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档案及档案工作概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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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档案及档案工作概论
第一章档案及档案工作概论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档案的起源与沿革，理解档案的定义及其涵义，掌握档案与图书、情报、文物、文献及资料的不同。
教学重点：
理解档案的定义及其涵义，掌握档案与图书、情报、文物、文献及资料的不同。
教学难点：
掌握档案与图书、情报、文物、文献及资料的不同。
第一节 档案的起源与沿革
一、档案的起源
关于档案起源这一命题，在档案学界历来争讼纷纭。
从已知的历史事实和研究成果来看，档案并非是自有人类伊始就同时产生的一种现象和物质实体，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明产物。
迄今世界各地发现的比较系统地以文字记录人们实践活动最早的档案多属于国家出现之后的历史遗物，如中国的简册、金文，两河流域的泥版，埃及的纸草等。
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档案的起源时，多以国家和文字作为档案的起源的基本要素。
无疑是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国家和文字还只是档案起源的外在条件，还不是档案起源的内部动因。
（一）档案起源的内部动因
与自然界的树木年轮、冰山遗址不同，档案是一种十分复杂和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人类创造和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信息系统，既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又是人类社会生活凭籍的信息资源，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1.档案因记忆而起源
记忆本是自然界生物的本能和天性。
在大自然中，所有生物在生命过程中都会留下一些痕迹，如“鸟过留声”、“兽过留迹”。
这些“声”、“迹”通过生物感官会保留下来，便形成了记忆。
这是一种出于生物本能的记忆。
老马识途、群雁南飞、老虎占山、鱼群回游、倦鸟归林……等等，都是生物记忆引导的结果。
但这种记忆的容量、耐久性、保真度、稳固性和交流范围都是十分有限的。
人类在大自然和社会活动中也会留下一些原始记忆，但生物的记忆是个体的、零乱、不稳定的，而且不能持久，如果记忆信息不能够集中和积累，人同其它生物一样也就只能停留在自然进化阶段。
于是，人类在寻求加强自身记忆能力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
在人类的早期，人们认识到生物记忆的种种缺陷，开始谋求记忆功能的增强。
世界各古老民族均曾使用过一些帮助记忆的方法。
古代秘鲁人把有着长短和颜色不同的结子拴在一根主绳上，称为“奎普”，用以帮助记忆和记数；以颜色和结的数目的不同表示不同的记忆内容；在非洲，曾发现土著居民在手杖上刻划刀痕，记录下自己需要记取的内容；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曾描述了古代人用贝壳珠串辅助记忆的事实；在我国的大汶口文化和良诸文化遗址的陶器上还发现了图形刻划，可以从中解读出一定的历史内容。
毫无疑问，结绳、刻契、珠串、图形等，使人的记忆功能顺利外延，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脱离解说者的解读，如果不辅以口头解说。
是不能表达抽象完整的思想和概念的，其历史事实实质上还是储存在人的大脑中，这些方法只是起到了提醒和帮助的作用，而且对其所记载的内容并不能保证在解读时前后一致。
而这些方法都只能发挥辅助的作用，主要还是依靠人的大脑记忆。
但随着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不断扩展，社会生活内容的深化，社会信息量的急剧增加，人的自然记忆能力局限日显突出。
（1）人的自然记忆容量有限，难以容纳人类社会已经产生和形成的知识总量。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存和生活能力也不断增强，不断地扩大活动半径和丰富活动内容，需要记忆的内容不断增加，生物记忆和原始的记忆方法都难以满足需要。
（2）人的自然记忆会因种种原因出现差异，甚至遗失。
依人的大脑而存在的记忆往往会因记忆主体的主客观诸多方面的原因而导致记忆的内容出现偏差。
年代久远、与自身的利益关系、表达能力、转述方式等等都会导致记忆内容的不稳固。
（3）依靠人脑存贮的内容会因个体的消失而消失，难以积累和实现代际相传。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储存在人的大脑中的记忆内容只能在记忆主体有生之年和大脑清醒时才能得以保存，而一旦记忆主体失去表达能力或死亡，其记忆内容也会随之而消失，使人类记忆材料的积累成为难题。
（4）依大脑储存的记忆材料在交流上受时空限制。
依大脑储存的记忆只能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其受众十分有限，而不能实现远程同步交流。
而且也难以保证多次传输的记忆内容能保持一致。
人的大脑记忆功能的局限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之间形成一组突出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在不断地探索能取代大脑的记忆功能，寻求一种外在而又强于大脑记忆功能的记忆工具，使人类“从繁重记忆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借助外在的存贮物来实现记忆功能的扩展，拓展记忆功能，使完整而清晰的记忆构成了人类社会对话与交流的基本信息材料。
这构成了档案起源最深层次的因素。
2.档案因人的自觉意识而起源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都经过了由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发展的过程。
《礼记·表记》称：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殷商时期，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缺乏了解，往往把人的生死，自然灾害的降临等看作是异己力量的操纵，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神，人的一切活动，大到国家大事，小到百姓的婚丧嫁娶，都得听从神的意旨。
而神与人之间的交流则需通过特殊的代言人来实现。
在以神为本的社会里，人们只是在宗教的幻想中寻求神的庇护，人是神的奴婢。
人的言行、人的思想、人的实践经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也不可能产生积累实践材料以作知识积累的意识。
因此，在神本社会里，不具备产生档案的思想意识。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经验日益丰富，智力、体力水平不断增进，对神的力量的崇拜渐次淡薄，神的无所不能在现实中受到质疑，而对于人的能力的信心与日俱增，特别是先人的伟绩受到重视和崇拜，在这时，天帝崇拜与祖先崇拜并行，直到发生分离，社会意识的重心从“尊神”转向重“德”，以神为本的文化逐渐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
虽然并未完全摆脱对神的崇拜，但崇祖逐渐成为社会的价值取向，祖先的言行成为社会行为的楷模，祖先的经验和知识受到尊重，甚至超过了神的旨意。
遇事再不会如前人那样痴迷于宗教活动，而会去查找祖先的“典册”，寻找解决问题的先例和方法。
在这种崇祖意识的支配下，先人的言行记录便成为需要珍藏的宝物，被收藏在宗庙、神庙等神圣的处所，以备查阅，即我们现在所称的档案。
当人类从神的脚下站起来，重视和发挥自己的能力时，便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
因此，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曾指出：
“人类曷为而有史耶？
曷为惟人类为能有史耶？
人类又曷为而贵有史耶？
人类所以优胜于其他生物者，以其富于记忆力与模仿性，常能贮藏其先世所遗传之智识与情感，成为一种‘业力’，以作自己生活基础。
”
档案的出现，标志着人们从天神脚下的奴婢状态中站立起来，开始以理性精神对待世事，人的活动经验开始成为思考和研究的对象。
随着档案的逐渐积累，人们从“尊神敬鬼”转向“敬天法祖”，人的地位开始取代神而成为社会的主宰。
3.档案因社会生活而起源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道：
“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质言之，则史也者，人类型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
”档案亦然，档案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只有人类进入了社会生活才会有积累档案的需要和管理档案的基本能力，也只有具有社会意义的原始记录材料才具有保存的价值。
在社会活动中，需要使个体的认识和思维转化为“类思维”，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构成了人类社会生存需要的重要内容。
（1）人类社会需要积累实践材料。
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每一个个体或某一代人都会感到力不从心，需要汇集人类的全部认识成果，才能使自己逐步强大。
无论创造性活动还是重复性活动,其所以是文化的活动,则因为它们是以集体智慧的运用和积累为前提进行的,失去这个前提不构成文化活动,也不能算是人类社会活动。
（2）人类社会生活需要完整系统的信息材料。
在人类活动各个时期各个领域所产生的信息材料，最初会处于一种无序的、零乱的、分散的、不稳定、个体、分割的状态，这些信息材料是社会生活的自然生成物，具有本源性的特点，但不利于交流和传播。
人类需要有意识地将这些分散的、零乱的、不稳定的信息材料进行选择，然后进行有序化管理，从而成为社会共享的资源，使全体社会成员都会从中获益，通过这个集体信息库，获得生命的养分、精神的力量、认知的方法、行为的特征，以及实现目的的手段等等。
（3）人类社会活动需要构成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与理性思维活动之间需要一个联结，使这构成一个不断循环的渐进过程，从而推动人类文化的不断进步。
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认识成果，它本身甚至也是一种消费对象，满足着人们的精神需要（包括求知需要）。
过去实践活动的记录不仅是回溯历史的需要,更是进行理性思辩并进一步发展人类文明必须借助的原始材料。
在人类的社会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发展链条中需要建立起连结的维系物。
因此，人类社会生活对于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信息材料，并非一次性使用，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材料还在继续长久地发挥作用，这就产生了收藏的行为。
4.档案因社会管理而起源
在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民之初生，其卧徐徐，其觉于于；饥则求食，饱则弃余。
当此之时，无所谓生令政教也。
”也就没有收藏资料的需要。
然而，由于出现了社会分工，人类社会交往活动范围扩大，逐渐开始了社会生活，需要进行社会管理，以协调群体内的生活秩序。
于是“有睿智者出，为之君长焉，为之号令焉。
有君长，有号令，则非口舌语言可以遍喻而尽晓也，于是文字生焉。
文字者，古人所以为临民治事之具也。
”（许同莘：
《公牍学史》）社会管理活动的出现，维持社会公共秩序需要凭籍公共信息资源。
即张怀瓘《书断》云：
“大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
书契者，决断万事。
”《秋官·司约》载：
“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
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治器之约次之，治挚之约次之。
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也曾指出：
“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
随着阶级的分化和国家政权的出现，需要有文字记录作为管理国家和交际的工具，大量社会管理文书的出现，为档案的起源提供了基本素材。
在社会管理活动中产生的文书，为维护管理活动的连续性，是需要作为信物和凭证长久留存下来的。
书契，所以立公信也，既公且信，可以立国于天地间矣。
“作为产生它的政府的共同记忆，而且也是这个国家的共同记忆。
”③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统治者的利益。
这种将活动中产生形成的文书材料作为信物和凭证留存下来管理，便成为我们所称的档案管理行为。
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档案是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必然产物。
因为人类在不断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需要不断地积累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成果，并以此为前提，不断构建，又不断丰富和更新人类控制自然、控制社会的信息系统。
人类在与自然抗争中形成的认识和经验，通过档案这种载荷形式，经过进一步加工而形成科学知识，从而凝聚为人类控制自然物质世界的信息控制机制——技术信息系统。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为防止社会成员破坏现实的权利意志结构，以保障物质社会关系的正常运转，需要对档案所记载的信息进行筛选和控制，并确立社会的行为规范，逐步起建立代替生物学结构的社会学结构，从而构成人类控制社会的信息控制系统。
前者控制着着生产力的发展，维护自然人的生命力，后者保障着社会运动本身的稳态运转和不断进步。
因此，档案起源是人类社会管理活动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档案起源的基本条件
档案起源的内在动因人类的记忆、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管理，那么，还需要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寻找适宜的条件而生成。
从历史的发展状况来看，文字的产生和形成构成了档案起源最重要的基础条件，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完善构成了档案管理制度的组织保证，史官制度的建立为档案管理提供了人力资源，三者共同构成档案起源的基本条件。
但三者并非档案起源的必备条件，没有这三者条件，档案起源还会选择其它的方式，这只是历史的选择而已。
1.文字的形成
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是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由于口头的语言已无法满足人们交往和记事、管理的需要，于是产生了一种信息符号体系，用以记录口头语言的内容。
当这种信息符号系统逐步成熟并定型下来之后，便形成为在一定群体中共识的文字。
文字的产生标志着社会文明有了划时代的进步，标志着人的思想、感情、经验、意志、见识可以累积成为精神财富。
即《易·系辞下》云：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文字不但是人类进入文明世纪的曙光，而且是人类文明得以长传并继续发展的承载性工具，更是档案起源时的承载性工具。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一些国家开始有了文字，大体可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象形文字，一是楔形文字。
公元前2000年左右，楔形文字成了古代各国对外交往所使用的文字。
腓尼基人在吸收埃及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腓尼基的字母文字，希腊人参考腓尼基的字母和文字，创造了希腊字母和文字，罗马人又参考了希腊字母和文字创造了拉丁字母和文字，以后，希腊字母和文字成了斯拉夫民族所用字母和文字的基础，拉丁字母和文字则成了西欧各国所用字母和文字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学者将汉字的起源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都归结为圣人的创造。
《吕氏春秋·君守》云：
“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韩非子·五蠹》云：
“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
”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载：
“黄帝史官仓颉，取象鸟迹，始作文字，记其言动，策而藏之，名曰书契。
”传说他“龙颜侈侈，四目灵光，生而能书。
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汉学堂丛书》辑《春秋元命苞》）但古代文献中对于仓颉的其他事迹语焉不详，对此，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提出的看法，倒是更容易为今人所接受，他说：
“文字是语言的表象，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掘出来的。
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
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程。
”从考古发掘的甲骨文来看，我国商代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
文字的成熟与运用，为准确地记录事实、广泛传播信息、积累经验和知识提供了条件，亦成为档案起源的基本条件。
文字的形成成为档案起源的基本条件，是一种历史现象，这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文字作为档案的承载工具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在今天，在新技术条件下产生的原始记录材料，正在改变着档案家族中文字一统天下的局面。
但从目前的认识来看，这些新型记录材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仍然十分不稳定，不借助于文字，还难以独立承担档案的职能，它们还只能发挥辅助和加强文字档案的记忆能力的作用。
即使我们不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档案起源时，文字确实是档案起源时的唯一记录形式和基本条件。
2.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完善
档案是依一定的群体和组织而形成的，是其共享的基本信息资源，没有完善的社会组织，档案也就难以形成和产生。
所谓社会组织，是指为了执行一定的社会职能，完成特定的社会目标、具有明确规章制度的一个独立单位，是正式化的社会群体。
为了社会组织特定的目标和宗旨，需要将对于社会组织具有意义的记录材料实行收藏，同时，社会组织会通过组织分工实现材料的收藏，并给予制度和财力的保障。
这是家庭、氏族、邻里等初级群体难以办到的。
在人类社会早期，国家是社会组织的集中表现形式。
在我国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形成的国家，是中国奴隶主阶级建立和运用国家机器，确立和进行阶级统治的开端。
虽已出现辅政官员等社会管理人员，但国家的体制还未完全稳定，依然保留着部落联盟的某些特点。
因此，我们至今尚未发现这一时期档案的遗留。
然而，由于文献记载、甲骨文的被发现，以及后续的文物考证，使我们对商朝的国家组织机构有了较清晰的认识。
《礼记·曲礼》：
“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司六材。
”对此，郑玄认为“殷时制也。
”殷商社会组织的完善与细致的分工，使统一意志和协调工作成为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于是，中央与部门、部门之间、部门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日益频繁，往来之间就会产生大量的文件材料，材料多了，集中收藏便成为必然。
由于有了健全的社会组织和一定的管理能力，使集中收藏成为了可能。
于是，便出现了类似于后世档案库的殷墟甲骨文库。
同样，考古学家在古埃及、古波斯、古亚述等世界文明的发源地都发现了收藏丰富的泥版档案库，进一步证实了档案产生于最早具有完善社会组织的古代地区。
3.史官制度的建立
档案起源必须由人来做，那么，古代到底由哪些人来完成档案的起源任务呢？
《隋书·经籍志》认为：
“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
”
在原始社会的后期的氏族和部落生活中，确曾产生过一些如结绳、刻契、八卦、简单文字、卜辞等记录方式辅助进行管理活动，但多只是局限在现行的管理活动之中，从对这些记录材料的处理来看，仍处于零碎的、杂乱的管理范畴之内，还没有进入有条理地集中收藏的阶段，其作用充其量仅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文书，还未转化为档案。
从现有的史实材料来看，由祭司和巫卜转化而来的文化官员应为档案起源的直接实践者，这些神职人员的职能转换，对于档案的起源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我国商周之际，史官逐渐替代了巫卜的文化官员的地位，由行“神”事转而行“人”事。
而建立起严密的史官制度。
有左、右史记录君王的言、行；大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加急事；小史掌邦国之志，奠世学，辨昭穆；太史掌管礼仪；内史掌管著作简册，策命诸侯、卿、大夫和爵禄的废置；外史掌书之命之颁布于京畿以外的地区，又掌四方之志；卿史掌赞书而授法令。
周之典册，皆史所为。
周之史官，既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诸职，其地方复有州史、闾史，殆不下千余人。
且“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①清代文人龚自珍在其《古史钓沉论》中写道：
“周之世官，大者史。
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伦品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
”
当时，史官所掌之文字材料比较复杂。
“《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者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小学也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
”可见，史官所掌之材料，均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产生和形成的第一手材料，依今天的观点，多为档案无疑。
史官所掌的文字材料是当时文化建设的最基本的资源。
即“六艺掌于史官，九流出于史官，术者、方伎诸学亦出于史官。
”举凡先公先王的世系，当代君王的言行，军国要务，祸福灾祥，都在史的记载之列，即“书其事于竹帛，镂金之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
“太史既布宪，入籍入府。
”“周官司冠，凡大盟约，位其盟书，登于太府。
太史、内史、司会、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
是则王者诛赏，具录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书。
可见，史官是官府的文书工作者，同时也是档案的形成者，同时也是其保存者和使用者。
可见，史官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档案工作者。
随着档案材料的逐渐增多，由史官分别保存的形式在利用上有较多不便，于是在周王室建立了我国最早的档案机构——天府，由老聃为柱下史，统一掌管王室档案，而各诸侯国也在宗庙内收藏档案，因此有“百二十国宝书”之说，这样，现实管理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文书等有了公众收藏之所，具备了“传遗子孙后代知之”的档案功能。
二、档案的沿革
档案的沿革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1.载体的沿革
档案按载体可分为：
甲骨档案（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商代较多）
金石档案（“金石档案”的“金石”是指金属和石头。
金文档案主要在商周。
春秋战国时期，有些重要的记载和规定，刻在石头上。
）
简牍档案（简牍档案是指以竹片和木片（牍）为载体的档案。
）
缣帛档案（缣帛为丝织品。
秦汉以后渐多。
）
纸质档案（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后，纸成为记录档案的载体。
）
音像档案（是指以照片、录音带、唱片、录像带、电影片等为载体的档案。
它的特点是真实、形象、生动、直观）
电子档案（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形成的，以代码形式存储于特定介质的上的档案。
目前电子档案所用的特定介质主要有磁盘（硬磁盘、软磁盘）、磁带和光盘等。
）
2.名称的沿革
（1）“档案”在商代称为“册”；周代称为“中”；秦汉称为“典籍”；魏晋以后称“文书”、“文案”；唐、宋以来称“文卷”、“案卷”、“案牍”。
（2）“档案”一词，一般认为初见于清代。
a、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官府文书中，有“档案”一词的使用，即“查得顺治十四年四月臣部题定档案”。
b、康熙十九年（1680年）“起居注”：
“上问马哈喇之父与叔父皆殁于阵，部中无档案。
”
c、杨宾《柳边纪略》（成书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说：
“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
然今文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
”
d、郑州大学文博学院王金玉、王永的文章，认为“档案”一词自清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即开始应用，比《柳边纪略》早了60年，“档案”的原始涵义指仓库财物类的登记簿。
（见王金玉、王永《“档案”词源新证》，《中国档案》1999年2期。
）
档，在《康熙字典》中解释为：
横木框档。
案，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
几属。
由此引申，把处理一桩事件的有关文件叫做一案，并通称收存的官方文件为“案”。
“档”和“案”连用，就是存入档架的文案。
第二节 档案的定义及其涵义
一、档案的定义
通过考察教材中收集的关于档案的各种定义，我们发现从档案概念的属种关系而论，档案定义大致有两种情况：
①以文件为属概念，在国际间比较通行；
②以历史记录或原始记录为属概念，在中国已较为通用；
第一种定义是把“文件”作档案所属，第二种定义是把“原始记录”（历史记录）作为档案的所属，这个原始记录指的就是国内外常用的较为广义的文件，所谓广义的文件，它不仅指常规的机关文书，也包括技术文件、文艺手稿以及其它各种文件材料。
此外，以信息或信息资料、信息载体为属概念，近年来有发展趋势。
总之，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保存备查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数据、信息和知识的记录。
二、档案的涵义
（一）档案的来源
从形成者看，来源有两类，即社会组织和个人。
人的档案行为是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是人类脱离完全野蛮状态而发展起来的特征，是人类文明的表现，也是人的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只有人类具有将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各种原始记录材料积聚起来以备查考的能力。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其社会性的表现之一，是人从一出生便生活在档案之中，如人出生时会产生出生证明，据此上户口，形成户籍档案，上学后，会产生和形成学籍档案，工作后会形成人事档案，成家后会有家庭档案，在工作中会形成个人档案和工作档案，同样，社会中的组织也是如此。
“认真说起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
（摩尔根：
《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0页）没有档案，社会中的人和组织不仅会失去了身份和归宿，被社会边缘化，游离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之外，更由于缺乏对前人经验教训的研究总结，也失去了文明进步的动力，只能在周而复始的生活中轮回。
因此，档案应是人类的一种普遍行为。
这是因为“案卷的保存适合于一个人类生而固有的需要，这种需要虽然为无知者所轻视，但是永远不能把它压制下去。
”（转引自布伦内克《档案学》卷首语）当然，造物主也会留下一些原始记录物，可以帮助我们读出一些历史信息，如动物的化石、树木的年轮等，但这些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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