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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越国公汪华与徽州

[转载]大唐越国公汪华与徽州

原文地址:

大唐越国公汪华与徽州作者:

灌南联谊会越国公汪华与徽州

桐城汪兴吾

黄山以其高大雄伟令世界瞩目。

借黄山之灵气,黄山脚下,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孕育了博大灿烂的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它与敦煌文化、藏文化并称为闻名于世界的我国三大地方文化。

徽州文化以其涉及范围之广泛而著称,它更以其宗族、庙会、徽商文化三大板块的独特性区别于其他地方文化。

人们都知道,是朱熹理学将徽州文化纳入了封建儒学系统,经明清徽商的演绎,徽州文化被推向了巅峰。

但徽州人更知道,冥冥中还有神灵在保护着徽州,在影响着徽州,伴随着徽州走了将近1400年。

那么这位神灵是谁呢?

“油菜花残麦穗长,家家浸种办栽秧。

社公会后汪公会,又备龙舟送大王。

”这是方士庹《新安竹枝词》对于徽州民俗迎神赛会——“嬉菩萨”的描绘。

这里的“汪公”、“大王”、“菩萨”指的就是徽州神灵——古徽州人汪华。

汪华是隋末农民起义领袖,曾在古徽州建立“吴国”,是江南六州的最高统治者;武德四年归顺唐朝,被封为越国公;后经历朝追封,逐渐演变成徽州最高级别的地域神——汪公大帝。

汪华仿佛与徽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徽州文化的形成、发展、成熟、延续都产生了久远而广泛的影响。

毫不夸张地说,徽州处处有汪华,他存活于徽州人的日常生活,存活于徽州文化的各个层面。

第一篇、业绩煌煌耀古州

在徽州历史人物研究中,人们公认汪华是徽州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名人和伟人。

作为隋末农民领袖,他对江南六州的稳定和发展,对促进古徽州山越文化和南迁的中原文化的结合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作为唐初功臣,对唐王朝的统一和贞观之治也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

1、神奇的少年

汪华出生于官宦世家,字国辅,又字英发,原名世华,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华。

宋进士、国子司业、被称为“江南二宝”之一的胡伸曾撰写《越国公行状》介绍其生平事迹。

汪华出生于陈至德四年正月十七日夜半。

他的少年充满了神奇色彩。

他父母早逝,寄住于舅父家,因帮助舅父放牛而结识一帮玩伴。

他最喜欢玩的是指挥打仗的游戏:

“常踞坐磐石,气使群儿,如将军指挥状”。

九岁那年,汪华约了一帮儿童玩耍,一位叫张士损的玩伴迟到了,汪华认为他失信,一拳将他打晕在地,没了气息,其他玩伴惊骇而散,张士损的父亲赶来要拿他见官,汪华说:

“我既能使他死,必能使他活!

”他将张士损扶起,张果然苏醒过来了。

又有一次,汪华考虑小伙伴们放牛、打柴遇到暴风雨天气无处躲避,便“令群儿……刈草营屋”,许以“室成……椎牛以犒”,建好屋后“卒取舅氏牛分食之,牛尾插地”,回去后,舅父问牛在哪儿,他说“入地矣。

”对于一个不到十岁的儿童来说,那份遇事沉着、镇定不慌,那种讲究诚信、胆大机智的气派确实是一个成人难以做到的。

稍长,汪华“不事田业”,“独喜昼卧”,爱好习武,“闻睦州有演公习武事,往从之游”,回归乡里后以勇侠闻名。

2、起义保六州

隋仁寿四年,婺源“寇起”,歙州郡守张公派押衙董平前去平“贼”,结果吃了个大败仗。

张公无奈,贴出告示,招募天下豪杰剿除盗寇。

汪华带一班人赶去应募,当日率兵直捣贼窝,并消灭之。

于是,汪华成了张公府中的一名将领。

公元605年,炀帝即位,改年号为大业。

炀帝荒淫无道,他上台的第一件事便是“南幸江都”,当时征集挽龙舟的船士就达八十余万人,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公元610年,山西雁门(今代县)人尉文通,聚众3000人,首先起义,点燃了全国农民起义的烈火,各地掀起了反隋高潮。

当时杜伏威在江淮间起义,张公欲起兵响应,但忌讳汪华阻拦,便派汪华到箬岭凿山开道,限期完工,好借机诛杀。

汪华知其阴谋,但军命不得违抗,与从弟裨将汪大宝率兵日夜开拓,按期完工。

张公见其计不成,恼羞成怒,训斥汪华派役不均,要上表弹劾。

众将士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欲上前殴打张公,张公见势不妙,趁机逃走。

众将士说:

“张公贪鄙残酷,赏罚不公,如今天下大乱,像张公这样鸡肠小肚之人怎能守御歙州?

如今张公被逐,我们得推荐一临时刺史以镇定一方,此人非汪公莫属。

请汪公尊从大众的意见。

到时平了贼寇,再请朝庭任命不迟。

”汪华于是在众将士的拥戴下自立为歙州刺史。

宣州守将不服,扬言来攻,汪华先发制人,击败其先锋罗明,守将自缚请降,汪华释而不问,于是杭、睦、婺、饶等州守将感其德、摄其威,相继归顺。

至此,汪华“拥有六州,带甲十万,威誉益隆”,其势力遍及皖南、浙西、赣东地区。

3、称王不贰隋

此时中原大乱,南方割据势力渐多,“盗贼拥隔,诏令不至”,隋帝完全失去控制能力。

诸将认为以刺史名义统领六州,其凝聚力及号召力均不够,若外地势力侵入,则容易瓦解,建议立国称王。

汪华再三推辞,诸将不依,大有黄袍加身的意思,于是择日建国称王,国号为“吴”。

封汪天宝为右相,汪铁佛为左相,其他卿佐将校等,择贤而任之。

汪华所建“吴国”,只相当于一个诸侯国,仍奉隋朝年号纪元,以示身为隋臣,并无二心,称王实乃权宜之计耳。

汪华称王后不改隋朝正朔,是个重要的政治举措,也是他政治成熟的标志。

首先,汪华三十一世祖汪文和于汉末自中原迁江南,传至汪华已历十四世,世代恪守着“忠君”要义,尽管朝代不断更替,但汪华历代先祖固有的忠君思想一脉相承。

汪华从众起义称王,始终以尊奉隋朝庭为宗旨。

其次,汪华尽管“拥有六州,带甲十万”,但在全国来说,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不具备建立独立王国的条件。

其三,当时长江中下游一带自立为王的有二十余个,汪华的“吴”国只是其中之一,奉隋自保则可杜绝邻“国”入侵的口实。

其四,汪华起义、立国的指导思想是“保障六州”,以“靖民”为宗旨。

事实证明汪华“禀隋正朔不变”是非常正确的,在汪华“据有六州”、建立“吴”国期间,其辖区内一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汪华称王十多年,对外和平共处,对内休养生息,使“吴”国境内不见兵革,政清人和,百姓安居乐业,这在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隋末实属绝无仅有之地域。

所以徽州的百姓称汪华为“太平之主”。

汪华自唐代至民国上千年时间被当地人民顶礼膜拜,视为菩萨、太阳神,与其保境安民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4、归顺维统一

唐受隋禅后,派秦王李世民出师江佐,汪华审时度势,认为“日月出矣”,决定归顺大唐。

武德四年九月甲子,汪华具《奉籍归唐表》:

“伏以乾坤革运,帝王有真,据地利之善便者,当思天命之攸归。

臣本田家,强起山谷,不忍盗贼戕害生民,遂率一方相与保聚,伊图左右,率属归心。

故能赈乏窒奸,镇安境土,抚养黎庶,以俟定一。

今闻应天受禅,革命肇基,令宣城郡长史铁佛奉表以闻。

武德四年九月甲子歙州汪华状奏”

汪华遣左丞相、宣城郡长史汪铁佛奉表归唐,避免了百姓与唐王朝的冲突,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唐王朝统一全国的步伐。

唐高祖嘉其识时务、顺潮流和保六州的功绩,于九月二十二日颁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门下汪华,往因离乱,保据州乡,镇静一隅,以待宁晏,识机慕化,远送款诚,宜从褒宠,授以方牧,可使持节,总管歙、宣、杭、睦、婺、饶六州诸军事,歙州剌史,上柱国,封越国公,食邑三千户。

主者施行。

汪华所建的“吴国”,在运行十多年后,终于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十一月,时居丹阳、自称行台的杜伏威命其养子王雄诞“以饶洪兵万余人来侵”,此事《唐书·王雄诞传》称:

“雄诞击李子通,还师攻华公。

”汪华命汪天宝迎故,雄诞军大败,死者过半;天宝率兵追击,杜伏威还军合战,天宝军失势。

此事《唐书·王雄诞传》记为:

“破华公于歙州。

”但此战汪华军并未全败,天宝见敌军凶猛,乃奋势搬起巨石,抛向敌军,巨石将地面砸一大坑,敌军见天宝英勇无比,谁也不敢上前,惊惧而退,境内复得安宁。

杜伏威不久罢兵归朝。

其长史辅公祏与杜伏威吻颈之交,因杜去世,趁机以杜名义夺取王雄诞兵叛唐,建国立号。

汪华引兵讨之,辅公祏见汪华军旗帜蔽江,不敢与战,乃退保武康、丹阳。

至此,六州再没有威协之兵,“兵民各复其业”。

是主动归顺还是被动投降,关系到汪华是否为“纯臣”的问题。

汪华九月归唐,而杜伏威于是年十一月命王雄诞击之。

“归唐”与“破华”,《唐书》笼统称之,使人误解为汪华是被王雄诞战败后投降唐庭。

多家《汪氏宗谱》中所载罗愿撰写的《越国汪王入唐纳款考实》、汪克宽的《越国汪王论》、程敏政的《越国汪王庙田记》等著述中均论及此事,认为杜伏威袭击汪华完全是出于私意,是报汪华归唐未经杜伏威举荐之恨,并想以此邀功,纯属“淮阴击已降之类”。

汪华的主动归顺,保证了古徽州社会的继续繁荣,对徽州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

5、赴京献忠心

武德五年,汪华朝于京师。

贞观二年(628年)奉命进京,授左卫白渠府统军:

前歙州总管汪华:

右可左卫白渠府统军。

门下前歙州都督汪华等,或久经任使,或夙著款诚,并宜参掌禁兵,委之戎旅,可依前受。

主者施行。

贞观二年四月五日中书侍郎鄂国公臣房元龄宣

中书侍郎西河郡男臣叶世(卖力,为一字)、中书舍人安平男李百药奉行”

(房元龄,即房玄龄。

因避讳改“玄”为“元”。

贞观十年改任左卫白渠府折冲果毅都尉;贞观十七年升任忠武将军,行右卫积福府折冲都尉之职;贞观十九年太宗伐辽东,诏为九成宫留守,此后多年汪华负责皇帝夜寝时的安全,一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病逝前夕。

其少时“独喜昼卧”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汪华在京期间,忠心耿耿,一直受到皇帝李世民的信任,为保证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6、英魂归故里

贞观二十三年,汪华初病,太宗常劳问赐药。

去世后,太宗赐杂彩十床,黄金百两及东园秘器。

按照汪华遗嘱,诸子于永徽三年护柩还乡,永徽四年葬歙县城北云郎(岚)山(又名东山营,属桂林乡江村村)。

谥号“忠烈”。

汪华娶四妻生九子。

正室湖州巢国公、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次女钱任,生长子建,朗州都督府法曹;次子璨,与建双胞胎,费州、涪州令;三子达,以征贺鲁、龟兹、巩昌功,袭封上柱国、越国公;四子广、五子逊,皆任左卫府飞骑尉;六子逵,薛王府户曹;七子爽,歧王府法曹;八子俊,郑王府参军;九子献早卒。

汪华及诸子被徽州人称为“大王神”,又称“太阳神”,每年多次举行“游太阳”、“迎汪公”、“嬉菩萨”等纪念汪华父子的活动。

他们主祭汪华,分祀九子。

如祭“八灵王”即为祭汪华第八子汪俊;“九相公庙”即祭汪献。

纵观古新安历史,汪华以其最高官位和保护百姓的最大功迹,被著名徽学专家、杭州大学教授叶显恩你为“古徽州第一伟人。

第二篇、新安文化谱新篇

汪华建立的吴国虽没有在正史上取得名份,但这一段历史在新安阶段显得非常重要,它对新安时期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走向起到巨大的作用,对后来的徽州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促进了山越文化和中原先进文化的融合

战国前发生于古徽州的古越文化对徽州文化的形成影响甚微。

自战国至三国,越人“入山为民”,过起了半原始丛林生活,形成山越文化,这是社会、文化大倒退时期。

东汉末年起,北方移民大量南迁,先进的中原文化挺进古徽州,给山越文化以巨大的冲击;当地山民为保护既得利益对这一冲击进行顽强对抗。

两种文化在新安大地上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对抗和碰撞。

这一对抗和碰撞的过程也就是两种文化“整合”的过程,也是新安文化孕育的过程。

汪华保境安民的举措是促进两种文化融合的首要原因。

大敌当前,土著山民与中原移民之间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利益的一致,迫使他们不再相互仇视,而是同仇敌忾,保卫家园。

汪华的双重身份也决定了他能成为两种文化整合的融洽济。

汪华的祖先自30世迁歙,传至汪华己历14代,可以算是土著人,对于后期移民来说,也可以把汪华归属于移民行列,所有汪华当“徽州之主”是两种文化选择的结果。

汪华创建“吴”国和顺时归唐,保证了新安地区的繁荣和发展,这给新安文化积淀的加厚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如果将新安文化划分时段的话,自东汉末至汪华“吴国”建立前为山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整合期;而汪华“吴国”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山越文化的结束,为新安文化的正式形成期;“吴国”之后直到北宋末为新安文化的发展和成熟期。

新安文化是徽州文化之“源”。

可以说,没有汪华,新安文化的历史就要重写,也不可能产生辉煌灿烂的徽州文化。

有人说,汪华是新安文化的“人文初祖”。

2、新安文化的奠基人

汪华在新安文化中的地位相当于朱熹在徽州文化中的地位。

历史进入徽州时期,汪华对徽州的影响依然普遍存在。

1)汪华“忠君”思想成为新安文化的哲学基础

汪华的“不贰隋”和“远送款诚”,集中表现了他的“忠君”思想,历朝皇帝对汪华的加封是对他“忠”的肯定。

统治者希望通过褒奖汪华,以加强对臣民的教育,“忠”也就演变成新安文化的哲学基础。

徽州人利用庙会活动大力宣传汪华的“忠君”思想,并与祠堂祭祀结合起来,这就为后来理学“孝”的思想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基础,并进而衍生出“节”、“义”。

“忠、孝、节、义”是朱子理学的精华,也是中国传统儒家哲学思想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

徽州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文化的典型代表和标本。

徽商文化是汪华思想的“忠”与朱熹理学的“孝”相结合的产物。

“忠”在社会生活中的的具体表现是:

对皇帝是“忠”,对国家是“爱国”,对父母、长辈是“孝”,对朋友、平辈是“义”,对下辈是“慈”。

“孝”于经商是讲“诚信”。

“诚信”是徽商得以长足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得到的最终回报是“名”与“利”;“孝”决定了徽商资本的消费走向是“回归”故里。

“徽商”的全部内涵就在于:

以“诚信”取“利”,因“孝”将“利”用于徽州故里的建设和对后代的教育以获“名”。

当然,他们在获“名”得“利”的过程中始终恪守一个“义”字。

“忠”、“孝”兼备,是辉煌灿烂的徽商文化的精髓。

2)汪华的靖民之举发展为新安时期的庙会文化

徽州百姓祭祀汪华是因为他一切以“民”为本,唯民所愿。

正如汪志伊的一副对联所写:

“乱称王,治称臣,两念都归一是;生封公,殁封帝,千秋曾有几人。

”这里的“一是”是什么?

就是“一切为民”着想,一切决策以百姓的安危为准绳。

他生前死后一直受到徽州人民的顶礼膜拜,由“爱民”而受到“民爱”,这是汪华庙会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庙会这一形式载体非常巧妙地将历朝皇帝的褒奖和徽州万民的崇拜融为一体,将“忠君”与“爱民”统一起来。

于是庙会文化成为新安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孔子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曰:

“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孔子的“忠君”和孟子的“民贵”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汪华的先世从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中原地区迁到蛮荒的江南后,代代恪守传统文化的准则,汪华将这看似对立、实为一体的儒家政治思想完美结合起来,并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实践、运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3)汪华的宗族观念促进新安时期宗族文化的发展

中原移民带来的宗族观念,在新安得到充分发展。

中原士族刚踏上新安大地,人口稀少,势力单薄,尽管有着先进的文化,但与茫茫的山越人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为了与山越人抗衡,保持宗族的团结是非常必要的。

他们凭着宗族团结的优势在新安发展壮大。

同时山越人在与中原移民的磨合中,也认识到宗族的重要性。

随着移民的增多,新安地区的宗族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

在宗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汪华无疑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隋末起兵和称王建吴过程中,他坚持以家族为中心,始终重任宗族成员,汪铁佛、汪天宝、汪天瑶作为他的左弼右辅,为汪华的统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唐太宗时,山东士人尊门第,后虽衰,但嫁女必多取资,时人谓之卖婚。

太宗曰:

“今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买婚为荣耶?

”由是太宗召高士廉、令孤德棻等编修天下谱牒。

高士廉等在各姓谱牒的基础上,参考史传,校正真伪,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号曰《氏族志》。

时汪华任左卫翌白渠府统军,遵照旨意上谱表云:

“臣上奉明诏,责臣家状姓谱,齐贵贱之由来,品源流之优劣,德懋懋功,功懋懋赏。

伏阅旧谱,公封创于姬旦,得姓始于汪侯,枝叶相承,代膺簪绂,或腾芳周室,或著义秦朝,冠冕蝉联,悉称良最。

暨汉建安之岁,臣三十一代祖文和荣膺墨绶,治任会稽,遂居江左,牧守建抚之荣,令书握兰之望,源流不惑,代次无疑。

如臣得功,再锡信圭,授左卫翌白渠府统军,以备宿卫。

臣今谨缮写一通,具婚姻、职状,进奉以闻。

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言。

”敕御史高士廉宣诏。

这里的“旧谱”指的是汪华35代叔祖晋淮安侯汪旭编的《汪氏大宗血脉谱》。

东晋成帝咸康二年(公元336年)诏天下索谱,汪旭上谱表云:

“臣等千载有幸,奉诏品量,分别姓氏。

臣承黄帝之后,元嚣之苗裔,周武王弟周公旦,鲁公伯禽之后。

至成公黑肱次子汪侯,食邑颍川。

臣四世祖文和,汉建安二年为会稽令,因官渡江而家焉。

子孙遍布诸郡,靡不簪绂。

……”敕付尚书佐著作郎、知谱袁彦叔。

袁彦叔曰:

“臣读汪氏家谱……谥令族氏观经传子义,实实不虚。

汪錡、汪量,名包周秦之朝;汪胜、汪晃,德照汉室显著。

风烈品流,可谓刚宗胄族者矣。

”汪华所编宗谱中特别强调唐开元五年考订的“族望敕”,唐太宗在该“敕”中列十姓为“国之柱”,十六姓为“国之梁”,汪姓为“国之柱”中的第六位。

汪华以此为荣耀,并将汪姓于汉末渡江前后繁衍支派一一登记清楚。

汪华宗族观的核心是由“忠”而衍生的“义”。

从汉末到唐初,由于不断的战争,社会的动荡,各种思潮泛滥,儒家传统思想淡化,“三纲五常”不再是金科玉律。

汪华在那个特殊年代,凭着豪气的“义”字统领徽州,也凭着“义”字治理家族。

因特殊的身份,汪华修谱、治族在家乡引起仿效,他所倡导的“义”字在新安时期的古徽州更是大行其道。

进入徽州时期,朱熹将这种宗族观和孝义思想具体化、标准化、扩大化、理论化,亲撰《家礼》,将汪华的粗线条的“忠义”思想发展、细化为“忠孝节义”,起到了强固徽州社会结构的作用。

由于朱熹在徽州的巨大影响,徽州地区的宗族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并成为全国主流文化。

4)汪华的庙会文化和宗族观孕育了多种新安文化的形式载体

汪华的忠君爱民思想和宗族观在新安大地形成泛滥的庙会文化和强大的宗族文化,这两大文化板块同时也孕育了诸多形式的文化载体,如修建祠庙所形成的建筑艺术、雕刻艺术、绘画艺术,祭祀神灵、祖先所形成的原始舞蹈、曲艺、早期戏剧、新安菜艺、文学等等。

这一时期的思想始终以忠君、敬祖、敬神为主。

第三篇、故园处处汪公祭

因历代皇封、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汪氏族人的狂越崇拜、徽州百姓的感恩戴德,汪华被彻底神化。

因他对徽州历史的巨大功绩,成为徽州最高级别的地方神。

1、祭祀汪华的庙宇遍及徽州

1)法定汪王祠庙

①乌卿山“忠烈庙”——汪华生祠。

这是法定的汪华主庙,庙内原存有镇庙之宝:

皇朝榜文、一铜印、一木圭、二玉带。

这是一座由生祠晋级为官庙的汪华祠庙,是徽州建祠最早、最负盛名的“忠烈庙”。

汪华入朝后,当地百姓感其德,“为华公立生祠于刺史厅西”,成为当地人们心目中的“地方神”。

程敏政《休宁乌龙山汪越国公庙田记》中记载:

“唐歙州总管越国汪公,有庙在歙之乌卿山,始贞观己亥,著于令甲,历代因之,号其庙曰‘忠烈’。

属邑之人走乞灵无虚日,又各即地为行祠……”(《篁墩文集》卷十二)由此可知,此忠烈庙于唐贞观十三年己亥(公元639年)在百姓所建生祠的基础上,由官府批准扩建,汪华由民间认同的地方神升格为国家法定的地方神。

汪华死后,古徽州百姓更是祭祀不断,水旱必祷。

大历十年(公元775),此庙迁至乌聊山东峰:

“唐中世刺史薛邕迁越国公庙于此”(弘治《徽州府志》)。

元和三年(公元808)剌史范传正又迁于南阜;中和四年(公元885)年刺史吴图复新栋宇;天复二年(公元902)前后陶雅先后将真灵宫、始灵宫进行修饰(即三迁三饰),这期间又在王墓复立石人石马。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三月三日追封汪华为“惠灵公”,宋徽宗政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敕赐乌聊山汪公庙为“忠显庙”:

“歙州忠显庙灵惠公:

朕惟稼穑之丰登,田雨阳之。

时若民所望者,畴实从之。

惟神正直靡私,聪明悉鉴。

作庙乐土,赐福一方。

其感以诚,有应如响。

兴兹嘉泽,助乃丰年。

念有利于农功,宜疏恩于褒典。

锡颁书命,用答神庥。

宠以褒封,更其公爵。

冀垂顾德,歆兹显荣。

可特封“英济王”。

宋徽宗政和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中书舍人赵野行”此庙又载入宋朝国家祀典,汪华再次被确定为国家“法定”的地域神。

以后历代帝王多有追封。

自宋徽宗至宋恭宗五位皇帝先后十次追封“忠显庙”庙主汪华为“英济王”、“广惠王”、“威信王”、“英烈王”、“英圣王”等。

宋宁宗御书敕赞唐越国公:

“煌煌忠武,辉如震电;一倡义旗,六土攸奠。

草昧之英,邦家之桢。

有赫庙祀,绵延遐龄。

嘉定五年(1212)三月二日下”

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寝殿神光楼遭风雨雷雹部分被毁而重建。

元顺帝至正元年,改封汪华为“昭忠广仁武烈英显王”。

明太祖洪武四年颁布“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祠榜文”保护该庙:

“皇帝圣旨,江南等处行中书省

诏得徽州土主汪王:

福佑一方,载替祀典;本省大军,克复城池。

神兵助顺,累著灵威;厥功显赫,理宜崇敬。

除己恭迎,神主于天;兴翼祠祀,外据祖庙。

殿廷省府,合行出榜,晓谕禁约:

诸色头目、官军人等,毋得于内安歇,损坏屋宇,砍伐树

木,拴系马疋,牧野牲畜,非礼作践,以致亵渎神明。

如有似此违犯之人,许诸人陈告,痛行断罪,仍责赔偿。

所有榜文,须出给者。

洪武四年四月十六日行”续敕封“汪公圣主洞渊大帝”。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知府张公及守卫发动大小僚属捐己俸,乡人踊跃效力对忠烈庙进行大修,凡不坚者予以拆去重建。

由于历代皇帝赐封,各级地方政府不断增建、维修和徽州百姓的保护,乌聊山汪王庙原建筑非常宏伟:

大门上有油漆彩绘门神;头进龛座上供奉汪氏历代名人牌位,四时香火不断;正殿五开间,金銮殿式,大殿供奉汪公大帝塑像;后殿为“劝忠楼”,楼上石匣中藏有唐王朝授予汪华的诰命和玉圭等。

整座建筑雕梁画栋,盘龙绕柱,金碧辉煌,有二十四孝图雕刻,精美绝纶,令世人惊叹。

由于历史原因,1949年庙废,殿宇及文物无存。

该庙皇封为“忠显庙”,因庙门题刻“忠烈”,故百姓称该庙以至徽州所有的汪华庙为“忠烈庙”。

②云岚山“忠唐庙”——汪华墓祠。

按照遗嘱,汪华诸子于永辉三年(公元652)护枢还乡,永辉四年葬歙县城北云岚山(又名东山营)。

“父老建祠尸祝之,自唐迄明,将事唯谨。

”这座汪华墓祠,俗称“忠唐庙”,最初也是徽州老百姓自发建造的。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陶雅在修饰乌聊山忠烈的同时在通向王墓两边的路旁复立石人石马;天祐三年(906)以汪华晋封追尊,乃在原有基础上扩建祠宇。

这是第二座“著于令甲”的汪华庙。

南宋淳祐壬寅年(1242)郑侯治郡二年间将王墓“修举百废”;元燕山马候在郡任期间,于至元四年(1276)往王墓拜谒,见陵墓左倾右颓不能挡风雨,首捐己俸,并号召在位官员各以品秩出金,命歙县主簿韩世杰主持修饰,不久告毕,内外一新;壬辰(1342)兵变,陵庙被毁于火,于××往,谋划兴创,居民乐相参与,不久,前堂后宇变换一新,并复以钱购田四十三亩入庙,供僧人住持长领修守之用。

日久墓田多为土人所侵,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奏闻于朝廷,收复了一半;弘治年间(1488-1491)太守彭泽修饰庙貌,而田被侵另一半又言于后任太守张芹,逐渐收复之。

该庙经历代修缮、扩建,逐渐形成“汪王墓”建筑群,其中“婺源裔孙元帅”汪同“捐田奉祀甚盛”。

明嘉靖十年(1531)墓邻江涛江藻于墓侧大开石穴深入数丈;清康熙四十四年墓侧又一次被窃。

以上两次因发现及时均未伤及墓之主体。

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墓庙被当作收容所收养孤老和流浪人员,1962年被歙县民政局拆除,祠址犹存。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墓被盗,从石棺中抽出一未腐的年轻美貌女尸,衣服等完好无损,据分析这女尸应是汪华的一位夫人。

云岚山王墓是汪华及祖父母、父母、五个夫人的合葬墓。

王墓在富山下,富山背靠云岚山。

陵庙内有苏辙及罗愿题字。

③登源“汪公大庙”——汪王故城。

汪华起兵后未建城堡,即从住宅向西远射,以箭落处为中心兴建城堡。

乡民不知何时在此立庙。

太平兴国初,庙虽在但栋宇久已毁坏,卢君欲大显越公之异,移建灵祠于华公城旧址,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完成,这就是登源故宅“忠烈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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