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唐代长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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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唐代长安

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唐代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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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长安作为唐朝的都城以及当时世界的最大都市之一，以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优越地位，恢宏而井然的城坊，容纳和吸引了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士民、商贾、僧道、使节，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都市。

长安成为学者们倾注注意力的一个热点，长安城的人口亦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论题。

　　我们知道，人是社会运动的主体，人是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的载体，城市中的人是城市运动的主体。

离开了对人的探讨，就无法正确把握城市这一实体的总和。

那么唐代长安的人口结构如何，人口总数到底是多少，仅就不同学者对人口数的估算，大约从50万一180万不等，差距竟达130万。

[1]

　　长安的实际人口，可由几种方式构成：

1、在籍人口、脱籍人口，2、常住人口、暂住人口、流动人口，3、城内人口、城周人口、城外居住而在城内供职或官僚贵族城外别墅内人口。

　　不同学者对长安人口估算出不同数字，一是对长安人口的核定范围不统一，或仅限于长安城内，抑或以大长安城的观点；二是对人口结构的不同理解；三是对在籍每户平均口数的推算、对脱籍人口的推算，以及税籍人口是否计算和如何计算，存在着较大差异；四是对流动人口的概念不清，估计不充分，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甚至没有考虑在内。

　　古往今来，众多的流动人口一向是大都市的特色。

中国封建社会的京都，历来云集着国内外大量的流动人群，他们参与都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城市社会生活、城市建设的各个层面，影响着城市的价值取向、舆论热点、饮食服饰风尚、文化娱乐生活、商品交易的数量、种类、物价的总体水平和走向，促进了都城内外文化、交通、旅游、商业、金融、旅店、租赁、服务、宗教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同时对城周乃至更大范围的人文环境、人文景观以及自然生态环境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唐宋之际在中国曾发生着一场“中世纪的城市革命”。

即城市形态的转化，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人口的城市化。

也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原因之一是中国城市的人口主要是由流动人口构成的，[2]即人口的流动性远远大于稳定性。

因此，正确地估计长安城的流动人口数量、构成，探讨流动人口变化的原因与各方面发生的关系及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对长安人口总数的推算，有助于我们探讨长安城的总体面貌，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唐宋时期大都市的界定及演变轨迹。

　　[1]参见妹尾达彦：

《唐长安人口论》，《崛敏一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中国古代国家和民众》，汲古书院1995年版，文中有《过去长安人口推计一览表》；严耕望：

《唐长安人口数量之估测》，《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1995年版；冻国栋：

《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史念海：

《中国古都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2]（德）马克斯·韦伯（maxweber）：

《城市》（thecity），纽约，1958年版。

　　二、长安流动人口的构成

　　对长安流动人口的分析和估计，从狭义上讲，关系到对长安实际的人口数量的估计，从广义上讲，则关系到如何确定中国古代都市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定性定量的基本原则。

从纵向发展的角度考虑，搞清流动人口有助于我们掌握都市人口的变化曲线与都市发展曲线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横向层面考虑，通过对流动人口进出都市的动态分析，搞清都市与地方各城市之间、都市与乡村之间人群的空间转换，以及城乡社会各阶级、阶层、社会各群体在流动过程中的相互交流与转换。

自唐代开始，都市的职能与空间布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人口结构和数量的变化。

这一变化，除了常住人口的自然和人为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流动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来体现的。

　　我们首先应对长安流动人口的构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再具体探讨各群体更接近事实的数量。

　　长安流动人口变化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政治原因与经济原因、军事原因、文化原因居然原因等。

但是，由于长安是唐京都所在，它所独具的政治中心功能，不仅包容和招徕了全国各地的士人，并且最终影响和决定着其他引起人口变化的因素。

　　因都城所独具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中心功能而流入长安的流动人口大体上由以下几部分群体组成：

　　一是，科举制和铨选制的确立与完善，使大批举子和待选官吏从全国各地赴京应举参选。

　　二是，由于都市政治中心功能的强化，形成各地士族向两京迁移的趋势，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士人进京游历和游宦。

　　三是，地方政府（州、府、道）因朝集上计、贡献、临时汇报等原因而派遣的进京使臣或使团，以及驻京机构人员。

　　四是，为供应京师皇族、官吏、军队、政府机构对粮食、薪炭及有关物资或原料等的庞大需求，而担任运输任务的各地民夫、船夫、押运官吏及军人。

　　五是，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和坊市制的确立和变化，都市中涌进了大量私营商人、手工业者以及为满足都市各种生活及娱乐之需的各类服务行业人员。

　　六是，由于都市土木兴造浩繁，需要从全国各地征集大量民夫及手工艺人。

　　七是，因番上而短期进京的工匠、勋官、散官及其因各种原因的探亲家属。

　　八是，流连京师的外国商人、使团、留学生、游方僧道等。

　　上述不同类别的流动群体，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文化知识层次，其间亦有交叠，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层面。

因此，他们的流动，不仅对都城各个方面都有影响，而且这些影响是多层次的。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都市的人口结构、客观的人口数量、流动人口的真实面貌、流动人口对都市的实际影响与作用，但还有不少可供后人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本文首先重点探讨举选人群体，对其他流动群体（包括工商、宗教、伎艺、工匠、民夫、地方驻京人员、外交使节等）将逐一另文专述。

　　三、流动的举选人群体

　　隋确立、唐加以完善的中央铨选体制，对京城流动人口的数量和结构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造成”人不土著，萃处京师”的空间流动趋势，而且还从根本上削弱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赖以依托的社会基础。

因此，就进京的举选人数量来看，只占向京城流动人数的一小部分，但其超过本身数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义却不可低估。

　　这部分流动群体主要包括进京应举、赴选的举选人及其家属、仆从；因秩满待选或滞留京师的前资官；因宦游而萃处京师的官僚士子及其家属仆从；虽任职外府、举家已迁至京师的官吏等。

（一）进京应举的举人及仆从

　　举人包括地方诸州经过筛选和考核举送到京参加常举的乡贡进士、乡贡明经，国子监保送至省参加常举的国子进士、国子明经，应制举的士民官吏。

　　国子监学生都是住读在监，但因住监有年限规定，应介于常住与流动人口之间，外地监生并未在京著籍。

据《唐六典·国子监》载，国子监六学生徒名额不到三千，太宗时，招徕海内外学子“诸生员三千二百”，“四方秀艾，挟策负素，集京师，……于是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群酋长遣子弟入学，鼓踵堂者，凡八千余人”[1]，亦相当可观。

　　制举在一般情况下，临时别敕，应举者须由在职要官保举，举人以少而精为原则，所以应制举人数较少。

　　乡贡进士和乡贡明经是举人群体中的大宗，是京城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年地方诸州举贡的人数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大约在几百至数千之间波动。

　　有关每年士子应举人数，大约为数千人。

有关史料列举如下：

　　《通典》卷15《选举》三载：

“其进士大抵干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开元以后，四海宴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

其应召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

”

　　《通典》卷17《选举》五载，开元十七年三月，国子监祭酒杨上言：

“伏闻承前之例，每年应举常有千数。

”这里仅指国子监应举人数。

洋州刺史赵匡上《举选议》曰：

“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

”这里的数万人包括了选人，可知大多数举选之人是从全国各地赴京师，常年滞留在长安的毕竟是少数。

　　《通典》卷18《选举》六《杂议论》，礼部员外郎沈既济论曰：

“开元天宝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干。

”

　　韩愈在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中提到：

“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

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并其僮仆畜马，不当京师百万分之一（本注，分上无万字）。

”[2]

　　《太平广记》卷181薛保逊》条载：

“大和中，贡士不下千余人”。

　　同上，卷183《郑昌图》条载：

“咸通中，以进士车服僭差，不许乘马。

时场中不减千人。

”

　　这些赴京举子多有随从仆隶。

《太平广记》卷72《陆生》条记载，开元中吴人陆生，贡举明经在京，“贫无仆从”，同书卷144《吕群》条载，进士吕群，元和十一年（816年）下第游蜀，随从仆使皆逃走，唯有一厮养跟随，后又于成都买奴马服用。

又同书卷150《乔琳》条载，乔琳于天宝元年（742年）冬自太原赴举，因天寒雪甚“佣仆皆去”。

平均下来，每个举子大概有一名仆从。

不少举子落第后，仍留滞京师准备再考，《南部新书》记载其事云：

“长安举子，自六月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甚者有长达数年乃至数十年，情况就更为复杂。

开元、天宝贡举最盛，举子及其仆从应在数千乃至一万人以上。

（二）赴京参选的选人

　　选人是指通过科举及第、门荫结品、流外入流等途径取得做官资格和停替待选的前资官有资格参加吏部、兵部铨选者，以吏部选人为主。

　　唐代选人的数量由于种种原因，变化很大。

大体上讲，唐初较少，贞观以后逐渐增加，武后时达到畸形高峰，此后有所回落，天宝后骤减，德宗以后有所回升，唐末为数千人左右。

　　《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载：

“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

有司移符州县，课人赴调，远方或赐衣续食，犹辞不行。

至则授用，无所黜退。

”

　　《旧唐书》卷81《刘祥道传》载，贞观初刘林甫为吏部侍郎，“选人渐众”，“将万余人”。

[3]

　　《唐会要》卷74《论选事》载贞观元年杜如晦言：

“今每年选集，尚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悉知……”

　　《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二年（657年）条载，刘林甫之子刘祥道知吏部选事，以为“今选司取士伤滥。

每年入流之数，过一千四百，杂色入流，曾不铨简。

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约准三十年，则万三千余人略尽矣。

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须之数”。

当时承平日久，“选人益众”，入流人数已超过所需人数的两倍，参选人数当更多。

　　《唐会要》》卷74载，总章二年（669年），李敬玄典选，“参选者岁有万人”。

　　武后当政，务收人心，广开选门，《朝野佥载》引张文成语曰：

“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干，垂拱以后，每年常至五万人”。

　　《通典》卷17《选举杂议论中》载，垂拱中，纳言魏玄同上疏曰：

“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

如按十比一的比例，每年官阙约为数千（一至四干左右），选人大约应为数万不等。

　　《资治通鉴》卷205天授三年（692年）条载，“武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皆授于试官。

民谚讥讽曰：

“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脱校书郎”。

由于选人杂，造成“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的非正常局面。

　　《唐会要》卷74载，如意元年（692年），天官郎中李至远知选，当年“铨覆数万人”。

[4]

　　《全唐文》卷219崔融《吏部兵部选人议》载，中宗时，吏部兵部选人，每年达“万人以上”。

　　《资治通鉴》卷210睿宗景云元年（710年）载，时宋璄为吏部尚书，“集者万余人，留者三铨不过二千人，人服其公”。

　　《全唐文》卷288载张九龄言：

“每岁选者动以万计”。

　　《通典》》卷17《选举·杂议论》中载，开元时，洋州刺史赵匡言，”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十乃七八”。

　　《新唐书》卷140《裴遵庆传》载：

天宝时，“选者岁万计”。

考虑到玄宗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始作“循资格”，规定选人“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对选人每年赴京人数严格限制，因此，岁以万计的选人仅是赴京参选人数，而非全部选人人数。

　　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5]也有可资佐证的材料。

如张倜，天宝九载参加吏部拴选，“高出万人，拭目于时”，说明当时参选者一般在万人左右。

　　德宗朝宰相陆贽改革铨选赴集之法，实行“计阙集人”，缓解了选人与官阙的矛盾，同时减少了选人群体流动的规模和数量。

　　唐后期，每年所注官阙与前期相比，上下限变化不大，约为一千至四千不等，但因德宗以后实行计阙集人之法，每次赴选之人最多应不会超过一万人。

　　在一般情况下，选人群体大约是数干至一万上下。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选人是前资官，即前任期满，停替待选。

他们的流动，无论是出京就职、归乡，或进京赴选、滞留京师待选，很多人不仅有仆隶随从，也有携带家眷者。

因此，选人群体（包括家眷仆从）的人数，大约少则一万，多则数万。

如《朝野金载》所载接近事实，则武后时，可能超过五万，甚至将近十万。

　　《通典》卷15对官额与应入官者的比例有一段总结：

“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十五员（职官典二十二记为万八千八百五），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已降，凡十二万余员。

其外，文武贡士及应制挽郎、辇脚、军功、使劳、征辟、奏荐、神童、陪位、诸以荫亲并艺术百司杂职或恩赐出身受职不为常员者，不可悉数。

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

”

　　以往的研究，或对举选人等流动群体忽略不计，或将流动人口笼统地包含在脱漏人口中，或仅以韩愈在贞元十九年《论权停今年举选状》中所举“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为准，过低估计举选人流动群体的规模和数量。

严耕望先生的估计较为客观，他认为流动人口即举选人加朝集使（包括仆隶在内），约为数万人，唐后期参选人少于唐前期。

[6]但举选人及朝集使只是流动人口的部分构成，仍非流动人口的全部。

　　（三）赴京参加流外铨群体

　　《唐六典·吏部》对参加流外铨者有如下规定：

　　（吏部）郎中一人，掌小选。

凡未入仕而吏京司者，复分为九品，通谓之行署。

其应选之人，以其未入九流，故谓之流外铨，亦谓之小铨。

……（注曰：

谓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子，及州县佐吏。

若庶人参流外选者，本州量其所堪，送尚书省）

　　由此可知，流外铨的对象包括未入仕而已吏京司者、品子、州县佐吏以及庶人。

《通典》卷40总计开元年间官吏员数，其中内职掌包括斋郎、府史、亭长、掌固、主膳、幕士、习驭、驾士、门仆、陵户、乐工、供膳、兽医、学生、执御、门事等三万五千一百七十七。

上述有的不在吏职之列，如斋郎和学生，有的属伎术人才，如主膳、兽医、乐工等，并不都通过小选择取。

因此，每年参加小选的主要应为已吏京司考满听转选者，品子、州县佐吏和庶人为获取中央吏职而参流外选者。

除转选者已居京师外，部分品子也应是京师常住人口。

赴京参选的主要是州具佐吏、各州量送的庶人及家居外地的品子。

高宗时期，每年流外入流达一千四百人，开元时则达二千人之多。

按规定，入流者或进入职事官序列，或授散官，也有一部分人留任。

所空出的吏职即成为参加小选者竞争的目标。

　　《文献通考》卷35《选举》》八记载：

“唐武德初，天下初定，京师籴贵，远人不愿仕流外。

始于诸州调佐史及朝集典充选，不获已而为之。

遂促年限优以叙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县尉者。

自此之后，遂为宦途”。

　　由于官贵吏贱，重官轻吏，史书上对吏选记载极少（明清时期记载渐多），未发现参选及转选人数的具体数字。

如以铨选人数作参照，可能也是数人竞争一职。

但千里迢迢参加小选的州县佐吏和平民，恐怕不会很多，因为吏职不具有如官职那样的吸引力，况且，州县吏及一般平民的经济势力也有限，有相当一部分人宁愿终身在州县供职，安稳地享受实惠。

但即便如此，仍有人赴京参选，只是数量不好估计，可能在数百至数千之间。

由于数量不大，所以不象铨选，选人与官阙之间形成不可化解的一对矛盾，引起朝野的高度重视。

　　（四）中央选举体系制约下的向心作用－

　　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京城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选举权的高度集中，造成“人不土著，萃处京师”的人口流动趋向，除每年因应举参选而必须进京的举选人以外，从全国各地访亲靠友、投谒游历荟萃京城者，也是为数可观的流动群体。

这部分人绝大多数属于知识阶层，或为官宦世家，或是大族旧姓，也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殷实人家子弟或略有积蓄的寒士，为寻求政治上的进身机会而向京都流动，他们往往介于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并在两者之间发生转换。

　　科举制和中央铨选体制的建立所造成的流入京城人口的激增，当时人已有评论，《通典》卷17《杂议论冲，开元时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言：

“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

人不土著，萃处京畿。

”

　　《唐会要》卷76《考廉举》载，宝应二年（763年）中书舍人贾至论及不宜恢复乡举里选，其理由是“衣冠迁徙，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

　　关于士族的迁徙趋向，毛汉光先生在《从士族籍贯迁徙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一文指出：

“唐代官僚制度中的选制对地方人物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郡姓大族疏离原籍，迁居两京”。

[7]根据他的统计，旧士族的迁徙趋向，在安史之乱前，多集中于两京一线。

正如白居易为崔玄亮作墓志铭中所言：

“自天宝以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

”

　　《通典》卷18《选举》六载礼部员外郎沈既济言，举例中提到反对恢复汉代辟召法仍坚持吏部选集人的主要理由是：

“帝王之都，必浩攘辐凑，士物繁合，然后称其大。

若权散郡国，远人不至，则京邑索矣。

”沈即济认为；“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鸟聚云合”，而“若仕进外绝，要攒乎京，惜时怀禄，孰肯安堵？

必货篱田产，竭家赢粮，糜费道路，交驰往复。

是驱地著而安为浮冗者。

”

　　《唐语林》卷5记载，王沐，家居江南，以再从兄王涯作相，骑驴至京师投奔。

又，令狐陶以姓氏少，宗族有归投者，多慰荐之。

足以见虽非举选人，赴京投亲靠友以求进身者当不在少数。

　　京城对土人的巨大吸引力，正在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其从属的选举制的向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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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唐书》卷198《儒学传·序》，《通典》卷17《选举》五载，开元十七年国子监祭酒杨言：

三千之徒虚费官廪，应是正常名额。

　　[2]《昌黎集》卷37。

　　[3]《资治通鉴》卷192贞观元年条记为七千余人，《通典》卷15同。

　　[4]《旧唐书》卷197本传记当年“调者三万”。

　　[5]大历0二七，17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6]《唐长安人口数量之估测》，《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1995年版。

　　[7]《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八篇。

　　四、唐后期参加举选者流向与构成的变化

　　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唐王朝中央集权的衰微，频仍的政治动乱和军事动乱，使帝王之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与安宁，使职差遣体制的发展和强化，为土人的进身提供了更广阔的地域空间。

因此，唐后期的举选人群体的流向和构成有了与前期不同的变化。

　　举人群体的变化。

　　唐朝举人群体，毋庸赘言，皆属士人阶层。

唐后期仍在两京置举场，因此应举之人的构成和流向变化木大，只是逢战乱，兵锋阻隔，有相当一部分举子或计划赴京就举者，无法进京，于是其中有些人转而寻求其他途径进身。

使职差遣制的发展和盛行，它所独具的地域的广阔性与宽松的容纳量，不论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成为唐后期上述士人入仕的重要捷径。

在政治军事局面较为稳定的时期，聚集在京都的应举士子的绝对数量与唐前期相比并未减少。

　　选人群体的流向变化较大。

　　江淮选的设立。

安史之乱爆发后，原会聚于两京的衣冠士子，多避乱南迁。

江淮、荆南、襄汉、岭南、剑南等都成为南下士人聚迁之地。

由于“两都士庶散在远方”，原集中于两京的铨选赴集制，无法选期间，江南及因战乱而寓居江南的选人，就免去了千里迢迢奔赴两京之苦，从而也减少了向两京流动的这一群体的数量。

　　唐后期岭南、黔中、云南、福建等南部地区逐步得到开发，南选地区有所扩大。

除少数人被允许参加北选（即赴京参选）外，大多数官阙系由南选，即中央派使赴当地主持铨补官吏。

　　辟署制的盛行。

辟署制是伴随着使职差遣制度而得以大行于世的，使府被委以较大自由的选辟僚属的权力，中央财政使系统和地方藩府系统构成唐后期使职的主体，唐后期藩镇的数目经常保待在四、五十左右，选辟僚属既不拘资格又注重才华、名声、家世、关系等多重因素，“有既为王官而被辟者，若张建封之辟许孟荣，李德裕之辟郑畋，白敏中之辟王铎是也；有登第未释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晋之于韩退之是也；有强起隐逸之仕者，若乌重胤之于石洪、温造，张博之于陆龟蒙是也；有待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于柏耆，杜慆之于辛谠是也”。

[1]由于幕职署置较自由，傣禄优厚、升迁快捷、地位崇重、职权在握，因此对士人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和容纳量。

很多原应奔赴京师赴选或滞留京师待选的选人，不断向藩府流动。

我在《唐代选官研究》一书中曾列举了一些被延辟入幕者，在职官员如姚南仲在海盐令任上，“浙西观察使韩滉表为推官”。

[2]选人如刘辟，擢进士，又中宏辞，未铨，而仕韦皋府。

[3]布衣如齐抗，“少值天宝乱，奉母夫人隐会稽。

寿州刺史张鎰辟署幕府”。

[4]再如韩愈，四试于礼部方进士及第，又“三试吏部而无成”，应属常期滞留京师的士子，后入宣武幕府。

[5]上述事例在唐后期不在少数，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原应向两京集中或滞留在两京待选的选人流动群体的数量。

　　冬荐制的实行。

辟署制成为唐后期中央使职和地方藩府选用属吏的主要途径后，由于与原有职官系统的交紊，出使郎官御史及使府幕职官如何与中央铨选体系衔接，最初并没有形成规范的选任、晋升制度。

德宗贞元五年（789年）至元和七年（812年）的一系列诏敕[6]确立了冬荐制，理顺了两者的衔接与转换。

冬荐制主要针对使府辟署的原在中央任职的郎官御史等和地方藩府辟用的幕职官，这部分人在实行冬荐制前，是由府主举荐至中央，但由于没有形成制度，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如出使郎官御史等中央原在职官吏有正式官品，而藩府辟用的幕职官，不少人并无出身，入幕后，府主为其奏得朝衔（带检校或试衔），非正式职品，按规定不能参加铨选，如要迁转朝官，即进入正式官僚系统，多是由府主将其举荐至中央。

实行冬荐制以后，中央对举荐的时间、举主资格、被荐举者范围、资格、人数、程序都逐一加以规范，并且引进考试环节，择优录用。

这样，既为幕职官提供了一条登朝籍的正式途径，加强向心力，亦使中央能有效地抑制和控制无出身的藩府幕职官的无序状态，此外，还可通过举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选拔地方人才。

　　在冬荐制实行的前后，我们可以看到部分流向地方藩镇的选人和不具备选人资格而被藩府辟用之人通过府主的举荐，又流向中央，而且，人数不少。

德宗贞元八年（792年）因“每冬荐官，比来所举人数颇多”，规定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省三品以上，每年所荐不得过两人，余官不得过一人。

如据此项规定，有荐两人权的中央及三府官185人，[7]可荐举370人，余官所荐至少为数百人。

这些人少则数百，多则上千，当年未注官者，“任待他年重荐”，[8]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也会有家属、仆从等随行人员，人数亦相当可观。

　　综上可知，唐后期参加举选者的流向与构成都发生了变化。

流向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由过去的中央地方集散型转向中央地方双向回流型，即相当一部分人的入仕起点在地方藩府，而不是中央吏部。

另外一部分在中央获得出身、具备选人资格甚至现任职官，则由藩府直接辟用，再通过府主举荐，进入中央铨选系统。

构成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参选人群体。

按规定，有出身者才有资格参加吏部铨选。

但辟署制的盛行以及与之相应的冬荐制，使大批无正式出身者直接进入中央铨选序列。

如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