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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农民政治人格培育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转型期农民政治人格培育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摘要:

农民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转型社会时期农民现代政治人格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农民现代政治人格的培育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均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因此其现代政治人格的培育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培养农民现代政治人格的路径选择是:

解决民生;发展民主;提升素质;畅通渠道。

关键词:

政治人格;培育;困境;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人格”一词源于拉丁文Persona,意指面具或脸谱,代表戏中角色的特定身份和某些外在的特点。

在理论界,“人格”这个概念被许多学科所采用,由于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不同学科给“人格”一词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诸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都对“人格”一词给出了解释。

归纳不同学科的界定,关于“人格”一词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首先,人格是发生在我们内部的,影响着我们怎样行动、怎样感觉的那些情绪过程、动机过程和认知过程[1]。

其次,人格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和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

其三,人格的形成要受到遗传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德国政治学家阿多尔诺认为,“人格是一种内在力量的持久组织。

它帮助个人决定在各种情境下的反应,因此形成包括内隐与外显过程在内的行为的一致性。

但是,不论行为是如何的一致,它和人格毕竟不是同一样东西……人格的力量并不是反应,而是反应的准备动力。

”[2]5

我们认为,政治人格属于人格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并对其政治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的一系列心理特征的总和以及行为模式的外在表现。

人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生活与发展,受特定环境的影响,必定会形成一定的政治人格,然后在一定政治人格的影响和支配下从事政治活动,从而又作用于社会和政治环境。

对于政治人格问题的研究,尽管不同学者对其定义、结构、形成等诸多问题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大家都承认政治人格对于社会和政治的重要性。

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在这里他就明确肯定了人的政治属性,人离不开政治生活,当然政治生活也离不开政治生活的主体——人。

在现代社会,人们更加认识到人的重要性,认识到人的现代化对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正如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以避免的。

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3]4

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现代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全面实现现代化自然包括人的现代化,而且人的现代化是其他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离不开农民心理、思想和态度的支持。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

”[4]266-267

二、转型社会农民现代政治人格培育的困境

政治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政治学者们的论述很多,观点不一。

其中具有代表和影响意义的是拉斯韦尔的“补偿论”。

他的《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一书从心理层面为我们揭示了政治人格形成的原动力。

他认为,政治人格的形成,就是因为个人的某种本能和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倾泻于政治活动方面,从而完成了转移和升华。

此外,有人从遗传学的角度,分析政治人格的形成由遗传决定;有人从教育学的角度,分析政治人格是政治主体通过政治学习和政治教育的过程而形成的,等等。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都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政治人格形成的具体因子,尤其是强调政治个体的主观心理活动和遗传因子对于人格形成的原动力。

1.历史背景

政治人格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农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养成的传统政治人格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现代政治人格的培育。

正如马克思所说: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5]585。

在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占有制是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虽然是由农民经营,但是所有权却掌握在地主阶级和贵族的手里。

从土地所有权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来看,两者是分离的关系。

在地主所有制的封建生产关系之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权力机关,从而实现对农村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在这种国家集权统治形式下,农民不得不依附于封建王权,没有独立与自我意识,崇拜和迷信权威,人治思想根深蒂固。

此外,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以及传统农业的落后都阻碍了农民独立政治人格的形成。

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活状态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进程,我国农民的政治人格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其中不乏很多积极的因素,例如农民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法制意识的觉醒与增强,但传统政治人格对于农民的影响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消除。

2.经济环境

经济的发展推动农民政治人格上的独立,经济的落后则制约农民现代政治人格的培养。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现在和几千年都是这样。

”[5]78-79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排在第一位的也是关于生活的温饱问题。

在我们进行的田野调查中,能够深刻感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农民政治意识的冷漠,以及政治参与意识的被动性与盲从。

很多研究村民自治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

“在一些表象的、暂时的参与率高和热闹的场面后,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漠不关心。

”[6]60深入分析其原因,我们不难理解经济基础的制约作用,农民更关心的是经济层面的内容。

换言之,他们对如何能够在经济收入上快速致富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并且付诸于一切实际行动。

关于民主、平等、自由等政治价值方面的内容则极少关注,甚至不知其为何物。

3.政治环境

政治人格是政治心理的综合反映,现代政治人格是公民型政治人格,体现出来的是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信心与参与,同时也是在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中得以养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政治建设最主要的内容和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实行了村民自治制度。

伴随着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深入开展,以及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民的民主观念、参与意识、法治意识等现代政治人格正在养成之中。

但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是一个过程,以村民自治制度为例,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在村民自治“四个民主”内容的落实上,只有民主选举得以全面开展,其他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三方面的内容都有待落实。

我们认为,即便是在民主选举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贿选、走过场等等。

自治制度的不完善不仅不能使农民的民主参与能力和素质得到锻炼和养成,而且还会影响到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政治信心、政治信任、政治情感等政治心理因素。

4.文化环境

农民现代政治人格的养成有赖于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其中文化素质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拥有参与政治的钥匙,而受教育较少的人则缺少参与政治的手段。

”[7]416我国农民人口基数大,文化素质水平良莠不齐。

总体来看,市场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文化素质要高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

这种文化素质上的差距最终将反映在农民政治人格的现代化水平上。

在我们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中,了解到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自然也包括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生活的农民,其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多是初中、小学学历。

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不仅制约其参与政治生活的信心,更制约其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

以政治认知为例,由于不知村民自治制度的相关法律和法规,所以在选举过程中,村民们对于选票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法律意识不强,因此也就会产生冷漠的态度、盲从的心理,或者出卖手中的选票,这些都是与现代政治人格背道而驰的。

5.社会环境

转型社会是一个发展的社会,更是一个流动的社会。

我们认为,流动的社会环境使得农民现代政治人格培育面临着尴尬的境地,影响着农民现代政治人格的养成。

首先,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意味着大量农民涌进城市,在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

农民工没有固定的生活场所和工作场所,他们游走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游走在政治的边缘,显然这对其政治人格的培养极其不利。

而留守在农村的人员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存在着“农村空心化”的问题。

其次,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所谓的“农二代”要想改变自身的命运,将面临很多的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来自于自己的出生背景而不是自己主观上的不努力,这样就会极大地伤害他们的自尊心,甚至会引起他们对于社会和政治管理的信心,以及政治态度、政治信仰等一连串的政治心理反应。

但是如果情况相反,社会流动不畅,形成阶层固化现象,那么就容易使人们产生消极的政治心理,从而不利于现代化政治人格的养成。

三、培育农民现代政治人格的路径选择

鉴于以上多方面困境的分析,我国农民现代政治人格的培育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1.解决民生——经济路径的选择

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为农民现代政治人格养成奠定经济基础。

如前面我们所论述的困境的第一个方面。

如果农民整天忙于生计问题,为生活奔波劳累,那么政治人格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就会成为退而求其次的内容。

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的:

对他们而言,优先的不是民主,而是保障。

因此要加快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的衣食无忧后,农民才有心情和积极性进行主动和理性的政治参与,而且在发展经济和农民收入提高的过程中,农民也会因国家政策带来的直接利益的实现而增加对国家、对执政党的认同,从而也会促使主动和理性的政治参与。

此外,农民经济上的增收和生活上的富裕使其在经济上更加独立,经济地位的独立也会有利于政治人格的独立,有利于农民从传统的迷信权威和政治依附的心理中走出来,更加明确和重视对合法权益的追求。

2.发展民主——政治路径的选择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广大农民不仅对政治敬而远之,缺乏参与精神,奉行“臣民”和“子民”思想理念,在强大的王权面前,农民只有顺从和依附。

面对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增长的公民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政治权力系统必须建立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有利于公民表达参与诉求,提高政治效能感。

当前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的民主政治制度,如职代会制度、村(居)民自治制度、信访制度等。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内容就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为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农民的政治参与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于村委会的民主选举上。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都必须得以落实,否则,就会极大地影响政治民主的效果。

此外,农村民主建设还包括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选举制度的完善等内容。

3.提升素质——文化路径的选择

提升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化素质,一个是政治素质。

当前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的教育水平和条件相对落后,另一方面农村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流向了城市。

大量的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公民受教育的程度与其政治参与行为呈正比例关系。

正如阿尔蒙德和维巴所指出:

“有效的民主制度依赖于个人在地方上参与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发展出控制政治事务的某种意识”[7]203。

农民的参与能力与他们的文化水平紧密相关。

有鉴于此,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是当务之急。

关于政治素质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政治社会化途径教育农民,使农民习得政治知识,提升政治素质。

所谓政治社会化,简言之就是公民习得政治文化,养成政治人格的过程。

政治社会化有家庭、学校、社会、媒体等多个途径,通过多个途径教育农民,使他们具有政治知识,养成政治意识和政治人格。

教育农民不仅仅是教育他们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等,还应包括教育他们树立公民意识、民主观念、法律意识和公共精神等等。

以互联网媒介为例,目前虽然在我国农村的普及程度还不高,但互联网对农村经济、农民生活的影响逐渐显现。

各种三农论坛、农民博客、三农网站的出现一方面拉近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拓宽了农民获得信息的渠道,开拓了农民的视野,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政治认知,以及接受新生事物,培养创新意识和开放的政治人格。

4.畅通渠道——社会路径的选择

让社会流动起来,消除阶层固化的现象。

畅通社会流动的渠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牵涉到社会发展的很多方面,需要农村和城市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诸如户籍制度的改革,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统筹考虑,以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与之配合,如反对特权政治,使“官二代”们不能因为血统的“高贵”而轻而易举地获得社会更多的资源。

农民,以及“农二代”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

还有,对于农民工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农民工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问题,农民工通过努力,他们可以享受与城市市民一样的各种待遇。

此外,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也要得到重视,使他们不被政治边缘化。

总之,流动的社会是一个让人充满希望的社会,它可以增强人们的政治信心、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意识,而这些都是现代政治人格的内容。

参考文献:

[1]黄秀丽.政治文明视阈下当代中国公民政治人格特征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0,(6).

[2]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美]阿利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

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殷陆君,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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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6]魏星河,郭云华.政治冷漠:

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一种行为[J].求实,2003,(10).

[7][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维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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