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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作者：
NikolaSpatafora，YongzhengYang和TarhanFeyzioğlu，
PaulAtang提供研究帮助。
来源：
节选自IMF《世界经济展望》，2004年4月16日
点评：
中国经济崛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16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EconomicOutlook，WEO）中提出的今年世界经济4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
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认为，在过去25年中，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地位日益上升。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6大经济体，第4大贸易国。
中国经济的分量和它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将继续迅速增长。
迄今为止，中国的发展和融入世界的历程与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及东盟4国迅速融入世界的历史基本一致。
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会比这些经济体的任何一个在全球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都大。
中国自身是快速增长和持续融入全球经济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
但个别国家的一些经济领域受到损失，这些领域的损失将在其他领域得到补偿。
发达国家从廉价的劳动密集型进口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及服务的需求中受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将看到对中国出口机会的增加，包括初级产品和再加工、再出口产品。
那些与中国要素禀赋相似，与之在世界市场竞争激烈的国家将需要承担相当大的调整成本。
同时需在本国的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
一些国家可以通过结构改革增加经济的适应性，从中国的增长中获取最大利益，并使相关成本最小化。
从表面看，本文探讨的主要是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其它的国家或地区应该怎样做，但从文章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为世界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在过去20年里，在长期封闭式发展之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中国的GDP以平均每年超过9%的速度增长，同时，中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也从不到1%上升到了近6%。
因此，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六大经济体（以市场汇率计算）和第四大贸易国。
中国不仅出口份额显著增加，而且迅速增长的进口促进了邻国的经济发展，并成为近期世界商品价格的一股支撑力量。
由于必要的结构改革（包括金融和企业部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网络）正在进行，中国的经济分量和它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很可能会继续迅速增加（（FeyzioğluandWang，2003）。
中国对世界的总体影响很可能被证明是积极的，而且对不同国家、工业部门和社会经济体的影响会有很大不同。
例如，工业化国家对向中国的出口，特别是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很可能会继续迅速增加，而由于中国公司市场分额的扩张，这些国家的某些部门可能会面临失业问题。
与此类似，一些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它们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可能会遭到侵蚀。
另外，中国的迅速发展可能会显著地提高包括农产品和能源在内的一些商品的世界价格。
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中国继续崛起的可能影响，分析谁将从中收割最大的机会，谁可能必须承担最重的调整负担，并探讨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并能将调整成本降到最低。
本文集中于探讨以下问题：
·与过去快速融入的历史片段相比，中国迄今为止的发展和融入世界的经验怎样？
·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将怎样影响世界其他地区？
什么样的结构特性将决定一个国家是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还是受损？
·单个国家怎样实现其在中国的崛起中的利益最大化？
国际社会能帮助遭受损失者做些什么？
事实
为了评价中国将来的可能影响，把中国的融入经验和先前迅速融入的历史片段进行系统地比较是有指导意义的。
将中国在过去25年里的经验与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指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以及东盟四国（ASEAN4，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在融入世界阶段——生产和出口首次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的经验相比是有意义的。
表2.8中国的关税（1982-2002）
来源：
中国官方，聯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估计。
这些融入世界的历史片段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的经历并非是不同寻常的。
例如，中国迄今为止的生产增长率绝不是例外（图2.6），虽然中国占世界GDP的分额（以市场汇率计算）一直在增加，但仍然远远低于日本在相应融入时期的水平，而且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或者东盟四国相比也高出不了多少。
在贸易壁垒水平和种类稳步消减的推动下，中国进出口的发展也其他地区的融入历史也是相似的。
图2.6快速融入世界经济时期的产出和贸易
中国在过去25年里的发展经历与先前快速融入的历史具有很多相似性
来源：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贸易统计指南；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计算
1 1.t指对外开放的初始年代：
日本为1955年，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为1967年，东盟四国为1973年，中国为1979年
2 2.周边地区限指中国、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盟四国
事实上，中国的世界贸易份额仍然远远低于在相应融入时期日本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贸易份额，并且只略高于东盟4国。
与这些融入历史一样，中国在所有主要出口市场——包括日本、美国、和欧盟（表2.9）的市场份额一直在增长。
而且其出口——虽然大部分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日益多样化（图2.7）。
有意思的是，当中国从所有主要地区的进口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时，其从周边地区的进口（包括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盟4国）的进口增长得尤其快（图2.6）。
这反映出中国作为转口贸易地区再加工中心和制造中心的地位日益上升，这也暗示中国作为地区发展动力的影响将会很快超过日本。
图2.7中国的进出口
从20纪8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的出口产品日益多元化，几乎所有的商品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分额都有所
增加。
相反，初级产品的重要性却有所下降。
进口方面，中国的很多商品都占据了相当大的世界贸易份额，
而且呈增长趋势。
来源：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数据有限公司；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计算
另外，中国日益成为初级产品的主要进口国，在某些主要商品中占据了很大的世界贸易份额并呈迅速上升之势，这些商品包括：
原油、铜和大豆（图2.7）。
表2.9中国在主要出口市场上的市场份额
（从中国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百分比）
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统计指南
1.已调整为欧盟内部贸易
在融入世界进程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活期存款一直处于盈余状态，与很多国家通常所经历的赤字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可能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实效汇率（REER）贬值也与众不同。
然而，这种贬值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改革初期大规模贸易自由化和明显过高估价的回调是相关的。
此外，名义和实效汇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也表明在解释中国出口高速增长方面，尤其在90年后期的高速增长方面，其他因素更为重要。
尤其是，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使得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和人工成本逐渐降低，这有助于中国在实效名义汇率升值和贬值时期都能维持其竞争力。
至于资本流入，与很多国家相比，中国的资本流入量一直较小（相对于GDP）。
其原因可部分归结于其不发达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图2.8），反过来，这也反映出中国存在资本控制。
此外，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繁荣时期，其投资的规模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尤其是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省）相比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相反，中国一直保持着数量可观的外国证券，尽管几乎全由政府和公共部门持有。
例如，2002年中期，中国是美国长期债券的第二大外国持有者，共持有1650亿美元，占整个外国持有量的6.5%（较1994年的2.1%和2000年的4.9%上升，详见美国财政部和其他，2004）。
图2.8快速对外开放时期的经常帐户、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
与先前的融入历史相比，中国持有更多的经常帐户盈余。
即使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其实际汇率一直保持稳
定。
资本流入量并不是很大：
中国的股票市场相对不发达，平均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相对于GDP）也不例外。
来源：
DatastreamInternational；CEIC数据有限公司；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IMF工作人员计算
1.t代表对外开放的初始年代：
日本为1955年，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为1967年，东盟四国为1973年，中国为1979年。
2.数据截止2001年。
当中国到目前的经济成效及其全球影响与我们在迅速融入世界的历史浪潮中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致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中国最终在全球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将比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的任何一个都大得多。
图框2.3（略）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原因作了全面的分析。
该分析指出中国在金融和企业部门以及劳动力市场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改革的挑战，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处理，那么这将严重阻碍未来的经济发展。
然而，只要这些问题被成功解决，中国的高速增长和向世界的融入很可能会继续更长时间。
在相关因素中，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即或是有一些下降，从中期来看，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也能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图2.9发展的决定因素：
快速对外开放时期的储蓄、投资、人力资本、部门再分配
与先前融入世界历史过程中的增长相比，中国的快速发展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异常地
高、人力资本的提升和低生产率农业劳动力的再配置也有很大的空间。
来源：
WorldBank，世界发展指数；IMF工作人员计算
1．t代表对外开放的初始年代：
日本为1955年，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为1967年，东盟四国为1973年，中国为1979年。
2．数据截止2000年，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农业就业人口数据只包含了韩国的数据。
中国的人力资本一直在迅速增长，但与其它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这种增长预计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
进一步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低生产率的农业劳动力转向高生产率的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再配置驱动的。
在中国，这一过程比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更多的发展潜力。
关键在于，中国的人均GDP约为1060美元，仍然只相当于日本、NIEs、甚至大多数东盟4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小部分；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中国很可能变得比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大得多。
与众不同的是，与先前的融入历史相比，中国的崛起将最终给世界要素禀赋和全球经济以更大的冲击，并将对某些部门和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影响：
潜在途径和前期研究
随着中国对进一步贸易和金融自由化采取措施，中国继续快速发展可能通过几种不同途径影响世界其他地区。
对于贸易一体化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的长期影响将会通过贸易条件效应来显现。
l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供应的增加将会引起世界市场上这些商品的相对价格降低，这有利于需要大量进口这些商品的国家。
更进一步，随着中国国内需求的增加，其它国家肯定会从出口商品价格上升中受益，这些商品不仅包括食品、能源、对中国制造业加工部门的直接投入，还包括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和服务。
如果服务贸易（尤其是电信、金融服务、数据处理及其他服务）的增长符合预期，那么这种获益就会尤其大。
l 然而，面对中国的竞争，一些国家可能会遭受贸易条件损失并且国内生产可能会被“挖空”（hollowingout）。
尤其是那些与中国一样拥有相当丰富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与中国几乎没有贸易往来但却在第三国家的出口市场上与之竞争，他们肯定会面临本国出口商品需求的减少和价格的下降。
对于那些价格由中国需求的扩张来驱动的商品的净进口国，其损失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l 贸易条件的改变可能会显著影响国内外产出的部门组合和收入分配。
尤其是，在中国拥有庞大的非熟练劳动力的情况下，中国的崛起将会提高全世界资本和熟练劳动力的回报，而降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回报。
结果，面对日益激烈的来自中国的竞争，某些国家的一些部门或集团可能会非常脆弱。
中国融入世界的影响也可能会通过金融渠道传导到其他国家。
l 过去15年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增加不但使中国受益（不仅仅是繁荣了贸易），而且让许多外国投资者实现了投资多元化并获得了潜在的高回报。
未来进出中国的资本流很难预测。
一方面，由于投资者继续追求（被允许追求）高回报和投资多样化，中国在私人国际投资组合资本流中的份额可能会继续上升。
另一方面，当中国的投资比率从目前的高水平跌落时，外国的直接投资就可能会减少。
另外，中国的公司和家庭可能会增加他们的投资组合，并向国外进行直接投资。
毫无疑问，这些影响的相对力量将取决于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和具体的形式。
l 当世界从总体上讲可能会从上述发展中获益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争夺不足的国际资本可能会再次遭受中国竞争之苦。
例如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国可能会使其他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减少，就如中东欧融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可能会对更多的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的国家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带来挑战一样（布伦顿，莫罗和卢克，1999，费尔普斯和雷恩斯，2003）。
但是，另一种观点却认为流入中国的大量直接投资最终将会回流到世界其他地区（见第4章，Panitchpakdi,Clifford，2002），实际上，从中国流向其他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将会进一步增加，就像日本当年的情形一样。
中国贸易和金融更进一步融入世界将会产生其他影响，这些影响不容易被量化但可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中国的融入将会影响要素积累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还会发生在其他国家（例如，通过贸易条件效应，金融资本配置的改进和竞争压力的加大将会与其他事情一起刺激其他国家进行改革）。
对这些产出和福利的动态效应很难评估，但很可能是积极的并且比其他所有的效应的潜在影响都大。
另外，从商业周期的观点来看，中国在世界产出中份额的增加和与工业化国家的关联性相对较小，这将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然而，随着中国更进一步地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的商业周期可能会与世界其他国家逐渐趋于同步。
早些时候，在试图衡量这些影响时，主要集中于考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并集中于考察如上所述贸易方面的影响。
这些研究得出结论：
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利。
然而，一些在世界市场上与中国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遭受损失。
而这种影响对中国是显著的，对除南亚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总体影响很小。
这些研究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但是他们只集中考察了贸易自由化的直接影响。
事实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从某种程度上与自由化相关）可能会对贸易量产生更大的影响。
进一步讲，这些研究忽视了其他经济体结构上的刚性可能会影响资源再分配的范围，从而影响到利益再分配的范围。
相比之下，杨和威尼（2002）考察了1975-95年中国加速增长对全球的影响。
他们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贸易开放程度（与对发达经济体的评估有关）固定在1975年的水平，并对由此产生的反事实均衡和1995年全球经济的实际状况进行了比较。
他们发现中国经济在这段时期的加速增长至少对某些发展中国家是有益的，并且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很小。
其原因在于平均效应，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条件提高了，这种提高超过了这些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
然而，用历史分析来推断未来中国发展的结果是容易令人误解的，因为现在的出发点（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与30年前相比大不相同。
例如，发达经济体的非熟练劳动力减少了并且劳动密集型部门如服装部门的就业人口远远低于从前。
对未来中国融入世界的影响的估计
为了根据经验来评估中国发展的全球影响，在中国国际贸易不断扩张的影响已成为众多公开辩论和争论的主题的情况下，集中考察这种影响是非常有用的。
为此，我们采用了全球贸易分析工程（GTAP）模型用来定量分析到2020年中国的增长对不同地区贸易条件和贸易流量的影响。
GTAP是一涵盖了贸易流量的具体地理分布和部门结构的可计量总体均衡模型。
因此，它很适合用来分析中国贸易扩张对不同地区贸易条件的影响和考察各地区要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最大利益所需的生产和贸易再分配格局。
然而，GTAP分析框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它将总体经济增长看作是外源性的。
因此，它没有考虑中国崛起对生产力发展和其他地区要素积累的动态影响，而仅仅考查了生产资源再分配所带来的收益。
第二，GTAP假定波动的调整是平缓和无成本的，尽管这种假设后来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放宽，以利于不同经济体在迎接中国崛起的挑战时评估结构灵活性的重要性。
总体来讲，用该模型来准确地定量计算中国的增长对其他地区的影响，该影响可能会被很大程度地低估，该分析框架强调的与贸易有关的相互作用是很有意义的，这使得辨别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潜在赢家和输家成为可能。
为进行这项研究，我们构建了一个涵盖10个地区、7个部门的GTAP模型。
在第一种情形中，假定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合计、生产力和要素禀赋）的增长值与世界经济展望、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中长期预测值一致。
为反映改革的坚定步伐和被现代经济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迅速吸收，我们还假定中国的生产力、就业率和人力和物质资本继续快速增长。
在“中国快速融入”的情形下，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大约1.5亿名剩余劳动力（超过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然人口统计增长量），这些剩余劳动力大部分来自乡村农业地区。
结果，中国的世界产出每年以近8%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中国在世界总产出和贸易中的份额将会比现在的两倍还多。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南亚也会迅速发展，而发达经济体的世界产出份额将会下降10%，这是发展中国生产力追赶和富有经济体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结果。
第二，为了孤立地考查中国快速对外开放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我们建立了一个反事实情形，在此情形中，假设中国在世界产出中的份额停留在现有水平，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变化很小。
这一“中国低速融入”情形并不是中国未来融入的另一种现实，把它与“中国快速融入”的情况相比较，那么找出从中国持续快速发展获益和受损的国家就成为可能。
关键是，假定其他所有国家都具有结构上的灵活性，而且可以顺应中国的不同增长率。
结果表明，迄今为止，受中国更快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本身（表2.10）。
具体来讲，在中国快速融入的情形下，2020年，中国的产出将会是“中国低速融入”情形下的两倍多。
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进口（主要是商品和技術密集型产品）的增加将会引起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但即便如此，中国的总体收益却增长很快。
对于其他地区，在要素积累不变和充分的结构灵活性的假设下，最主要的影响来自于贸易条件的改变。
大多数地区受益于中国对其出口需求的增加和更低廉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口。
然而，那些与中国少有直接贸易、只向其提供少量中间产品的劳动力丰富的地区，如南亚，将会直面来自中国的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价格的下降，同时由于中国需求的增加，商品进口国将会面临更高的价格。
总体来讲，南亚将会是唯一的净损失者，而中东和北非地区都是最大获益者，他们将向中中国出口大量的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因为在中国快速融入情形下，中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猛增。
表2.102020年，中国快速对外开放的与贸易有关的影响/1
来源：
根据GTAP模型计算。
1.与中国低速对外开放情形的值的偏离率。
2.福利被定义为相对于GDP的对等变量
3.出口为离岸价，进口为到岸价。
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反映为运输成本。
非常重要的是，当部门就业和产出对相对价格做出反应并使其降低时，结构灵活性假设有助于减少贸易条件变动的损失而增加收益。
实际上，各地区的劳动力会有1-2%转移到不同的部门就业，以适应中国的快速融入（图2.10）——在第一种情形下，这一转移量大约是2002-2020年所有国家所需转移总量的1/5。
在南亚，纺织品产量和出口的收缩部分地被农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增加所弥补（表2.11）。
另外，中国快速融入世界使得贸易的地理流向发生很大变化，包括总体流向和部门之间的流向。
例如，当南亚的出口总量保持基本稳定时，其对中国的出口增量超过3/4，从而弥补了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减少；同样，南亚对中国的产品出口（部分为再加工和再出口）增长大约1/4，弥补了对其他地区出口的下降。
同样，发达经济体通过提高服务和技术密集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和重新定位对中国的贸易来获益。
图2.10所需的结构性调整（%）/1
为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利益并将成本降到最低，其他国家的结构需要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贸易自由化将会进一步提高对这种灵活性的要求。
来源：
IMF工作人员估计
1.相对于中国低速开放情形下需要跨部门流动的劳动力的份额。
表2.112020年，中国快速开放对南亚产出和贸易量的影响/1
来源：
通过GTAP模型计算。
1.与中国低速对外开放情形的值的偏离率。
2.各部门对变化总额的贡献由该部门的变化乘以该部门在产出/出口/进口总额中所占的相应比重得出。
当中国快速融入对其他地区的估计影响相对有限时，这一结论描述的是对给定地区的所有国家、所有行业的经济集团的总体影响。
然而，某些地区的某些行业，例如东盟的纺织品部门，其需求将会显著下降，从而产出也显著下降（下降12%，见表2.12）。
其他部门，如西半球的农业部门，将会从贸易格局变化中大大受益（产出增加4%）。
另外，负面影响都倾向于集中在非熟练劳动力部门。
在中国国内，当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的绝对数上涨时，相对于技术工人的工资却显著下降（由于高生产率的经济吸收了1.5亿剩余农业劳动力，提高了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供给。
）
表2.122020年，中国快速开放对部门总产出的影响/1
来源：
根据GATP模型计算。
1.与中国低速融入情形的值的偏离率。
在其他国家，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也会下降，虽然下降的幅度较小。
与此相关的是，对于那些南亚或东盟国家，如越南，孟加拉国和柬埔寨，负面影响可能更大，因为这些国家更多地专营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与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比，他们与中国的竞争更加直接。
考查在其他经济体结构灵活性较小的情况下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的可能影响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此，建立一个独立的模型，假设非熟练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停留在“中国低速融入”情形的水平。
但是，这种假设并没有完全涵盖现实世界刚性的真实内容和快速调整产出和就业水平必需的全部成本，其结论认为：
假设其他地区具有结构刚性，中国的快速融入将会带来总产出和就业的变化（表2.13）。
结果，南亚的损失将会翻倍，东盟和西半球地区也会成为净损失者。
表2.132020年，假定结构刚性的情况下中国快速开放的影响/1
来源：
根据GTAP模型计算。
1.与中国低速融入情形的值的偏离率。
2.福利被定义为相对于GDP的对等变量。
为了恰当地处理这些结论，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模型来考查伴随更进一步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中国快速融入的影响。
这种情形假设世界上所有关税和出口补贴都消减50%（超过现有WTO承诺）。
结果表明：
基础广泛的多边自由化不但可以使所有地区受益，还可能抵消中国快速融入的地区负面影响（表2.14）。
在这种情形下，甚至非熟练劳动力都会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在上升，例如，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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