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新闻热点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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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新闻热点5
扶一把，别再让老人呛死街头
文/新浪专栏观察家李思辉
路人突然倒地，围观民众该不该施救？
施救行为能不能受到法律保护？
媒体报道，《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即将出台，条例中有一点格外亮眼：
将对公众无偿参与救治免责，鼓励更多人加入到街头急救之中。
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新闻不断，民众对此深感担忧。
8月30日，河南开封一位老人摔倒在大雨中，目击的路人却不敢上前搀扶，期间积水数度没过老人头顶，3分钟后当他终于被人扶起时已经停止了呼吸。
扶不扶不单单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很多时候它直接指向生命之重——诸如突发性疾病，如果救助及时可以有效减少死亡，专家称“发病后4至6分钟堪称黄金救治期”。
问题是，“不敢救”、“不会救”的问题阻挡着人们施救的脚步。
为什么“不敢救”？
一是担心被讹诈，二是担心救援中出现意外自己还要担责。
人人都有道德的血液，人人也都有规避风险的本能，某种意义上说，救人的风险系数越高，救人的主动性就会越低。
一些摔倒老人讹诈搀扶者的事件虽然只是少数，但法律若不能为救人的义举撑腰，若无法让讹诈者得到相应惩处，摔倒的道德就很难搀扶起来。
整个社会一旦形成“不敢救”的气候，每个人都可能深受其害。
破解之道既在道德引领，更在法律兜底。
此前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如果有“急救免责”的法律保护，毫不犹豫去救人的比例将从原来的36.8%上升到了93.9%。
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有关“以法律为见义勇为撑腰”的呼声不绝。
不久前杭州出台了“见义勇为不担责”的原则性规定，如今上海又拟出台地方法规“对公众无偿参与救治免责”，这些举措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它有助于打消人们见义勇为、积极救人的顾虑，促使人们第一时间搀扶起摔倒的老人、倒地的孩子以及其他需要救助的人。
网上也有一些人质疑此举的正当性。
有人认为无偿救人、见义勇为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立法不应逾越道德层面。
可当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乃至影响民众的生命救助效率时，它就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已。
这时，法律的及时兜底也是对社会道德的一种有力回应和支持。
从世界范围来看，减轻或免除“救人不当致死者责任”，早被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诸多国家引入法律。
可见，在无偿救人、见义勇为这个问题上，法律的兜底不仅应该而且必须。
还有人担心“公众无偿参与救治免责”的规定，可能助长一些人“乱救人”。
比如，不具备科学救援技能，好心做了坏事。
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出现？
有。
但这是“救援专业性”的问题，需要逐步解决。
比如像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那样从青少年开始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公众的自救和救人能力等。
不能因为“民众救援专业性整体不足”，就反对见义勇为、及时施救，那样做只会把社会推向自私和阴冷的境地。
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不是“乱救人”的太多，而是“不敢救”的问题太普遍。
就此而言，好人救人不仅应该免责而且应该嘉奖。
有了国家“撑腰”，广场舞能不再被嫌弃吗？
去年回老家，我第一次听说，在老家乡下的农村也有人开始跳广场舞了。
参与的人数不多，是村里几个比较活跃的农村妇女发起的，参加的人，老中青都有。
这事在我们村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骚动的源头，倒不是因为噪音太大，而是有人对他们聚在一起跟着音乐扭动身体的行为，感到不适。
有丈夫明确而严厉地要求妻子绝对不能掺和，还有人则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们卖弄风骚、有伤风化。
一开始听到这事，老实说，我觉得有点黑色幽默，同时又有点真心的欣喜。
黑色幽默，是因为时空变换引起的，一项在城里被人视为土掉渣的活动，却在贫乏的农村被人认为过于前卫。
欣喜的原因，是我觉得：
村里人终于找到了一项打牌之外的互动娱乐节目；同时它也意味着，村里的妇女开始大胆地关注自己的身体和美，这是她们想要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开始。
现在，每当听到有人嘲讽广场舞是“大妈舞”、简单粗暴、土里土气，我就会想起这事。
这件事告诉我，尽管人们反对和排斥广场舞的态度是一致的，但理由却可能完全相反。
它也提醒我，人们对一件事情的评价，常常受制于一定的文化和社会条件。
有些看起来非常“客观”、“准确”的评价，其实只是习俗和偏见的产物。
近日，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一个通知，要合力引导广场舞健康开展。
这个通知提到，要将广场舞纳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公共文化服务协调机制，并要积极推广广场舞。
不说通知的具体内容，光是针对一项至今还难以准确定位的群众活动，四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这事就有点“不同寻常”。
此前早有一些地方政府介入管理和引导广场舞，但以这样的“规格”针对广场舞，还是第一次。
所以，有人分析说，这是国家在为广场舞“撑腰”，广场舞要被“扶正”了。
是不是“扶正”，难下判断。
但这个通知，的确和不少人对广场舞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
所谓“扶正”，无非就是有人觉得广场舞本就有点不够“正”罢了。
为什么被认为不够“正”呢？
一开始的源头，是一个看起来很枯燥的技术问题，也就是广场舞发出的噪音扰民。
广场舞最早进入公众的视野，也正是由于噪音扰民引发的各类冲突。
但是，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不足和设计规划的不合理。
也就是说，问题根子不在于广场舞身上，而是无奈的环境使然。
当然很多人认识不到这点，而固执地相信，问题就该归咎于广场舞本身，归咎于那些热衷于跳舞的妇女，归咎于所谓的无知和粗鄙。
这种归因的错位，有时候是不自觉的，有时候是自觉的，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它总会让归因者产生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并不真实，它来自阶层间品位的区隔，或源自代际之间的偏见。
比如，代际之间的偏见，让很多人认为，广场舞是老一代人迷恋过去的集体主义，而这种集体主义是与时代不符的、落伍的。
但实际上，在广场上跳舞的人群，很多时候，就是在广场中玩耍和散步的居民，很难说他们是什么集体。
一开始可能只有几个人跳舞，尔后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进来，其中也有不少年轻人，跟着领舞一起活动身体。
音乐结束了，大家也就散了，没有其他多余的互动。
有时候，乍一看，上百人甚至几百人跳舞，场面很壮观，但其实他们除了努力跟上标准动作外，基本没有其他的交流。
在这种时候，尽管参与的人数很多，但依然谈不上“集体行动”，任何人都可以随时离开，毫无压力。
对于广场舞，因为这种偏见的存在，也因为各种区隔的存在，人们有一种“过度诠释”的倾向。
这种倾向，有的很羞涩含蓄，但大部分都带着清晰的焦虑印迹。
这种焦虑，实质是由于人们渴望一个开阔的公共空间而不得；渴望一种真正有益的公共生活而不能。
它反过来放大了人们的偏见，并把这偏见转换成对广场舞嘲笑、对大妈的嫌弃。
但如果有心人愿意扒开这层焦虑就不难发现，这嘲笑和嫌弃的背后，恰是人们对自己处境的自怜和不满。
很有意思的病，和有点意思的道歉
文|蔡方华
每天读新闻的时候，就像在布满海藻的水域里潜水。
“这个有意思，那个没意思”，眼睛代替大脑不时做出冒失的判断。
那么，对于我眼睛里那个神秘的分拣者来说，有意思和没意思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一定要给个解释，大概可以这么说：
有意思的事情总是包含某种诗意的成分，某种多义的、含混的、不透明的东西，它让你下意识地兴奋或紧张；至于没意思的事情，它就是没意思。
估计看到这里，有人就不耐烦了。
还是说说有意思的事吧。
安徽省高院在一家地方性晚报上登了一个公告，它的面积比一块豆腐还小，但还是被眼尖的家伙发现了。
因为它是一个道歉公告。
三年前，安徽省高院在审理一桩轰动性的非法吸储案时，维持了亳州中院的判决，但两级法院的判决却被最高法院撤销了。
案件重审时，检察机关对被告中的19人做出了不起诉决定，一下子把安徽高院给闪着了。
在当事人的一再要求下，安徽高院决定支付赔偿金，并登报道歉、消除影响。
高级法院在报纸上登公告给当事人道歉，这事儿实在太新鲜了。
过去，有的冤假错案在平反时，公检法机关会向当事人或其家属当面道歉，但登报道歉这种事几乎不会发生。
沉冤得雪，还得到了国家赔偿，一般人这时候都会发自内心地“感谢政府”，哪里还好意思提出公开道歉的非分要求呢？
但亳州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可能比较执拗，坚信自己是被冤枉的，所以非要法院给恢复名誉不可。
那么，安徽高院该不该道歉呢？
不好意思，我又要说，这事儿需要“辩证地看”。
从情理上说，法院判错了案子，给当事人道歉也算合理。
但从法律的角度看，法院未必就有道歉的义务。
错案的发生有多种原因，责任未必都在法院。
如果每一起错案都要道歉，不仅法官们忙不过来，法院恐怕也要变成“道歉机关”。
法院要不要道歉，不仅要看是否存在这样的法定义务，还要看道歉对法院和法律的形象有无正面价值。
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道歉对法院的形象有好处，我不反对法院道歉。
但是，如果存在矮化法律的可能性，就应该三思。
一个社会要想实现长治久安，法律和司法的权威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权威来自公正审判、来自依法纠错，而不是被动地打人情牌。
安徽高院的道歉或许可以安抚人心、息事宁人，但它对法治本身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还真不好说。
前几天和家人去吃涮羊肉，在叫服务员加汤时，我特别地小心和客气，生怕出现意外情况。
因为我记得，朋友圈里都在说，别惹我啊，我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这个拗口的精神卫生术语为什么如此流行呢？
因为南京交管局微博发布调查结论说，撞人宝马的司机在作案时患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坊间因此一片哗然，有人说，司机现在分为三种：
司机、女司机、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司机。
对这种歧视女性的说法，我当然是坚决反对的。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病。
好好的人，忽然就可能发病。
发作完了之后很快又好了，跟没事人一样。
要我说，这个病本身就是个神经病。
大家之所以质疑鉴定结果，恐怕跟这个病太神经也有关系。
有钱和有权的人要想减轻刑事责任，患上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是个不错的办法。
它矫如神龙来去无影，雨过天晴不留后患，你见过这种不需要吃药打针做理疗就能自愈的病吗？
但转念一想，万一宝马司机在作案时真的是犯病了呢？
从当时的报道情况看，这种可能性还不小。
如果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压根不考虑嫌疑人的精神状况，或者明知他有精神疾患也铁面无情，那岂不是很不人道也很不公正么？
要摆脱这个两难困局，就不能只凭个人好恶下判断。
首先要尊重科学，再不靠谱的病，那也是教科书上明确记录的病，如果南京脑科医院不能令人信服，那就再找一个名声好点的鉴定机构。
更重要的是，还要相信法律。
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只有法院才能做出最终结论。
一个鉴定结果，还远不是司法结论，用不着那么着急上火。
舆论对鉴定结果做出过激反应，说到底还是对司法不够信任。
当然，也有可能是对宝马这个车型不信任。
既然能开宝马，就有可能左右司法。
很多事情就是在这种杯弓蛇影般的集体无意识中，开始变得有意思的。
法院虽然还没出场，就已经成了躺枪的主角，这不是也很有意思吗？
一个在持久的转型中有点没型的时代，会出现很多不该出现的现象。
这话太绕了。
我其实想说的是，有的有意思的事情，在任何年代任何社会都很有意思。
另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只在当下、在这里才有意思。
后一种事情越少，社会就越健康。
还是太绕，就这样吧。
若无人性照耀，人人都是难民|周末侃
2015-09-1313:
23:
00 来源：
北京青年报-北青网-团结湖参考
周四的清晨，我被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长篇演讲深深触动。
这篇演讲中，容克呼吁整个欧洲团结起来，庇护那些试图逃离叙利亚战火的不幸难民。
“几乎每一个欧洲人都曾经是难民。
我们的共同记忆，充满了数百万欧洲人从宗教或政治压迫中、从战火、独裁中逃亡。
”欧盟强制各国按配额安置难民，这个方案的实施注定阻力重重，现实政治不可避免地横亘在难民议题跟前。
但人道主义的光辉仍给予了人们一些虚弱的安慰。
阻止世界变坏的，可能正是这样的光辉吧。
愿光辉不灭，善意长存。
善意之光，何枝可依
《圣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犹太人遭到打劫，受伤躺在路边，不止一人路过，包括祭祀和神职人员，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救助了他。
要知道，耶稣时代，犹太人蔑视撒玛利亚人，嘲讽他们是混血的异族。
想想路人摔倒无人敢扶的悲凉现实，撒玛利亚人的美德实在震撼人心。
几天前，安徽有个女大学生把一个受伤的老人送到了医院，并且在家属的要求下垫付了2000元钱。
她觉得自己做了好事，老人一家却坚持说人是她撞倒的。
后来大学生找到了目击证人，希望事情很快水落石出。
可惜多数情形下，类似事情的事实认定困难重重。
罗生门也不止发生一两次了，你甚至会怀疑，那是平行宇宙中同时发生的不同版本的故事。
“不是她撞的，她为什么要拿钱？
为什么要到医院陪着？
”被撞倒的安徽老人家属如此解释他们所理解的故事版本。
撞了人才有义务救助，没义务的人，哪儿会有那么好心？
别急着愤慨，要知道，这种想法真的很有市场。
即使是最讲“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官，也会这么想。
比如当年彭宇案的一审法官就凭这样的推理做了判决。
后来据说彭宇承认撞了人，可这就能说明这套逻辑可成立么？
这个判例会扭曲人们的道德认知么？
现实给出了不大乐观的答案，这让人无所适从。
对了，后来撒玛利亚人成了助人为乐的代名词。
英美地区以撒玛利亚人命名了他们的“好人法”，保护那些紧急状态下提供无偿救助的人，如果救人过程中失误伤害了被救者，救助者会被免除责任。
然而这样的法律并不能解决“扶不扶”的难题。
撒玛利亚人法只能保护助人为乐者，而不能给肇事者免责。
在“你若不撞人，为何会救人”的逻辑下，救人者很可能没来由地被认作肇事者。
这很荒谬，但证据缺失的情况下，的确有口难辩。
套用到那个《圣经》故事里，救人者提供救助，只有一种可能：
是他打劫伤害了犹太人，救助是他的义务。
不知道在这套逻辑面前，善良的撒玛利亚人会作何感想？
机器人敲响警钟
前几天，腾讯新闻发出了一篇财经报道，众多同行看后都“哭晕”了。
除了文通句顺之外，那篇报道乏善可陈，但要命的地方在于，它的作者，是一枚机器人。
下意识震惊了一下之后，我迅速恢复平静。
毕竟，机器人能抓数据、理逻辑，但终究没有闪光的智慧和人性的温度。
机器人写得了团结湖参考的文章么？
别逗了。
机器人还理解不了微妙复杂的社会风气。
让写稿机器人写“扶老人”这样的题，他估计会写得比思路最不清晰的记者还要乱吧。
然而写到这里，我又不禁哆嗦了一下：
如果程序足够精细，变量足够充分，机器人能够做到的事，估计远比写一篇结构完整的财经报道要精妙得多。
到那时候，被机器人威胁到饭碗的，就不只是不肯花功夫钻研、满足于复制粘贴的三流记者了。
不过我相信，人脑始终比一切机器都要精密和深刻，只是一旦陷入懈怠，放弃思考，智慧就会慢慢退化，难说会被机器人赶超。
机器人的升级敲响了警钟，好在现在醒悟过来还来得及。
星座与人，隔着生活本身
南京有个学院给新生们发了一张特别的问卷，里面的问题包括，你是否早上7点之前起床、晚上11点之前睡觉、是否打算转专业、修双学位。
哦，还有，“你的星座是什么？
”学院想知道这些，是为了给新生分配宿舍。
这个学院的辅导员认为，相似的人住在一起更和谐，室友间的摩擦会减少。
现如今，“感谢室友不杀之恩”已然是脍炙人口的问候，辅导员愿为宿舍和谐下功夫设计分配方案，确实挺令人动容。
这个新闻让我想起一个朋友的朋友。
她和别人初次见面的时候，问的第一个问题肯定不是“你叫什么名字”，而是“你的星座是什么”，仿佛星座能够决定这个人未来在她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生活在星座构建的世界观中是什么体验呢？
我并不能想象，即便我也很喜欢谈论星座。
那个辅导员的世界观显然要丰富很多，至少他知道，除了星座之外，也有其他因素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可惜的是，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是列举不完的。
人终归是很复杂的动物，几点钟睡觉、属于什么星座、未来有何志向，这些答案组合在一起，也勾勒不出人的性格骨架，更别说填上丰满的血肉。
把这些按照一定的参数合并同类项，未必能组合出一辈子的好基友。
更何况，这么做真的是在保护学生么？
纯粹的和谐压根是不存在的，而无害的摩擦或许能让人更从容地面对生活本身。
再说了，理论上不对付的星座之间，可能也会碰撞出火花，完成对星座理论的逆袭。
假若人生如编程
逆袭的故事好像每分钟都在上演。
比如这个：
话说有个小伙子一穷二白，上了非诚勿扰之后惨遭全场24个女嘉宾灭灯，在“可惜不是你”的遗憾中落寞离场。
4年之后，小伙子创业成功，身家过亿。
这时候他再去相亲，发现世界颠倒过来了，“以前别人怎么都看不上我”，而现在……我不大喜欢这个故事，说得好像相亲的姑娘都是去找饭票似的。
不过我忍不住做了一种假想：
如果人的爱情与婚姻都能由几个可见的因素决定，那会是何种体验？
进而，如果你是什么样的人、会过何种生活，也可以像一道程序一样，输入因变量，就能输出结果，那会是一种什么场景呢？
比如说身家过亿，便会收获24盏炯炯发亮的灯，便能预知未来的幸福；比如说星座相合，便能和睦相处。
嘿，听起来还挺不赖的。
也许人生会因此简单轻松许多吧，因为满满都是确定性。
只是那一定很无趣，甚至很荒诞。
生活突然变成了一条严格的逻辑直线。
我们付出的那么多情感与泪水，书写出的那么多诗句与音符，会因此变得徒劳可笑。
在我写完这些文字的前一天，天津爆炸事件中最后8位失联者被宣布已无生还可能，这次灾难中，一共有165人遇难。
谁该为这些无辜的生命负责？
总有一天会有答案。
尽管世界不可能是一道不会出错的程序，但至少我们有可能以闪亮的智慧、人性的温度，去修复那些bug，增补进一些安全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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