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玉赋中的诗与文.docx

论宋玉赋中的诗与文.docx

《论宋玉赋中的诗与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宋玉赋中的诗与文.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论宋玉赋中的诗与文

论宋玉赋中的诗与文

赋是中国古代文体发展演变过程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以铺陈扬力的手法状物写情，讲究押韵和对仗，是介于诗与文之间的一种文学样式。

它的演变往往受到同时代的诗歌或散文的影响，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逐渐显现出或偏向于诗，或偏向于文的形体特征。

它一直保持着半诗半文的性质，而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立的文体，也可以说赋是一种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

宋玉作为我国赋体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人才，有学者说屈原是骚体的开拓者，也是文赋的创始者，而宋玉则是骚赋的杰出继承者和文赋的奠基人。

不得不说宋玉赋的创作是一种创新性的尝试，同时也为汉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宋玉在中国赋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赋作家，其对汉赋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一、宋玉生平及其作品分类关于宋玉的生平事迹，史料记载的并不多，散落在各类文献中，并没有专门的论述。

在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稍有提及：

“屈原即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可以得知宋玉是屈原的后辈无疑。

王逸的《楚辞章句·九辩序》：

“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

”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就运用了王逸的观点。

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中对宋玉的简介是“玉，楚人。

师事屈平，为顷襄王大夫，有《集》三卷。

”无论是屈原后辈还是屈原的学生，都可以参考借鉴。

褚斌杰和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对宋玉的生平简介大致如下：

“宋玉，战国时期的楚国人，生卒年不详。

大约生于楚怀王十年（前319年）前后。

早年曾师事屈原，与唐勒、景差同辈。

他主要生活在顷襄王的时代，那时的楚国被强秦压境，国家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虽出仕却因出身低微而未被顷襄王所重视，只当他是个词臣。

他的许多政治抱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他只有在他的赋作中借他物喻已之处境，抒发不平的心境。

晚年受谗言迫害，离开宫廷。

但他始终有一颗忠诚为国的心，想要取的楚王的信任，但终不得。

面对悲惨的处境，他写下了《九辩》，以抒发他的‘不得志’的心情。

约卒于顷襄王末年至考烈王初年（前262年）前后，年约六十岁。

”关于宋玉的作品，《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中有著录，在“屈原赋之属”列“宋玉赋十六篇”。

今存署名宋玉的赋有：

《九辩》、《招魂》（见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见南朝梁萧统《文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风赋》、《钓赋》、《舞赋》（见唐人所编《古文苑》）；《微咏赋》（见南宋末陈仁子《文选补遗》）等。

后世文人对《古文苑》所收六篇有所疑虑，待考定。

但无论是与否，姑且将宋玉的赋作分为两大类，即以《九辩》为代表的骚体赋和以《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为代表的文赋。

这个分类的依据是马积高先生的《赋史》中第一章导言部分，论说赋的形成部分，从赋在不同时期内受到诗与文的不同影响而形成的体式差异。

文章将汉武帝前的赋作分为三类：

（1）由楚歌演变而来的骚体赋；

（2）由诸子问答和游士说辞演变而来的文赋；（3）由《诗》演变而来的诗体赋。

赵逵夫先生在他的文章《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上》中就在馬先生的基础上将先秦时期的赋作也分为了如上三类，其中骚体赋的代表有屈原的《抽思》《思美人》《惜诵》《离骚》《涉江》，唐勒的《远游》，宋玉的《九辩》《悲回风》，景瑳的《惜往日》，赵先生肯定了唐勒、宋玉、景瑳的作品是赋。

这里不做详细说明只借取其观点。

文赋的代表则是收录在屈原《楚辞》中的《卜居》《渔父》和《招魂》，对于宋玉的《风赋》《钓赋》《登徒子好色赋》依赵先生的观点，认为宋玉的文赋是比较成熟的赋作，无论是结构还是语言都相当成熟，并指出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是取法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可见宋玉赋作对汉代的赋创作影响极大。

诗体赋的代表则是屈原的《橘颂》、荀况的《赋篇》五首和《遗春申君书》。

因此诗体赋类型与宋玉的赋作无关，故此处就不加赘述。

现在学者们在研究宋玉作品时常以其骚体赋代表作《九辩》和文赋作品《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为重要研究对象，本文也从这两类赋体出发探讨宋玉赋中的诗与文的关系、对其赋作的影响及情感表达。

既然要探求宋玉赋作中诗与文，那么就必须先明确一个问题即诗与文的角度定位问题。

本文的出发点就是结合先秦诗歌特点及散文创作手法来看这两类文体对“赋”这一文体的影响。

宋玉的《九辩》是受屈原创作手法影响极深，曹明钢先生在他的《赋学概论》中说：

“骚赋用楚辞的现成体式”，可以理解为骚赋保留了大量的楚辞特色，具有“近诗远文”的特点。

那么就可以将宋玉的《九辩》创作缩小在楚辞的创作特点上来分析，主要就其内容、篇章结构、语言方面来加以明确《九辨》中的诗与文所占的权重对整个赋作的影响。

对于宋玉的文赋作品，可以根据马积高先生《赋史》中的对文赋的界定即由诸子问答和游士说辞演变而来，那么分析宋玉的文赋作品就得从先秦散文特点人手，从先秦散文的创作手法来观其文赋作品的诗与文的特色。

二、宋玉骚体赋中的“近诗远文”宋玉的创作深受屈原的影响，有学者说《九辩》是楚辞体的新体诗，但本文将宋玉的《九辩》视为赋作。

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云：

“赋者，铺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也。

”从他对赋的定义来看，宋玉的《九辩》无论是从行文的结构上还是作者的情志表达上都有赋的特点。

具体来讲“体物写志”指赋的内容，要有所依托，不能无病呻吟，要体现作者自身的思想感情志向。

在《九辩》中，宋玉的“体物写志”主要表现在以“悲秋”来表达“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

这种感慨的抒发证实了上古社会“贫士”的遭际，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的黑暗有所反映，并表达了诗人“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

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的志向。

“铺采擒文”指赋的形貌，铺陈文采。

运用大量华丽的语句，张扬文采，从不同的方面描写事物，不厌其详，不厌其细。

观《九辩》全篇中的语言风格极具感染力，作者用较长的篇幅将自己的失意凄怨之情与伤秋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悲秋”主题。

同时也不能忽视的是宋玉的此篇是模仿屈原《离骚》的结构完成的，但又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即在文中运用了大量的铺排手法，抛开了屈原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转而将那种情怀转向自身，更加注重自我情感的表达。

刘熙载《艺概·赋概》中指出“骚为赋之祖”，可见《离骚》等为代表的屈原的骚体作品对宋玉赋作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既然要分析宋玉《九辩》中“近诗远文”的特点，那么就应该从内容、篇章结构及语言出发来分析全文。

《九辩》的主要内容所反映的是一种主观的幽怨之情。

第一章可以看出宋玉借秋之“草木摇落而变衰”的萧瑟之景来表达自己的“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情感，并且这种悲秋的凄凉与贫士失职的打击是贯穿全篇的。

接下来的第二章又写到“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极明。

”承接上章之情感写到自己因心中有事而夜不能寐，第三章借“华”“旖旎”“曾华”“风雨”“飚”等意象表达朝臣的华而不实，希望见到国君来表白自己的内心，但受到阻隔而发出“块独守此芜泽兮，仰浮云而永叹。

”的慨叹。

第四章以“骐骥”喻贤士，“驽骀”喻愚者说“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

”就是说贤士被弃，愚者却行于世，而自己却不能说，只能表现一种“窃不敢忘初之厚德”的无奈。

第五章说明白处之道即“宁穷处而守高”，也不被浊世而污化。

第六章开始转而叹息自己“老嵺廓而无处”的忧愁。

第七章章末两句“卒雍蔽此浮云兮，下暗淡而无光。

”指明馋人雍蔽国君，造成社会昏暗的现象。

第八章接上章讲出了治理之策，说出要学先贤用贤士，并说“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即希望国君有个良好的身体并能任用贤士，这样国家治理就有希望了。

第九章则是全篇的一个“乱辞”。

虽无“乱日”二字，但最后一章所表达的确是对全篇的。

由此，通过对内容的大致分析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全篇作者侧重主观抒情，并且借很多现实事物来表明自己不满的情绪。

对于自身的情感表达是运用直接陈述的方式呈现给读者的，这就与楚辞的特点十分吻合。

就整个篇章结构来看，通过对全篇内容的梳理看出，《九辩》全篇由八章正文和最后一章起总结全文作用的“乱辞”构成。

这种由正文和“乱辞”组成的结构是楚辞的基本组织结构，而且最后一章就是发表议论之辞的，也就能看出来这种体制与楚辞几乎没有多大的出入。

文章虽有多个篇章，但各章并列，形式融合，贯穿在以悲秋的凄凉与贫士失职的打击这条线索之上来归结全篇，形成了楚辞独有的“珠贯绳连”的结构特点。

从语言方面来分析，主要是从句式和用韵方面展开。

从句式方面来看，《九辩》全篇运用楚辞的标志性句式——“兮”字句。

《九辩》中的句式，全篇主要以六言为主，奇句句末加“兮”字，兼杂有八言加“兮”字，首章兼有五言和六言。

这说明《九辩》的基本句式就是在楚辞的句式基础上发展的，并没有大的创新之处，唯一不同的就是楚辞的句式运用可能更具固定性，而《九辩》的句式运用较为灵活。

而且《九辩》在用韵方面采用通篇用韵，这也是对楚辞的继承。

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本篇中“文”的部分。

“文”主要表现在借助秋景的萧瑟来写自己的悲情。

这种表现方式在屈原的《离骚》中也有运用，但宋玉却将其自身的情感深切地投入到文字中，平铺直叙地表现出来，这可以视为宋玉骚赋中“文”的部分。

但这种文的部分被楚辞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所淹没，所以说宋玉的骚赋有“近诗远文”的特点。

所谓“近詩”就是说在他的这篇骚赋中更多看到的是楚辞的特点，也就是一种新诗体的特点，他对《诗经》中的比兴手法运用得当且有所发展。

而“远文”就是说在《九辩》中运用散文的特点不太明显，但其直接抒情的表达方式是运用了“文”的抒情性特点，同时刘熙载的《艺概·赋概》中说到：

“《骚》之抑遏蔽掩，盖有得于《诗》《书》之隐约。

自宋玉《九辩》已不能继，以才颖渐露故也。

”这里就指出了《九辩》多变的句式已经开始运用散文的句法、气势，描写也更为具体。

因此，应该看到骚赋中“诗”的成分，也应该关注到骚赋中“文”的成分。

三、宋玉文赋中的“近文远诗”宋玉的文赋作品在其赋作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被学者们看作是其赋作的成熟之体，同时他的文赋作品又可称为散体赋，表明了他当时的赋体创作是汉代散体大赋的“近流”。

前文中提到马积高先生《赋史》中说到文赋是在诸子问答和游士说辞演变而来的一种文体形式，那么宋玉的文赋创作也必定受到诸子问答和游士说辞的影响。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可以从其作品的表达方式、篇幅结构、语言特色来看宋玉文赋创作中的“近文远诗”的特点。

由于宋玉收录在《古文苑》中的几部作品存在的争议较大，所以本部分主要从《文选》中收录的几篇赋作来探讨分析。

即从《对楚王问》《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五篇赋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来探讨分析。

《对楚王问》主要内容是宋玉面对楚襄王的质疑来为自己做出的辩解。

从文章的表现方式来看，主要采取的是一种“问对体”的形式。

面对楚襄王的发问，宋玉从“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引出了其想表达的“曲高和寡”的情感高度，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一种孤高无人理解的苦闷。

这种“问对体”的形式显然是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的问对体式，比如说《孟子》《庄子》中的语录体散文，就已经有了大量的对问体文章。

此外，宋玉还充分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夸张手法及排偶句式，应对楚襄王的质疑。

正因如此，刘熙载《艺概·文概》中说道：

“用辞赋之骈俪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后此则邹阳、枚乘、相如是也”。

就是说从宋玉《对楚王问》开始，就有了运用赋“铺采擒文”的手法写散文了。

就文章的整体篇章结构来看，《对楚王问》结构完整，从歌曲到凤鲲再到圣人与俗人的对比，衔接得恰到好处。

其语言风格简洁明了，将其所要阐明的问题用简单的比喻生动地表现出来，可见其语言功底的深厚。

《风赋》是宋玉的代表作之一，其以“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作对比，运用铺张扬厉的手法表现出宫廷之景的壮阔，与下层劳动人民的恶劣生活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来暗讽君主不要过于追求享乐而忘了百姓的疾苦及国家安危。

从表现方式来看，从描写风的兴起、消歇到“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的对比，都能看出其铺排的手法，通过君臣之间的问答写风体现出主客问答的对话形式。

就篇幅结构来看，文章的篇幅相对较长，就其结构而言，开头的第一句运用散文句式来交代楚襄王在兰台遇“飒风”引出对风的解说，从风因何而起进而谈及环境不同风亦有所不同，起承转合，结构严整。

从语言层面来看，全篇将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故而篇章内容多以四言或三言句式为主，给人一种整齐明快的感觉。

《高唐赋》《神女赋》历来被看作是姐妹篇，但是却各有侧重。

两篇赋作均以“楚王梦遇神女”为题材展开，但《高唐赋》侧重于描写高唐之景，《神女赋》则侧重于描写神女之美。

就其表达方式来看，两赋均以“王”与“玉”的对问展开，先叙述出赋作的主要内容，再用铺叙的手法写正文的部分。

《高唐赋》主要以铺排的手法写高唐之美景，又将景物描写与游览者楚怀王心理情感结合在一起，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神女赋》主要写神女的体态神情之美，用细腻的铺排手法与比喻手法相结合，将神女的各方面用极其传神的筆法展现给读者。

就篇幅结构而言，两篇文章的篇幅均较长，其结构均由赋序和正文组成，赋序交代主要内容，正文部分则是用大量的韵文来描述具体的情节，故事情节完整生动。

就语言层面来说，两赋皆由散文的赋序和韵文的正文组成，这种韵散结合的方式使文章的表达具有一种层次感。

对于美景的描写，宋玉多采用丰富多彩的叠字，如“汹汹”“淡淡”“洋洋”等描写水波的词，给读者呈现出一种高唐水波尽在眼前之感。

对神女的描写，宋玉则多用比喻来组织语言，如描绘神女容貌“皎如明月舒其光”、形容神女衣裙“若翡翠之奋翼”。

这种比喻的手法将神女描写得生动形象，体现出宋玉的语言十分精到。

《登徒子好色赋》以一种轻松诙谐的方式向读者展现出了好色的“登徒子”形象，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的“东家之子”形象及守德而不好色的宋玉形象。

就表达方式来看，主要以宋玉、章华大夫、楚襄王的对话展开，运用铺排的方式和夸张的手法描写出东家之子的美貌但宋玉却不为所动，又用极度夸张的手法写出了“登徒子”之妻的丑陋，但登徒子却与其育有五子，以及章华大夫讲述自己路遇美女的情景，以一种极其鲜明的对比手法表现出宋玉的守德的形象。

就整体篇幅结构来看，文章篇幅较长，结构完整，从被谗言陷害到被质问再到自己澄清情况，及章华大夫的表述，这一系列的故事都是围绕宋玉非好色之徒这一主题展开的，实质是暗讽楚襄王应以国事为重，不要被女色所惑。

就其语言来看，主要有四言、六言为主，运用多变的散文句式，使整篇文章都具有生动性。

综合上述几篇赋作的分析，可以看出宋玉文赋“近文远诗”的特征十分突出，“近文”主要表现在其赋作的表现方式靠近散文的创作方法。

作品中大量运用比喻、夸张、铺排、对比等创作手法，这些在先秦诸子散文中都有大量的运用，受到《庄子》散文的影响较为明显。

《庄子》的散文创作可以看做是先秦诸子散文的成熟之作，其散文创作都是善于运用比喻夸张的手法，表现出一种汪洋恣肆的特色。

宋玉吸取成熟之作的艺术特色也是合情合理的。

其次，宋玉文赋中的设辞问答在《庄子》中也是大量存在的。

再次，其文赋的整体篇幅普遍较长，结构完整，都是围绕着一个正面主题展开写作的。

最后，从文章的语言层面来看，几乎都是运用韵散结合的句式来组织语言的，句式多变，使得文章的表达更具生动性。

“远诗”就是说在宋玉的文赋创作中“诗”的成分表现得并不明显，但从其文赋中还是可以找到“诗”的成分，比如说在《高唐赋》《神女赋》中就有大段运用楚辞句式——“兮”字句的创作，这是诗在赋中的成功运用。

同时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对“东家之子”的描述就是借鉴了《诗经·硕人》篇中对于美女描述手法的继承。

刘熙载《艺概·赋概》中说：

“宋玉《风赋》出于《雅》，《登徒子好色赋》出于《风》，二者品居最上。

”这就是说《风赋》与《登徒子好色赋》与《诗经》之间的关联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宋玉文赋中“近文远诗”就可以简单地叙述为：

其文赋以散文的框架为主要结构，但诗的成分相对较少。

四、结语本文主要从宋玉的赋作出发，探讨了宋玉两种赋体类型的不同特征，根据两种赋体中诗与文的各有侧重，将其骚赋的特点总结为“近诗远文”，文赋的特点总结为“近文远诗”。

但无论是“近诗远文”还是“近文远诗”，都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赋始终是诗与文完美结合的产物。

赋体的形成就是因为受到诗与文的共同影响，只是在赋中诗与文的状态在某一阶段的侧重有所不同，应该用一种正确合理的态度去看待这种现象，而并非肯定在骚赋中没有“文”的成分存在，在文赋中没有“诗”的成分存在。

因此，通过对宋玉不同类型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宋玉在中国赋史中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他的骚赋及文赋作品对后世的赋作有着积极的影响，他的赋作上承屈原之作，下启汉大赋之先河，是当之无愧的“赋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