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学术自由与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对德国大学体制的反思.docx

韦伯学术自由与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对德国大学体制的反思.docx

《韦伯学术自由与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对德国大学体制的反思.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韦伯学术自由与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对德国大学体制的反思.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韦伯学术自由与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对德国大学体制的反思

【韦伯】学术自由与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对德国大学体制的反思

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11:

04:

03阅读5评论0字号：

大中小

学术自由与价值中立

———马克斯·韦伯对德国大学体制的反思

魏　娜,金泳向

摘　要:

“学术自由”和“价值中立”是韦伯大学论的核心。

韦伯身处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交替的年代,他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带来的对传统大学体制的冲击:

即日趋官僚化的教育行政体制对大学教师职位人事权的干涉导致学术自由的丧失表现出的忧虑,对今天处在相似处境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韦伯;学术自由;价值中立

今年四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现代思想译丛”第五辑,其中一本《韦伯论大学》谓之丛书精华。

一百多年前,马克斯·韦伯对大学本质的论述时至今日仍有其现实意义。

近几年,中国教育界一直热衷于讨论“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构想。

数年来,涉论、著作、译著等颇丰。

过去,我们常见有关韦伯论及大学教育的精辟论述,但大都见之片言段语,一直未见译者将韦伯这部至关重要的20世纪论述高等教育的名著翻译出版,不能不说是件遗憾和失望的事情。

所幸,今日见孙传钊先生,将此书翻译出来,终于了却了中国学术界、翻译界的一大缺憾!

我们相信,《韦伯论大学》这部译著的面世,对当下正处于改革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和广大有志于“以学术为志业”的大学人士来说无疑会深受脾益的。

一、关于韦伯及其学术思想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欧洲社会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早年致力于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与法律史研究。

其学术生涯始于柏林大学,时任教授法律的编外教师（Privatdo-zent）。

1893年,他成为弗赖堡大学经济学教授;1896年,作为经济学教授被邀请到海德堡大学接替克尼斯的职位。

1903年因病离开讲坛,直到1918年才重新执教。

离开讲坛期间,虽疾病缠身,但业绩依然迭起,研究领域包括西方和亚洲宗教、社会、经济、法律史学,并对产业工人阶级做了大量调查。

他于1904年担任《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Archivfr.so-zialwissenschaftundsozid-politiq）主编。

该杂志在1933年停刊之前一直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社会科学期刊之一。

此外,他还写了大量时政文章,一战期间,他更成为政治领域的活跃人物,并在当地异常丰富的精神生活领域发挥着核心作用。

其间韦伯著述丰硕,如《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科学论文集》、《经济与社会团体》、《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论文集》等等,最终奠定了他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伟人。

韦伯学识渊博,其学术涉及上古的以色列、中国、印度、罗马以及宗教改革诸领域,他非常关注对西方现代社会变化,对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起源、命运,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向工业化社会转形时期的社会形态特征进行大量研究。

当然,做为一名资深的大学教授,韦伯很自然地对大学的本质特征和命运也给予极大的关注。

当其考察德国许多大学的现状时,韦伯发现,在德国学术人失去了作为学者的尊严感。

如同政治领域一样,他们被官僚体制和经济利益所愚弄,学术在被引诱、欺骗、蛊惑中走向腐败。

韦伯认为德国大学的教授们在自欺欺人,他们幻想学术自由依然会存在于那个充满了束缚的领域,对官僚体制和政客们墨守成规的做法,他们由于追逐名誉,屈从专制,趋炎附势而浑然不觉。

韦伯没有预见他身故后,如此多的德国学者对纳粹当局的屈从,似乎可被看做当年韦伯做出关于德国学术界对要卑躬屈膝、品行堕落的确实证据。

韦伯关于政治和官僚权威下德国大学问题的著述最早是断断续续以短文形式发表在《法兰克福报》,这些著述和他的另外四篇即兴的短论后来被汇集刊载在《智慧女神》上。

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变革中人们共同关注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样关注大学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命运。

韦伯身处在一个社会形态剧烈变革的时代,在那样一个矛盾冲突剧烈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始终强调“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

在今天,也是我们难以做到的。

这些思想具有时代的普遍性意义。

韦伯最早论及大学本质和对大学“学术自由”·160·的开端之思除早年亲身卷入涉及大学体制、权力变革的事件中进行的即兴论战外,还在其他一些著作中论及大学问题。

1917年,他发表了一篇长文《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中立”的意义》,其中论及价值评价或判断与经验性知识或真实性知识之间的关系。

他要让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他们对具体政治的建议,不单出自于经济学研究,而是基于他们希望别人能够接受的建立在某种道德和政治基础之上的观念。

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他论述了大学里社会科学教师是否应该在教学过程中阐述自己的政治价值观,以及在什么条件和形式下,他们这样做才是合理的等诸多问题。

韦伯在此表达了如下观点:

大学教师如果要表达其所承认的政治观点和信仰的看法,那么,他应当承担起道德践行的责任,而不应只是把它作为基于“事实”的“假设”而自己却置道德责任于不顾。

此外,1919年,他在慕尼黑大学向学生联合会做了一场关于《以学术为志业》（WissenschaftalsBeruf）的演讲,这是他在痛惜科学和学术局限的同时,对科学价值信仰做出的一次最深刻、最动人的告白。

在此告白中,韦伯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

个体责任感和团体自尊感是学术繁荣和大学正常运作及其社会功能发挥作用的前提和条件。

二、大学体制与韦伯的思想

韦伯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关于大学体制的辩论文章,最初是因为涉及一件名叫贝恩哈德的事件,这一事件触及到了当时德国大学体制的方方面面。

引发了韦伯对德国官僚体制下的大学学术思想自由性的种种思考。

事件起因是这样的:

1908年一位名叫贝恩哈德的学者（之前,此人曾在波森（Posen）一所学院和格莱弗瓦斯德大学短期任教）被普鲁士教育部大学事务部门负责人阿尔特霍夫擅自任命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正教授。

这一任命并未与该大学的相关院系进行协商。

根据在整个十九世纪已经建立起来的惯例:

大学教授的任命通常是由校方首先列出候选人名单呈送给政府中负责相关事宜的部长,再由这位部长决定任命哪位候选人。

毫不疑问,这次人事任命事件引发了大学人事自主权与政府官僚行政体制之间的矛盾冲突,融及到原有的大学主体机制乃至学术自由的原则基础。

对那些向往学术生涯,试图最终获得教授职位、教授资格的人来说,理想倍受打击。

因为在德国教授职位、资格的认定几乎一直是按照这样一个通常的惯例和程序:

即教授资格赋予有专著者,该专著应包含作者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最初几年的研究成果,并且,这一专著必须比博士学位论文有更大影响。

此外,候选人要向全体教师发表公开的演讲,然后在名义上被正教授们审查。

然后他才获准成为无薪大学教师———编外讲师。

在当时的德国,编外讲师没有工资,他的生计是依靠选修自己讲授课程的学生交纳的学费来维持的。

同时,他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自由选择要讲授的课程。

与教授不同,作为无薪大学教师的编外讲师不是政府公务员。

由于没有相应的权利,他也不承担公务员的义务。

他的任命完全是大学内部事务,这不在州政府的权限之内。

如此,我们可以想象到,韦伯对贝恩哈德先生被教育部突然任命为正教授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惊讶。

韦伯感叹道:

“一旦这一规律被打破,其结果将使得编外讲师的‘阳光和空气’受到威胁”。

当然,更让韦伯担忧是官僚制度的介入,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如果,进一步深入考察韦伯的大学论思想,我们不难发现,韦伯自始至终是从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

“学术自由”和“大学体制”的关系来论述的。

这种倾向,越是晚年越加明确,他最后的演讲《以学术为志业》明确地表明他是从这种社会学视角来进行论述的。

“以学术为志业”（出自WissenschaftalsBerufMunichandLeipzig:

DunekerundHunmblot1919PP.3-5.）“Beruf”一词曾被译成“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韦伯以此为题的演讲中首先论述了“以学术为志业”的本质内涵,但论述中已经直截了当地将官僚制大学经营作为公式来叙述了。

他认为:

“医学、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型研究所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德国大学有两类:

一类是综合性大学,一类是单科大学）。

为了这种企业性的经营,必须采用与大规模经营一致的手段。

而且,在开始实行资本经营的时候,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即‘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现象。

在这样的关系制度中,工人必须依赖国家才能获得劳动的生产资料和设备,他们要服从工厂主。

在这里人与人存在于支配和被支配的两种关系中,最终将会发生向卡尔·马克思认为的那样,因为物化带来的自我异化,最终人民要为自由解放而斗争”。

而韦伯认为很难拒绝这样理性的合理化宿命。

他把大学也作为这种社会变迁的一个例子。

预示了现代大学的这种苦恼将会继续下去,他关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与企业的大规模经营一样,大学也变成了官僚化机构的现象。

韦伯曾在《支配社会学》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一问题:

“官僚制度就是让国家给予的特权集中在某个领导人手里,官僚体制的大学就象企业物质经营工具的高度集中,最终导致劳动者和生产工具分离开来,研究者和大学教师也与他们的生产资料（学生）分离”。

这种分离的结果是大学必将丧失其本质特征,趋势于外部环境（政府、商业财团）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最终失去其灵魂。

其实,最早引起韦伯对大学官僚制度现象关心的是源自于美国大学的制度对德国传统制度的冲击。

美国的大学体制中,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官僚制度。

在美国,教师的生活保障制度与德国不一样,美国教师职称起点是助教,一旦受到聘任,就取得相应报酬的薪金,但是随时有被解雇的风险。

其雇佣体制与企业的雇员一样,大学成了对教师能力进行无情地筛选的充满了竞争机制的场所。

但是,在德国大学教师还是以“编外讲师”的资格步入大学开始学者生涯的,大学人事权依然在同僚制的框架里。

“编外讲师”因为不拿国家薪俸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站在大学的讲台上的。

就此而言,“编外讲师”与教授是学术上的竞争对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编外讲师制度”也是把竞争原理引入大学体制内并且是促使大学学术研究活跃的一个源头。

我们可以从曾经发生大学正教授黑格尔与“编外讲师”叔本华之间的学术争论看到“编外讲师”制度的这种积极功能。

这种“编外讲师”制度对德国各大学之间的人才发掘、学术交流、创·161·魏　娜,金泳向:

学术自由与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对德国大学体制的反思新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说是大学学术发展、进步的一个原动力。

然而,这种传统的“同僚制”支配下的“编外讲师制度”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的发展和官僚行政体制的介入逐渐被瓦解了。

另一种新的制度替代了“编外讲师制度”。

这就是在大学研究机构之下设立的研究所及所长之下设立的另一下属职位———助教。

与“编外讲师”不同,助教领取国家预算所拨的薪金,收入稳定,成为相单有吸引力的职位。

因此,他们虽然知道这样一来,就必须在诸多方面服从所长、正教授的指示、派动乃至研究项目的选择和被编入等级森严的阶层组织中去等不利的因素,但依然有很多人向往得到助教这样的职位。

这种类似美国式的助教制度在德国最初产生是在1835年利比希吉森大学创建化学实验室的时候出现的。

这一年,国家的预算中第一次出现对助教支出的项目,这一预算的出现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韦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就是指这种国家的干预和管理,即在人事制度上、经济（行政费用、薪金）等方面渗入大学体制中。

最后,逐步达到控制大学的整个内部事务的管理。

最终的结果是,作为德国大学良好传统的“编外讲师制度”,在教育行政体制与大学长期斗争中,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制度”的侵蚀下变了质。

韦伯认为,这种盛行的体制,试图把新的一代学者改变成为学术“生意人”,变成没有自己思想的体制中的“植物人”,误导他们,使他们陷入一种良心的冲突之中,步入错误的道路,甚至贯串他们的整个学术生涯,并要承担由此而来的痛苦。

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能忽视。

三、韦伯与“学术自由”和“价值中立”与大学官僚化相比,韦伯对学术研究失去自由竞争机制带来的危机表现了很大的忧虑。

他在将美国大学与德国大学比较的时候就流露出这种危机感:

他对他所看到的现象———日益扩大的招生规模和产业化经营的学术研究所,特别是对商学院的办学理念进行的批判就是有感于这种危机。

而这种危机最直接的结果是来自官僚机构对学术自由的压制。

研究者的职位完全成了谋生的手段,于是,韦伯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彻底地抗拒这种学术制度的盲目性。

他倡导“抛弃官僚主义”。

鄙视那些为了赢利而进行的学术研究,痛恨那些为谋取某种“职位”而玩弄学术以及期盼官本位制度下获得晋升的人的行为。

对“贝恩哈德事件”表现出来的鄙视就是出于这种缘故。

韦伯面对现代大学日趋正常化的官僚体制,最终无奈地承认:

这样的趋势是一种历史的宿命。

那么,认同官僚体制来运营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韦伯是如何处理与之对立的“学术自由”的问题呢?

特别是当我们读到他《以学术为志业》所做的告白时,从中我们也就感受到韦伯在这一变革时代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

但是,我们可以把韦伯的思想分成两条线索来看:

即“大学官僚制”是一根纵线,“学术自由”是一根横线,这两根线是始终交织在一起的。

他要我们理解“管理体制”与“思想自由”会在非常紧张的关系中“同居”。

在离开大学论的范畴,两者的关系就表现为官僚制度与人权之间的斗争。

因此,韦伯虽然认同大学机构官僚化的存在。

但是,他又比谁都尖锐地批判“思想的官僚化”。

他的这种认识其实是建立在德国传统思想的认识基础上的。

在德国,思想自由等同于“学术自由”。

大学里“学术自由”是早在18世纪就形成的惯例,即使政府权力也不能干预大学事务。

但是,完全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学术自由是没有的。

体制下的正教授也必须遵守如下原则:

一、考虑让谁登上讲台的时候,条件是教师必须对政府、教会服从;二、在大学之外的公共场所发言的时候要考虑到是否于自己的职业有碍,大学教师因为是国家官吏,所以,在这种公众场合进行政治性的讲话是不合适的;三、相对而言,在大学讲台上的发言可以是自由的。

但是,韦伯所倡导的“学术自由”有更加深刻的含义,他以“贝恩哈德事件”为契机,试图从所谓传统的“学术自由”出发,开辟更激进的真正的“学术自由”的平台:

一、审视谁有资格登上大学讲台的时候,不能以任何信仰上的理由进行歧视和区别对待;二、在大学以外的公共场所从事政治活动,与其教师职业无关;三、相反,在大学讲坛上的讲课必须对自己的价值观、信仰有一定的自制,即所谓“讲坛禁欲”。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韦伯“学术自由”“讲坛禁欲”和“价值中立”之间相互不能分割的思想联系。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化生产的迅猛发展,大学自身的变革也必然将融入其中,传统大学制度受到内部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冲击。

更多的人认为,美国大学体制更具活力,更能促进学者之间的竞争。

因而,不满传统学术圈内行会性的教授自治,成为大学新旧体制斗争的焦点。

而这点,对于韦伯来说,他思想深处的文化自觉是明晰的。

我们也应该理解韦伯“学术自由”的思想是站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来论述的。

韦伯认为:

所谓传统的“学术自由”这只是浸透其中的职业利益的一种享受的自由。

换言之,历史上的大学本身从国家权力那里得到了既得利益,要保持这种利益,就必须拥护特权制度。

进入了大学也就意味着得到参与政治上、宗教上的权利的“资格”,这样,“学术自由”也就转化为“特权的自由”了。

随之而来,大学和大学教授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大学变成了国家权力延伸出来的另一个行政机构,教师行使起思想教化的职能来了。

韦伯认为:

大学并不是传授“国家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场所。

教师不能把自己政治和信仰的观点或立场作为职责在课堂上强加给学生。

因为个人价值和信仰是一个根本不能如同科学命题证明那样可以论证的问题。

当然,大学可以让学生了解世界观的基本观点,可以研究哲学的心理起源的问题,也可以分析理智的内涵和终极的、普通的原理,甚至也可以分析普遍存在的不能被证明而被人信仰的东西。

但是,如果大学不仅提供知识和领悟（方法）,而且还教以信仰和共性化的或被指定的“理想”的话。

那么,这就超越了科学与学术的界限。

韦伯认为:

个人应当遵循和献身于怎样的“理想”;应当侍奉什么样的“神”,这类问题是让·162·魏　娜,金泳向:

学术自由与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对德国大学体制的反思他们按照自己的责任,而且,最终是按照个人良知来决定的。

关于这类问题,韦伯强调:

大学可以让学生自由的选择和运用已有的现实条件的能力;可以教会学生明白和“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能力。

如果,大学教师想要拿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信仰或者政治观点（不管是“激进”的,还是“稳健”的,也不管是左,还是右的）充当“学术”的话,那么他们丝毫也不会比耶稣会教会学校更加高明,而只会更为低劣。

在这点上,大学必须履行“自律的义务”。

“历史应是客观的历史,理想应是凭借个人智慧选择的理想。

”在大学的课堂上,只有由“客观真实”构成的世界观所具有的要素,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给予学生人生道路上可供选择的精神食粮。

教师必须让学生不断认识自己的角色和承担起真正理想的责任和义务,让他们自己懂得追求真理和目标之间的本质,而且培养他们都能通过自如地驾驭责任来把握自己的人生问题。

关于价值判断,韦伯进一步举例说明:

如果一个大学教师要“论证”某些社会需求是“正当”的,那就是胆大妄为,而他要想通过科学和学术的手段来证明它们是“不正当”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两者根本上都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问题上,第一,科学能提供的仅仅是分析那种需要及其本质,既不能证明也不能驳倒的终极的信仰的依据和价值判断。

第二,通过科学的分析手段可以讨论它们的历史根源或更加深远的“真实感”,还可以分析为了实现这种需要实践的先决条件,分析当前潮流是否正按照他们的愿望向何方向演进及其原因,帮助他们进行充分的理解和判断。

这些才是真正适当的“科学的学术”问题。

但是,承认个人的终极的信仰,还是否认这种信仰?

对其最后的决断,是他个人的责任。

学术上的指导者不能越俎代庖,也不允许越俎代庖。

这些问题是不能用科学手段来解决的。

不幸的事实是:

很多大学教师,不能遵守作为义务的自律,把培养学生特定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作为教育的特权和当然的任务。

韦伯认:

为正是这样的傲慢和自大,将会让大学走进死胡同。

然而,韦伯的“学术自由”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学说都可以在讲坛上宣讲,各种学说都能在大学里多元共存呢?

其实,并非如此。

他的“学术自由”的理论基调是:

把终极的价值作为守护神与各种理论进行斗争。

他想说的是:

必须建立斗争的舞台,但是,假如特定的终极的价值被拒绝的话,那就违背了作为学者的“知性诚实”的品质。

他强调,在今天已经被官僚化的大学里不能对学生进行世界观的教育:

无论是“与国家敌对的东西”还是“与国家亲近的东西”或是其他任何东西。

总之,在大学的讲坛上必须抵制价值判断。

因为,“大学并不是必须进行信仰教育的机构,而是分析事实存在的条件、法则、联系、逻辑和内涵的场所。

”这些论述的观点较集中的反映在他晚年《以学术为志业》里所说的对“学术职责”的追求中。

他的关于“学术自由”、“价值中立”的诸多论述的观点可以说并不是因为单纯由贝恩哈德事件引起的偶然的产物,而是经过长久的深思熟虑在长期经历的历史现实过程中形成的。

其思想内涵,与他一生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进行的关于价值判断的观点是一致的。

韦伯关于大学的论述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的内容,他还有许多的论述和观点,诸如“学术职责”中涉及到的“作为技术的学术”和“作为理论的学术”以及“知性的范式”和“专业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论述不乏精辟和深邃。

当然,韦伯的思想也存在着矛盾和局限。

这受制于韦伯所处的时代和他的视角,即他是从旧式大学体系向新大学体系转换过度时期两种体系共存的现象中来阐述的。

但不管怎样,韦伯是把实践的基地放在大学的专门学科的研究上,并且把大学面临的最大难题揭示出来:

知识被当成商品一样在工厂里生产出来,研究者在这样的实验构造中被异化,大学成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实体。

从这个意义上讲,韦伯是将自己作为大学人的思维和人类史上的普遍思维（真正文化人的思索）不断地在各种变化中互换的一个难得的思想家。

而他的“学术自由”和“价值中立”依然可以说是大学存在的核心本质。

韦伯身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然而,谁能否定中国当下大学的状态与那个时代不无相似之处呢?

而我们又曾有过怎样的一段大学框架内的思想史呢?

因此,就思想或学术而言,了解其历史最有效的途径,应该就是认识经典,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典就构成思想史或学术史的全部,而是说,经典以最浓缩的形式承载了历史上不同时代人类思想和智慧的积淀和结晶。

回顾百年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只能从早先“五·四运动”的余温中看到点点星光,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教育理念和精神依然是我们至今未能超越楷模。

而西方高等教育在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中,早已构建起一套功能完善、行之有效的大学教育和管理体系,以“理性、科学、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理念之光,犹如熊熊燃烧的火焰,从未熄灭过。

重温西方思想史之经典名著,从那些充满智慧的先哲们的思想中吮吸精髓,必会对我们从新建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起到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韦伯论大学》一书的译者孙传钊先生,原是一名“大学体制”外和“国内学术界”的边缘化的局外人士。

一个从未受过“高等教育”却一直梦想成为“一个大学教师、学者”的无名之辈。

最终凭着坚韧的毅力自学英文和日文;并“以学术为志业”完成了《韦伯论大学》的翻译,其精神可敬可佩。

我想:

孙先生之所于选择翻译《韦伯论大学》,不仅是为自己“有志之学业”佐证,更有对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疑虑和忧患。

参考文献:

[1][德]韦伯.韦伯论大学[M].孙传钊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德]韦伯.文明与精神[M].冯钢译.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3]顾忠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M].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顾忠华..理性与官僚化[M].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李保林）·163·

魏　娜,金泳向:

学术自由与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对德国大学体制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