤始乱。
杜钦亦曰“佩玉晏鸣,《关雎》叹之”。
说者以为古者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
此《鲁诗》说也,与毛异矣。
但以哀而不伤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
曰,此不可知也。
但《仪礼》以《关雎》为乡乐,又为房中之乐,则是周公制作之时,已有此诗矣,若如《鲁》说,则《仪礼》不得为周公之书。
《仪礼》不为周公之书,则周之盛时,乃无乡射、燕饮、房中之乐,而必有待乎后世之刺诗也,其不然也明矣。
且为人子孙,乃无故而播其先祖之失于天下,如此而尚可以为风化之首乎?
)
《葛覃》,后妃之本也。
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传,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
(此诗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谓“在父母家”者一句为未安。
盖若谓未嫁之时,即诗中不应遽以归宁父母为言,况未嫁之时,自当服勤女功,不足称述以为盛美。
若谓归宁之时,即诗中先言刈葛,而后言归宁,亦不相合。
且不常为之于平居之日,而暂为之于归宁之时,亦岂所谓庸行之谨哉!
《序》之浅拙,大率类此。
)
《卷耳》,后妃之志也。
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
(此诗之《序》,首句得之,余皆传会之鑿说。
后妃虽知臣下之勤劳而忧之,然曰“嗟我怀人”,则其言亲暱,非后妃之所得施于使臣者矣。
且首章之“我”独为后妃,而后章之“我”皆为使臣,首尾衡决不相承应,亦非文字之体也。
)
《樛木》,后妃逮下也。
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
(此《序》稍平,后不注者放此。
)
《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
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
(螽斯聚处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为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之比。
《序》者不达此诗之体,故遂以不妒忌者归之螽斯,其亦误矣。
)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
(《序》首句非是。
其所谓“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者得之。
盖此以下诸诗,皆言文王风化之盛,由家及国之事。
而《序》者失之,皆以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于此诗又专以为不妒忌之功,则其意愈狭,而说愈疏矣。
)
《兔罝》,后妃之化也。
《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
(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谓“莫不好德,贤人众多”者得之。
)
《芣苢》,后妃之美也。
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
《汉广》,德广所及也。
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
(此诗以篇内有“汉之广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谬误,乃以“德广所及”为言,失之远矣。
然其下文复得诗意,而所谓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误。
先儒尝谓《序》非出于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验。
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
苏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则于此类两失之矣。
)
《汝坟》,道化行也。
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关雎》之应也。
《关雎》之化行,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
(“之时”二字可删。
)
召南
《鹊巢》,夫人之德也。
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
(文王之诗,《关雎》之化行于闺门之内,而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于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诗人美之也。
不言所美之人者,世远而不可知也。
后皆放此。
)
《采蘩》,夫人不失职也。
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
《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
(此恐亦是夫人之诗,而未见以礼自防之意。
)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
召伯之教,明于南国。
《行露》,召伯听讼也。
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
《羔羊》,《鹊巢》之功致也。
《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为衍说耳。
)
《殷其靁》,劝以义也。
《召南》之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室家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
(按此诗无“劝以义”之意。
)
《摽有梅》,男女及时也。
《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
(此《序》末句未安。
)
《小星》,惠及下也。
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
《江有氾》,美滕也。
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
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滕备数,滕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也。
(诗中未见勤劳无怨之意。
)
《野有死麕》,无恶礼也。
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
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
(此《序》得之,但所谓“无礼”者,言淫乱之非礼耳,不谓无聘幣之礼也。
)
《何彼禯矣》,美王姬也。
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雝之德也。
(此诗世事不可知,其说已见本篇,但《序》云“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说者多笑其陋。
然此但读为两句之失耳,若读此十字合为一句,而对下文“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为义,则《序》者之意亦自明白。
盖曰王姬虽嫁于诸侯,然其车服制度与他国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贵盛之极,而犹不敢挟贵以骄其夫家也。
但立文不善,终费词说耳。
郑氏曰:
“下王后一等,谓车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则褕翟。
”然则公侯夫人翟茀者[1],其翟车贝面组總有幄也與?
)
《騶虞》,《鹊巢》之应也。
《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蒐田以时,仁如騶虞,则王道成也。
(此《序》得诗之大旨,然语意亦不分明。
杨氏曰:
“《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盖一体也。
王者诸侯之风,相须以为治,诸侯所以代其终也。
故《召南》之终,至于仁如騶虞,然后王道成焉。
夫王道成,非诸侯之事也。
然非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见王道之成哉?
”欧阳公曰:
“贾谊《新书》曰:
‘騶者,文王之囿名。
虞者,囿之司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