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1单元宗教改革讲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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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1单元宗教改革讲义
第一单元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讲义）
一、教学目的要求：
1、使学生了解各国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掌握新教派的宗教思想及主张；分析新教思想的历史意义。
2、分析新教派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比各国宗教改革的特点，探讨宗教改革的社会功能，思考宗教改革的社会影响。
二、重点难点：
新教派的宗教思想及观点；宗教改革的社会功能社会影响。
三、基本内容：
第一节、德国宗教改革
第二节、瑞士加尔文宗教改革
第三节、英国国教的确立
总结：
德瑞英国宗教改革的比较（影响）
四、教学方法：
专题启发式讲授，采取对比分析、互动研讨、探究式教学方法，根据不同内容、不同问题交替使用，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五、课时安排；
4课时
六、教学手段
使用课件多媒体教学。
第一节德国宗教改革
——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
德国宗教改革的最先发难者是维登堡大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年）。
当路德退出运动后，另一位宗教改革家——托马斯·闵采尔挺身而出，领导了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和农民战争，并推动这场改革运动逐渐走上它的顶点。
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罗马天主教会，并使路德新教派产生。
对这一伟大宗教改革运动和农民战争，恩格斯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长期斗争的顶点，是“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
[1]
宗教改革前夕的德国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德国，虽然是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并有了显著地发展。
首先的表现是分散型的，乃至少数集中型的手工工场已经出现。
纺织、印刷、武器制造业比较发达，特别是采矿业和冶炼技术的进步尤为突出。
其次，商业相当繁荣。
德国位于欧洲商路的中心，东西新航路开辟后，商路虽大部转移，但从印度经过意大利到北欧的商道，还是要通过德国再去北欧的，这样就沿商道附近兴起了数千个城镇。
同时，商业的繁荣促使银行资本发达，涌现了一些大银行家。
如佛格尔家族在1564年已经拥有470万古尔登的巨额资本。
资本主义因素已有相当的发展，这是当时德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
除此之外，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看，其不平衡性、分散性、落后性是德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总特征。
这因为德国经济的繁荣主要体现在沿商道附近，且主要在一些河流和边境上的商贸城镇，而内地却十分萧条。
与同时代的英、法、尼德兰等国家相比要落后的多，特别是由于封建制度还占统治地位，农奴制仍很盛行，教俗封建主变本加厉的剥削，这就给资本主义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
因而，要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就必须反对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这也正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
经济的分散性影响着政治的统一。
从中世纪以来，德国形成的分裂割据局面长期存在，名义上虽然称“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内部分崩离析。
全国分裂为七大选侯，十几个大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和上千个骑士领地，另外还有几个自由市。
它们在自己的领地和城市内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权，有自己的军队和货币。
虽然中央有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皇帝无权干预这些领主的内政，皇权微弱，始终不能实行集权统治。
由于政治上的严重割据和不统一，由于关卡林立，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这就不能不影响着德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
[1]恩格斯：
《关于农民战争》《马恩全集》第21卷第459页
的发展。
经济的落后、不平衡性及政治的不统一，决定了德国社会阶级关系、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这些矛盾在统治集团内部看，有教俗诸侯与神圣罗帝国皇帝的矛盾；有教会与世俗诸侯之间的矛盾；有诸侯间的矛盾及他们与骑士的矛盾；僧侣集团内有罗马教皇、德国上层教士同低级教士的矛盾；城市中有城市贵族与市民的矛盾、市民与诸侯与教会的矛盾；在农村中有农民与封建主的矛盾。
矛盾的激化，不仅表现在此起彼伏的城市平民和农民起义，更表现在诸侯与诸侯、诸侯与皇帝、城市同盟和骑士同盟、或这些同盟与诸侯与皇帝的对抗。
这说明，要缓和或解决这些矛盾，社会改革势在必行，这是宗教改革发生的政治原因。
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德国人民与天主教会的矛盾是矛盾的集中点。
天主教会与德国封建腐朽势力相勾结，并以封建神学理论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这种严密的精神统治、无形的压迫，甚至比公开的压迫还要厉害。
特别是德国在天主教世界里，是最受罗马教皇压榨和剥削的地区。
大大小小的教会神职人员都必须将其收入的一部分上缴罗马教皇，神职人员在上任的第一年必须把全年的薪金贡献给教皇。
罗马教廷还利用德国的政治分裂，控制德国，加重对德国的榨取。
教会不仅以地租、什一税剥削德国人民，还以出售教会职位，出售赎罪券等手段搜刮人民。
16世纪初，罗马教廷从德国榨取财富达30万古尔登。
这个数目相当于神圣罗马帝国年收入的几倍，等于1497年皇帝所征税额的21倍。
教廷从德国榨取的财富，归根到底都是德国劳动人民的血汗。
因此，教廷的思想压迫，精神奴役，残酷的经济剥削和财富搜刮，使德国各阶级阶层人民同罗马天主教会的矛盾，成为德国社会矛盾的焦点。
此时，德国人对宽慰、简洁的基督教信仰的虔诚渴望和追求，使之要求迅速摆脱腐朽的罗马教廷对人们信仰的践踏和对德国的控制。
为此，德国各阶层人民展开了不同形式的斗争，并促成了宗教改革运动和农民战争的发生。
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
德国宗教改革的首先发难者是马丁·路德。
路德出身于富裕市民家庭。
早年就学于马格德堡和爱森纳赫。
1505年进入爱尔福特大学，攻读法学，并与人文主义者有所接触。
1507年成为教士，1508年在爱尔福特执教于哲学。
1512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并任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
在大学里他利用图书馆的有利条件，潜心研读《圣经》。
在研读中，他发现天主教会的一套制度及其神学理论和实践，远远背离了基督教的原始教义。
特别是在这期间他曾去罗马旅行，又亲眼看到了罗马教廷的腐朽，决心从事宗教改革。
1517年，教皇立奥十世派特使去德国售“赎罪券”，在销售“赎罪券”时，宣扬什么“只要购买购罪券的钱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立刻就可以从炼狱跳上天堂。
”消息传到路德耳中，他怒不可遏。
10月30日他写了《九十五条论纲》，次日中午将论纲贴在维登堡教堂门口，要求公开辩论“赎罪券”问题。
路德说，教皇没有赦免任何罪恶的权力，只能宣布或肯定上帝的赦免，因为赦免权属于上帝，因而赎罪券免罪的说法是错误的。
“当金钱扔在钱柜叮当作响的时候，增加的只是贪婪和爱财的欲望。
至于代祷之是否有效，完全只能以上帝的意志为转移。
”这实际上就是否认教皇的神权。
这个《论纲》的内容很快传遍全德国，不仅引起了全民的讨论，也使教皇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下令要求路德到罗马来进行辩论。
但由于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同情路德，劝教皇不要追究此事。
因此，教皇暂时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1519年莱比锡辩论会上，路德与天主教神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辩论，双方博引旁证，侃侃而谈，异常激烈，最后是双方愤愤离开会场，无果而终。
此后，路德继续为宗教改革，为德意志民族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呐喊。
在呼吁和推动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自1520年后他连续发表了《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论基督教徒的自由》等文章。
前一篇文章是路德的政治纲领，是德意志民族的独立宣言。
在这篇公开书中，他痛斥了罗马教廷对德意志的专横、掠夺，号召德国的基督教贵族联合起来，“反对教皇，解救德国”。
路德呼吁世俗君主应建立不受罗马教廷控制的民族教会；主张基督教贵族“应该发号施令”，从此不准任何俸禄再落入罗马教廷手中，以后一切委任都不得从罗马领受，所有的教士职位都应该脱离那暴虐的教皇，并且要恢复地主主教的职权。
应该规定，“凡属世俗的事，都应由世俗当局处理，而不应该送到罗马判决。
”他主张君权至上，认为世俗权力是上帝所派，对教皇、主教、神父都有惩罚之权。
这些内容的实质是使德意志民族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彻底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建立起德意志的高于教皇和教会的世俗政权和德意志民族教会。
后两篇文章是路德的宗教改革纲领。
主要内容：
其一，宣扬“信仰得救”，“因信称义”。
主张人要想自己的灵魂得救，要依靠个人的虔诚的信仰，不需要教士这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不需要教会神职人员的干预，也不需要通过由教士主持的各种宗教仪式（所谓圣事）；其二，强调《圣经》高于一切。
路德认为信仰的唯一依据是《圣经》，而不是天主教会一手制定的神学，对教皇颁布的敕令、通告和宗教会议通过的决议都无需重视；其三，主张建立“廉价教会”，废除教阶制和繁杂的宗教仪式和礼节。
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符合市民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并得到某些试图夺取教会财产以自肥的世俗诸侯的支持。
因此路德的论著及思想很快传遍了全德。
“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
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
”[1]宗教改革浪潮掀起，激怒了罗马教廷，教
[1]《马恩全集》第七卷第407页
皇利奥十世于1520年6月2日宣布路德学说为“异端”，并以敕令的形式宣布开除路德的天主教教籍。
但路德在人民的支持下，却在维登堡当众把教皇的敕令投入火中焚烧。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把天主教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同时由于对法战争需要教皇的支持，因而反对宗教改革。
1521年4月他在沃姆斯召集了帝国议会，以讨论如何处理路德的问题。
为此，在帝国会议上，皇帝的代表宣读了教皇颁布的关于开除路德教籍的敕令，并要求议会宣布路德不受法律保护，但议会没有照办，而是召唤路德出席会议进行申诉。
路德勇敢赴会，进行了义正严词的申辩，拒绝认错。
当时在场的皇帝想逮捕他，但在群众的支持和保护下，路德安然离开了会场。
沃姆斯会后，路德改名换姓，躲到萨克森选侯的瓦德堡中过上了世俗生活。
在瓦德堡斯间依然孜孜不倦地写信或写文章，热心地宣传自己的教义。
这时，他还将《圣经》从拉丁文译为德文，并于1522年9月正式出版。
德文《圣经》的出版，不仅可以使人民大众直接引用圣经中的个别章节、字句作为社会要求的根据。
同时因为在译文结构、词汇和文字表达等方面都有创新，为德文立下了规范，对推动德文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沃姆斯会议后不久，德国的反天主教会斗争发生了分裂。
一方面是路德教义在德国的北部、中部迅速传播，反天主教会的斗争在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中日益高涨。
他们要求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甚至一部分激进者主张废除私有财产，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并在维登堡、爱尔福特等地爆发起义。
起义者冲击教堂，祭坛，破坏圣物。
另一方面，作为宗教改革的发难者路德在革命风暴面前，却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路德于1521年12月发表文章告诫全体基督教徒严防暴乱和煽动。
他强调人民服从政府的必要性，声明他反对叛乱。
他说“叛乱是不正当的，不管它如何合乎正义；它的结果从来都是损害大于利益。
我支持而且将始终支持那些身受叛乱之害的人们，不管他们的事业如何违反正义；而且我将反对举行叛乱的人，即是他们的事业合乎正义，因为叛乱发生后必然损失和流血。
”与此同时，以德皇、大主教及部分诸侯为首，城市贵族也包括在内的反动的封建天主教阵营，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这就使宗教运动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即进入了由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的新阶段。
托马斯·闵采乐和农民战争
当路德退出宗教改革运动，反动的封建主天主教阵营加紧对人民运动镇压的关键时刻，另一位平民的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闵采尔挺身而出，团结并领导广大农民、平民将宗教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农民战争阶段。
闵采尔（约1490-1525年），生于斯托尔堡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谙熟希腊、希伯来语和人文主义文学。
曾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获博士学位，并在一女修道院任神父。
1517年开始追随路德，赞同路德的主张。
但后来他的思想比路德更激进，并不满路德的保守态度，1520年与路德分道扬鑣，去茨维考城任牧师，宣传新教义，受当局迫害。
1521年底到布拉格，同胡司派建立联系，并发表了《布拉格通告》，表达了对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的憎恨。
由于他的神学见解和越来越强的政治性质，他被禁止留在布拉格。
1522年回国，任图林根的阿尔斯特城的牧师，继续大力宣传他的宗教教义和政治主张，推行宗教改革。
闵采尔宗教观点和政治主张与路德不同，其主要观点：
第一，否认圣经是唯一无误的启示，认为真正的启示是理性，理性就是信仰。
它宣称人人都有理性，因此人人都可以有神性，人人都可以升入天堂；第二，他认为人们所向往的天堂并非来世，而在现世，信徒的使命就是建立世上的天堂；第三，主张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应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统治人民的国家政权。
他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世界必然忍受一次大震荡”。
通过这个大震荡使那些不敬上帝的人垮台，那些卑贱的人得到翻身。
这里关于不敬上帝的人，是指诸侯，骑士、城市贵族和其他掌握国家各级政权的人及剥削者。
闵采尔的宗教改革思想和政治主张，不仅沉重打击了天主教思想的奴役，而且动摇了基督教封建主的统治。
因此，闵采尔遭到当局追捕，1524年8月，他逃离阿尔斯特德，经米尔豪森、纽伦堡到士瓦本等南德意志各地。
他一面躲避当局的追捕，一面在各地宣传他的教义及组织活动，准备举行全德起义。
在他的宣传、鼓动和影响下，一场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终于在1524—1525年在各地爆发了。
战争在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和图林根三个中心爆发。
1524年夏天起义首先在士瓦本地区发生。
起义者提出了自己的战斗纲领——《书简》。
书简号召城乡受苦人团结起来，用和平或暴力手段，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
1525年3月起义队伍达3-4万人。
起义军领袖集会，通过了《十二条款》的纲领。
要求废除农奴制和什一税，减轻劳役和地租，归还被领主侵占的森林和牧场等。
纲领反映了富裕农民的利益，但反封建很不彻底，士瓦本地区的起义军没有统一的领导，各自为战，至4月被诸侯军各个击破。
法兰克尼亚地区起义爆发于1525年3月末，5月提出了“海尔布琅纲领”。
纲领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改革教阶制，没收教会土地，统一币制和度量衡，取消关卡和各种苛捐杂税，取消城市贵族对商业的垄断，允许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等。
这个纲领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意图，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要求，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但纲领未能实现。
1525年6月，法兰克尼亚的起义也被镇压下去。
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农民起义由闵采尔直接领导，是德国农民战争的顶点。
1525年2月底，闵采尔到图林根，以米尔豪城为据点发动起义。
3月米尔豪城的平民和矿工推翻了城市贵族的统治，成立了“永久市政会”，闵采尔实际领导了这个革命政权。
此城成了德国革命的中心。
但由于起义军缺乏装备和军事训练，缺少军事经验，5月16日被诸侯联军击溃，起义军5000多人战死或被逮捕，闵采尔被俘就义。
除上述地区外，萨尔茨堡，提罗尔、阿尔萨斯等地也先后爆发起义，但最后均被诸侯军击败，至1526年6月，“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
[1]
农民战争失败后，封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反攻倒算，许多村庄被夷为平地，有10万以上的农民被杀戳，幸存农民陷入领主的奴役之中，农奴制在德国死在复燃。
中小贵族遭到削弱，城市特权被剥夺，市民反对派受到严重挫折，很久不能重振。
诸侯是唯一从农民战争失败中得到好处的集团。
他们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夺取了天主教会的财产。
路德的宗教改革蜕化为诸侯的驯服工具。
诸侯代替教皇成为教会的首脑，简化宗教仪式，实行廉价教会。
诸侯在宗教、经济、政治上的权势大大增强，致德国的分裂割据局面进一步加剧。
对德国宗教改革的思考与评价
德国宗教改革是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源地。
德国之所以成为策源地，是德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宗教矛盾激化并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这次改革自1517年始至1526年彻底失败，历经10年，前7年是宗教改革兴起和发展阶段。
后3年是战争阶段，是德国宗教改革的最高形式。
这次宗教改革运动实际是一次重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它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和认识的问题。
关于德国宗教改革的性质问题。
众所周知，任何一次政治事件的性质，一般说应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事件的领导阶级，以及这次斗争或事件的主要目标，纲领这几个方面来分析。
德国宗教改革发生时，德国的社会阶级矛盾主要表现在农民同封建主，特别是反对天主教会压榨的矛盾。
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路德，特别是农民战争的领导人闵采尔及其学生，他们是农民阶级和平民的代表。
他们所提出的基本纲领——《书简》以及“十二条纲领”，集中表述了农民反抗封建主阶级的主张和要求。
所以这场以宗教改革形式开始，并发展到农民战争的这场政治运动的基本性质是农民反封建主的阶级斗争。
但同时我们还看到，16世纪初正是德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开始发展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德国民族政治的独立和经济的统一，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这一要求则集
[1]《马恩全集》第7卷第478页
中体现在《海尔布琅纲领》中。
并且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希普勒等人，直接参加了在法兰克尼亚地区农民战争的领导行列中。
另外，城市市民地给予宗教改革以全面支持，有很多人还直接参加了农民战争。
因此，这次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又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正如恩格斯讲：
“16世纪初的德国是以宗教形式（所谓宗教改革）出现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
”[1]他又说：
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是“第一号的资产阶级革命”。
[2]
宗教改革的最后阶段——农民战争失败原因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德国农民战争是宗教改革的顶点，农民在战争中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表明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
他们的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给封建制度以沉重打击。
但他们的失败似乎又是必然的。
首先，“农民只有与其他等级联盟才能有胜利的机会。
”[3]就是说农民只有在一个先进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完成革命的历史任命。
而当时德国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先进阶级的领导。
16世纪时的德国，阶级关系十分复杂，且支离破碎，每一个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它们之间的利益不是相互冲突就是极其悬殊，整个民族分成两大阵营的情形还没出现，也就是说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能够把一切革命等级团结在自己周围，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
从农民本身看，由于其固有的弱点：
力量的分散性以及极差的组织性等，使他们不可能团结并汇集成巨大的革命力量。
当时新兴的德国资产阶级，经济上无力，政治上软弱，他们虽参加了斗争，但他们还不能领导革命。
当革命深入发展时，他们往往动摇、妥协，甚至向封建势力投降。
城市平民虽然是农民的主要同盟者，但他们力量薄弱，也不能领导运动。
如米尔豪城附近的部分矿工尽管参加了起义，但当矿主用“让步”欺骗时，他们便脱离了斗争。
骑士不一样，少数人参加斗争并坚持到底，但大多数人到关键时刻就暴露了其阶级本性，逃离了起义队伍。
以上是说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德国农民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所以，农民战争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并结成工农联盟，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实现农民的彻底解放。
其次，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指挥，以及政治斗争经验的不足，也是德国农民战争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整个德国农民战争可以说是轰轰烈烈，此起彼伏，形成了三个中心，坚持3年有余。
三个地区的斗争都曾给天主教会封建努力以沉重打击。
但三个地区的起义军却未能形成组织严密的统一的指挥机构，他们是各自为战，行动极不一致。
结果被封建诸侯[1]《马恩全集》第37卷第267页
[2]《马恩全集》第21卷第459页
[3]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单行本第30页
军各个击破。
另一方面，诸侯军队的司令官采用欺骗和镇压的反革命两手，而起义军则多次轻信敌人的和谈阴谋。
政治斗争经验的不足，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客观上，当时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由于反动势力的联合，军备上的优势，统一的指挥中心，反革命的两手狡诈之计，以及城市贵族同诸侯的里应外合等，都是农民起义军多次受挫和最终失败的原因。
尽管农民战争失败了，但不能认为德国宗教改革是失败的，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首先，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削弱了一千多年来教会在欧洲的特权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天主教会在德国的统治，促进了整个欧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在宗教改革中，路德所宣传的以“因信称义”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新思想，奠定了其他新教思想的基础，促进了一系列新教派的产生。
新教的产生导致了天主教会的分裂，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
特别是在农民战争中许多寺院和教堂被捣毁，许多教会领地和其他财产被没收，这就使天主教会的权威扫地，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大为削弱。
而路德新教势力逐渐扩大，后到1555年路德新教被正式承认。
路德教的确立，是德国宗教改革的最大成果，它使天主教在德国的独霸地位遭到严重削弱。
其次，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德国封建贵族的统治。
许多封建主的城堡被摧毁，许多贵族遭到消灭，一些骑士或死于战火，或沦为诸侯的臣属，使他们早已衰落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从此以后，德国的大部分骑士永远失去了其黄金时代。
最后，德国农民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有历史的借鉴意义，是一份特殊的财富。
它证明农民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获得彻底的解放，需要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而无产阶级同样也只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正如后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写到的：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1]这是马克思从史实中总结出的工农联盟学说，其重要性、启示性是十分明显的。
[1]《马恩选集》第4卷第334页
第二节瑞士加尔文宗教改革
——资产阶级中最勇敢人的要求
加尔文教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最大新教派之一。
加尔文教的“预定论”、“信仰得救”等新教改革思想，创建神权共和国的社会实践，“彻底震撼了传统神权的基石。
”[1]这不仅因为它否定了罗马教皇的权威，否定了封建贵族的特权，且论证了资产阶级剥削的合理性。
因此，恩格斯说：
“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的最勇敢人的要求。
”[2]
加尔文宗教改革前的瑞士日内瓦
任何社会改革要推行并获得成功，必须具备相应的社会改革的历史条件。
而当时日内瓦独立的政治地位和民主传统为宗教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日内瓦作为瑞士法语区的首府，在中世纪名义上也属神圣罗马帝国的城市，至14世纪实际上它已成为城市共和国，并于1387年颁布了宪法。
不过到15世纪时它仍受萨伏依公爵和主教的统治，他们践踏市民的权力，引起市民的极大不满。
特别到15世纪末16世纪时，由于日内瓦城的地理位置使其处在意大利通往法国的商路交叉点上，使其不仅成为过境贸易及信贷业务的中心，也是发达的手工业中心。
经济上日益强大的日内瓦市民展开了反对封建主和主教的斗争。
16世纪20-30年代，瑞士的伯尔尼州和弗里堡州等结成联盟，出兵帮助日内瓦市民打败了萨伏依公国的军队，从此日内瓦市民取得政权，贵族、主教遭到驱逐。
随后日内瓦市民在改革派的领导下，又先后粉碎了各种内外势力的阴谋，最终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除了政治上的独立外，日内瓦还有相对民主的政治和捍卫自由的传统。
日内瓦受罗马、日耳曼及基督教三种文化的影响，所以早在中世纪开始，日内瓦就实行原始的民主制度。
独立后日内瓦的统治和管理形式有了新的发展，即日内瓦的政治权力中心转移到小议会手中。
小议会是管理城市的行政机构，它由25人组成，掌管外交，审查重大判决、铸币等事务，每星期至少在市政厅三次聚会。
小议会的核心是市政会，由4位市政官组成，任期一年；200人议会是次一级的权力机关，每月开会一次，讨论小议会提出的重大立法，并于每年2月选举小议会成员；公民大会由全体成年男性市民组成，负责选举市政官，每年开会两次，有表决权。
正是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和相对民主的政治传统，为宗教改革的进行提供了政治前提。
经济上的发展为日内瓦宗教改革奠定了经济和阶级基础。
瑞士处在南欧去北欧、意大
[1]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序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2]《马恩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1页
利到法国的交通要道和商路的交叉点上，因此，自古就兴起了许多城市。
如巴塞尔、苏黎世，伯尔尼、日内瓦等。
它们如明珠一样镶嵌在商路上。
其中日内瓦位于瑞士森林诸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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