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经济思想及其对现代经济理论创新的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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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经济思想及其对现代经济理论创新的启示
摘要：
管仲是历史上少有的集经济思想与实践于一身的经济学家。
本文从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与国际贸易理论三个维度，通过将管仲经济思想与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理论、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政府宏观调控理论，以及与国际贸易理论分别进行比较三个视角，分析管仲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理论的联系及其对经济理论创新的启示。
值得关注的是，管仲经济思想从理论与实践双重角度佐证了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有机结合的中国市场经济模式成功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
管仲；市场机制；宏观调控；国际贸易A
管仲既是一位经济思想家,又是一位实践家。
他基于相关实践，形成了一个集市场机制、政府宏观调控以及国际贸易理论有机结合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在经济学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长期以来，在强大的西方经济思想话语体系主导下，其价值是被低估，甚至被忽略的。
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际，梳理管仲的经济思想,探寻中国经济思想智慧的源头，加强中西方经济思想的对话，既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也可为经济理论创新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打开新视野。
一、管仲与《管子》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至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史称“管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为法家先驱。
他少时曾从事商业贸易，对商品和货币有丰富的直接经验。
齐桓公时期，管仲拜齐国上卿（丞相）四十余年，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了全面改革，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
其突出的贡献在于，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经济思想，而且还成功地将其付诸实践。
管仲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管子》一书中。
《管子》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天文、地理、法律、哲学、伦理等诸多领域，现存七十六篇，三分之二以上都涉及经济问题，是中国古代少有的系统论述经济问题的典籍，也被看作是世界首部经济学著作。
《管子》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对外贸易、社会公平等都有精彩论述。
其中，“以人为本”“以法治国”“四民分业”“相地衰征”“调通民利”“利出一孔”等思想影响深远。
二、现代视角下管仲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管子》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治理方式，认为市场能自己组织，但会出现失灵，所以政府应该参与经济，纠正市场失灵；同时，还要按照自然时序组织经济生活，保持人与自然的平衡。
（一）尊重市场机制管仲指出，逐利性是人的本性，只要因势利导就能掌握利益之源。
管仲提出了社会分工，将百姓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集群。
管仲还认为，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价格确定机制。
《管子》里多处出现“市”字，例如，《管子·问第》就指出，“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以和而利也，正是道也”，说明物价是不断围绕一个稳定价格上下波动，市场自有其内部机制进行调节，政府不能强行干预。
（二）强调国家参与经济西方古典经济学假定市场会自动实现均衡，而市场在实际运行中会出现失灵现象。
例如，有效需求不足、垄断、贫富差距过大、外部负效应和公共品供给不足等。
《管子·国蓄》则提出“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
认为虽然市场具有自组织的功能，但政府调控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参与经济既可纠正市场失灵，又可带来财政收入，减轻人民税收负担。
（三）主张开放经济管仲身处列国竞争的时代，货币交换逐渐取代以物易物，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诸侯国间的贸易也日益繁盛。
管仲在《管子·轻重甲》中指出，“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鼓励齐国境内和诸侯国之间的商品流通，并采取了设立市场、减轻关税、提供服务、发展外贸等四大政策；同时，他还利用黄金与刀币间的兑换比率，即现代意义上的汇率，通过本币贬值拉动出口，聚敛财富。
三、管仲经济理论与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比较 虽然管仲的思想产生于两千六百多年前的古代社会，但其许多经济思想与近现代经济学家的思想高度吻合。
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国富论》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讨如何裕民又富国的学问”。
而在《管子·治国》中，也有极为相似的表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两者都把富民放在第一位。
管仲和斯密都认识到，利己主义是生产活动的根本目的，强调市场本身的力量，即“看不见的手”，也都主张自由贸易。
从这个视角看,管仲可称为中国古代版的亚当·斯密。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最早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即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理性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斯密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是人的一切经济行为的动机，并坚信正是基于人的利己主义思想，社会才因此形成了一种自发的经济秩序，并引导国民财富自然增长。
《管子·禁藏》中关于“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的见解，也表达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只要因势利导，就能使得国家强盛、百姓安居。
因此，就利己主义的思考而言，管仲和斯密可谓不谋而合。
（二）社会分工在个人利己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理论。
分工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国民财富快速增长。
《国富论·论分工》中提及，“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无独有偶，尽管身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的春秋时期，经济发达程度远不如斯密所处的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但管仲已经认识到社会分工对促进生产、繁荣经济的重要作用。
《管子·小匡》中指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将百姓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集群；同时，强调“四民者无使杂处”，要求四类民众分居分业，世代承袭自己的本职，不得自由迁徙。
其目的主要体现为：
一方面，通过社会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职业世袭积累经验。
管仲“社会分工”思想的提出，比斯密早了两千多年。
（三）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有了分工就会有交换。
在斯密看来，只有以利己心和平等的交换行为为基础的市场交换，才是能够保持持久的常态。
《国富论》提出，作为理性人，经由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即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人们不仅会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还可以达到国家的富裕。
斯密在《国富论·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中指出，“自然价格”是中心，商品价格围绕这个中心价格上下浮动，且尽管有时商品价格会偏离中心价格，但之后总会回归到中心价格。
《管子·轻重乙》中有以下对话，“桓公问于管子曰：
‘衡有数乎？
’管子对曰：
‘衡无数也。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
’”“桓公曰：
‘然则衡数不可调耶？
’管子对曰：
‘不可调。
调则澄。
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
’”此处的“衡”，即商品价格。
在管仲看来，物价不是固定不变的，即“衡无数”—物价不断围绕一个稳定价格上下波动，绝对稳定的物价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同时，价格是由价格机制，即“看不见的手”来自行调节的，如果人为强行干预价格，就会使供求平衡遭到破坏，商品交换就会受到影响，即“不可调。
调则澄”。
可见，管仲和斯密在“看不见的手”的认识上十分相似，在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上所见略同。
同时，管仲还十分看重市场对发展经济的作用。
《管子·乘马》指出，“市者，货之準也。
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也就是说，只有市场正常的流通和稳定，才能带来国家财富的增长。
这在重农抑商政策盛行的中国古代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而且与斯密的市场自由引导、政府做好守夜人的思想也十分相似。
四、管仲经济思想与凯恩斯宏观调控理论的比较 凯恩斯经济理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这一历史背景使得凯恩斯主义充满了政府干预的色彩。
凯恩斯不反对自由市场机制，但也不相信市场机制的完备性。
他认为，在经济危机中，市场机制无法通过自动调节使经济得到恢复，此时，必须施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
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管子》一书有大量政府宏观调控的论述，主张政府和市场相结合，共同推动经济良性运行。
因此，管仲又可被看作是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一）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理论》中指出，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取决于总需求的水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衰退和失业的主要原因。
因此，提高有效需求，尤其是提高消费倾向、刺激消费非常重要。
《管子·侈靡》提出的“莫善于侈靡。
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以及“积者立余日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的发展奢侈消费的主张，并不是鼓励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而是鼓励富者消费。
《管子·事语》提出的“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郡材不散”，即政府不修筑华丽宫室，建材就没有销路，在本质上也是要通过消费来提高有效需求，刺激经济，拉动就业。
（二）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倡导的财政支出政策，主要是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即扩大政府购买或转移支付来直接促进消费需求，进而提高有效需求。
同样的，《管子》中也有类似的举措。
第一，重视政府购买。
《管子·乘马》提出，“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
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即在灾荒之年，政府应通过修缮宫殿楼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来增加政府购买，以拉动消费、增加有效需求，使灾民拥有更多的就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比直接给灾民衣服食物更为合理。
第二，强调转移支付。
《管子·轻重甲》提出，“请使州有一掌，里有积五窌。
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长度。
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还提出“君出四十倍之粟以赈孤寡，收贫病”。
这些由政府出资赈济灾民、扶贫扶弱的政策，体现了管仲转移支付的思想。
凯恩斯主义倡导的财政收入政策，主张改革税收制度和公债政策，以适应财政支出的增加和干预经济政策的需要。
管仲任职期间一直强调轻税负，减轻百姓负担。
《管子·权修》中提到，“府不争货,藏于民也”，深刻体现了管仲“薄税敛，毋苟于民”和“取于民有度”的主张。
其薄税敛的具体措施如下：
主张只征正税，反对额外强征暴敛，不得向百姓强索农业税以外的杂税和劳役；根据贫富差距实施差异征税。
管仲的税收政策考虑了不同人的税收负担能力，关注税收公平。
在土地税或田亩税方面，根据土地的贫瘠程度差异征税，不同土地采用不同税率；同时，也考虑丰年和饥年的纳税能力，在饥年即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时期，降低税率或者延缓征收。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行的“官山海”政策，即“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
该政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下国有企业的发展问题。
“官山海”即国家要掌控盐和铁等国家命脉产业，这既可减少人民税赋，又能增加财政收入。
他首开盐铁专卖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子·海王》中提到，一次齐桓公想征税，管仲反对，提出“唯官山海为可耳”。
管仲的国有化不是完全垄断经营，而是国有民营，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让出一部分利润给平民。
例如，“官山”是把铁矿开采交给百姓承包，按比例分配利润，“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见《管子·轻重乙》）。
（三）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供给量来调节利率，再通过利率的变动来影响总需求。
管仲在《管子·揆度第七十八》中指出，“刀币者，沟渎也”，认为货币就像沟渠一样引导着经济活动，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
这也就暗示了，控制了“沟渠”的统治者就控制了国家的全部财产。
这一精辟的言论非常重要，2000年后欧洲的哲学家才提出类似的观点。
第一，管仲主张由国家铸造和发行货币。
《管子·山至数》中的“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和《管子·国蓄》中的“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均表明货币的铸造要由国家控制。
第二，提出了货币投放量的计算方法为“币乘马”。
根据《管子·山至数篇》提出的“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
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的计算方法，首先，在方圆六里的地区进行详细调查，包括土地状况、粮食产量和价格，然后，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再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总发行量。
《管子·山国轨》对国家统计工作还做了专门描述，“某乡田若干？
食者若干？
某乡之女事若干？
余衣若干？
谨行州里…必得轨程，此谓之泰轨也。
然后调立环乘之币。
”也就是说，必须调查出一个标准数据，然后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
由此可见其计算的详细周密。
第三，管仲并非只用货币调控市场，而是注重用商品和货币进行双向调节，通过政府储备控制住农业社会最重要的商品，即粮食和货币。
当市场物资过剩时，低价收购市场上的商品；当市场物资不足时，高价卖出储备的商品，以此来稳定市场，防止商人过度投机，还可以获得财政收入。
《管子·山国轨》指出，“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
敛万物，应之以币。
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
“在上”即收回国库，“在下”即投放市场。
管仲借助货币的购买力和物价紧密相连的关系，在货币和货物之间进行调控，通过“以重射轻”（轻时买，囤积居奇）或者“以贱泄平”（重时卖，平抑物价），来达到稳定物价并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以实现《管子·山至数》中“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的理想状态。
（四）治理市场垄断的问题《管子》多处提到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垄断行为，治理贫富差距过大问题。
《管子·国蓄》有下面一段话：
“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
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
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
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
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
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
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
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
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这段话讲的就是垄断带来贫富差距过大会造成严重后果。
五、 管仲经济思想与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 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成本说，即一国应根据国情，放弃绝对成本高的而选择绝对成本低的产品进行生产，并彼此交换，这样两国的劳动生产率都会提高。
因此，自由贸易是增加国民财富的最佳选择。
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
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
管仲同样认为，自由贸易拥有让人处境变得更好的能力，并据此大力提倡齐国和诸侯国之间的商品流通，还采取了设立市场、减轻关税、提供服务、发展外贸四大政策。
《管子·轻重甲》提出，“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认为自由市场带来了更低的价格和利益的跨区域分享。
世界贸易组织的高层人员对这一观点推崇备至。
（一）低关税政策管仲反对闭关锁国政策，认为应实现诸侯国间的互通有无。
为此，他实施了零关税和低关税的贸易政策。
《国语·齐语》中关于“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的记述，即是齐国鼓励外商把水产、盐和手工业品输往各国，关口只稽查不征税的真实写照。
其结果是“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子·轻重乙》）。
齐国因此商业繁荣，国力增强，齐国都城临淄事实上成为了一个自贸区。
《战国策·齐策》也记载了当时齐国首都临淄的繁华景象，“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管子·大匡》提到的“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说的就是齐桓公于公元前679年，与各国会盟，达成关税协定，市场交易税率五十取一，即2%一事。
齐国还免除了鱼盐两项出口商品的关税，其他商品出口关税税率百而取一，即1%。
第二年的再度会盟，进一步要求各国修建道路，统一度量衡。
这和现代的关税同盟体如出一辙。
（二）善用汇率政策春秋战国时期，每个国家使用的货币都各不相同，主要的铜铸币有刀、布、环、贝四种。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主要货币是黄金。
齐国的本位币主要是黄金和刀币（铜制）。
在国内的货币流通领域，管仲将齐国刀币的购买力对应到黄金上。
《管子·轻重甲》有“金贾四千”，即黄金与刀币之比为1:
4000。
在国内，管仲努力维持两种本位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国家只要不断调整以黄金衡量的商品价格，刀币的购买力会随之自动调整。
在与他国的货币流通领域，管仲提倡将本币贬值，以拉动出口，促进对外贸易。
《管子·轻重乙》中提到，“吾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
故苟入吾国之粟，因吾国之币，然后，载黄金而出。
故君请重重而衡轻轻，运物而相因，则国策可成。
”其意指两国之间的贸易总是以黄金成交，只要将黄金对本国货币升值，进口货物就会相应跌价，就能聚敛天下财富。
虽然在管仲的时代并没有发生，但金币和铜币的复本位制运行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格雷欣法则的“劣币驱逐良币”。
管仲为黄金与刀币制定了一个固定的兑换比率，但当金与铜的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不一致时，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高的金属货币（良币）将逐渐减少，而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低的金属货币（劣币）将逐渐增加，形成良币退藏，劣币充斥的现象。
在距管仲四百多年之后的西汉，就已经能观察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时人贾谊曾指出，“奸钱日繁，正钱日亡”。
这里的“奸钱”指的就是劣币，“正钱”指的是良币。
当劣币与良币之间比价超出一定范围后，良币必然会退出流通，被收藏、熔化或被输出国外。
《管子·轻重丁》提到的“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财物流而之齐”，即指管仲通过向其他诸侯国出售石壁，其他诸侯用黄金、珠玉、五谷、布帛等交换石壁。
这使得齐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并聚敛了天下财富。
六、管仲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启示 管仲经济思想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
在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管仲的经济思想也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其主要启示如下。
（一）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有机结合的几百年来，西方经济思想史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关于市场与政府的争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让人们看到了“无形的手”的重要作用，突出了市场机制和供给侧；而凯恩斯主义则提出政府作用这只“有形的手”，经济思想也从供给侧转移到需求侧。
可见,亚当·斯密、凯恩斯等人的经济思想是单一维度的，而管仲经济思想则是多维的，是相互统一的。
换而言之，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不是对立的，是可以有机结合的。
管仲成功的经济治国实践成就也说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两只手”都是不可或缺的。
他超前的经济思想和治国经验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证明了现实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组合，且并非主从关系，而是二者合理有序、共同作用的结果。
未来，我国一方面要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在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兼顾适度扩大总需求，让政府发挥较好的作用。
（二）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有不同的特色一种经济模式通常是适应自身的情况，应动态、包容地看待各自的发展之路。
从历史来看，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总供给远小于总需求的特定背景下，才接近完全市场经济模式。
从目前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看，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政府指导型经济模式和瑞典的福利型市场经济模式也存在其各自的特色。
各种市场经济模式有其特点，可以相互学习，并没有一个不能跨越的完美思维框架。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市场与政府作用相结合带来的经济奇迹，也证明了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之处。
中国实施的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新实践，必将给理论创新提供丰富的土壤。
（三）经济开放是必由之路2000多年前，管仲就主张自由贸易,反对闭关锁国，同时，提出尽量使用零关税或低关税，也探讨了货币在贸易中的作用。
这对今天的全球化很有启发。
全球化是发展趋势，任何倒退都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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