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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诗话读书笔记
沧浪诗话读书笔记
严羽在《滄浪诗话》中所强调的“学”,其实并不在于要人積累炫博的资本,而首先是要解决诗人的“器识”问题。
用今天的话说,大概略同于解决世界观、艺术观的问题。
以下内容是本人为您精心整理的沧浪诗话的读书笔记,欢迎参考!
沧浪诗话读书笔记 “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
“惟妙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滄浪诗话》“诗辨”四)
严羽将参诗之道,喻之于参禅,“学诗渾似学参禅”,如空中音,如相中色,如镜中花,如水中月,说得迷离恍忽,让人难以捉摸。
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也是人们能够体味得到,但很难造就的境地。
以禅喻诗,绝不是以禅入诗或以诗写禅。
所谓意足于彼,言在于此,臭味当在酸鹹之外。
同样,书画印中欲含清微妙远之旨,所谓蕴有禅悦,也绝不是画几个僧人,抄几篇佛经,或者刻一本《心经》印谱就能得到的。
关鍵在于要有“妙悟”。
“悟”而称妙,无论是为道还是为艺,都应当是一番修炼的结果,是“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中引陸桴亭《思辨录辑要》卷三云:
“人性中皆有悟,必功夫不断,悟头始出。
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
然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不灭。
故悟亦必继之以躬行力学。
”
诗人觅句,艺术家寻求创作的灵感和冲动,皆如释子参禅,论其功夫当是积学,言其境地即是修悟。
但凡学习、思考、体验而有所心得,皆可称之为悟,这应当是一种很平常的境界,并不玄奥。
然而,艺术创作中所得的“妙悟”,要在书画印作品中通过相应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这和释子参禅是完全不同的。
释子参禅虽有顿悟、修悟之分,但修持的过程并不重要,只要得其关捩,便称醍醐灌顶。
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如禅机一棒,粉碎虚空。
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
作诗作书、作画作印,都不可能一悟便了。
了悟之后,禪可不著言说,诗必托诸文字。
如胡元瑞所说:
“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
”(胡元瑞《诗薮》内编卷二)若书画印,则了悟之后,仍须经营,仍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以养火种。
书画家所持的修悟,与禅师所持的修悟,自然不是一回事。
禅悟可通于艺术,唐代许多有才情时僧侣作诗文书画,每申此旨。
把禅学的精神引进书画理论,用禅悟的方法解释书画艺术中许多玄奥的义理,是中国传统书画理议有别于西方艺术论的一大特色。
而这方面杰出的代表当推明末的董其昌。
他最重要的书画理论著作名为《画禅室随笔》,以画禅自命,以儒家文化的“雅”、道家文化的“淡”、佛家文化的“悟”,融于一体,塑造了董其昌书法流美的风姿与空灵、简淡、平和自然的艺术意境,一时风靡海内。
到清代初年,由于康熙皇帝特别喜爱和推崇董书,朝野摹仿,但袭其形貌,愈秀愈俗,终成一种“董家恶习”。
我以为,后世学董的千千万万人,在摹仿董书的过程中,也都会学着董其昌去“玩味”、“涵养”、“体悟”一番。
在玩味体悟之后,也会恍恍惚惚似有所见,似有所得,但终究只是隔靴搔痒,不是緣于内心、发于本性的透彻之悟。
此所谓参死句而非参活句也。
严羽的“妙悟”之说,其历史渊源可以推溯到唐代的司空图。
严羽之后,经明代徐祯卿、李攀龙辈的推演,到清代王渔洋标举“神韵”之说,对清代诗学有广泛的影响。
王渔洋论诗有“三昧”、“悟入”、“诗禅一致”诸说,都源于严羽的“妙悟”之说。
以“神韵”说论诗,注重朦胧含蓄,言外馀情,自得心源,吞吐不尽。
但这样的诗往往让人难以捉摸,等而下者,不免落入虚空的一路。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批评王渔洋云:
“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飾,一吞半吐,摄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
”(《谈艺录》二七)钱钟书说话有时比较刻薄,不够厚道。
他对王渔洋的批评好像就有些过分。
但用他的这些评论来对照神韵派诗家的末流,则是入木三分,可以作一面醒世的鏡子。
更有一些人故弄玄虚,假妙悟之说的片言只语以文其浅陋,以疯颠的装扮掩飾其傖俗空滑的精神,这就成了欺世盗名的一种伎俩。
对于这种状态,古人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狂悟。
”明人项穆《书法雅言》曾云:
“书有三戒:
初学分布,戒不均与欹;继知规矩,戒不活与滞;终能纯熟,戒狂悟与俗。
”狂悟其实就是因“悟道”而走火入魔,把艺术创作中的一些审美要素极端化、绝对化、魔怪化,从而成了一种魔道。
古人认为,所谓“狂悟”与“俗”是连在一起的,“狂悟”其实也是一种俗,一种用来忽悠俗人的俗。
沧浪诗话读书笔记 我不会写诗,但喜欢读一些古代的诗话、词话。
以我个人的体会,作为一个印人,多读一些古代的诗话、词话,比读古代印论获益更多。
诗话、词话是中国文学批评著作的一大宗,也是中国古典美学论著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话、词话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統美学理念和审美方式,对于从事传统艺术的创作和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末严羽撰的《沧浪诗话》,是一部以禪喻诗,研究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创作方法,偏重艺术论的著作。
历代诗话著作,大都从评说古今诗作出发,或拈警句,或拈瑕句,从而随意申发,议论风披,散金碎玉,随处可見。
《滄浪诗话》时代较早,不如明清时期的诗话、词话那么读来有趣,但此书抓住诗歌创作中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从最上乘、具正法眼,作出精切简妙的论述,对后世诗人的影响尤为深远。
《印人传》的作者周亮工未必是出色的印人,但他是位出色的诗人。
周亮工评论印章,往往采用论诗的方法,认为“此道与声诗同”。
周亮工对于《滄浪诗话》,倍极推崇。
他曾在严羽的家乡福建樵川建“诗话楼”,以紀念这位先贤,并有感于当时诗道的榛芜,刻《滄浪诗话》以风示海内。
他在新刻《滄浪诗话》的序中写道:
“樵在万山中,俗敦风朴。
其为士也,不走声利,闭户修古学;其于诗,辨体严,取裁正,盖佩服滄浪之教,不啻农之服畴,工之执矩,故较之他方,独能不为流俗所渐靡,而以正声自鳴也。
”
周亮工倡导的所谓“闭户修古学”,于今未必合时宜。
我在本文中所发的议论,只是站在诗书画印的边界线上的门外闲谈,多数也只是与我的个人喜好有关,所谓一家之言,姑枉言之,无多宏旨,也并无针贬时风的的意思。
我以为,古人也好,今人也好,论诗也好,论印也好,都还是宜乎各行其是,也不妨各是其是为好。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
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騖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
”(《滄浪诗话》“诗辨”一)
“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这是严羽论诗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儒家文化历来所强调的“先器识后文艺”基本艺术观。
其论学的核心是学古,学古又要直奔源头。
这是中国文化人传统的治学观点。
毛奇龄《東阳李紫翔诗集序》云:
“天下惟雅须学而俗不必学,惟典则须学而鄙与弇不必学,惟高其万步,扩其耳目,出入乎黄钟大吕之音须学,而裸裎袒裼,蚓呻而釜戞即不必学。
”毛奇龄的这段话,对于学古的重要,说得真是透彻。
但论诗先存雅俗之心,如江西派诗人之以“学”为“雅”,由此造成许多文人一味卖弄学问、炫博矜奇,这种饤饾逞能的习气也是令人生厌的。
严羽在《滄浪诗话》中所强调的“学”,其实并不在于要人積累炫博的资本,而首先是要解决诗人的“器识”问题。
用今天的话说,大概略同于解决世界观、艺术观的问题。
对于严羽的说教,历来都有质疑的声音。
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认为,严氏之说自相矛盾:
既然作诗“以识为主”,而又教人以汉、魏、晋、盛唐为师,那么,“如康庄之路,众所群趋,即瞽者亦能相随而行,何待有识而方知乎?
”主张性灵说的诗人,更是力诋严羽关于“先须熟读楚辞”等等说教,以为大谬不然。
钱振锽在《謫星说诗》中批评严羽所论“埋没性灵,不通之甚。
天下岂有真聪明人具一副诗气骨、诗脾胃、诗肺腸者,先须熟读某诗,膠柱鼓瑟,以为诗者?
”诗人天生就是诗人,要诗人去学习古人的东西,就是“埋没性灵”,这也有点强词夺理。
师古、师心,不仅是古人论诗各不相容的两个极端,也是历来人们评论艺术创作的两大根本派系。
论书画如此,论印亦复如此,而于今为甚。
其实,时代不同,环境变化,诗文书画,皆各有门户,人们的性情才调也各有長短,这是本来就不必强求一律的。
然而,作为传统艺术形式,尤其是作为书法、篆刻这种本民族所特有的艺术形式,即以历史上曾经輝煌的艺术存在为根的艺术形式,则必须注重对于传统法则和古人作品的学习。
师心当不悖于古法,师古也要自出心裁。
这应当是一种比较通达的说法。
学习取法要高,入门要正,这就必须直追文化向源头,向古人学习,才能有更多发展的馀地和创新的潛能。
如果只是跟自己的老师学习,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智过于师,方堪传授;智与师齐,减师半德。
”(《传灯录》卷十六)你比老师聪明,也只能学到和老师—样。
你和老师一样聪明,只能达到老师一半的成就。
作为诗人,你学李白、杜甫,只能做比李杜低一等的诗人,只能有李杜的一半成就。
你要想和李杜爭高下,你就要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入手,才能和你的老师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比赛。
若跟着今人的脚跟转,犹如如屋下架屋,则必然愈见其小。
对于学习篆刻,是从流派印入手好,还是从秦汉印入手好,现在是各行其是,没有定论,也无须有定论。
但一入门便跟着眼下流行的风气转,则如同没根的飘蓬,只能在作品中表达一些浮薄的性情,卖弄一些小智小慧,做出一些佻滑放诞的动作,这就肯定成不了大的气候。
今人为艺,力倡创新,入手便学新的潮流,自己再来一通花样翻新,日新而月异,愈变而愈奇,最终便成了严羽所说的“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路头一差,愈騖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
”
其实,从事传统艺术的创作,“创新”是每个人的本能,是每个人自发的冲动,是不要需提倡的。
一切创新的冲动,从本质上说,都源于人类的好奇心。
好奇心本身是一种低級趣味,需要有知识、道德、训练来涵孕它、滋养它、升华它,赋与它哲学的、宗教的品质,才能上升为一种创造力。
因此,适当地約束“创新”的冲动,更有利于积蓄创新的能量。
約束“创新”的冲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学古。
积学愈厚,则创新的潜能愈大,创新的价值也越高。
而那种低品质的、没有信仰、没有节制的“创新”,实际上只是某些低级趣味的泛滥。
当低级趣味泛滥成灾,当浅薄、迎合、剌激、猎奇的油彩差不多淹没了人类的灵魂,艺术还有生存的地盘吗?
所以,我认为,传统艺术的出新和繁茶昌盛,往往是和不同形式的文艺复古联起在一起的。
而传统艺术的衰败,则是由于太多恶俗的、容易流行的“创新”导致的。
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教训。
沧浪诗话读书笔记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
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
故曰:
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
又曰:
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
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
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
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
此乃是从顶?
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诗之法有五:
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
诗之品有九:
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
其用工有三:
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概有二:
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诗之极致有一:
曰入神。
诗而入神至矣!
尽矣!
蔑以加矣!
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
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
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
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汉、魏尚矣,不假悟也。
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
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
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
诗道如是也。
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
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
傥犹於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诗者,吟咏情性也。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
终非古人之诗也。
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雅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
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
曰:
有之。
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
唐人之风变矣。
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
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嗟乎!
正法眼之无传久矣!
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
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
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