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说史重商主义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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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说史重商主义1
经济学说史重商主义1
第二章重商主义经济学
“我们所以能讨论重商主义，是因为在一些国家出现了一套学说，这套学说在一段颇长的时期里解释了政治家们的实践，或成为他们实践的基础”。
——埃里克·罗尔
重商主义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经济学流派。
第一节重商主义概述
一、重商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重商主义产生并盛行于西欧封建社会的晚期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这个时期正是西欧封建社会解体并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时期。
一些教科书认为，重商主义时期是从15世纪到17世纪中叶，但如果要考虑到德国的“官房学派”，重商主义时期实际上一直要延续到18世纪下半叶才结束（以约翰·海因里希·戈特拉普·尤斯蒂（JohannHeinrichGottlobvonJusti，1717-1771）逝世为标志？
）。
有四个重要的因素导致了重商主义的产生和盛行：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地理大发现与商业革命；文艺复兴；民族国家的兴起。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历史回顾：
公元前11-前8世纪，古代希腊“荷马时代”。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奴隶制城邦时期。
公元1世纪-476年，罗马帝国时期。
从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是“中世纪”。
在13-14世纪，欧洲形成了以地中海为中心和以北海、波罗的海为中心的南北两大贸易区。
在封建社会晚期的西欧各国。
农业：
铁制农具广泛应用。
许多手工业发展为专门的行业。
小商品生产者发生分化，资本主义萌芽。
城乡关系。
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
（二）地理大发现与商业革命（罗斯托87）
商业革命是指“随着15世纪末新航路的发现，国际贸易的显著扩张，扩展到了亚洲、西半球和非洲。
…这场革命一直持续到1783年英国开始经济起飞为止。
1783年之后工业革命本身开始左右世界贸易的规模和形式”（罗斯托87）。
商业革命时期实际上就是重商主义时期。
在13-14世纪，欧洲形成了以地中海为中心和以北海、波罗的海为中心的南北两大贸易区。
西欧地中海沿岸城市国家由于占有同东方贸易的传统优势，曾最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意大利城邦）。
但是，14世纪土耳其帝国的兴起使地中海沿岸城市国家原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新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西欧各国商品经济活跃，金银短缺，冒险航行。
15世纪末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地理大发现”，这包括：
1492年哥伦布到达西印度群岛，1497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发现到达印度的新航路。
1519-1522年麦哲伦环绕世界的航行和美洲金银矿的发现。
世界航路中心转到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尼德兰各港口，伦敦的商业地位也日益增长。
（三）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了欧洲科学与艺术革命的时期，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
19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后来的科学发展、地理大发现、民族国家的诞生都是源于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前提。
文艺复兴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一个前奏曲。
在文艺复兴（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内，人们认为世界是一个有限区域，存在于宇宙守恒的循环体系之中。
这种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Politics，1328b,ⅶ,ⅸ,3）所创立的传统零和宇宙观，通过经院哲学学派（Scholastics）的承继，主导了现代社会早期之前的欧洲天文学。
在文艺复兴的晚期，这种看法的影响才缓慢地消逝了，进而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以及后来的欧洲其它地区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多次出任意大利总理的历史学家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Fanfani）谈及了从经院主义到重商主义的转变：
“经院主义是在均衡的框架内考察秩序问题，而重商主义则是在增长的框架内考察秩序问题”（Fanfani，1955：
149）。
首先，当时财富创造的无可否认的城市（地理分布）倾向是协同（synergic）效应的结果，佛罗伦萨（Florentine）的财政大臣（chancellor）布鲁纳多•拉丁尼（BrunettoLatini，ca.1210-1294）称之为“共同利益”（commongood）。
这种使某些城市十分富有的巧妙的妥协精神（bencomune）来自于一种社会有机和谐的状态，它将社会比喻为身体，同时也是经院哲学的遗产之一。
这种协同性共同利益的思想是许多重商主义者论著的轴线。
必须强调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个人作用的重要发现是建立在社会的协同性共同利益之上的。
正如后来的德国经济学那样，重商主义对于必须考察的社会和个体利益采用的是一种二重视角，而在此之前，人们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完全看作是替代性的。
其次，将社会视为零和博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世界观逐渐让位于通过创新来产生新财富的理念。
实际上，当罗杰•培根（RogerBacon）1277年在牛津因为“可疑的创新（innovation）”而被捕时，“创新”这个词具有潜在异端行为的含义，但在300多年后，当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撰写《论创新》（AnEssayonInnovations）时，“创新”则被看作是人类福利和快乐的新载体，在这期间，“创新”（innovation）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发生了变化（ReinertandDaastoel,1997）。
新的科学突破、地理上和科学上的发现逐渐改变了静止的中世纪世界观。
这种对于无限的扩展性宇宙的进一步理解，是重商主义者们重新认识经济问题的前提条件：
正如宇宙是无限扩展的那样，经济亦可如此。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构建全新的欧洲宇宙学的过程中，在创新和探索、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协同作用（Grafton,1996）。
再次，重商主义深受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
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中心，用人性与封建的神性相对抗，用人权反对神权，用个性自由反对宗教道德规范的束缚。
重商主义直接用商业资本家的世俗观点观察事物。
从社会文化起源来看，由于宗教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接纳创新。
在土耳其人（Turks）攻占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之后，拜占庭（Byzantine）的哲学家们迁往意大利，并且带来了他们的宗教观：
对于人类作用的看法更为开放，将其视为共同的创造者而非上帝蓝图的单纯受戒者。
确实，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类使得发明和创新的生活成了一种快乐的职责（ReinertandDaastoel，1997）。
因此，在1600年左右，就像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大西洋》（NewAtlantis）中所描述的那样，人类所面临的已经是无疆界的新知识，使人类从“大自然的旁观者变成了其所有者和支配者”（Koyré，1957:
ⅶ）。
（四）民族国家的兴起
进入16世纪后，民族主义力量越来越大（罗斯托32）。
为什么？
经济斗争和宗教战争结合在一起。
在欧洲工业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中，每一个国家都经历过特殊的、发奋图强的阶段，对后来政策的构成和经济本身都留下了重要的印记。
（罗斯托47）互相竞争的民族国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混在一起，统称为重商主义。
（罗斯托33）“对经济史有直接意义的是，欧洲的民族国家虽然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竞争罗网，却仍然在相互学习。
…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相继成为使人害怕的力量，又是吸引别人学习的榜样。
这是一种普遍的模式。
（罗斯托35）参看：
垂涎三尺。
荷兰刺激英国和法国奋力竞争，包括形成了整个的柯尔贝尔制度。
二、重商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
重商主义这个术语是由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并一直沿用下来。
斯密说，“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
由于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在西欧国家涌现出了一大批替统治者出谋划策的智谋之士，形成了一股长达三百多年之久的重商主义思潮。
一般说来，在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下半叶流行，盛行于16世纪上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
但就各国和地区的兴衰时间和情况又有不同。
在英国，虽然在14世纪末叶就有人提出，但作为一股思潮的形成是从1485年即位的亨利七世算起，其高潮出现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时代（1558-1603）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1603-1649年，1660-1714年），到18世纪的下半叶，英国重商主义已处于衰落时期。
法国高潮在17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柯尔贝尔时期（1665-1683年）。
早期重商主义
晚期重商主义
时间
15世纪下半叶-17世纪上半叶
17世纪上半叶-18世纪下半叶
代表人物
英国有约翰·海尔斯；法国有博丹·孟克列钦
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舍拉；英国的托马斯·孟；法国的柯尔贝尔；德国的尤斯蒂；奥地利的冯·霍尼克
政策特点
“多卖少买”中的“少买”
“多卖少买”中的“多卖”
政策内容
1．商品流通不发达，对外贸易没有充分发展；为了满足国内所需的金银货币，因此，采取各种行政手段达到吸收货币和阻止货币外流的目的。
2．货币差额论：
通过直接调节货币运动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
3马克思称之为货币主义。
还有人称之为重金主义
1．要使一国财富迅速增加，不仅应该多卖，而且要大量地买，只有买得多，才能卖得多。
反对禁止货币输出的政策。
2．应用贸易平衡法，达到出超和顺差。
3．奖励制造业和农产品输出，同时以关税等减少或禁止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输入。
关税目的不同。
4．贸易差额论：
通过在对外贸易中调节商品运动达到增加货币财富的目的。
5．由于积极支持国内工场手工业和制造业，因此，马克思称之为重工主义，李斯特称之为工业主义。
三、对重商主义两种对立的评价
（一）目前有关重商主义的流行看法
目前对重商主义的流行看法有两个要点，其一是认为重商主义把金银或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
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因此，重商主义者把国家的经济政策和一切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为攫取金银。
其二是认为，“重商主义作为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虽然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但这种探讨只涉及流通领域的一些表面现象，真正的经济科学是在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之后开始的”。
（胡29）重农主义“不是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寻找剩余价值的起源，因而成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
（胡68）
一般说来，虽然一些教科书指出了晚期重商主义是重工主义的，重工主义认为财富来自工业生产领域，但目前的教科书给人总的印象是，重商主义是用来描述坏经济学的贬义词。
当前普遍的看法是，重商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秩序”（EkelundandTollison，1981：
6），其基本特点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们都犯了“米达斯谬误（MidasFallacy）（黄金拜物教chrysohedonism）”，神秘国王可以点石成金的严重错误。
从亚当·斯密（AdamSmith）开始，这一米达斯谬误就成了对重商主义的一般性解释。
（二）对立的观点：
国家建设学说和经济政策体系
代表人物是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和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等人
李斯特称认为，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宗旨是要建立自己的工业、自己的海运事业和对外贸易。
工业主义具有三个优点：
第一，它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工业的价值，认识到工业对本国农业、商业、海运以及对国家文化与力量的影响；而且毫不含糊地表明它在这方面的认识。
第二，它指出了一个有条件建立工业的国家要达到建成工业的目的时在大体上应采取哪些正确的方法。
第三，它是以“国家“这个概念为基础的，把国家看作各个实体，处处所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与国家情况。
（第285页）虽然，它不免发生许多错误，但整个来说是有重大成就的。
施穆勒拓展了李斯特的第三点，认为重商主义是一种建立国家（机构）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实践活动。
施穆勒指出，重商主义“的本质不在于某种关于货币的或者贸易平衡的信条，不在于关税壁垒、保护性关税或者航海法规，而是在于某些远为重要的事情——即在于（它产生的）社会及其组织、国家（机构）及其制度体系的整体性转变，在于用民族国家的经济来替代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经济”（Schmoller，1896：
51）。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在《重商主义》重新采纳了施穆勒的这种论点。
在他看来，重商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学说，更主要是一种经济政策体系，“是经济政策史上的一个阶段”。
四、重商主义的两种类型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重商主义发展成为各有不同关注重点的分支，主要有两类重商主义：
货币型重商主义和生产型重商主义。
货币型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关注重点是金融领域，企求通过调控金融变量，试图治愈金融领域中出现的症候；而生产型重商主义则试图在生产领域中探寻产生问题的原因，我们把它称之为“关于实体经济（therealeconomy）的重商主义者”。
生产型重商主义在17世纪晚期成为重商主义的主流，因为大多数的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的关键取决于生产层面而非金融层面，
生产型重商主义者的洞见主要来自于如下观察。
第一个观察是西班牙上演的“米达斯谬误”。
西班牙控制着美洲的金银矿藏，金银源源不断地从殖民地流入。
然而，西班牙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普遍富裕。
因为西班牙本土“如此贫瘠和缺乏生产力量”，为了应对商品需求，西班牙“必须动用他们的货币来弥补这一缺陷”。
不仅如此，黄金大量输入后，西班牙反而出现了退化落后，大量依靠进口外国制成品，黄金最终流向没有金矿但制造业发达的其他国家（如荷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
另一个观察是没有丰富资源但却富有的威尼斯，而拥有丰富资源的那不勒斯却相对贫困，原因是因为威尼斯有那不勒斯所没有的制造业。
具有相同劳动生产率的职业所得到的报酬，在有制造业的地方普遍高于没有制造业的地方。
这些现实引发了重商主义者热衷于发展一国的制造业，视其为富国强民的根本，这正是重商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所在。
正是生产型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推动了西欧各国历史性的经济起飞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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