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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研究论文讲解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中国国民性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也无怪他们疑惑。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

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

’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藤野先生》

这是鲁迅现在求学日本仙台时的事情,当时这件事情就此改变的鲁迅以医术救国的初念。

鲁迅的父亲是是死于庸医之手,所以鲁迅从那时起便立下志愿,学医救人,不再让庸医误人性命。

但是在看电影时,鲁迅发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昧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只有改变国民的精神,中国才有希望。

鲁迅在他的《呐喊小序》中说过“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自此,鲁迅走上新文学、民主革命的道路,为唤醒中国国民的精神,奋斗不息,鞠躬尽瘁,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应的自己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

鲁迅一生写过众多小说、著作,其根本目的不过是在于描写国民性问题,在于唤醒深藏国民心中那中华民族深深的骄傲、自强不息的精神。

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冷漠。

鲁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可以说,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和探索非常深广,他从现实人生的精神病态出发,对国民精神上的各种痼疾进行具体解剖,国民身上的种种精神病症无不在他的笔下暴露无遗。

国民的愚昧、怯懦在鲁迅的文章小说中体现无遗。

一、愚昧。

在鲁迅的笔下,国民的愚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小说《药》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极端的冷漠,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

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愚昧迷信,节烈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如果她没有再嫁的罪恶感,对鬼神的恐惧就不会那么强烈。

因为有了这样的罪恶感,她一直想摆脱,想赎罪。

她捐了门槛,自以为摆脱了罪孽,却不被社会认可,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此外,闰土的迷信,阿Q的浑浑噩噩,单四嫂子的不知主宰命运,七斤的“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和皇帝坐了龙庭之类,赵七爷的夸耀张翼德的丈八蛇矛,七大人的玩“屁塞”……真是愚不可及。

 二、卑怯。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这里的“愚”就是愚昧,“弱”就是卑怯。

鲁迅指出: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些现象都是卑怯的表现。

鲁迅还指出,欺软怕硬也是卑怯,他说: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古传,反过来一用就够了:

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阿Q的“精神胜利法”里也有“卑怯”的体现。

他说自己是虫豸,“儿子打老子”,“君子动口不动手”,他的癞疮疤别人“还不配”,以及他的“忘却”、他的“怒目主义”,他从赌场回家打自己的嘴巴,他对小尼姑的肆意戏弄,他和小D的“龙虎斗”等等,全是卑怯的曲折表现。

此外,还有鲁迅常常进行针砭的中庸、调和、敷衍、苟活、爱面子等等,其内核实质也是卑怯。

 三、冷漠。

鲁迅认为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爱”,他说: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

”这种麻木冷漠的现象,在鲁迅的小说里比比皆是。

小说《药》中的夏瑜被斩首示众时,那些赶来鉴赏这杀人盛举的看客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兴致很高,“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夏瑜牺牲后,那些茶馆里的茶客不但不动一点恻隐之心,反而把夏瑜的遇害当作有趣的故事津津乐道。

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其人生悲剧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周围民众的冷漠、无情甚至残忍。

对于祥林嫂的再嫁,人们采取的是奚落、不屑的态度。

对于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掉,鲁镇的男人毫无同情心,听了这悲惨的事,“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倒是“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这分明是拿祥林嫂的伤心事当她们无聊生活的调剂罢了;当阿毛的故事不再新鲜时,她们就“厌烦得头痛”了。

对于祥林嫂头上的疤,鲁镇的人们“发生了新趣味”,当人们厌弃了阿毛的故事后,从柳妈处传来的这一新的故事,无疑又成了他们新的生活调剂。

对于祥林嫂的死,鲁四老爷咒骂她是“一个谬种”;家里的短工很“淡然”;“我”开始有些“惊惶”,随即“心地已经渐渐轻松”;“活得有趣的”众人,“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祥林嫂所处的人文环境真的让她窒息无以生存。

类似的还有孔乙己、单四嫂子、阿Q、七斤周围的那些群众,他们同样都冷漠无情,同样拿他人的痛苦作赏玩。

 四、贪婪。

鲁迅曾经指出,在外国人那里,“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中国却“单有我,单想取彼”。

其目的就是要得到“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

并认为,“威福、子女、玉帛”这三样,“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

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阿Q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曾经穷到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但他的理想却是很高的。

当革命到来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也是“威福、子女、玉帛”,他幻想作威作福,想杀谁就杀谁;他财迷心窍,要把元宝、洋钱、洋纱衫、宁式床搬到土谷祠;他还想妻妾成群,拥有女婢男仆为他所用。

鲁迅通过阿Q这一形象,写尽了国民的贪婪自私。

其他的还有康大叔、夏三爷、阿义、杨二嫂等等,也都是以贪婪自私的形象出现于鲁迅的小说中的。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以笔为刀,解剖国民的灵魂,对民族精神中的消极方面给予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说了这么多,那国民性到底是什么呢?

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

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群体人格的特性。

和国民全体的个性化特性相对应而言,“国民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群体性特征。

从结构上看,国民性具有系统性,一般的讲,涉及结构的几个层面,即行为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

由“国民性”一说,发展成“国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严复、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国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体现。

他们沉痛地思考过关于国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属于对“国民性”问题的一种探讨,鲁迅继承前人,并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等维度,对“国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

祖国危亡的现实、前代思想家与国外“国民性”思想的浸润、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等因子,促成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发展:

早期,倡导“立人”,呼唤人格独立;中期,反思传统,对国民劣根性展开社会的、文化的批判,疗救病态的国民人格;后期,采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不同阶层的国民性,以铸造新的“民族魂”。

对鲁迅来说,“国民性剖析”既是个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传统的武器与手段。

这促使鲁迅的“国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锐性。

鲁迅披露“瞒和骗”、“卑与怯”等国民性的外在表现,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注重对其中间层次----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并由此展开反省、剖析与批判。

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将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

“艺术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提供现实生活发展的趋势、可能性,那么这种作品就是富于智慧的,有助于真理的认识。

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达到统一。

鲁迅正是通过小说、杂文、散文等文学样式,从思想、文化等层面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历史发展轨迹,启发、引导人们认识自身处境,反思国民性与民族危亡的关联,以求国民人格与民族精神趋向完善。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

《狂人日记》中,揭露了经书的本质是“吃人”,而“吃人”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正是对几千年的奴隶史的一种质疑,是对“以礼杀人”的批判。

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义上的正常人。

“狂人”的狂放,是行为上对传统奴性群众的反叛;“狂人”的颠狂,是精神心理上对奴性的颠覆。

鲁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义和革命价值在于:

奴性群众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摆脱奴性意识。

小说《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

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本质是把现实的失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

这不等同于一般的心理安稳,他用攀附法讲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虚构法讲述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还有假设法,调包法等等,总之他是想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与自尊。

在阿Q身上确实有着革命的需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

阿Q参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权,要钱,要女人。

那时的阿Q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权就有一切”的思想还不是很明确,但他朦胧地懂得,参加革命就会有权,有权就八面威风,想杀谁就杀谁,有了权就会有钱,也会有女人。

他的“革命梦”是做得很甜美的。

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着盲目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这样的革命还是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的,对封建等级制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后死了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

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说,如《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

“看/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看,只有一种人物关系,就是看别人和被别人看。

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

另一类看/被看的对立发生在先驱者和群众之间,也就是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进而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种象征。

“看客”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与“无是非”观。

虽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然而又并非积极追求目标结果的行动之“为”。

而是消极、避退、独善其身的旁观行为。

道家主张的“无为”思想,以及“无是非”的相对主义是非观,为看客的“看”而不“为”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

几千年的奴役统治,主子阶层凶狠残暴,为奴隶者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

或受到严厉打击与压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灭自我意识,失去自我人格,受制于主子。

前一种选择要付出血的代价;后一种又过于压抑窒息。

然而,“中国人也并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于反抗’这两个极端,这时‘中庸之道’又发挥了作用”于是,“他们更多地选择了‘中性’的出路:

做似乎万事与己无关的‘看客’。

”洲鲁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国极有影响。

他说:

“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l例“中国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

小人之反中庸也!

”防“看客”是无法用“性善”、“性恶”含括的中性范畴。

这行为只是看,并不施行友善或“仁”于被看者;也不将“恶”施于被看者。

它不以行动作用于善恶、是非等道德判断。

本质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处的“无”,是意识与道德的缺失,而非人与人之间的融合。

“看客”的“看”是人与人的隔膜与分裂,是导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状态的根源。

鲁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

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

他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热切而不懈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普遍性问题。

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3、阎晶明《鲁迅的文化视野》,昆仑出版社,2001

4、张梦阳《悟性与奴性一一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5、钱德宝《鲁迅笔下的国民性》,固始县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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