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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之光简稿
《福建古代文明之光》讲解词
观众朋友们，欢迎参观“福建古代文明之光”陈列。
本陈列共分为六个部分，展示了近500件文物精品，再现了福建古代文明的发展轨迹。
首先参观第一部分，“山海家园、闽越先民”。
福建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可以追溯到距今30——40万年前。
这里展出了一组从全省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
在这里，我们复原了古人类的生活场景。
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这里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人类生活、繁衍后代。
这里栖息着许多剑齿象、大熊猫、犀牛等野生动物。
古人使用简单的木棒、打制石器，从事采集狩猎活动，以天然岩洞作为自己的家园，过着群居的生活。
近来年，我省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先后在漳州莲花池山、永安黄衣垄、三明万寿岩等地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遗迹。
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对三明万寿岩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万寿岩的下洞——船帆洞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块面积约120平方米的人工石铺地面，距今约有三万年的历史，这在全国旧石器考古中属首次发现，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其中，三明万寿岩遗址的发现获得了2000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殊荣。
人类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大约在距今9000——8000年前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区率先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福建地区至迟在7000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
由于全省各地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在文化的构成和内涵上形成了东南部沿海文化区和中西部山地文化区两个大的文化区域。
东南部沿海文化区的代表是闽候昙石山遗址和平潭壳丘头遗址。
壳丘头遗址，距今年代约6000——7000年，是目前福建境内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质地比较粗糙，古人使用泥条盘筑法加工陶器，烧制的陶器品种单调，仅有釜、罐、碗等几种，还处在原始的“裸烧”阶段，火候较低。
浦城牛鼻山遗址，是闽西北山区文化遗址的代表，为我们展示了福建远古文明中与海洋文化相对应的另一面，这里出土的各种类型的陶器都带有山区生活的特色。
如用鼎作为主要炊具，盛水器有鬶。
这些器物都是带足器物，与昙石山常见的圜底釜构成鲜明的对比。
这是因为山区的部落群体较稳定而沿海遗址的群体流动性较大，居住不够稳定，这种流动性使圜底器比带足器物更便于携带，当然也可能与饮食结构及生活习惯有关。
这件塔式陶壶，出土于昙石山遗址。
它形制特殊，制做精细，风格与其他随葬器物截然不同，为国内所罕见。
这件充满神秘色彩的随葬品，出土时它是放置在墓主人的头顶，因此考古学家认为这位墓主人身份较高，极有可能是一位巫师，而塔式陶壶则是一件法器。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它是一盏陶灯，称为“中华第一灯”。
到了新石器后期制陶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器类增多，质地讲究，制陶技术提高。
陶器器表的装饰更加绚丽。
彩绘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一项装饰工艺，彩绘颜料有赭、黑两种，花纹主要由直线和曲线组成的各种几何图案，独具特色，并且焙烧技术也有很大的改进，窑温可达1000℃左右，陶器烧结更加坚硬，火力更为均匀，所以陶器呈色更加纯正。
陶豆是盛放半流质食物的器具，现代汉字“豆”字就是根据这种器形象形演变而来。
豆后来也被当作礼器来使用，古人说“无豆不成礼”，说明“豆”这种器物在祭祀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后，福建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繁盛时期，氏族部落有了相对稳定的居住地，他们居住在岩棚、半地穴式建筑、干栏式建筑里，使用磨制石器，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并出现了原始农业，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
这里展示的是一组捕鱼和狩猎用的工具。
陶网坠，是人们张网捕鱼时系于网
上的器具。
石镞，是打猎常用的工具。
同时先民们还将他们吃过的贝壳加工成劳动工具。
这组形制特别的贝壳器，是用大型的牡蛎壳磨制而成，形状象铲，下端有锋利的宽刃，有人称它为“贝耜（si,四声）”，也有人称为“贝铲”，是先民们农耕除草的一种工具，也可用于清除动物的皮毛，是福建沿海地区先民们独特的劳动工具。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
在昙石山遗址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碳化的谷物。
石锛是古人从事农业劳作时常用的工具。
石杵和石臼是谷物加工工具，一般用于谷物的脱皮或捣碎硬壳果实。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纺织业出现，这里展示了一组纺线用的陶纺轮，当时人们普遍对纺轮进行了装饰，在纺轮的外表施刻划纹、圆窝纹和彩绘，尤其是彩绘的大量使用使纺轮的图案更加精美。
在满足了对食物的需求后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变得丰富多彩，先民们开始装饰打扮自己了，玉玦是胸前佩戴饰物。
福建与台湾相距仅130公里，地质考古发现，在距今30000——10000年前后，最后的“冰期”出现，气候变冷，海平面下降，大陆与台湾连成一体，大陆古人类、古动物便可以成群结队，通过“东山陆桥”到达台湾。
1987年、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东山陆桥”附近海底都先后发现了“东山人”和“海峡人”的古人类化石，证明了“东山陆桥”的存在。
在距今1万年左右，气候逐渐转暖，海平面上升，“东山陆桥”再度沉入海底。
然而大海没有阻隔两岸先民的交往，距今约6000年的台湾大坌坑文化与福建的壳丘头、昙石山文化有着许多相似性，证明两岸的交往是相当频繁的，并形成了文化的共同特征。
与此同时，福建、台湾的原始先民还逐渐地向太平洋岛屿迁徙，因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认为福建很可能是现在“南岛语族”的起源地。
（台湾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左镇人”化石，经研究，他属于大陆“北京人”的一支，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时代相同，是在距今1——3万年前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
）
（所谓的南岛是指东起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到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至夏威夷，南到新西兰的数千个岛屿的广阔海洋。
包括我国台湾，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等。
这里的语言虽然达1200多种，但都属于胶着语类型，学术界称它为“南岛语系”。
据考古研究，最早的南岛语族可能在7000——10000年前，从大陆东南沿海向台湾移民，距今约5000年前，从台湾向菲律宾、印尼扩散，最终到达南太平洋诸岛以及印度洋部分岛屿。
因此，大陆东南沿海很可能是南岛语族的起源地。
）
距今4000年以后，中原地区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进入奴隶社会，福建也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文明过渡。
距今三千年前后，福建先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息中逐步形成了先秦典籍《周礼》中称作“七闽”的多部族群落，闽为蛮之别称，是当时居住在福建的多个部落的总称。
“七闽”部族群落的文化遗存分布全省各地，这些遗址中发掘出来的文化遗物有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等，可以看出青铜器正逐步取代石器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
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74年发掘的闽侯黄土仑遗址，出土的陶器器型多样，火侯高，窑温高达1200℃左右，所以这批陶器胎质坚硬，在器物表面拍印有各式各样的几何形图案，从造型和纹饰上看都受到了中原商周青铜器的影响，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福建地方特色。
在福建先民烧造几何形印纹硬陶的发展和终止过程中，也孕育产生了釉陶和原始青瓷器。
这里陈设的原始青瓷包含了尊、豆、盘、罐、碗等器形，在表面都施以极易风化和剥落的黄褐色薄釉。
原始青瓷是陶器向瓷器过渡的中间产物。
由于原始青瓷具有牢固耐用、不易污染及美观的优点，改善了人们生活饮食条件。
1978年在建瓯小桥乡黄窠山的村民在当地发现了一件青铜铙，这件大铙重100.35公斤，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同类器物中较大型厚重的一件。
（铙和鼓一样都用做军事指挥，进攻时击鼓，而退兵时敲铙。
也用于祭祀和宴乐，与其它乐器相配合。
这件西周铜铙可能是当时的部落氏族祭祀山川、湖泊、风雨、星辰等的遗物）但因为缺乏相关的实物资料，很长一段时间福建在夏商至春秋时期的青铜考古方面一直是一段空白，所以当时考古工作者并不能确定这件大铙是否是本地铸造的。
直到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浦城县的管九村考古发现了30多座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土墩墓，出土兵器、礼器、农具等青铜制品有72件，是福建地区一次性出土青铜器最多的考古发现。
证明了福建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灿烂的青铜文化。
在这些青铜器中还发现有10余把精美越式青铜剑，其中带耳的就有6把，这是典型的越式青铜剑。
管九村考古发现填补了福建地区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2006年管九村土墩墓的发现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位于闽北山区的武夷山风光秀丽，遍布悬崖峭壁的船棺更为其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这具从白岩崖壁取下的船棺长达4.89米，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用整根楠木制成的。
这种船棺葬是当时居住在福建的土著民族实行的一种奇特葬俗，这与我们的祖先对待死亡的观念有关。
在他们看来，人都是有灵魂的，死后要到天堂享福，并保佑子孙万代。
为了使灵魂早日升天，所以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把船棺安放到崇山峻岭的悬崖峭壁之上。
只有当时地位比较尊贵的人死后才能享受这种待遇。
这种独特的悬棺葬葬俗流行甚广，影响到了我国南方的十多个省份，甚至在东南亚地区和太平洋诸岛也流行这种奇特的葬俗，其中武夷山区的悬棺葬年代最早。
我们特别制作了一部纪录片，介绍了关于武夷山船棺的故事，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在这里观看影片。
春秋战国时期，以浙江地区为中心的越人建立了强大的越国，对福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334年，越国被楚国所灭后，勾践的后裔率领族人避难迁居进入了福建地区，与原居的土著七闽人共同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推行郡县制，在福建设立闽中郡，其地域包括今天的福建和浙江南部地区。
至此，福建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管辖范围。
秦末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无诸率领军队赴中原参战，历时8年。
汉立国后，因无诸反秦有功，被封为异姓王，公元前202年，在福建设立闽越国。
在立国之初，无诸选择东冶即今天的福州做为都城，到了最后一位君主余善，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则开辟建设了第二个都城——武夷山闽越王城。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坐落于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的闽越王城遗址的复原场景，这个遗址1958年发掘，周长2186米，它依山而建，形成了不规则的长方形，占地面积达到了48万平方米。
是目前国内规模、级别及保存完好度都非常高的汉代城址之一。
在城市遗址中，密集分布着许多大型宫殿建筑遗址，这是城址宫殿的复原模型，从布局到用材上，都仿效秦都咸阳、汉长安的形制作风。
局部传统上，为了适应江南气候湿润的变化，采用干栏式的建筑风格，是现在还流行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住宅样式，表现出闽越人独特的建筑技术水平。
中国的“秦砖汉瓦”在世界建筑史上有着极高的声誉，秦汉时代的砖瓦是当时中国土木构建筑的主要材料。
这是在汉城出土的瓦当，它是一种是建筑构件。
安装在屋檐滴水处的榬头上，起保护和装饰作用，上面有“万岁”和“长乐未央”等字样，说明这个城址不是一般性建筑。
这些板瓦、筒瓦、铺地砖、陶水管道等也都是建筑材料。
从这些考古发掘的建筑材料上看，无论在制作工艺、规格形制、装饰花纹等都与中原地区类似，在一些细节上，又能体现南方越人的传统，展示了闽越人的高超技艺。
闽越国保持着越人勇武的传统，军事实力一度十分强大。
“带甲之士不下数十万”，对周边的东瓯国和南越国等都曾产生严重威胁。
闽越人习于水斗，善于用舟，拥有强悍的军队。
这是楼船模型。
楼船为中国古代大型战船，因船上筑有高耸楼层而得名，在作战中可能作为指挥舰使用。
制陶业在闽越国手工业部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闽越国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闽越人利用快轮工艺制作的陶器生活器皿，品类繁多、质地坚硬、造型优美、装饰精妙。
在闽越国上层贵族的生活中，受中原习俗影响，也逐渐地以君子之器—玉来作为装饰品，体现等级差别。
玉璧是中国独有的古老玉器形态之一，所谓“苍璧以礼天”，玉璧作为重要礼器，在祭拜天地的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件玉璧体积较大，琢工精细，保存完整。
这套玉组佩由十八件小玉器组成，佩玉者行动时，玉器相碰所发出的清越之声，正符合五音之节奏。
指导人的行动举止，像音乐一样符合节拍，进退得宜，不超越规范。
闽越国时期，福建已由青铜时代跃入铁器时代。
武夷山闽越王城出土的大量铁制农具和加工工具，形类繁多，还出现了不少中原罕见的器形和独具地方特点的器具，证明了闽越人在西汉时期就已经进入全盛的铁器时代，铁器在经济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件铁犁形器，重15公斤，是目前为止，全国发现的汉代铁犁中最重的一件。
多数研究者认为此犁可能是一种由数牛牵挽的开沟犁。
说明当时的闽越国已经存在相当进步的犁耕农业。
闽越国从立国到灭国，经历了92年，期间汉越文化互相交融，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与成就。
在当时中国东南地区，闽越作为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地方政权，经历了民族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直至闽越的最后一个首领余善执政后，私刻印玺，想自立为王，与汉朝分庭抗礼，汉武帝兵分四路，出击闽中，闽越国至此灭亡。
这座王城在熊熊战火中化为废墟。
闽越贵族臣民被迁往江淮之地，只有少部分留居故地或流亡海上。
随着闽越族北迁江淮，在其后的三百多年里，福建进入了人口稀少、发展较为缓慢的时期。
闽越国消亡后，中原进入了汉晋时代。
中原人民开始陆续迁入福建。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然而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地区，政局相对稳定，于是，成为大批中原移民的南迁之地。
史书记载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姓世家南迁入闽，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也是北方汉人与闽人的一次大融合。
这些移民带来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南安的丰州曾经发现南朝的贵族墓葬，其葬俗和出土文物皆富含中原社会的文化信息，反映了福建与中原文化密不可分的联系。
晋代以前，福建地区发现的墓葬遗迹主要是土坑葬，反映土著闽越及其后裔山越人的埋葬习俗。
入晋以后，砖构墓葬趋多，反映的是中原及江南士族地主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生活习俗，所以由墓葬遗迹的分布大体可以看出晋人南迁入闽定居的状况。
砖构墓室的墙上一般装饰有画像砖、模印花纹砖，其上的绘画或纹饰，所描绘的内容和场景都脱离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是当时社会生活较为真实的写照。
我省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六朝至唐代的花纹砖，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了生活、生产、宗教、文化、艺术等多方面。
这个展柜里陈列的是就是一组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砖。
中原百姓的南迁入闽，给福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人们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大量的使用瓷器，瓷器的烧造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所烧制的青瓷釉面莹润透亮，花纹多以莲花、莲瓣纹为主，可见佛教对其影响之深。
这一时期的瓷器器型也不断增加，除罐、壶、碗、盘、耳杯等常见器物外，还有鸡首壶、唾盂、虎子、莲花尊等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器型等。
此外，器物装饰内容也更加丰富，样式繁多，堆塑、贴花、模印、刻划、镂孔、施彩等工艺手法被普遍使用，使得瓷器造型越发生动，样式繁多。
其中以堆塑手法表现的动物形最为常见，而鸡首形、卧羊形、虎形、熊形等动物造型的器物更显独具特色。
这里为我们展示了一组精美的青瓷器。
公元589年，隋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随着唐代开启封建王朝盛世气象，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
各种文化兼收并畜，影响力播及东南海滨，福建社会经济随之逐步恢复，社会各行各业开始全面发展，与中原文化更加紧密地融为一体。
唐代社会经济发达，福建的手工业引进来自中原的先进技术，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这表明过去被视为蛮荒地带的福建，已能生产各种精美的产品，同在生活习惯和文化上也逐渐受到中原士族阶级的影响和同化。
这两件都是南朝铜鐎斗，盛行于汉及魏晋时代，腹下三足临空着地,供堆放柴火燃料加热。
《史记》中曾记载汉代士兵用它来“昼炊饮食，夜击持行”的故事，即白天时用来炊煮食物，夜间用来敲击报更。
因过去军中没有大锅大灶，而是一人一鐎斗，自炊自食，所以它是一种小型炊器，容量为一斗左右，恰供士兵一人使用。
另一种说法是可以当作温酒器，使用场合也不仅仅局限于军队。
左边的这一件是南朝青铜熨斗，作为一种日常器具，熨斗像一个舀水的勺子，四周刻有龙纹，花卉纹，图腾纹等图案，工艺精美，使用时在容器内加上烧热的木炭，在把手上插上木棍，就可以熨衣服了。
从这些随葬品也可以看出
（“福建”这一称呼源自唐代。
开元二十一年（公园733年），唐政府为加强边防武装力量，从福州、建州各取一字，设“福建经略使”，它和福州都督府并存。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福建”名称。
宋置福建路；元设福建海右道；明置福建省，此福建设省之始。
后改福建布政使司；清改福建省，省名沿用至今。
）
1958年，在福州八一七北路出土了一块残断的石碑，是唐代福州太守裴次元在修建马球场时立下的，作为福州当时的市政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马球运动起源于汉代，是一种马球术与球技相结合的体育项目，最早由波斯传入中国，唐末时期在民间广为流传，当时也是军队训练的必修科目。
这是一组唐代时期的铜镜，唐代是我国继汉代以后铜镜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唐玄宗李隆基常在八月初五他过生日这天赐文武百官铜镜以示同庆，以后民间竞相效仿，形成了在这天以镜相送的风气，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制镜业的发展。
从这些铜镜的背面纹饰来看，可以充分体现出唐代经济的繁荣和百姓安定的生活。
唐末动乱，中国分裂成以五代十国。
福建的割据政权叫闽国。
闽国为王潮、王审知兄弟所建立。
在王潮、王审知统治福建的33年间，福建境外烽火连天，民不聊生；而福建境内的经济文化则逐步赶上了中原发达区域的水平。
。
1965年，在福州北郊莲花峰发现了一座闽国的第三代君王王延均的妻子刘华的墓室，出土了大量的陶俑。
陶俑是古代专门为随葬而制作的一类明器，通常只是出现在王公贵族的墓室里。
这批陶俑大小共计48件，有文官俑、武官俑、仕女俑等，造型上既有人物也有动物。
是五代十国时期保存至今的一组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在出土的文物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件孔雀蓝釉瓶，无论是从器形，纹饰或釉色都很特别，我省过去也从未发现过，在国内也是仅见，经过考古学家的考证这件蓝釉瓶属于中西亚古代波斯的产品，古代波斯这一类器皿常用来盛油。
刘华墓随葬这类器物，很有可能盛油作为“长明灯”而葬入的。
使用时为了器身稳定，古代波斯往往将器底埋入地下，刘华墓由于用的都是花岗岩石构建而成，地面也使用石板铺成，无法将器底埋入地下，聪明的闽国人就制作出石雕莲花座，用来稳定器物。
由于闽国统治者热衷推崇宗教，道士和尚们频频地出入闽国王宫禁地，成为座上宾、常来客，他们设道场、讲佛经，谈论神仙事成为王宫中最热门的话题。
王后死去了，也要有一批佛教道教的陶俑，追随入土，祈祷她在阴间的冥福。
因此在墓主死后通往阴间的途中，由这些人物组成的仪仗队当然是一个都不能少。
人物中规格最大就是这尊侍女俑，高达103厘米，她的脸庞圆而丰满，颇有盛唐崇尚肥美的遗风。
头上梳着那个时期最为流行的扇形高髻，具有唐代宫装美女的神韵。
衣服表面还有彩绘痕迹，表明衣服是相当的华丽，因此，她的身份应该属于闽国王宫女官一类的人物。
与仕女俑相陪衬的女仆俑，打扮则大不一样，她的头发分成两半，顶侧两边结着相对的小髻鬟，这种双髻鬟属于年轻女子的发型样式。
她身穿团领窄袖袍，足蹬尖头鞋，双手握于胸前，拿着某种东西，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宫女。
在古人的观念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种形象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守护神，把这四种造型摆放在墓室中，再配以象征岁月轮回的十二生肖，就可以镇住阴间的邪气，保证王后死后的安宁。
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中，也有不少人与兽合为一体的奇特造型，这里所展示的墓龙、仪鱼就是半人半鱼或人首龙身的模样。
它们把神化了的动物与具有人格的灵性有机结合在了一起，给人以别样的遐想与感受。
刘华墓为我们反映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更让我们领略了闽国工匠千古的艺术魅力。
也是中波人民友好往来的提供了实物见证，对于研究我国陶瓷发展史和中波文化交流，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经过汉唐数百年的开发，特别是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到了宋元时期，福建社会进入全面繁荣的发展阶段。
社会各业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先来看一下福建的丝织业，不仅生产规模大，而且产品以质地优良取胜，其丝织品式样丰富，花色艳丽繁多，深受海内外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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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在福州浮仓山北坡发现了一个南宋时期的贵族墓葬，经过考古人员的精心清理，共出土随葬品共436件，其中服饰和丝织品就354件，这是当时出土宋代服饰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
墓主黄昇，是一位南宋的贵妇，她16岁的时候嫁给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赵与骏，17岁便命薄而亡。
她的父亲是福州状元黄朴，掌管泉州市舶司。
由于身份的显贵，黄昇的随葬品十分丰厚，其中包括了她父亲为她精心准备的陪嫁和夫家为其添置的华贵的四季衣裳。
品种相当齐全，有绫、罗、绢、纱等，纹样有花卉纹，动物纹等。
随葬衣物的款式也极为丰富，有袍、背心、裤、裙、抹胸、围兜等二十多种，连香囊、荷包、卫生带、裹脚带这样的小件物品也包含其中。
虽历经千年，但绝大多数的丝织品和服饰仍保存较好，集中反映了南宋纺织工业水平和优秀的传统纺织技艺。
正是这座富存福建古代丝绸的宝库，为研究宋代福建丝织业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批随葬的服饰的用料名贵，制作讲究，尤其是这件褐黄色罗镶花边的宽袖大袍最为引人注目，该袍服身长过膝，袖口用印金或彩绘花纹作为镶边，因为它的袖子非常大，相当于袍长的一半，因此又被称做“广袖袍”。
这类大袍是后妃在隆重仪式上穿著的一种礼服，所使用的衣料十分珍贵，主要为通幅染成褐黄色的罗织物。
罗在炎热的夏季，尤其在南方的民间，因其质地轻薄、透孔，凉爽舒适，是人们非常喜爱的高级丝织品。
宋代是中国历代生产罗织物最多的一个朝代，各地上贡给皇室的“贡罗”，每年多达10万匹。
再看看这件深烟色牡丹花罗背心，仅重16.7克，质地轻薄，手感柔韧，令人叹为观止。
从这些丝织品实物来分析，当时福建地区的栽桑、养蚕、缫丝、织造等生产技术，都得到全面的发展，与史书记载相印证，说明宋代福建丝织品，在全国的确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宋元时期，福建矿产资源丰富，冶炼技术先进，银、铜、铁、铅的产量名列全国前茅，矿产丰富也带动了手工作坊的兴盛，精美的金银器深受贵族和平民的喜爱。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在黄昇墓和许峻墓中出土的金银器。
许峻是六品官员，在中央户部管理档案文书之职。
终年50岁。
他的棺内随葬品包括茶酒具、梳妆用具、佩饰、文房用具等，制作精美，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宋代仕人生活的高雅情趣。
（鎏金银瓜型盏）
宋元时期是福建茶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位于建瓯的北苑御茶园就是北宋朝廷在这里设立的第一家御茶园，出产的贡品茶曾名冠天下，代表了当时茶业生产的最高水平。
制茶业的发展促进了茶碗的烧制，福建建窑烧制的兔毫、油滴等黑釉盏，代表了当时黑釉瓷生产的最高水平。
上面还刻有“供御”、“进盏”字样，说明这部分产品是用于进贡皇宫的。
这件免毫盏，盏身里外都有细长的条状纹，形似兔毛，由此而得名，这种碗还具有保温的作用，并大量销往日本，深受日本人的喜爱，直到现在还被日本奉为“国宝”。
宋代茶文化的发展致使饮茶成风，全国上下都崇尚斗茶，斗茶起源于晚唐五代时期的建州（今建阳、建瓯一带），北宋初期，已闻名全国，北宋中期，经担任福建转运使的蔡襄推广，斗茶才开始在宫廷和士大夫阶层传播开。
特别到了北宋晚期，在精通茶道的宋徽宗的号召之下，斗茶开始风靡朝野。
斗茶的茶碗以黑釉为佳，由于皇室及上层社会的竞相推崇，使宋代黑釉瓷的生产高度发展。
这里展示的是《茶录》的两块刻版，《茶录》是蔡襄所著的宋代重要的茶学专著，全书分为两篇，上篇主要论述茶汤品质和烹饮方法，下篇制茶的器具与茶具，且用大量的篇幅翔实介绍了斗茶的方法，在书中，蔡襄不仅推崇建州的北苑贡茶，也隆重推出了建盏茶具。
使得建州民间的斗茶之法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所以说，《茶录》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论茶专著，时任福建路转运使的蔡襄还将此书进献给（仁宗）皇帝。
宋代的福建对外贸易也达到的空前的繁荣，泉州被誉为“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
贸易的繁荣也极大地刺激了造船业的发展，福建所造海船的质量居全国之首。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具船模是根据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海船以1：
20的比例制作的，原船长34米，载重达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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