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伦理困境明代王亲政策的政治寓意与伦理困境探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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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伦理困境明代王亲政策的政治寓意与伦理困境探究

　　明代王亲政策的政治寓意与伦理困境探究

　　王亲即王府亲戚，是与宗室存在共生关系的特殊群体，因此明代的王亲政策可视为宗室政策的延伸。

明太祖分封诸王，本意是培植宗室势力，藩屏皇权，其宗室政策是扶植与倚重并举。

建文帝削藩，靖难之役起，燕王以藩王夺得政权，削藩虽随之中止，但对宗室的政策渐转变为防范与禁制之策。

之后，又历宣宗时汉王高煦之叛，武宗时安化王寘、宁王宸濠之乱，显示了王权对皇权恒久、潜在的威胁。

因此，明廷对宗室防范日深，藩禁日严。

王亲政策即在此大背景下展开。

一方面，从伦理上看，朝廷之于王亲，亦有亲亲之谊，故有优礼之举;另一方面，出于制藩的需要，又有禁制之例，甚至呈现出愈亲者禁之愈严、愈疏者禁之愈阔这样一种权力制衡与亲情伦理间强烈反差的态势。

　　王亲群体本身也存在一些变动因素，影响到王亲政策的制定与修订。

首先，随着宗室的繁衍，王亲人数日增。

其次，明初宗室多与勋贵联姻，自宣德朝起出于制藩的考虑，宗室多与平民联姻，王亲群体有平民化的趋势。

再次，王亲禁制范围的划定颇为复杂。

如联姻之家固然是王亲，其族人算不算王亲?

若算的话，范围又如何限定，是五服之内还是数代之内?

是同籍还是同祖?

是所有爵级宗室之亲悉禁，还是一定爵级以上宗室之亲才禁?

王亲的身份又在什么条件下解除?

这些问题皆与皇权、王权间的势力消长密切关联。

学界于明代王亲政策已有涉及，但皆非专论，较为简要①。

有鉴于此，笔者拟从皇权与王权博弈的大背景出发，论述明代王亲政策及其政治与伦理内涵，以期从王亲的角度反观明代的宗藩制度。

　　一亲亲：

王亲的平民化与优礼之轻

　　王亲作为宗室姻戚，明廷与之应有亲亲之谊，但从明代历史看，王亲群体并未因此得到明廷的从厚优礼。

王亲授官定于宣德元年（1426年），但仅限于王妃父;王亲优免差役定自弘治元年（1488年），但仅限于王妃父与将军夫人之父家;王亲优礼考核、致仕定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但仅限于布政使身份者。

与宗室群体的尊爵厚禄相比，王亲不仅受优礼的程度轻，而且范围小。

　　1.王亲的平民化与授官之例

　　明初宗室多与勋贵、武臣联姻，王亲群体较为显贵。

以宣德元年为转折点，出于制藩的需要，宗室多与平民联姻，直接导致王亲群体的平民化。

以亲王婚姻为例，据魏连科《明代宗室婚嫁制度》后所附《亲王妃表》统计，洪武朝（1368～1398年）26位亲王妃，13位出于异姓王、公、侯之家，7位出自都督、都督佥事、都指挥使、卫指挥使等正三品以上武官之家，勋贵之家近八成。

仅6位出自兵马指挥、指挥等低品级武官之家，且皆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之后，或与洪武后期大肆诛戮功臣有关。

永乐朝（1403～1424年）8位亲王妃，6位出自公、侯、都督之家，勋贵之家占四分之三。

仅2位出自中兵马指挥之家。

可见洪武、永乐朝亲王主要与异姓王、公、侯、高级武官联姻，王亲群体较为显贵，与明初分封王国以藩屏帝室的宗室政策相呼应。

　　从宣德朝开始，王亲群体渐呈平民化趋势。

我们仍以魏连科《亲王妃表》为例，宣德元年至成化八年（1472年）有33位亲王妃，出自兵马指挥家者21人，兵马副指挥家者1人，平民之家者2人，卫指挥使家的1人，指挥佥事家的1人，卫千户家的4人，指挥家的1人，知县家的1人，教授家的1人。

最多的是兵马指挥之女21人。

据《王国典礼》记载：

宣德元年定亲、郡王妃父职，亲王妃父原无官者授兵马指挥，五品;郡王妃父授兵马副指挥，六品。

据此笔者以为，上述结果并非亲王与兵马指挥联姻所致，而是与平民联姻后，授妃父为兵马指挥所产生的结果。

若此，再加上出身于平民之家的2人，与平民联姻的多达23人，约占总数的七成。

除此之外，联姻之家品级稍高的为卫指挥使（正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各1人而已。

其他俱在四品以下。

与洪武、永乐朝主要与异姓王、公、侯及正三品以上武官联姻的情况不啻天壤之别。

在魏连科所辑《亲王妃表》及《郡王妃表》中，洪武、永乐两朝册兵马指挥之女为亲王妃或郡王妃者已有数例，但册兵马副指挥之女为郡王妃者只有一例，很可能在洪武、永乐朝，亲王、郡王妃父若无官，即授兵马指挥之职，是为宣德元年之令的制度渊源。

宣德元年正式将王亲授官著为令甲，预示着宗室联姻平民的普遍化，虽未明令禁止宗室联姻高官，但此后宗室择婚却多遵循了联姻平民的潜规则，导致王亲群体的平民化。

反观此期的宗室政策，宣德元年平定汉王叛乱，正处在由明初倚重宗室转为防范、限制宗室的转折期。

　　从之后的记载看，宣德元年所定亲王、郡王妃父所授之职皆为虚职，不任事，且无俸禄。

如正德《明会典》载：

亲王妃父原无官者授兵马指挥，及郡王妃父授兵马副指挥职衔，俱不任事。

陆则载：

王妃之父、驸马之父俱为兵马指挥，无禄。

可见妃父所授之职，只是荣誉职衔，并不会给吏治带来滥官之弊，也不会给财政带来负担。

大概是因为宗王之家而联姻白丁，相差过于悬殊，乃授妃父虚衔，使之稍微匹配些。

据实录记载，成化七年，授崇王妃父武功左卫军余余信为南城兵马指挥。

　　弘治十二年（1499年），周府曲江王妃父严璋准授兵马副指挥。

可见亲王、郡王妃父无官者确是授兵马指挥、副指挥之衔。

景泰三年（1452年），通渭王范墅奏，妃父李刚虽蒙授以西城兵马副指挥，然本官贫窘，乞如叔襄陵王妃兄钟镐例，改授典仗养赡。

从之。

西城兵马副指挥贫窘，竟不如改授典仗之职以便养赡，又与陆所言无禄的情况相吻合。

　　至万历时，妃父授官之例愈加详悉。

据会典载，除亲王、郡王妃父仍授兵马指挥、兵马副指挥外，世子妃父亦授兵马副指挥，继妃之父亦照例请授，其次妃及追封王妃之父，俱不许滥请。

如妃父原有官职可称，及世子、郡王妃进封为亲王妃，其父已有职衔者，不必再请。

该例系万历十年（1582年）所准，但注明是洪武间例，不过所载妃父授官细节非常详悉，且有继妃、次妃、追封王妃之属，不像是制度草创时的产物。

而且有史料记载，追封王妃之父不许授官之例定于正德三年（1508年），当时郑府东垣王为其追封王妃之父顾鉴奏请授官，武宗云：

东垣王妃系是追封，比与生前推恩事例不同，顾鉴不准授职，今后似这等的，都照此例行。

故笔者以为，万历《大明会典》所载之例，虽可溯源到明初，但并非是初制，而是经过历朝不断完善后的条例，其中世子妃父、继妃父、次妃及追封王妃之父授职之例，多为弘治以后的事例。

　　妃父无官者授兵马指挥、副指挥之衔，若原先有官，或有其他功名，则不照此例。

《吏部职掌》载：

（各亲王、郡王妃父）如系见任职官并监生等，另行拟题，仍咨回礼部知会。

再看实例，成化三年（1467年），因德王陈乞，升其妃父武成后卫正千户刘忠为指挥佥事，不为例。

至弘治二年（1489年），德王又奏乞其妃父如崇、徽二府例，升世袭指挥使，诏升为世袭指挥同知。

给事中刘聪等论其挠坏选法，孝宗曰：

德王朕至亲，刘忠业已许升，不为例。

　　王亲授官仅限于王妃父、世子妃父，王妃兄弟之属则无授官之制。

正统五年（1440年），交城王乞授妃兄职事，英宗以祖宗之制，王妃家推恩惟官其父，余无所与，贻书不允。

正统十三年（1448年），又命礼部通行各王府禁约，今后不许为妃及夫人伯叔、兄弟求职，违者罪之，著为令。

不过之后各朝仍有特恩授予王妃父之外家人职衔的例子。

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授徽王母妃之弟为锦衣卫带俸百户。

正德十四年（1519年），授益王妃父彭伦孙男彭春为百户。

嘉靖二年（1523年），因襄王妃父未授官而殁，改授王妃之弟国庆为典仗。

这些皆出于特恩，不为例。

至于镇国将军以下夫、淑、恭、宜、安人之家，各宗室未授封号的庶妾之家以及各仪宾之家的亲属，则一律没有授官之制。

王亲所授之职，因非由军功而选，不许世袭。

成化五年，锦衣卫副千户杭昱子锦告袭父职，兵部以昱系王亲，非军功，例无承袭，请令原卫听继戎伍，上特命为所镇抚。

　　2.王亲优免差役

　　王亲优免差役其实也是王亲平民化的一个结果。

若王亲群体显贵，自然有政治、经济上的诸多优待，何须特别优免差役?

早在天顺朝，已有优免王亲差役的实例。

天顺六年（1462年），复山西大同县民郭振家。

振，灵丘王逊烇妃弟也。

在此例中，复郡王妃弟之家，当是免其全家差役，不过并未著为定例。

　　王亲优免差役之例定于弘治元年（1488年），出现的时间晚，且优免的幅度小。

《明孝宗实录》载：

定亲王以下姻戚免差役例，亲王除妃父外，免二丁，郡王免一丁，镇国等将军止免夫人父一丁。

此令后收入会典，成为定例。

会典载曰：

弘治元年奏准，亲王王亲杂役免二丁，郡王王亲一丁，镇国等将军夫人亲父一丁。

与实录文字稍异，相较而言，实录所载更为明晰。

王亲优免范围较授官广，已覃及镇国、辅国将军夫人之家，奉国将军以下王亲则不及。

但优免幅度不大，即使是亲王妃家，仅免妃父及二丁而已，仅相当于生员之家的优免幅度，不及天顺六年郡王妃弟家全免之例。

嘉靖十四年（1535年），周王睦奏，王亲繇[徭]役乞一户全免，部覆宜遵会典例，免二丁，诏从部议。

可见明廷对王亲之家确实是按照弘治元年之例优免差役的。

　　王亲优免差役范围不广，程度也轻，看似寡恩，但与明代待宗室以厚禄的政策相比，更为得策。

到晚明，宗室人口越来越多，宗禄越来越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而王亲之优免从未成为财政议题，可见王亲优免差役之例，既兼顾了亲亲之谊，又可持久，未曾因王亲人数日增而造成重大财政问题。

　　3.王亲优礼考核与致仕

　　优礼考核与致仕之例针对的是王亲中任布政使者，是因王亲有任京官之禁而采取的补偿措施，并非因王亲身份而特加的优礼。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河南左布政使赵希夔三年考满，吏部以希夔王亲，例不得内转，请加俸一级，上许之，且命著为令。

凡布政系王亲者，一再考俱递加俸一级，三考荫一子。

一考致仕者，准正二品，初授散官;再考致仕者，准正二品，升授散官;三考，准正二品，加授散官，非王亲者不在此例。

此例仅适用于任布政使的王亲。

隆庆元年（1567年），山东布政司左布政使李豸六年秩满，以王亲不得推升京职，因援此例，加正二品，升授散官资政大夫致仕。

王亲任布政使以下官者，则未见因不能内转京官而有所补偿的，大概是因为布政使以下外官，仍有上升为高级外官的空间，而布政使为从二品，乃文职外官的最高品级，往上升只有京官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可供其升转。

此外，亦有王亲特恩优礼致仕的例子。

成化十年（1474年），靖江王规裕言，广西护卫百户谷真，乃母妃父也，今已致仕，乞量加散阶，以荣终身，命进真阶为武略将军。

除上述优礼之外，王亲犯罪亦援议亲之例，请旨发落，而不是直接下法司，较其他罪犯有所优待。

《问刑条例》载：

凡王府文武官、王妃家父母、仪宾，俱请旨提问。

会典亦载：

弘治十七年议准，各王府仪宾、戚属如自恃尊属，以王幼冲，不服钤束，肆情纵欲，任意非为，败伦伤化，听王指实具奏，廵抚等官照例会本奏闻区处。

　　二制藩：

王亲人数日增与禁制之严

　　宣德元年平定汉王叛乱之后，明朝的宗室政策由明初的扶植与倚重转为防范与禁制，王亲被视为宗室的利益共同体，也因之受到严密防范。

在明廷的掌控下，宗室多与平民联姻，使得王亲群体平民化，势力大为削弱。

明廷仍不放心，又出台禁制之例，这些禁制集中在王亲出仕上，意在制约王权。

王亲禁例的不断推出与修订，受王亲人数日增的影响。

王亲人数，史无明载，但从宗室人数可以大致推测其数。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礼部仪制司郎中戚元佐奏，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女才九位。

至永乐年间，增封亲、郡王、将军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

今二百年来，宗支造入玉牒者共计四万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见存者二万八千四百五十二位。

茅元仪记载：

今按甲辰、乙巳间玉牒所载（宗支）已六十万位，十年产一子，量见在者不下四十万位。

可见玉牒所载明代宗室人数，明初仅58人，永乐朝不过百余人，嘉靖末近3万人，万历中后期则不下40万人。

宗室每人皆得婚姻，而且还可能娶有多妾，仅算结亲之家的人数，其数量也应是宗室人数的数倍，何况还有将王亲族人亦算作王亲的情况。

这样，受王亲禁例影响的人数就更多。

　　随着王亲及入仕人数的增多，影响的扩大，王亲禁例也不断增多、细化、调整，甚至被纳入国家令典，使其得到严格遵行。

禁例主要针对王亲出仕者，如王亲不得任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