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楼上文本在酒楼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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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楼上文本在酒楼上
[酒楼上文本]在酒楼上
（1）[在酒楼上]古代民间小故事3则
古代民间小故事1
南京夫子庙前，有一座文德桥。
听老辈人说，每逢冬月十五月亮当头的时候，站在桥头朝水上看，倒映在水里的月影子刚好分成两半：
桥这边半个，桥那边半个。
圆圆的月亮影子，为什么会分成两半呢？
这里有段故事。
传说唐朝大诗人李太白，有一次到金陵（即今南京）来，在文德桥旁边的一座酒楼上歇脚。
这天碰巧是冬月十五，到了晚上，他就独自坐在酒楼上赏月，一边喝酒，一边吟诗作赋。
李太白生平最喜爱月亮，说月亮又干净又好看。
这天晚上，他抬头看见天上的月亮洁白滚圆，心里非常高兴，就多喝了几杯。
到了半夜，李太白趁着酒兴，下楼走到文德桥上。
他刚走上桥，一低头，忽然看见月亮掉在水里了，河水一动，洁白的月影上就添了几条黑纹。
李太白这时喝得醉醺醺的，只当是月亮给河水弄脏了。
他靴子也顾不得脱，张开双手就跳下桥去捞月亮。
谁知这一跳，月亮没捞着，却把水里的月亮震破了，顿时分成了两半儿。
（2）[在酒楼上]鲁迅先生的简介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
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
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
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
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
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
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
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
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
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
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政府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
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
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
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
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小说特色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n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
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
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
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
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
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
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
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
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
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
”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
”“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
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
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散文特色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
《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
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
《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
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
在《阿长与》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
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
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
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
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
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
《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
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
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
《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极为丰富深刻，发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熠熠光辉。
他创造性地从事了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留给后世两部文学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为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不利于创作的现实客观条件，他本来计划要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
支持鲁迅进行学术创作的两大观念，其一，早期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其二，中后期的马克思唯物论指导的文学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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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早年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故而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
一方面，鲁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具有求新求变的本质，它的变化发展不可阻挡。
“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
”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
”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作为小说的初始形态，“迫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一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
另一方面，在文学不断进化发展的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学还必须革故鼎新。
“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
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一直坚持着唯物论，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摹写。
（3）[在酒楼上]鲁迅《祝福》原文赏析
（2）
我认为，祥林嫂的死，是《祝福》情节发展的主线，可以说，《祝福》的整个情节内容，都是围绕着一个“死”字开展的。
这样，也正好体现了鲁迅所指出的，短篇小说艺术表现的特点：
“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
小说的主人公祥林嫂，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鬼神宗教观念，这种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辩护的，极端野蛮、荒诞的意识形态残害致死的。
可见，小说开头的关于“祝福”气氛的描写，就为祥林嫂的死，提供了一个最恰切的环境。
接着介绍了人物所赖以生活的这个家庭。
其主人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厅堂的布置，几案的摆设，处处显示出令人窒息的死气。
要知道，中国的宋明理学对于处在封建等级制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来说，是最残暴最苛虐的一种思想体系。
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稍有触犯，则赐死、沉塘。
各地志书、家谱的记载，以及《烈女传》《儒林外史》等书中关于烈女、节妇的血泪故事，至今使人不寒而栗。
祥林嫂不幸生活在这样禁锢重重、腐朽愚妄的封建观念和习俗如此浓重、强烈，真如泰山压顶的环境里，还有什么生路可言呢她的死，是必然的了。
果然，在追叙人物一生几次重大的波折之前，作者便让我们预先知道：
祥林嫂已经死了。
而且，在临死之前，她脑子里产生了对于鬼神观念的“疑惑”──“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
这“疑惑”非同一般，不可等闲视之。
千百年来，由于长期封建制的野蛮统治，造成了中国劳苦百姓的麻木、愚昧;他们，尤其是其中的妇女，有谁怀疑过人类社会之上，冥冥中还有一个鬼神世界主宰着而这样的一位祥林嫂，竟对它表示“疑惑”了，这是破天荒的事。
要知道，对鬼神的“疑惑”，就是对封建统治意识的“疑惑”，也就是对中国劳动妇女传统命运的“疑惑”;这一惊人的意念，从一个备受禁锢、束缚的弱女子的头脑中产生，真是谈何容易啊!
任何人读到这里，都会从心里提出一个问号：
祥林嫂心中的“疑惑”是怎样产生的
作者这样鲜明、醒目地通过人物之口指出这一“疑惑”，事实上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悬念;这一悬念是贯串至终篇的。
可以说，自此以下的全部描写，都是为了解答这一悬念，充实这一悬念。
同样地，作者也是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难题：
怎样用具体描写，来证实祥林嫂心中这一“疑惑”的出现，是合理、自然而又真实、可信的。
这一悬念和难题解决好了，作品就获得了成功。
要看到，祥林嫂是以她的整个生命，也就是以她的死来换得这一可贵的“疑惑”的。
以往的分析评论大都认为，将祥林嫂迫害致死的是封建宗法制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
钱谷融先生在《祥林嫂是怎么死的》（载《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增刊）一文中认为：
祥林嫂“主要就是被程朱理学所崇奉的旧礼教迫害死的”。
这样，就将《祝福》的“思想锋芒”阐述得更鲜明、更准确、更符合作品的实际和作者的原意了。
我认为，在钱先生精当分析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看到：
作者在描写祥林嫂被旧礼教迫害致死的过程中，同时也写到了“死”的另一面，那就是她的活力。
小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
祥林嫂有强烈的活的愿望，而且希望尽可能地活得体面些。
她有顽强的生命力，她是最能活下去，也是最应该活下去的人。
就是这样具有旺盛生命力，这样耐活的人，终于被迫害死了;封建礼教的罪恶，真是令人发指。
作者充分写出祥林嫂的活力，正是为了拿来衬托她的死的冤屈和悲哀。
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妇女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妇女对任何事情，任何处境，只有服从认命，不能有自己的选择;所谓“妇者，服也”。
此外，还有“节烈”观念，这世上最“昏迷的强暴”来束缚摧残妇女。
作为贫苦的劳动妇女的祥林嫂，她当然不可能认识整个封建礼教的野蛮和不合理;但是，她在承认和遵从一切妇道条律的前提下，却为自己能比较安稳地活下去──“做稳了奴隶”，做了尽其所能的最大的努力。
正如前面所述，落后、愚昧的中国劳苦百姓，对于为封建统治辩护的鬼神宗教迷信，历来是无疑义地信奉的。
而宗教迷信的要义，说穿了无非就是胡乱编派给你什么前世的罪孽，凭空应许给你来世的幸福，目的是要你做一个现世的驯羊，一任他们剪毛剥皮，至死而无怨。
祥林嫂当然不可能抗拒、背叛这“从来如此”、世代相传的鬼神迷信观念。
──她的“疑惑”是临死之前才产生的。
然而，对于现世的悲苦的命运，她并不是一味驯顺地接受，相反地，是一再挣扎、苦斗过的。
统观祥林嫂的一生，她善良、本分，又能吃苦、耐劳，是个“拼命硬干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她又能思考，有决断，而且勇于行动。
──丈夫死后，只身从婆家逃出来，在鲁四老爷家当佣人，为的是做一个不依赖他人的、自立、自守的“未亡人”。
对于野蛮的暴力绑架，她做了“出格”的反抗;说明她不是逆来顺受，任人随意摆布的。
与山里农民贺老六结合之后，一度生活过得还安稳，人也胖了，“交了好运了”;可见她又不是那样顽固、执拗地死守“节烈”，而是思想圆通，能面对现实的聪明人。
听信了柳妈的劝说，她立即采取行动，──到神庙里去捐门槛，为的是变被动为主动;她不甘心被人轻贱蔑视，被认为是“不干不净”，她要做一个跟旁人一样的正常的人。
及至一切挣扎、苦熬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被宣判为有罪。
从鲁四老爷家被赶出来之后，祥林嫂陷入了彻底的困境，显然是无法再活下去了。
这时，她体力虽已不支，但脑子还是能思考的。
面对死亡，面对死后酷刑的恐惧，她回首一生悲苦的经历，终于不能接受这“有罪”的宣判了。
她想到，鬼神不是以公正、慈悲为怀的吗为什么对自己是那样的不公，那样的残忍无情呢她从自己切身的痛苦经历中，引申出对鬼神世界的“疑惑”了。
祥林嫂见到“我”时这样说道：
“这正好。
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
我正要问你一件事──”从这说话的语气来看，问题不是偶然提出，在她，是慎重思虑多时的了。
再从她对提问对象的选择来看，祥林嫂确是一个有见识、爱思考的人，并不是一般懦怯昏庸的弱女子。
这里，无妨拿她与《故乡》中的闰土作一比较：
少年时代那样天真、活泼、机灵的闰土，几十年生活的困苦压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与儿时的好友，读书“出门”的知识分子“我”见面时，只会叹息生活“非常难”。
由于他相信鬼神，相信命运，视一切不平，一切苦难为命中注定;所以“老爷”二字，很自然地从他口中吐出，不带一点儿怨愤和不平。
对于现世生活的质疑问难，更是谈不上的了。
而祥林嫂呢，由于所受的打击、迫害，尤其是在精神上的，远远甚过闰土，加之她对一生所遇的种种不幸，历来是采取主动挣扎苦斗的手段;而且她又是那样爱思考的人。
于是，临死之前，那种世道不公，神鬼不灵的怨愤之想，就很自然地在心中升起。
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祥林嫂，是相当理想化的人物。
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劳动妇女群中，是很难找到像祥林嫂这样的妇女的。
她身上具有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不只是勤劳、质朴。
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理想化并没有失去真实性。
要知道，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在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为主要任务的《呐喊》集中，而只能出现在《彷徨》中。
因为创作《彷徨》之时，鲁迅已侧重考虑到如何探路前进的问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祥林嫂就以她的不寻常的死，以及死前对旧世界统治的“疑惑”，去警醒和教示一切活着的人，沿着这一“疑惑”继续“求索”下去。
祥林嫂到底是怎样死去的呢
关于这，历来的评论者大都认为没有必要细加考究，因此不作明确的判断。
电影《祝福》的处理是：
祥林嫂最后是由于冻饿，倒毙在风雪交加的野地里。
后来有个别论著也袭用了这一判断（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上31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认为祥林嫂最后是“惨死在祝福时的雪地里”。
其实，这在鲁迅原作中，是找不到什么根据的。
我认为，祥林嫂是自杀而死的。
在别无生路可走的情况下，最后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
而事实上，人物的自杀，也是作者在小说中作了多方的暗示，“将意思传给别人”了的。
试想一想，当祥林嫂被鲁家赶出来之后，已是体衰力竭，人们将她视为不洁的异物，任谁都不会同情关心她的了;她所面临的唯一结局就是死亡。
与其慢慢地挨着，冻死饿死，倒不如尽快地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
自杀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祥林嫂就有这勇气。
究其一生，她虽是受尽迫害，受尽摧残的妇女，但也时时显示了她的不断挣扎的主动性。
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抉择──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祥林嫂来说，也是采取了主动的手段的。
我认为，只有认识到、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心目中的人物性格才是完整的、统一的、一以贯之的，也才是符合作者的原意的。
再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祥林嫂一出现，便那样郑重其事地向“我”询问人死后的情状。
必然地，她早已埋下了死的念头了。
且看鲁四老爷对她的死竟如此恼怒：
“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如果是一般的冻饿而死，他的反应不会那么强烈：
“偏偏要在”──可见是死者主动选择的行为。
再从“我”在祥林嫂死的前后一系列心理反应来看：
回答了她关于灵魂有无的问话之后，马上便“心里很觉得不安逸”，想到“我的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倘若“因此发生了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
而且，“我”“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当鲁家短工告诉“我”，祥林嫂“死了”时，“我”的反应也是强烈的：
“‘死了’我心里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
”而且特别追根究底的要问个明白：
“怎么死的”短工的回答却是“怎样死的──还不是穷死的”由于这是凶死，在年关祝福时，短工忌讳说出真相，所以只好这样笼统地回答。
中间的破折号是停顿之意，说明短工有所犹豫和踌躇。
短工显然没有按“我”所要求的回答。
但“我”知道祥林嫂准是自杀而死，于是内心“惊惶”了一阵，“还似乎有些负疚”。
作者接连用好几段文字反复叙写“我”心中的不安、“预感”和“负疚”的心情，其目的是在强调突出祥林嫂的不寻常的死。
还应该看到，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笔墨，着力描写的，由于祥林嫂的惨死，在“我”心中引起的系列反应，是寄托了他对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的劝喻的。
很有意思，作者笔下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新派人物。
他能看清社会的黑暗，心中有所不平，对封建守旧派（自己的“四叔”）产生强烈的憎恶和反感。
──从“话不投机”到“决计要走”。
遇到祥林嫂那样严肃认真地向“我”提问，使“我”措手不及，敷衍了事的回答之后，心里立刻产生了一连串的不安;但随后又想“我”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
”给人“解决疑问”，“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
”──多么圆滑乖巧的一种应世手段啊!
待知道祥林嫂的惨死，起初“我”“还似乎有些负疚”，接下去，就不这样了。
“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一走了事，何必自寻烦恼。
城里的“清炖鱼翅”“价廉物美”，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
“我”就是以吃点儿喝点儿的行动来求得内心暂时的“平衡”。
呜呼!
“人和人的感情”，竟是那样的“不相通”。
小说结尾一段，再次借写祝福的气氛，写景中的幻觉：
。
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里包含了对封建礼教吃人罪恶的愤懑之情，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自嘲的独白，表现了对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颓唐心情。
说到底，“我”是在社会斗争面前抱着玩世不恭的逃遁态度的，一个苟活的知识分子。
显然，作者对这一人物是有所谴责和批判的。
因为，五四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希望，更多的还是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
在1925年3月写的《通讯》一文中，他曾说过：
“现在”“也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
（《华盖集》）
《祝福》写祥林嫂的死，一方面固然揭露控诉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一纽结，将不同身份，不同思想状况的两个人物串在一起，发生碰撞，引起对比。
让读者看到，一个是地位卑微，身上有许多封建意识束缚的劳动妇女，在她那低贱、狭小的天地里，却向来是那样的勇于行动，勤于思考，临死之前，终能悟出一个对鬼神观念的“疑惑”来。
另一个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知识分子，他有清醒的头脑，有一定的是非爱憎之心。
也许是由于经历过多挫折，磨损了他的锐气吧，而今变得圆滑世故，遇到现实问题绕着走，更不爱深思探究，袖手旁观而心安理得了。
我认为，作者这样写“我”，其用意是在劝喻中国知识分子“都摆脱冷气”，不要“自暴自弃”，积极投入到改革社会的“韧”的战斗中去，“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而且要更多地、更深切地了解劳苦大众的苦难，看到他们身上的可贵品质。
继《祝福》之后半个月，鲁迅写了《在酒楼上》;这篇小说着重刻画了一个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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