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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引以为戒警钟长鸣的事情

让我们引以为戒、警钟长鸣的事情

1.回想我的过程多像温水煮青蛙啊

——河南省开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森林忏悔录

一盘埋下了败因的棋局

  我喜欢下围棋。

如果把我这一生比喻为一局棋,我认为我的失败源于最初埋下的败因。

  我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又是党员。

比起刚参加工作的大多数同龄人来说,相当于命运让给了我两颗子,开局我就占足了优势。

我被提拔为处长时才28岁,又在机关主要处室轮岗,41岁即被提为副厅长,顺风顺水,这是我人生棋局的序盘。

但是,在担任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期间,我利用负责审批探矿权转让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200万元的贿赂,为终局溃败埋下了恶因。

  后来,我到河南南阳、开封两个市担任组织部部长,我的人生棋局进入中盘。

在这个阶段,我贪图钱财,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浑然不觉,棋局至此,不用收官就已经提前结束了。

  棋局败了可以推倒再来,只是我的人生不可重来了。

  倒在“人情往来”中

  现在,逢年过节送钱送物仿佛成了潮流,送礼者都是那么理直气壮。

所以,躲得了今天,躲不过明天;躲得了这个人,躲不过那个人;躲得了下级,躲不过同级甚至上级。

给我送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利用节假日“人情往来”,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情往来”面纱下的铜臭熏倒的。

  俗话说:

人情猛于虎,专吃贪财人!

我刚到南阳担任组织部部长时还很谨慎,对于这些“人情往来”,一般都会拒绝,拒绝不了的就上交。

后来就控制不住了,开始有选择地收。

结果是,开了收的口子,后来就随波逐流了。

从小额的“人情往来”,到大额的“事后感谢”,再到后来有些“事前相托”的也敢收了。

2003年11月至2009年2月,我在担任南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期间,利用管理干部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孙某、郑某等人贿送的财物共计近700万元。

而且,我渐渐地放松了对收受贿赂危险性的认识,对党纪国法只挂在口头上、或在大会上讲讲,根本没有入脑入心。

  回想我的过程,多么像温水煮青蛙啊。

我就是水中的那只青蛙,水温慢慢升高自己却浑然不觉,开始时还觉得很舒服,等到水温高了受不了想跳出来时,四肢已经半熟,无能为力了。

  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

  我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又是家中长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更多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

老的要管,小的也要管;家中要管,朋友也要管,甚至连朋友亲戚的事也要管。

管事,既需要权威,也需要实力。

再加上自己主观上对他人送来的钱不拒绝,自然就更难抵抗“事后感谢”、“人情往来”的诱惑。

  2009年2月至2011年6月,我在担任开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期间,非法收受古某、马某等人的财物近600万元,为他们在职务晋升、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

为解决亲友间的经济纠纷,我还在换届期间动用了大笔资金,结果事情败露,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首自己的贪腐之路,我真是愧对党组织的培养。

我是大学期间入的党,参加工作后组织上把我放在工作一线着力培养,3年后即提为处长,当时我才28岁,41岁时我担任了副厅长,5年后被派往南阳市担任组织部部长,又过了5年,调任开封。

现在回想起来,我成长的每一步都浸透着组织的关心和厚爱,而自己却不知感恩,不知珍惜,直到“双规”后才后悔莫及。

  人生中最不开心的八年

  我童年的经历很悲惨,1岁丧生母,4岁丧继母。

人到中年,40岁丧父,50多岁自己因受贿被查处,给自己和亲人带来如此大的灾难。

如果说以前是天灾的话,那么这次就是人祸!

导致这样的后果,责任就在我自己。

  被“双规”后,我才发现自己身边已经没有可依靠的亲人。

我和妻子已经离婚,女友也不在身边。

家中只剩下尚需尽孝又不能尽孝的老母亲和尚需要关心又无法关心的女儿。

  我的老母亲是一位有60多年党龄的81岁老人,她把我抚养成人,送我读完大学参加工作,对我极为看重和依赖。

她虽然是我的第二任继母,却对我恩重如山,我愧对她的养育之恩,想到不能在她老人家床前尽孝,甚至她百年后也可能无法给她送终时,我心如刀割。

  担任南阳、开封两地组织部部长的八年,是我人生中最不开心的八年,而且愈到后期我自己愈矛盾、愈纠结、愈苦闷、愈烦躁。

那段日子里,我没有了爽朗的笑声,额头上刻满了横列的皱纹,我的话愈来愈少,脾气也愈来愈大……直到被“双规”那一刻起,我才真正解脱了。

这一切,都源于随着职位的高升,自己丧失了对党纪国法的敬畏,在头脑中没有绷紧廉政这根弦,真正是咎由自取!

我的经历,不正印证了“玩火者必自焚,伸手者必被捉”的道理吗?

希望党员领导干部以我的经历为鉴,在头脑中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2.打“擦边球”让我掉进犯罪深渊

——四川省自贡市商务局局长马晋新忏悔录

  关键时刻没有把握住自己

  1980年,我高中毕业后,成为四川省威远县一个基层税务所的专管员。

1985年至2000年,我在自贡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和体改委工作期间,不仅入了党,还参加了四川师范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的在职教育,获得了大学文凭。

我的职位也由科员晋升为副处长、处长。

2000年12月至2003年3月,我任自贡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2003年5月,我担任了市招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这些年来,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我都能做到兢兢业业。

特别是2005年担任自贡市商务局局长后,我更是吃苦耐劳,忘我工作,为自贡招商引资作出了最大努力。

  随着职位的升迁,我认识的和找我办事的人多了起来。

此时,我自己也因为忙于工作而放松了学习。

另外,尽管自己十分努力,但业绩并不太好,身体也累垮了,有了早点儿退休或者做不太累工作的念头,这使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在关键时刻没有把握住自己。

办事就要表示表示的潜规则,让我在单位工作经费保障不到位的情况下,以不恰当的方式获取了部分利益,还私分了“小金库”资金,而没有考虑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后果。

  由于一味地满足私欲,我忘却了当年吃苦耐劳的工作干劲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认为反正再苦也熬过来了,升迁也无望了,可以把党的纪律抛在脑后了;这种打“擦边球”的侥幸心理最终促成我掉进犯罪深渊。

现在我才明白,“纪律是铁,纪律是钢,谁碰谁受伤”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把正常工作关系金钱化

  参加工作以来,特别是刚走上领导岗位时,我不断告诫自己,一定要按规矩办事,绝不能以权谋私,一定要洁身自好,绝不能身后落骂名。

但是,到商务局担任一把手后,我感到工作压力很大。

由于单位经费困难,便产生了“开源节流”为单位筹措资金的想法。

当然,也为了个人能从中得点实惠。

  于是,我在“钱”字上打起了歪主意。

我发现有部分车辆虽然达不到国家报废补贴的标准,但如果通过财政、企业、车主等沟通努力是可以办到的。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随后,我告诉流通科负责审核报废车辆补助的副科长李某某,问他能不能在工作职责范围内为单位创收?

当时李某某没有明确表态,但他把这事记在了心上。

2005年年底,在准备发放2004年报废汽车补贴时,李某某伪造了两家不完全符合补贴条件的企业的报废表,并给我和其他局领导解释说,这些严格按照政策是不能领到补贴的,如果局里能够在审核时放宽补贴条件申报补贴,等补贴下来后就可以找这些企业做工作,争取从不符合要求而领取报废补贴款的企业中分成,为单位创收。

  从此,我开始滥用“汽车补贴”权力,把正常的工作关系市场化、金钱化,与一些有求于我的单位和个人搞权钱交易。

特别是在利用手中权力帮他们办事的同时,我也不忘收受他们的“赞助费”、“感谢费”,甚至在即将离开商务局局长职位时,我还主动要对方多支持多关照,不要忘了我这个大姐。

我因此共收受贿赂近8万元。

我还擅自决定将单位“小金库”的14万余元私分,个人从中分得4.8万元。

不仅如此,我还因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了2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最终给自己的政治生命画上了可耻的句号。

  珍惜自己现有的一切

  失去自由后,我才知道自由的宝贵。

我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被逮捕前,我与家人常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本来再有几年,我就退休了,就可以享受轻松自得的生活了。

而今,高墙阻隔了我与亲朋的团聚,使我对未来的憧憬成为了泡影。

家中年迈的老人体弱多病,作为晚辈的我,不能端茶递水尽孝心。

丈夫和子女为我之事,也寝食难安。

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悔恨交加,痛苦万分。

  在这里,我要特别对办案检察官表示谢意,是他们的教育帮助使我从避重就轻、患得患失,不敢面对问题,交代问题,到放下包袱正视现实,认清罪过,调整心态。

我要好好改造,好好学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

希望大家以我为戒,珍惜自己现有的一切,时刻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多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在运用权力时,一定要先“照照镜子”,看看用的对不对,合不合乎规矩,千万不要感觉可以打打“擦边球”。

 

3.反腐倡廉文件从没有看过

——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副总经理陈炳澜忏悔录

  开始追求高品质生活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艰苦岁月在我身上烙下了一股子韧劲。

工作后,我刻苦钻研,自学掌握了微波通信、移动通信技术及公司运营管理。

辛勤的付出为自己换来了很多荣誉,我多次被派往国外深造,东窗事发之前我还享受着国务院的专家津贴。

2001年,组织上任命我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四川移动分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从此,形形色色的私企老板像膏药一样,络绎不绝地贴在我身边,令我应接不暇。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样一个身居要职、自命不凡的国企副总经理,在那些从头到脚都被金钱包裹着的私企老板眼里竟然一文不名。

他们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国企领导人,更对我固守着微薄工资却成天忙碌而不知享乐的生活方式嗤之以鼻,有的甚至赤裸裸地开出税后年薪100万元的条件,游说我到其旗下效力,换取安逸舒适的生活。

面对这一切,我的心开始了挣扎:

我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为公司创收,为国家缴税,为社会作贡献,拼死累活,却囊中羞涩,被人耻笑。

而那些成天围着我打转,对我阿谀奉承、百般讨好的私企老板做成个项目就能赚到几百万元甚至是上千万元,过着挥金如土的奢华生活。

我的价值在他们眼里就如一粒粒尘埃,轻如鸿毛。

与其望“钱”兴叹,不如现实改变,追求高品质生活,才不枉到世间走这一遭。

我的思想防线一崩溃,行动便立竿见影。

我开始利用手中职权,通过那些私企老板大肆捞取金钱。

我在南方和北方共买了几套房子,过起了候鸟式的迁徙生活;我穿梭于高尔夫球场等高档场所,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体面……

终于过上了跟私企老板一样的高品质生活,但是我也一天天脱离了之前正常的生活轨道,一步步堕入了犯罪的深渊。

最难拒绝的是老朋友

回头细算,我已经做了18年的移动通信建设维护工作。

从最初9年的艰苦创业期到最近9年的高速发展期,我工作起来越来越娴熟干练,游刃有余。

被任命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这既是我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我自甘堕落迈向腐败的转折点。

那时,移动通信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投入建设。

这对于我来说,既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可是公司内部矛盾日趋紧张,而合作伙伴间的竞争又日益激烈,我就成了他们拉拢的首要目标。

当时我格外小心谨慎,还自定“约法三章”,主动拒绝诱惑。

但是,自我坚守的路走得很辛苦。

在得罪了不少领导和朋友后,我招架不住了。

那些没有成为合作伙伴的公司老总带着一沓沓的钞票登门拜访,而已经达成合作协议的公司又想方设法对我进行感情投资。

最令我难以拒绝的是那些多年以来一直交往密切的朋友。

我是外地人,在成都没有亲戚朋友,那些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朋友自然成为我生活圈子里的重要成员。

无论我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总是热情地帮忙。

而如今谈到合作挣钱的事,我又怎么开得了口不帮忙?

于是我就想,工程给谁不是给,给朋友,这是记情,而且还可靠。

就这样,昔日的老朋友摇身一变成了合作伙伴。

老朋友们也从来没有忘记是我带给了他们发展和赚钱的好机会,经常借着过年过节的名义送给我一些名贵烟酒和红包。

在几番推辞不掉之后,在朋友情谊的渲染之下,在侥幸心理的支配之下,我自欺欺人地把这些都当作朋友间的礼尚往来笑纳了。

之后,类似的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后来成了家常便饭,最终走到今天的结局。

反腐倡廉文件从没看过

近年来,反腐倡廉工作一年比一年抓得紧,相关的文件和规定在我办公桌上至少有10来本。

可是,它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我的青睐,甚至我都没碰过。

我没有开过一次像样的民主生活会,即使开了,不是自我表功,就是互相吹捧,一团和气。

公司开例行学习会,我虽然也在场,但从来都是身在心不在。

我不是不知道自己处在风口浪尖,但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是副总经理,公司发展仰仗着我打理,谁能监督我?

谁又敢监督我?

就这样,我既不学习,又不接受监督,自我感觉越来越好,收受钱财的胆子越来越大。

身陷囹圄后,我后悔莫及。

面对着高墙铁窗,我彻夜难眠。

曾经那些随波逐流的想法和做法,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可笑和愚蠢!

靠智慧和劳动挣钱,光明正大、光荣心安,我怎么会以此为耻呢?

帮助老朋友发展,只要符合规定本也无可厚非,我为什么要收钱呢?

是人就可能犯错,我是副总经理,为什么就不能被监督呢?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我为什么要如此折腾呢?

我对不起深爱我的父母和妻儿。

年近八旬的老父母远在重庆,我很少回家探望,不仅没有尽到孝心,却还要令他们如此伤心。

妻子与我相濡以沫15年,家里的事我一概不管,全靠她操持,她却从无怨言,我本想退居二线后好好补偿,如今却锒铛入狱,失去自由。

一双儿女,尤其是才11岁的小女儿,她又将如何面对父亲带给她的耻辱和伤害?

如今一切都晚了,覆水难收。

我唯有深刻反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重新做人!

 

4.走到这一步,根源是动机不纯

——安徽省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赵建明忏悔录

我1970年16岁时进入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钢”)工作,1973年入党,1982年担任处级领导职务,1997年走上马钢高层领导岗位。

我受党教育和培养多年,过去也为党的事业和企业的发展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最终却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现在想来,这于我是一种必然。

  十多年只参加过几次组织生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的蜕变是从放松政治学习、放松世界观改造、放松对自我的要求开始的。

过去,我也是比较刻苦学习的,那时的我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也很勤奋。

但是进入马钢高层领导岗位以后,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对自己在各方面的要求开始放松,平时很少参加所在党小组、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十多年来只参加过几次组织生活。

  我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一名主要领导,不需要再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基层党组织的生活。

时间长了,政治观念淡薄了,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也忘记了自己是一名纪检干部。

对别人严格要求,却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职工群众的监督之外。

  近几年来,我自认为在马钢领导班子中已经是“老资格”了,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于是发生了很大变化,腐朽思想逐步在头脑中占了上风,结交了一些不该结交的人,那些后来经常给我送钱的人,大都是这样认识的。

  觉得自己花钱装修太没面子

  我极其错误地认为,自己不分管资金、工程、物资、采购,也就不可能存在权钱交易,逢年过节收点礼金只是“小东西”,比我手伸得长的大有人在。

思想防线一旦失守,就愈发不可收拾,结果由小到大,积少成多,最终走上了严重违法犯罪道路。

  比如在用公款装修住房方面,我总认为在企业当领导安排下属为自己装修住房是普遍现象,自己把钱花在装修上太傻、太没有面子。

这种心理失衡和错误攀比,也是我一步步走向违法犯罪的思想根源。

  2002年,我的翡翠园住房装修时,我让一下属替我安排。

当时想付装修的成本价,后来这位下属没有收我的钱,我很高兴,觉得尝到了甜头。

等到康泰佳苑住房装修时,我主动找这位下属安排,当时也只是想象征性地付点钱。

后来到我在上海的住房装修和别墅庭院绿化时,我从一开始就没有了付钱的打算。

我在住房装修问题上的心路历程,正是我思想上逐步走向堕落的过程。

  收了钱就等于领到了卖身契

  我总认为,给我送钱的都是和我相处不错的朋友。

他们基本上是逢年过节给我送些礼金,每次数额也不是很大,而且送钱时没有明显的权钱交易。

我没有也不会违反公司规定为他们办什么事,所以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正是这种错误心理,不仅使我心安理得地收钱,而且一直执迷不悟。

我并没有感到自己行为的危险性,反而认为自己还算是比较廉洁的。

  现在我知道,每个给我送钱的人都是有一定目的的。

有的是为了感谢我对他们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有的是为了感谢我对他在马钢业务上的支持,也有的是为了与我拉近关系,建立感情,以便今后有事找我帮忙。

他们送钱给我,看中的是我的职位。

  世界上绝对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我收了别人的钱,就等于领到了一张卖身契。

当别人有求于我时,我必须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搞以权谋私只会落得人财两空

  我入党40年,当年加入党组织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究其根源还是我当年的入党动机不纯。

一旦手中有了一定权力后,就忘记了入党誓言,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的思想就逐步滋长起来。

尤其是我长期担任马钢集团公司的纪委书记,本身就是抓反腐败工作的,结果自己却沦为一名腐败分子,成为一名罪犯。

  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作风和形象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凝聚力,我的所作所为,不仅影响了我个人在员工中的形象,而且对马钢领导班子的整体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我本来拥有一个非常和睦幸福的家庭,家人和亲属也一直以我为荣。

但是我的违法犯罪使这些都发生了天地之差的变化。

我本来比较鲜亮的人生不仅黯然失色,家人和亲属也因此蒙受了极大的痛苦和耻辱。

自从受到组织调查以来,我一直生活在悔恨之中。

我现在才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搞以权谋私,到头来只会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太不值得。

本来再有一年多我就到了退休年龄,可以幸福地安度晚年了,可如今却要经受牢狱的铁窗生活。

这些都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以积极的心态坦然面对现实,深刻检讨和反省自己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5.没有以前车为鉴,让我追悔终生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董永安忏悔录

10万元港币打开了我的贪欲之门

  我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个农民家庭。

1973年高中毕业后,先在公社一个建筑队当泥瓦匠。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入西安交通大学,专修气体动力工程。

1982年2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第一拖拉机工程机械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一拖集团”)。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曾立誓凭平生所学报效祖国。

按照这个目标,我刻苦钻研,努力工作。

从技术员、车间主任、动力分厂副厂长干到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

但随着职务的不断升迁,我心中的誓言有些松动,心理出现了失衡。

特别是在1997年4月担任一拖集团副总经理兼股份公司总经理后(副厅级),这种失衡感愈加强烈。

  洛阳是河南省的工业重市,一拖集团又是洛阳市重工业的龙头老大,洛阳市的很多企业和一拖集团是配送关系。

跟这些小企业老板接触,看着这些小老板过着日进斗金、纸醉金迷的生活,再看看自己微薄的收入,那种落差感像荒草一样在心中滋生。

  1998年秋的一天,因为当时主持一拖集团在香港的上市工作,我常到香港出差。

在深圳,我碰到一个与一拖集团有业务关系的企业老板。

一起吃过晚饭后,回到我住的宾馆。

这位老板说:

“董总,你是一拖班子最年轻的领导,将来肯定前途无量。

以后我们在业务上如果有麻烦你的地方,请你多多帮忙,这是我的一点儿小意思,你拿着到香港花吧。

”说完他放下一个信封就走了。

我打开一看,吃了一惊,里面竟是10万元港币。

我当时有心退回,但鬼使神差,我还是收下了。

现在想起来,正是这10万元港币打开了我的贪欲之门,成了我失衡感、落差感的催化剂。

  我想让退休后的生活更安逸

  2004年2月至2008年3月,我历任安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职务升高了,手中的权力比以往大了许多,找我办事的人、办事的范围也比以往多了许多。

贪欲之门一旦打开,贪欲就像决堤的洪水,靠自己是遏制不住了。

在安阳工作期间,我为安阳一家公司在退城进园返还原址土地出让金以及企业自主创新项目评审工作提供帮助,收受了14万元人民币;为安阳多家企业在解决商业纠纷、产品销售、资产重组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人民币共计84.7万元、欧元1万元、美金1万元;为一家公司在项目土地审批、土地出让金返还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该公司人民币430万元、欧元3万元。

  2007年10月,我为一家企业在工程项目选址、资金运作、项目推进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人民币182万元。

该公司还承诺再给我500万元,我当时有些害怕,不敢要。

到2008年9月我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时,该公司老板说:

“要不这样吧,这500万元我先替你保管着,等你退休后我再把钱给你,这期间你可以随时使用这笔钱,这样比较安全。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当时动心了,心想着退休后,可以用这笔钱让自己和家人过得安逸一些,于是就答应了。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鬼迷心窍,按照我的级别,退休后完全能过上安逸的生活。

我的所作所为不仅没帮上家人,还给他们带来了耻辱。

  我本想在这个位置上安全着陆

  自2008年3月到被刑事拘留前,我任河南省交通厅、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

在我上任之前,这里的前三任厅长都因为经济问题落马,我上任后一直告诫自己要以前车为鉴,在这个位置上安全着陆。

  我知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的警言,也知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警告,关键是自己没有把握住,在党性原则和物质诱惑之间,抱着侥幸心理,利令智昏的我选择了后者。

在这个位置上,我为他人在解决个人购房、人事调动、工程投标以及工程款拨付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410余万元,另外还有约定的830万元因为案发没有支付。

  2010年12月25日,河南省纪委找到我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里暗道:

完了,一切都完了。

我向纪委如实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后,心里有了片刻的释然,但是取而代之的是无法自拔的愧疚。

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使我由一个泥瓦匠升任厅级领导干部,在我升迁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接受过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警示教育,面对许多次扣问心灵的警示教育,哪怕有一次真正触及内心深处,我也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

  进入监狱服刑以来,我一直在深深忏悔,不仅深刻地查找自己违法犯罪的思想根源,也真正认识到隐匿在自己灵魂深处的污垢。

在这里,我要引用一句话,对那些现在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说: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

 

6.送钱人的承诺最靠不住

——四川省成都市财政局副局长、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总经理

高额薪金却助长贪欲

  过去我的兼职很多,但那时我不认为这是组织的信任,反而有怨气,可有兼职收入时,我却毫不犹豫地收下了。

我认为,多劳理当多得,1995年至2002年,我兼任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总经理期间,领取了工资、奖励、住房补贴等共70万元。

2001年至2005年,我在担任成都蓉台公司董事长期间,领取薪金51万元。

2003年至2004年,我又领取成都证券经纪公司董事长工资和奖金13.8万元。

  1992年,国投公司成立时,成都市政府明确规定,该公司是代表市政府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进行投资、经营和产权管理的国有企业。

多年来,国投公司对多家大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一些发展前景好的企业进行了投资。

由于这些企业的国有股权代表都由国投公司委派,因此,我得以担任多家投资企业的董事。

大部分企业年终开董事会时都要给董事们发董事费。

1993年至2004年12年间,我在23家企业共领取董事费63.7万元。

在享受高额薪金的同时,却助长了我的贪欲。

  从拒收到来者不拒

  1990年至2002年,我担任成都市财政局副局长、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国资局”)局长和国投公司总经理期间,有求于我的人和单位来拜年送礼是常有的事。

最开始,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我还能自觉抵制诱惑,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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