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书记讲勐海茶厂的故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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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书记讲勐海茶厂的故事

听老书记讲勐海茶厂的故事

普洱茶永远在我心中余正才：

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人。

“大益”品牌创始人。

1959年毕业于云南省大理农业技术学校茶叶专业。

1959年起在勐海茶厂工作，1983年至1997年任勐海茶厂党委书记、副厂长、制茶工程师、高级政工师。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从1959年起我来到西双版纳，至今已有55个春秋。

时间如澜沧江滚滚南流，一去不返；事业如葱葱的茶园，青山常在。

我深深爱上西双版纳这颗地球上的绿宝石，这一片神奇富饶的土地。

我在西双版纳成长发展，我在普洱茶的发源地安家落户，西双版纳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958年，我从广东河源市北偏僻的山村考入云南省大理农业专科学校，就读于茶叶专业，经历3年寒窗毕业分配工作时，我选择了遥远的西双版纳，天遂人愿分配到中国茶叶土特产进出口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勐海茶厂。

从此，我与普洱茶结缘，相伴相生，始终如一，在一个单位工作至退休，从事一种职业做普洱茶，一辈子乐此不疲。

茶与我结缘，成为我的衣食父母，成为我的精神寄托，生命的乐趣，难解难分。

到茶厂工作之后，从来不挑三拣四，走边防，钻山头，与拉姑兄弟同烤火，同吃一锅饭；深入傣家竹楼，与傣族群众一道到茶地采茶叶，开创老茶园改进新路，种植新茶园。

在南糯山分厂收过鲜叶茶青，管过仓库当保管员、搬运工，扩建新厂做过伐木工，也做过几天水泥匠，工作中扎扎实实，从不偷懒。

在生活中丰富人生阅历，增加感性知识，在平凡的工作中，增长才干，不懈怠，一步一个脚印，作一头老牛埋头苦干，一根筋向前走。

工作变更，从学徒到练习生、技术员、审评经验科长、办公室负责人、党总支秘书、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

在任党委书记时，根据茶厂发展历程，总结提炼、消化吸收，总结出勐海茶厂的企业精神：

艰苦创业求发展；开拓进取求市场；提高质量求生存；加强管理求效益。

这“四求”企业精神充分体现了勐海茶厂发展壮大的基本历程和轨迹，也成为开创企业工作新局面的动力。

这一经验被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农村工作部1991年5月4日以“云南农村”见报第10期向全省各县进行推介。

1987年，茶叶市场逐渐开放，为了促进地方工业的发展，发挥各地茶厂的积极性，开辟自己的产品市场，中国茶叶进出口总公司下发通知，总公司将收回中茶牌注册商标所有权，各地茶厂今后一律停止使用中茶牌商标，自觉使用自己注册的商标。

这一举措可以发挥各地的茶叶优势，也是对自己商品及对广大消费者的个种权益保护。

创自己的牌子，设计自己的商品，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事，中间也颇费周折。

当时市场经济不发达，商品意识薄弱，对商标品牌的使用都不以为然，更缺乏专门为厂家、商家设计品牌的机构，迫在眉睫的事又不能不做。

在比较无奈的情况下，凭我自己对茶厂的感觉和绘画的一点功底，以及在勐海茶厂30年工作历程，对出厂历史起源、原料构成、成品特征、销路、消费者对商品的追求目标和今后商品的出路，作了全面的回顾和理性认识，构思出勐海茶厂商品基本属性，进行创意、定位。

我想，茶叶在中国流行传承了几千年，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以茶待客，炎黄子孙生息繁衍，茶叶起到不可磨灭的功能；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茶叶作为最早的贸易商品走向世界市场，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名片之一。

因此，茶叶首先应该把这一含义体现出来。

其次，还要能反映出商品的特性，具有勐海地方商品的特点。

总的构思出来后，初步设计商标为梅花形，相近于盛开的茶花花瓣，意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走向市场，吐露芳香。

同时与国人喜爱梅花清纯高洁的风骨、梅有清骨、茶有雅韵的追求颇为吻合，体现出茶的品格。

第一墨稿完成后，我们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没有得到认可。

原因是图案本身有明显的商品属性，商品属性不能作为商标使用，发回重做。

这一规定我原先根本不知道。

经过冥思苦想之后，在第一稿基础采用寓意回转方式。

我根据勐海茶原料来源是大叶品种，不用大叶而用大益，谐音相同，美化采用现代变形处理成一个大字，大字中间嵌入益字。

含义进一步体现，有明确寓意：

茶有益，茶有大益，体现出勐海茶对人类健康和中华物质文明和精明文明的贡献。

既有传统的传承，又有现代感，充分体现出勐海茶的地方特色和商品特色。

围绕采用刚健、棱角分明的仿宋字体，有很强的中国元素，变形图案不失时代特色。

整个图案显得稳健、庄重、简洁、大方，颇有大气磅礴的气势。

第二次上报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身份证。

“大益牌”注册商标的设计，应该说在茶叶诸多品牌中是比较成功的。

时至今日，以“大益牌”为商标的勐海茶厂商品在市场上十分畅销，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来之不易。

作为支撑大益商标占领市场的物质生产，也是几代人艰苦努力、不断创新、努力进取、无私奉献的结果。

作为勐海茶厂老一辈职工，我更希望勐海茶厂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勐海茶厂的“大益牌”更上一层楼。

在我作为茶厂主要领导的任期中，出产过四大产品系列，以“大益牌”为注册商标，其中有红茶系列（功夫条茶、红碎茶）：

品种有滇礼茶、金芽茶、特级功夫茶、一级功夫茶、二级功夫茶至五级功夫茶。

红碎茶中，有红碎茶一号、大号碎、5号碎为代表及袋泡茶等33个花色。

值得称道的是勐海茶厂出产的碎茶从1962年起，得益于国家四个部委在勐海茶厂实验生产、探索，品质有了极大提高，以其滋味浓郁、汤色红艳享誉市场，深得好评，是我国红碎茶出口中首屈一指的商品，创出了我国红碎茶出口的最高售价，可以与印度、锡兰的红碎茶媲美，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当时出口价超过3800--4000美元一吨，超过国际红碎茶市场价。

（云南出口均价为2000美元一吨）绿茶系列：

有滇绿一级、二级，云山玉绿（茶地产品）白毫等。

青茶系列：

有滇青一级、二级、三级，春蕊、春尖、春芽、春玉等花色，是当时国内市场主销产品。

特种茶系列：

有紧茶、方茶、砖茶、七子饼茶。

七子饼茶，当时市场份额不大，只作侨销出口到港、澳、台市场。

普洱茶发酵熟茶主销日本、东南亚诸国和我国香港市场，数量也不大。

后普洱茶市场受港澳市场影响，广州及沿海逐渐热销扩大，发展至今日占据主导地位，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时光更替，给普洱茶带来了机遇，市场经济的巨大威力，值得我们仔细地探索。

有一点是一致公认的，以大叶种为原料制成的产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优良的内质，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厚爱，谁也无法否定。

因此，如何保持普洱茶的市场地位，防止鱼龙混杂、鱼目混珠、以次充好、把其它小叶种茶（不是滇南地区茶）作为普洱茶的现象，值得重视，希望有关部门能为此努力，保护好普洱茶这一特殊商品。

当年以“大益牌”为注册商标的勐海茶厂产品，已销往全国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固定的销售网点60多个，东至上海，西至新疆乌鲁木齐，北至黑龙江，南达海南岛，市场上都可以见到、买到大益牌产品。

花色品种在茶厂同行业中名列第一，获奖产品名列第一。

1983年以来，先后获得国家级银质奖一个，部、省级产品奖三个，省优产品奖7个，同行业评比中荣获4个第一名，4个产品评为省级优秀金奖，全国首届食品博览会中，同时荣获金奖2个，银奖2个，铜奖2个。

七子饼获得出口免检资质，自检可以出口。

1987年开始，茶叶市场开放，各地相继办厂，导致毛茶原料大战，峰烟四起，毛茶原料短缺势在必然。

虽然在以往几十年中，茶厂把农村视为第一车间，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全县各乡、镇设有30个收购网点，建有仓库，派员长驻，并在各主产茶方出机器、盖厂房、派技术人员手把手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教会茶农做茶，减轻了劳动强度，增加了群众收入，但商品经济的大潮也带来了对我厂原料的冲击，毛茶原料的多方流向难以避免。

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观念绝对不行，另找出路，独辟蹊径才是面对现实的积极办法。

1988年3月，我下级调研，途经布朗山巴卡龙、巴卡囡村，眼见四周原始森林的护围中，大片荒地连绵起伏，山风吹过绿波翻滚，蔚为壮观，蓝天白云下，一幅“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图画展现在眼前。

当时我想：

与其让其沉睡，不如将其唤醒，为我们作出贡献。

一个自己办基地的大胆设想喷涌而出，我当时把这个想法与同行谈及，一致认为这个办法好。

回到厂后，同厂长邹炳良、副厂长卢国玲详细交谈后，达成了共识：

革命要有根据地，才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办厂要有自己的原料基地，才能抗击市场的风险。

如果一个厂有一万亩原料基地，亩产达到一百公斤，每年就有一百万斤原料，全厂才能靠基地生存，发得出工资，后面的日子也能过好。

说干就干，我和厂长立即到巴达乡找到当时乡书记王阿章同志，匆匆到巴达曼囡至乡上公路寻找基地，王阿章书记陪同深入考察，从曼囡村、帕司新寨、老寨、沿公路两旁，直到贺松大黑山连续六公里，几十个山头都是国有荒山，规划出五六千亩荒山作为巴达基地，建设一个高质量的梯级茶园，这一大胆举措前所未有。

听说茶厂要建茶园基地，当时主管林业的副县长、布朗族干部岩章打电话表示大力支持，并主动表示要为我厂寻找荒山。

岩章副县长在布朗山工作多年，又是当地干部，对布朗山山水了如指掌，对当地群众有深厚的情感，能发展当地经济，为群众早日脱贫致富找一条出路是其长期的心愿。

他带着我们，到老曼峨附近巴卡龙村勘察现场。

在他指点下，把当时国有荒山、农民用于放牧的几十个山头划作布朗山基地。

他说，全县连片、平缓、有水源的地方实在太少，你们在这里建基地能带动附近两个寨子，把技术教给他们就可以了，群众工作我来做。

岩副县长的坚决态度，更坚定了我们建基地的信心，当时就规划出4千多亩荒山供我们使用。

基地选址完成后，我即带领着农务科长初康、人事科长王世元、基建科周惠春、车间主任杨春显、茶校毕业的董吉新、当地干部岩帕等人到了巴达基地，具体规划。

道路、厂房、查找水源、架设电线等一系列前期工作相继展开。

创业是困难的，1700米海拔的高山上，白天热气腾腾像蒸笼，夜晚寒气逼人，冷得叫人打颤，昼夜温差大，特别缺水。

我们睡在简易的工棚里，其艰苦可想而知。

作为茶园的荒山杂草比人还高，一米八的个子站在其中不见头顶，土层稀薄，砂石占了主要养分。

就在这样条件下，大规模的基地建设开始了，来自全省五六个地州的民工，以地域来源为单位，各自占地为“王”，干劲十足，热火朝天，开挖种植沟、修路，以数量包干，验收合格后付费。

工地人声鼎沸，一个山头几天一个样，三个月后，基地初显成果，顺山环绕的种植茶园连绵不绝，道路四通八达，水通、电通，几百吨肥料相继到位。

在巴达基地大规模开发的同时，布朗山基地同时上马，农大毕业的吴兴旺同志、茶校毕业的左连江、陈平、杨学自等新生力量担任了主角，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开挖种植将近五千亩，质量上乘。

为了解决茶苗问题，我们采用了直播与插扦苗种植方式，一方面到外地采购茶籽，在厂里发动全厂职工大搞短穗扦插，每个职工最少两千株，越多越好，厂里提供工具、插穗、肥料、口袋，并给予劳动补偿。

在种苗插穗来源上，得到了省茶科所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枝条。

由于职工的积极劳动，第二年雨季，基地种植完成，两个基地共有面积一万多亩。

由于后期管理得当，时历三年按时开园初采。

初步设想达到了。

1993年12月，时任省委书记普朝柱在州委秘书长王贵生陪同下，视察了巴达茶山基地，在调研中详细询问了民工，观看了茶地，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对我们说：

“茶厂搞基地，路子是对的，既绿化了荒山，又能提供加工原料，还可以辐射周围村寨，带动群众走科学种茶致富的道路，很好！

”并鼓励我们要继续努力，坚持搞下去。

这一讲话、茶厂办基地的实验，还编入了省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农村工作部编写的“云南农村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之路”一书中。

巴达基地、布朗山基地，时任州委书记龚一匡、州委常委宣传部长韩培根、州委常委秘书长王贵生、县委书记李家寿、副书记胡志寿、副县长岩章等亲临现场调研指导，当地常委、政府积极配合，他们对茶叶事业的关心和支持，至今历历在目，永远难忘。

基地投产之后，我们请云南省勘察设计院设计建成了比较现代化的生产厂房，从印度购进了当时最先进的红茶CTC生产线。

得益高海拔气候和大叶种优良种质，又是按现代要求管理的茶叶，生产加工成红碎茶销往国外，成为美国立顿公司的客户供货来源而受到欢迎。

用基地原料加工的绿茶“云山玉绿”香高味浓，条索秀美，锋苗挺秀而深受市场青睐。

布朗山基地由于地理位置与老曼峨接壤，气候温和湿润，雾大，四周是原始森林，空气净度好，生产的普洱茶原料香高，味酽，为茶中佼佼者。

前几个月有布朗山来的同行，说起基地，他告诉我，布朗山基地的茶农现在可富裕了，昔日低矮的简易房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现代化的小别墅，散落在青山之中，家家有小汽车，比城里人舒服多了。

他说春茶期间每公干茶售价都在500~600元，现在秋茶也在每公斤250~300元之间，供不应求。

每户茶农年收入40~50万元，早已过上小康生活。

回想当年创办基地的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群众有今日的幸福生活，我们创办基地的目的达到了，心血没有白废，辛苦也算有了回报。

足矣。

在物质生活取得成绩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我厂先后举办了全省茶叶系统职工运动会，会同西双版纳报社举办了“茶王杯”全州摄影大赛，与《大西南文学》《版纳》杂志举办了金业文化提高的活动，促进了职工身心健康发展；连续5年评为全省出口创汇先进单位，全省“五讲四美三热爱”先进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业普查、企业整顿、司法调解、执行食品卫生法、厂区绿化都被评为云南省先进单位；荣获云南省首届企业管理优秀奖，1990年进入省一级先进企业行列。

感谢党和人民的厚爱，我先后当选为勐海县第七、八届人大代表，勐海县第四、五、六次党代会代表，任第四届、第五届勐海县县委委员，当选为西双版纳州第一次、第二次党代会代表，1991年获制茶工程师资质，1993年被评为高级政工师，1995年评为云南省第三届企业优秀党委书记（全省共20个），出席了由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全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省企业管理协会等五个单位在昆明召开的表彰会，1996年被评为云南省国家宴会厅、国家安全小组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在昆明举行的表彰会并获奖励；1997年离开担任了14年的茶厂党委书记岗位光荣退休。

光阴荏苒，春秋更替，感恩时代给我机遇，感恩党和人民提供给我舞台，感恩茶厂职工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没有这些条件，一个穷苦山林的孩子是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人生如茶，茶若人生，何其相似。

茶能启迪人类思维，给予人类健康快乐！

人要为社会作出贡献，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才活得有意义！

我与普洱茶结缘，为茶苦，为茶乐，为茶迷，为茶痴，为茶终老，无怨无悔，已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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