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对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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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对比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对比研究
摘要:
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洋务运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影响之深远以至于今。
在现代化的竞赛跑道上，日本仍然走在我国前面。
日本现在的许多东西也引起我们注意，值得我们学习，这样比较一下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异同，研究一下明治维新对中国洋务运动的影响，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也该于现实有所裨益吧！
正文:
“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
这是左宗棠奏设福州船厂时，对中日两国近代化进展情况的描写。
如果说，日本的近代化始于明治维新，那么，中国的近代化可以说是发韧于洋务运动。
中国与日本乃一苇之隔，在历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两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所处国际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几乎是同时发生在中国和日本土地上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却是那样不同，正如左宗棠说的，明治维新是操舟跨骏，洋务运动则是结筏骑驴。
在日本明治维新的1868年至1893年的二十五年里，工厂企业由四百零五个（主要是手工业工场），增加到三千三百四十四个（绝大部分是近代企业）；铁路建有二千零三十九点六英里，还出现了“山阳”、“九州”、“北海道”、“关西”等四家私营大铁路公司；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总吨位到十一万零二百零五吨；银行有七百零三家；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初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中国洋务运动从1861至1895年的三十五年里，洋务派共办了近代军事工业19个，近代民用工矿企业29个（不包括以私营为主的官督商办企业），其中煤矿11个，各种金属矿12个，钢铁厂2个纺织厂4个；还有一批近代交通运输业，包括拥有轮船20多艘总吨位达5万吨的轮船招商局；铁路建成的仅364公里。
1872年中国开始出现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至1894年，才办了一百多个。
在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上，中国与日本比落后了很长一段距离。
一般认为明治维新是成功了，而洋务运动是失败了，我不这样看，明治维新是成功了，但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在中国平地上竖起上述那么多近代工厂企业，是空前的，就是成功之处。
至于说到这些企业“在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以后，终于大部分宣告停业和破产”，则不能责怪洋务运动，那是另一个问题。
正如一个人长到青少年夭折了，不能责怪他母亲失败流产一样。
但是，中日在近代化道路上的差距是很大的，这是事实。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近代化伊始，中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正是这些不同的地方，造成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差别：
第一、明治维新的起点高，洋务运动的起点相对来讲就很低。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到四个左右，有些日本学者考证，1867年，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至420个。
而且，西南诸藩进行藩政改革中，已经创办起一些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开了近代化之端。
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经济解体的裂土上迅速增长着。
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成了反对幕府活动的支柱，而且在倒幕胜利后成为日本近代化的核心力量。
三井家族、坂本龙马、□泽荣一等官商大贾和企业家在财政和军需上积极支持了倒幕势力。
明治政府成立后，不断地得到三井、小野、岛田等大商贾和企业家的有力支持。
可是，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其大门之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虽然开始了逐步分解的过程，但资本主义因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是等于零。
这样，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既没有一个新兴的反封建的坚强的支柱，也没有一个可以恃为近代化的核心力量，更没有一点可以依凭的物质基础。
第二、就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各自遇到的封建顽固势力的力量来说，中国的封建势力远较日本封建势力强大。
中日两个的封建统治都遭到了农民大起义的严重冲击，1866年，日本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和都市暴动，在中国，随着1851年强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暴发，也发生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还没有达到同时期日本封建统治那种分崩离析，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程度。
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当时两国封建统治的体制不同所造成的。
日本的封建统治体制，被称为“幕（府）藩（国）体制”。
天皇在名义上是封建统治梯塔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并不掌握政权，而只是尽一些宗教典礼上的职责。
德川幕府将军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将军为了独揽大权严格控制天皇的活动范围，不许天皇与外界，特别是不能和“大名”接触。
天皇与幕府将军的矛盾，使天皇成为倒幕势力的权威性的精神力量和在近代化运动中对付封建顽固势力的王牌。
在德川幕府之下的有三百个“大名”，即割剧一方的诸侯性的藩国。
多数“大名”直接依附于幕府将军，少数“大名”是较为独立的封建领主。
“大名”在自己的藩国里是全权的主宰者，掌握着司法权如对农民的生杀予夺之权。
但“大名”本身却受幕府将军控制，如“大名”不服控制府，将军即可用各种借口，剥夺“大名”的权势，甚而使“大名”本身及其家族毁灭。
和“大名”之间存在随时可能外化为对抗的矛盾。
特别叫幕府将军不放心的是“外样大名”。
德川幕府时代的“大名”约300个，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可分三类：
①“亲藩大名”，德川家族，可以从中推选将军的继承人；②“谱代大名”，德川氏的家臣，在幕府里任要职，是德川氏的主要支柱；③“外样大名”，他们是过去与德川氏平列的诸侯，只是因为德川将军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不得不支持德川将军。
“外样大名”远离中央，在自己的藩国握有实权，保持封建割剧的独立性。
他们中以西南部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的势力最大。
他们使德川将军不能睡落心觉。
德川将军采用各种手段防范和控制他们。
一方面，将军将他信得过的“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的封地安置在“外洋大名”藩国的周围，以便监视和控制他们的活动。
另方面，又实行所谓“参觐交代”制度，即就是“大名”必须每隔一年要随带家属和随从人员到江户谒见将军，一年之后要回自己领地时，又必须将自己的妻子留在江户作为人质。
但是，这种企图限制和削弱“大名”势力的制度，是更大的恶化了将军和“外样大名”之间的矛盾。
“外样大名”为了改变这种不堪忍受的局面，便积极地发展自己的势力。
在这些藩国里自然经济的解体进行得相当迅速。
长州、萨摩等藩国在形势迫使下不自觉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进行了以“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为口号的藩政改革。
在“幕政改革”失败之时，这些藩的“藩政改革”却取得了胜利。
这样德川幕府由优势转入劣势，而与幕府对立的藩国则由劣势转入优势。
而且，随着藩政改革的胜利，这些藩国的社会经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轨道，因而使这些藩国与德川幕府的矛盾有了新的内容和性质，即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矛盾的内容和性质。
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同腐朽的封建领主统治的代表德川幕府不相容，同时对于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犯也不能容忍。
德川幕府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下，签订了一系的不平等条约，致使民族危机深重，从而在同诸藩的斗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而反幕势力一方面利用天皇与德川幕府将军的矛盾，借用天皇的权威。
另方面又高举起民族反抗的义旗，激起了人民的民族仇恨，在“尊王壤夷”的政治口号下，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封建领主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
明治维新是将“尊王”、“攘夷”、“维新”这样三方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不可阻挡的力量，致德川幕府于死地。
德川幕府架空天皇，夺了天皇的权，使日本在长时期内不能形成君主独裁的专制制度，长期的皇权旁落的状况，疏远了皇权与封建统治制度的联系。
天皇不仅不是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而且成了推翻封建统治的权威性的力量。
德川幕府在长时期内未能使藩国完全失去独立性，“大名”在自己藩国的实权和对德川幕府的某种独立性，使日本在长时期内不能形成严格的中央集权制。
这样，地方诸侯不仅不是拱卫中央的力量，反而可以利用他具有的某种独立性，运用自己在藩国内的政治经济实权，组织军队与中央抗衡，并打出一个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良好局面。
日本封建统治者长时期内没有建立起君主专制和严格的中央集权，是明治维新其所以不同于洋务运动而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却是在高度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之下进行的。
中国封建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
他在实际上也是完全掌握了政治上的统治权，军事上的指挥权，经济上的支配权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
各地总督、巡抚、提督等军政长官只有尽走卒的责任，而无半点独立的权利。
这样，在洋务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既无皇权可资利用，也无地方独立力量可充当有力的领导和 支柱。
洋务派不能在把封建顽固势力赶去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开展近代化的运动，洋务派的即使很微弱的努力，也既受到皇帝的限制，又受到封建顽固派的强有力的阻难。
连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也感叹道：
“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
而且，这种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同种族统治结合在一起。
清朝中央政权——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名义是满汉平分，实际上主要权力均在满员之手。
地方政权——各省督抚满员常占十之六七。
全国军政大权全为满员掌握。
曾国藩由于屠杀太平军有功，得到清廷的青睐，是被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
汉人掌大权，不仅满人担心，就连一些软骨的汉人也认为不可。
汉军机祁□藻向咸丰帝献媚说：
“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
咸丰帝经这一提醒，从此坚守惯例，不敢深信曾国藩，专指望琦善、托明阿、德兴阿、和春等满族将领来维持那迫近灭亡的清王朝。
满清统治者遇到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统治的安危，任何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总是首先被神经质的同反满联系起来，而加排斥和非议，因此，任何进步的努力都是很难获得大的成功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化运动终于发生了，而且延续了几十年，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中国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虽然还强大，但已开始衰弱了。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里很深刻地指出：
“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
在外国大炮的轰击之下，随着天朝的声威，扫地以尽，皇帝的权威也被动摇了。
皇帝周围的大官，贵族，沉醉于鸦片酒色和忙于聚敛私财，腐化不堪。
咸丰帝大骂群臣说：
“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
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
”。
但骂也无济于事。
于是，在太平军等起义力量的严重打击之下，满清统治集团惊惶失措之时，满清统治的权力结构便开始出现地方军官分权和清政权逐渐向汉族转移的趋势。
那些首先获得部分兵权的地方军官便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势，在清廷腐败无能不得不容许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某些主张。
洋务运动就是作为清朝封建集权专制主义的衰败和地方汉族军官获得某些兵权的标志和产物而出现的。
由于清朝封建统治权力结构的这种改变极其有限；中国洋务运动就不可能出现日本明治维新那种：
天皇、外样大名和维新势力联合冲击封建统治者的情况，因而致使洋务运动就不可能获得象明日维新那种巨大的胜利和成果。
相对于明治维新，洋务运动可说是先天不足。
第三、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明治维新有一个干练的下级武士等级为维新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者。
下级武士原是封建领主的邦凶，同封建制度联在一起。
但他们没有直接的封建领土，靠领取禄米为生。
由于德川时代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消弭了，武士们除镇压农民起义外多闲着无事。
加上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领主的财政困难，便纷纷裁减武士的人数，减低武士的禄米，被减的武士，生活窘迫的武士，多数进城变成了“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作家、西方语言研究者和科学工作者，他们较早地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他们同封建制度的联系愈来愈少，而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联系日益增多，最后成为代表资本主义向封建统治制度冲击的革新力量。
洋务运动却根本没有一个类似的等级。
如此有影响地成为运动的中坚，清八旗兵是“定额无可裁减”绿营兵可裁减，所减之员也没有出现日本下级武士的动向。
曾系湘军大部分被裁撤之时，虽然兵勇和下级军官非常愤恨，兵变到处发生，他们没有同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联系起来，他们中的活跃分子都是相率加入具有封建性的秘密反满团体哥老会。
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日本下线武士那种前途和重要的社会作用。
第四，在国际条件方面，中日两国当时几乎是同样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面临着沦为半殖地和殖民地的民族危机。
但是欧美列强之间的利害矛盾给了日本一个特殊的有利时机和条件。
日本地处中国这块大肥肉之旁，列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吞噬这块大肥肉。
英美列强，便利用日本作为牵制帝俄和侵略中国的工具，因而不但放松了对日本的侵略，反转而扶植日本。
日本倒幕派利用列强的矛盾，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使当时竭立支持德川幕府的法国未敢进一步作难。
明治政府成立后，它很快获得了列强的一致承认。
后来，明治政府的内外政策始终是得到英国的支持的。
这一点也是洋务运动所不曾有的条件。
以上便是明治维新之所以不同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之所以不能取得明治维新那样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看来，不深入分析人们所借以活动的历史条件，而过多地咎于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活动着的人们，是不公允的。
至于说到明治政府的人员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洋务派则望尘莫及，这正是上述两个运动的历史条件的不同之处所决定。
最大的天才在中国洋务运动的历史条件下，也导演不出明治维新的戏来。
然而，象明治维新那样卓有成效的变革，中国洋务派的人们是不是连感觉、认识的智力都没有呢？
不是，他们对之有某些认识，对照自己的事业很着急，想仿效。
下面，我们就研究一下明治维新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通常说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比洋务运动晚几年。
但有的论者认为这并非科学的历史分期，正确的应该是从幕末开港后倒幕维新运动兴起开始到1911年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最后完成时为止。
如此说来，明治维新之发生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时。
而日本近代兵工厂的兴建却要早于中国洋务派办的军事工厂。
幕府和各藩的军事工业，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开始兴办起来。
1850年。
佐贺藩兴建的反射炉，是各藩兴办军事工业的首创。
随着倒幕运动的兴起，西南诸藩的军工、造船企业更快的发展起来。
幕府也加紧了军工兴建，1862年，幕府委托水户藩经营的石川岛造船厂已建造成日本第一艘使用蒸汽动力的军舰。
地处中国身旁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以比西方还要快的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了半殖民化的危机，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国家，这对中国朝野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给中国的影响是异常广泛而深远的。
这在中国洋务派的语言文字里是时有反映的。
明治维新对洋务运动的影响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刺激作用。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盲目自大者确实可恃以居傲于世。
然而鸦片战争之始英国侵略者一声炮响，天朝声威被打的一落千丈，而今近邻岛国竟然“崛起称雄”，这对天朝又是一次不轻的刺激。
这在王韬的文字里是有明显反映的。
他说，“日本与米部通商仅七八年耳，而于枪炮、舟车、机器诸事，皆能构制，精心揣合，不下西人。
巍巍上国，堂堂天朝，岂反不如东瀛，岛国哉！
”洋务派中的许多人是不堪忍受来自东洋的刺激的。
他们欲急起直追，他们分析中国并非完全没有追上去的条件，“我中国幅员万里，地非不广也；生聚三亿，民非不众也；采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奋发何求不济！
”所差的是什么呢？
他们感叹道：
“然而有其志无其机，弗能为也；有其机无其权，亦弗能为也；有其权无其人，并弗能为也”。
无“机”、无“权”、无人，只能望洋兴叹，“徒有羡鱼情”。
明治维新之得以成功，在于它有“机”，有权，有人。
所以明治维新这一刺激匪浅，在洋务派引起了更深的思考。
他们提出了有权的要求。
他们认为李鸿章是有一定有权的，因此一些人是把洋务的成败系在李鸿章身上的，但李鸿章虽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揽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然其利用来办洋务之权是有限的。
他只能在清廷最高权力的许可之下才能有所作为。
李鸿章不断地使这些人失望，在洋务派中，便有郑观应，陈炽等人提出仿行西法、设立议院来解决权的问题。
（二）威逼作用。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改革派们还在自身蒙受民族压迫的耻辱，背负不平等条约的重压的时候，就制定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把琉球、朝鲜、中国的台湾作为它最初进攻的目标。
随着明治维新近代化成就的进展，日本的侵略气焰愈来愈旺，咄咄逼人，得寸进尺。
在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期间发生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是一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1807年，9月，日本政府派遣柳原前先等来中国预商通商事宜。
当时清政府认为日本和中国既然同样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相反地，如果拒绝立约，日本可能挽英法充介绍人，“彼时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在彼转声势相联，在我反牢笼失策，与其将来必允，不如此时即明示允意，以安其心”。
因此，应允了柳原前先的请求。
第二年，日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来华与李鸿章在天津谈判拟约，一开始，日使就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企图把不平条约加于中国，但日本尚力不从心缺乏足够的实力逼清政府依从。
中日第一次缔结的这次外交条约还比较合理。
但日本并不就此罢休，几次企图修改条约，获得特权。
而且它已开始准备侵略台湾了。
1874年5月日本侵略台湾，遭到了台湾人民和地方军队的痛击，10月31日中日签订北京专约，规定日军撤出台湾，清政府给银五十万两。
在中日关系上，清政府蒙上了耻辱。
这次日本侵犯台湾教训了洋务派。
当时，总理各事务衙门的上奏里说：
“窃查日本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
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
“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
且历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
洋务派吸取备虚遭侵略的教训，强烈要求“上下一心”、实实在在的自强，以图御外侮的苦心，是明显可见的。
1879年，日本侵占琉球，改之为冲绳县，日本侵略势力逼近台湾。
洋务派翰林院待读王先谦等认为，“同治末年，倭人犯我台湾，近复动辄称兵，不遵定约，海防未固，御侮尚无把握，此时深可虑者又不在他国而先在倭”，“该夷比年用兵，行径迹类小偷，不予痛惩，则放胆恣行，将成大盗而不能擒捕。
且琉球、朝鲜为我东方属国，又皆密迩倭夷。
琉球不复，朝鲜能无寒心？
斯又东藩观听所系，非仅国家戎政攸关也。
”李鸿章虽不主张马上痛惩，但也认为必须加紧自强之图。
他说，“日本国小财匮其势原逊于泰西诸邦。
惟该国近来取法西人，于练兵、制器各务刻意讲求，频有振兴之象。
中国水师尚未齐备，饷需亦未充足，若彼不再肆□张，似仍以按约理论为稳著。
但倭人性情桀骜。
设令狡焉思逞，亦不可无以待之。
中国目强之图，诚难一日稍缓矣！
”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启泰上奏：
“日本逼处东土，近更骄横，怙恃西人，凭陵中国。
则海防要务决宜加意讲求，亟为未雨之绸缪，方免临事之迟误，自不得以纷纷异论挠我局中定见也。
”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中国的威逼作用，还表现在经济方面。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开始向中国输出资本，以图从经济上掠夺和控制中国。
“1888年，日、英、美、德四国商人共同出资，在上海建立了上海棉花公司，这是一个规模较小的轧花厂，在三井物产会社的代理经营下，于1889年正式开工。
接着，1893年横滨正金银行也在上海开业了。
上述上海棉花公司与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设立，不过是日本对华在工业与银行方面投资的滥觞而已”。
这个工厂的开设就是强迫性的，“虽然中国抗议说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开设工厂没有任何条约根据，但此厂仍继续开工制造”。
这就破坏了上海织布局的专利，冲破了不许外人设厂的限制。
这也迫使洋务派发奋自强。
此外，日本还向我国传统出口商品挑战，大力改用西法，夺我固有之利。
马建忠说：
“中国固有之贷以丝茶为大宗，通商之始，丝茶出口足与洋药、洋布进口相抵，乃近年英属印度盛产丝茶以夺我利。
……日本丝茶近亦畅旺，每岁出口近千万。
中国之丝每岁出口值三千二百余万，茶亦称是。
核计十余年间，中国丝茶所增不过数百万，迥不若印度、日本丝茶岁增之多。
若不及时整顿，则彼日增而畅销无已，而我止此岁入六千余之数，不尽为所夺不止”。
另外，日本利用它的优势，不断向中国内地深入，令洋务派深为担忧。
郑观应说，“将来日本在内地通商，势必广制机器，华人所不知为而不能为，所欲为而未及为者，恐日人先我而为之，则外洋之利权既为西欧所夺。
而内地之利又将为日本所夺矣。
现在风气之速，甚于迅雷，若不急思筹办，则日本创之，各国效之，华商必至坐困无利可图，可不惧哉！
”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强迫中国走上近代化的自强之道。
外国侵略不断，日甚一日，是洋务运动不断扩大，持续几十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是洋务运动发生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模范作用。
日本一小国竞能崛起称雄，敢于欺凌堂堂天朝大国，洋务派看到，在于它取法西人进行了变化改制。
洋务运动不是也在取法西人吗？
为什么成效甚小？
洋务派感到明冶维新成功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定有什么地方值得效法。
左宗棠认为，这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聪明用的不是地方。
他说：
“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
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
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依外国擅其能不可也。
此事理之较著者也。
”因此，必须取法西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他们除了学习西洋，也向东洋学习了。
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洋务派向日本学习的热心。
1877年，黄遵宪随何如璋出使日本。
他在日本调查研究日本的历史和明治的新政，取其杂事，分国势、天文、地理、政治等门类，衍为小注，串之以诗，成为《日本杂事诗》，诗成之后，清政府总理各事务衙门即以同文馆聚珍板印行（1879年）。
黄遵宪在日本时就开始写作、回国后继续完成的《日本国志》（1887年），在洋务派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和重视。
黄遵宪在书中赞扬了明治维新政府所采取的各项奖励工商业的政策他主张工矿企业可以“听民为之”，“召募豪商，纠集资本”。
针对当时中国洋务由官包办的情况，黄遵宪认为清政府可以提倡，进行法律保护，但不必“鳃鳃代为谋也”。
“为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保护民族之商业的发展，黄遵宪还特别论述了限制外资，关税自主，贸易自主，防止入超和金银外溢等各方面的问题”。
这些都涉及到洋务运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洋务派是可以引为借鉴的。
洋务派向明治维新学习的内容很广，包括富国方针，经验教训，具体做法和军事等方面。
① 由商而富。
郑观应认为，亚洲各国中最贫弱者，“首推中国，次则日本”，因而无力抵御外侮。
他说，“日本初亦受其□削，至大藏省尽余纸钞，金银日稀，国势已形岌岌。
厥后其大臣游历各国而归，窥见利病之故，乃下令国中大为振作，讲求商务，臣民交奋，学西洋之制造以抵御来源，仿中国之土贷以畅销各国，表里图利，而国势日兴，纸钞悉数收回，府库金银充溢。
此日本近日通商之实效也。
日本既避通商之害，反受通商之益，于是亚洲之国受其害者惟中国而已。
”“夫以日本之小交受其益，以中国之大乃重受其害者何哉？
病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
”“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②以兵为末，以各种创制为立国之本。
向西方学习，以学什么为主呢？
在洋务派里是并不一致的，有的认为是学练兵，习兵法，办军工，有的认为不然，应以学“创制”为主。
他们认为日本派往外国学习的就是以学“创制”为主，“日本在英国学习技术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
”他们特别欣赏一些在过去声望和地位都很高的日本人居然能虚心向西方学习。
如“有名长冈良艺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还能去英国学习律法。
“其户部尚书恩、叶欧摹，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效行之，所立电报信局亦在伦敦学习，有成即设局办理。
”这里暗示清廷的大官贵人应以日本的显官世爵为模范。
③利权自握。
“观日本轮船、铁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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