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对传统思想和写法的打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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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对传统思想和写法的打破

《红楼梦》对传统小说思想和写法的打破

马春莲

关键字：

《红楼梦》人物形象复杂性多义性

摘要：

自《红楼梦》这部鸿篇巨著诞生以来，数百年中研究不断、争论不休，这部作品何以有如此魅力？

竟使无数学者皓首研读、唇枪舌战。

本文单从小说人物塑造的角度做一个粗浅的分析。

人物性格必须具有多方面性，它才能更为生动有趣。

这种丰富而又复杂的人物性格，迫切要求艺术家能描绘出他的特殊性和个性。

与复杂性相比较，人物形象多义性的塑造艺术，无疑是更加高超更加绝妙。

不然的话，人们就不会对薛宝钗等艺术形象既争议不休而又赞叹不已；不然的话，多义性的人物形象就不会在古今中外文学画廊上如此罕见。

鲁迅先生说：

“自从《红楼梦》出来后，传统的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先生所说的传统是指“描写好人完全好，坏人完全是坏。

”《红楼梦》与这种写法大不相同，它所描写的好人，也有坏的一面；而坏人也会有好的时候。

怎样解读这种写法？

本文就以小说中几个典型人物为例，对这种写法作番探索。

一、贾宝玉和贾雨村。

《红楼梦》里，贾宝玉算得上是个大大的好人。

他主人人平等，不摆公子哥儿的架子。

兴儿向尤三姐介绍宝玉时说：

“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

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

他也不责备。

因此，没有人怕他。

只管随便，都过得去。

”茗烟虽为小厮，却是宝玉的知己，宝二爷的心事，他没有不知道的。

宝玉和茗烟倒有点儿像当今的哥儿们。

他对那些身份低贱的丫鬟、小戏子，平等相处，并表示深深的同情和关爱。

在“芙蓉女儿诔”中，一往情深地用最美好的语言，对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的女奴晴雯加以热烈的颂赞，并对惯用鬼域伎俩陷害晴雯的邪恶势力进行鞭挞。

当小戏子芳官被她的干妈欺负时，他站在芳官一边，说：

“怨不得芳官，自古说‘物不平则鸣’。

他失亲少眷的在这里，没人照看；赚了他的钱，又作贱他，如何怪得！

”怡红院小丫鬟春燕曾告诉她娘，”宝玉常说，这屋里的人不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

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

”春燕娘听了，便念佛不绝。

宝玉要解放女奴，让所有的丫鬟都获得自由。

他还为在园子里烧纸钱的藕官担不是。

自己被雨淋得浑身冰凉，却还记挂着在地上画“蔷”字的小戏子龄官没处避雨。

他为平儿“理妆”帮香菱”换裙”，替麝月”篦头”，像朋友一样对待。

但是，宝二爷也有坏的一面。

他虽然深深同情身份低贱的丫鬟，可是，有时候也要发发公子哥儿的脾气。

一次，宝玉从薛姨妈处回来，丫头给他戴斗笠，稍不如意，开口便骂“蠢东西！

”，宝玉讨厌嬷嬷，却把脾气发在捧茶来的茜雪身上，把茶杯往地上一摔，打了个粉碎，泼了茜雪一裙子，跳起来大骂“撵出去！

”茜雪就这样无缘无故被撵了出去，你说缺德不缺德。

贾府抄家后，宝玉收监，可茜雪不念旧恶，到狱神庙去看望，安慰他。

又有一次，宝玉回怡红院，见门关着，一肚子没好气，满心要把开门的踢几脚。

才开了门，一脚踢在袭人肋上，还骂道：

“下流东西，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发拿我取笑了！

”他的挑逗造成了金钏投井而死。

尤三姐自刎，他也有责任。

贾雨村是个投资钻营、贪赃枉法的腐朽的官僚，因在贾政、王子腾的直接帮助下，得以官复原职。

走马上任之后，第一件要处理的事就是薜蟠打死渊案。

当他看了“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护官符后，得知凶手薛蟠是护官符中不能得罪的人物，还是刚刚有恩于他的贾府王府的亲戚，于是，徇情枉法，胡乱断了此案，把寻找恩人女儿英莲的承诺早已置之脑后，让薛蟠逍遥法外。

并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说是“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

”贾赦想要石呆子的二十把扇子。

那石呆子说：

“我饿死冻死，一千两银子一把我也不卖。

”丧尽天良的贾雨村为了巴结贾府，竟讹石呆子拖欠官银。

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扇子抄了来，作了官价，送给贾赦，弄得石呆子倾家败产，不知死活。

平儿骂贾雨村是“饿不死的野杂种”。

贾雨村还是个恩将仇报的无耻小人。

荣宁两府被抄之前，他正在京兆任上。

他是沾过两府的好处的，怕人家说他回护一家儿，他倒狠狠踢一脚，所以两府到底是抄了。

贾雨村的的确确是个大坏蛋。

但是，他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坏的。

当初，他落魄姑，寄居葫芦庙，以卖文作字为生。

那年，甄士隐资助他五十两，起身赴京，大比之期，中了进士，升为县太爷。

为了报恩，他封了百金赠与甄士隐岳父封肃，又送甄家娘子许多礼物。

得知甄士隐女儿看灯丢了，答应派人找寻回来。

还把初恋情人娇杏作二房。

一年半载，嫡配勿染疾下世，又把娇杏扶作正室夫人。

看来，当初他还挺有情义的呢！

如此说来，好人并非一切皆好，坏人也并非一切皆坏。

二、薛宝钗和花袭人。

面对薛宝钗：

一褒一贬竟为何晚清光绪年间，两位热爱《红楼梦》的朋友，有一回竟然因为“尊薛贬林”与“尊林贬薛”之争，“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此后两人发誓不再共谈《红楼梦》。

事实何止如此？

《红楼梦》传出以来，人们对于薛宝钗的争议就没有停息过。

不但在广大读者之中是这样，而且，红学专家们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更为激烈，更为针锋相对。

清代的涂瀛对薛宝钗持否定态度：

“观人者必以其微。

宝钗静慎安详，从容大雅，望之如春，以凤姐之黠，黛玉之慧，湘云之豪迈，袭人之柔奸，皆在所容。

其可蓄未可量也。

然斩宝玉之痴，形忘忌器，促雪雁之配，情断故人，热面冷心，殆春行秋令者与！

至若规夫而甫听读书，谋侍而旋闻泼醋，所为大方家者竟何如也？

宝玉观其微也。

”同一时代的大某山人燮、太平闲人新之、其泰、哈斯宝等人，对薛宝钗也是全盘否定，切齿之声可闻。

而同时期的评点派王希廉，对薛宝钗的态度却是全面肯定。

他认为，薛宝钗“有德有才”，为人处世“庄重”，“落落大方”，“事事宽厚”，“怒而能忍”，“其涵养灵巧固高于黛玉”如第33回中讲到薛宝钗“既劝黛玉改过，又为乃兄排解，真是光明正大”；第42回写宝钗规劝黛玉，“兰言解疑癖”，是“极爱黛玉，所论亦极光明正大”，等等。

时至现代，王昆仑对薛宝钗“这一位标准闺秀竟认为是虚伪阴险奸诈，故意破坏了宝玉和黛玉的婚姻，非理地纂取了‘宝二奶奶’的地位”的说法表示了怀疑。

认为林薛两人都具备着在人心上占有相当的重量而各有千秋，否则，红楼梦这部大悲剧就不能成立了。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何其芳认为薛宝钗“水亭扑蝶”是“机心”而非有意“嫁祸”；借衣敛金钏儿“讨好王夫人”是“行为豁达”，也“很难说是蓄意使王夫人疑忌林黛玉”，她让贾宝玉看她的金锁，说她“很不正经”，那更是“十分明显的穿凿附会”。

（何其芳《论红楼梦》）聂绀弩在《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指出：

“在《红楼梦》原作中，宝玉钗这个人物不是被作者写得很阴险的，作者没有把她当作坏人处理……宝钗岂止不是坏人，而且是个十全十美的人。

美，有文才博学多识；不苟言笑；不爱擦胭脂抹粉穿红着绿；豁达大度；别人说她是什么她不计较。

”薛宝钗令人厌恶的地方是她“不但自己封建，还恐别人不封建”，这在当时正是“君子爱人以德”的高尚行为。

“但从另一方面来想，她自己也是个好女孩子，不过被封建道德毒害了。

因之，同时也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是个不幸的人。

”

但是，大多数红学专著和教科书，却是对薛宝钗持否定的态度。

梦溪在其《红楼梦新论》中认为，宝钗为了谋取“宝二奶奶”的“宝座”，起先“对宝玉未尝不极尽笼络之能事”。

可是，“后来宝钗经过仔细观察，她发现决定宝玉婚姻的，不是宝玉自己，而是那个素喜谀迎的‘老祖宗’和假慈悲、真残忍的王夫人”，从此她就“用尽心机讨好贾母和王人人”；

“宝钗为了降伏黛玉，确实费尽了心机，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曾扬华在其《红楼梦引论》一书中说道：

“大量事实都有力地说明了薛宝钗是一个表里不一、虚伪做作的人物”，”一个使人十分憎恶的现象！

一褒一贬，针尖麦芒，霄壤之别——这是何等有趣的现象！

对于花袭人，涂瀛在《红楼梦论赞》和《红楼梦问答》中写道：

“嗟乎奸而不近人情，此不难辨也，所难辨者近人情耳。

袭人者奸之近人情者也。

以近人情者制人，人忘其制；以近人情者谗人，人忘其谗。

计约平生，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蕙香，间秋纹、麝月”。

认为袭人是“蛇蝎”一类的小人。

大某山人燮认为，“宝玉之婢，阴险莫如袭人”。

今人俞平伯认为，花袭人“引诱包围挟制宝玉，排挤陷害同伴，附和讨好家庭的统治者王夫人”，是个“狐狸精”。

但是，何其芳却说涂瀛、俞平伯等人的这些评论是“不恰当的”。

庚辰本脂批早已称袭人是“袭卿”，称赞她“贤而多智术”，评她的行为是“可爱可敬可服之至”。

三、王熙凤、探春等人。

作者在小说中既写王熙凤的才干，也写她的权奸；既写探春的刚强，也写她的凉薄；既写黛玉的痴情，也写她的口尖量小；既写薛宝钗的的才华学识，也写她的城府深严；既写妙玉的高洁，也写她的娇情；既写晴雯的正直，也写她的“爆炭儿”般的性格。

既写贾母的怜老惜贫，也写她的溺爱儿。

既写薛蟠“呆”、“霸”之气，也写他的孝悌之情。

至于姥姥，既写她到荣国府打秋风，也写她千方百计把巧姐儿从火炕里救出来。

即使是泼皮倪二,也既写他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吃饭,专爱喝酒打架；但又写他侠义,把十五两三钱银子借给贾芸,不要利息,还不用写借条,帮助贾芸渡过难关,在荣国府谋得了一个差使。

这种具有辩证思维的写法，贯串于《红楼梦》全书。

毫无疑问《红楼梦》在塑造人物上是极其成功的，这种成功源自于作者对传统的打破，突出地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上。

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文学作品特别是叙事作品取得成功的基本要求之一。

高尔基说得好，“文学是人学”。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优秀的小说，就在于它能从各种环境中的各种人物身上，再现出这种“总和”。

黑格尔认为，文学作品要注意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人不只具有一个神来形成它的情致；而是有许多神汇集于他的胸中，人的心灵是十分丰富的，因而性格也是十分复杂的。

只有抽象的任某一种情欲去支配的，它就会显得不是什么性格，或是乖戾反常、软弱无力的性格。

性格必须具有多方面性，它才能更为生动有趣。

这种丰富而又复杂的人物性格，迫切要求艺术家能描绘出他的特殊性和个性。

从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来看，把人们面对薛宝钗、花袭人所引起争议的根本原因解释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也许并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仅仅从这一点出发来分析薛宝钗、花袭人等人物形象的独创性或创造性，是远远不够的，对小说巨匠雪芹的艺术开创来说，也是不够公平的。

《红楼梦》对“传统的写法”的打破，还表现在于创造了人物形象的多义性。

这种创造，首先是对流传已久且根深蒂固的某种传统文学思维的大突破。

在《红楼梦》之前唯一性或单一性的人物形象已经定势了作家们的人物塑造艺术；同时也定势了读者的欣赏习惯。

我们明明知道，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人物，五彩缤纷，斑驳陆离，整体倾向明朗的人物固然很多很多，而整体倾向美丑难辨善难分的人物同样是很多很多，甚至更多，可是，一到了作家的笔下，一到了称为文学作品的“圣地”，多义性的人物形象就无影无踪了，有的只是“非此即彼”、“不是就是”、“黑白分明”的人物形象。

操的性格结构再复杂再丰富，王熙凤再聪敏颖慧精明干炼，也属“坏人”之列；逵在江州枉杀了再多的无辜百姓，关云长刚愎自用，破坏蜀国的联吴抗方针，丢了荆州，大损了蜀国的元气，也属“好人”之列。

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学创作发展过程来看，“非此即彼”、“不是就是”、“黑白分明”的人物塑造当然是无可指责的必然阶段，但是，这一阶段这一传统这一定势的因循守旧，已经是无所作为停滞不前。

对这一阶段这一传统这一定势的勇敢突破，便显得是石破天惊。

作者对所塑造人物持隐晦或比较隐晦的思想倾向读者群体对这个人物形象所持的思想倾向非一致性——→非一致性——→就读者个体而言其欣赏过程所产生思想倾鲜明或比较鲜明分歧很大，甚至针锋相对。

与唯一性或复杂性相比较，人物形象多义性的塑造艺术，无疑是更加高超更加绝妙。

不然的话，人们就不会对薛宝钗等艺术形象既争议不休而又赞叹不已；不然的话，多义性的人物形象就不会在古今中外文学画廊上如此罕见。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薛宝钗这样的多义性的人物形象，《红楼梦》的光辉恐怕要减去三分。

多义性的人物形象塑造，正是《红楼梦》的主要艺术成就之一。

今人遗憾的是，多少年来，对于唯一性或者单一性人物形象，我们已经以“复杂性”为题目的“花园”里研讨得很多很多了；而对于人物性格“多义性”这一真正意义上对传统写法的“打破”，却似乎没有被人们所重视。

《红楼梦》对人物形象多义性的成功塑造，反映了雪芹对作为文学的中心“人”的真正的全面的深刻的理解：

其一，“任何人”的思想、性格、习惯、言论、行为，必然地有一部分是难于或者本不可能用简单、明确、非黑却白的标签来进行归类的，这不仅是由于“他人”（相对于“任何人”）的审美要求、评价标准有差异，更由于“任何人”在很多时候也对自己的所思、所言、所为把握不准，难于定性。

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是这种情况（各位读者何不在此即刻审视一下反省一下自己，看是否有此体会？

）。

有鉴于此，作家有意识地将这些处于“复杂”、“模糊”、“神秘”状态的东西“原原本本”的写到作品上去（当然，选择和提炼同样是必要的，而且需要更高的艺术技巧），比之不分青红皂白，在所有人物的衣领上通通挂上非黑即白的标签要好得多！

其二，众多读者由于各自的出身、性格、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各自审美要求、审美标准的千差万别，甚至针锋相对，而各自的审美要求、审美标准都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一定的非合理性。

有鉴于此，作家最好不要凭自己的偏爱去评价去判决某一种审美要求审美标准是美是丑是恶是善，而应该采取客观和兼容的态度去描绘去反映去满足。

王昆仑在《红楼梦人物论》中就有一段话精辟地分析了这种情况：

“如果林薛二人不是都具备着在人心上相当的重量而各有千秋，《红楼梦》这部大悲剧就不能成立了。

注重现实的人们，你去喜欢薛宝钗吧！

倾向灵性生活的人们，你去爱慕着林黛玉吧！

人类中间永远存在着把握现实功利与追求艺术境界的两派；一个人自己也常常陷在实际福利与意境憧憬的矛盾中；

林薛两种典型，正是红楼梦作者根据这种客观的事实所创造出来的对立形象。

”

其三，作为每一个读者个体来说，其审美要求、审美标准也存在着多元并存或多元交替的情形，所谓“熊掌与鱼之争”、“此时彼时也”，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熊掌”与“鱼”，孰是孰非？

“此时”“彼时”，孰高孰低？

实际上两者都可能有合理性或者真理性，而两者却可能是矛盾的对立的甚至是势不两立的。

这就是王昆仑所说的”一个人自己也常常陷在实际福利与意境憧憬的矛盾中”。

作家也是人，他在作品中仅仅肯定“鱼”肯定“此时”，而否定“熊堂”否定“彼时”，自然也无可非议。

但是，作家能够超然于自己一时一面之所爱，心平气和地把“多元并存”和“多元交替”融入作品中，那么，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就有可能走进多义性的境界。

《红楼梦》人物形象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塑造艺术，实在是一种很伟大的“打破”，更是对当今文学创作发展和提高的一种天才的启示。

因此，我们要敢于解放思想，突破藩篱，实事，重视对《红楼梦》人物形象多义性塑造的探索和研究。

这样，对进一步挖掘《红楼梦》的伟大艺术宝库存，进一步提高和丰富当代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都必将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古籍.1988年版

2、王蒙.《红楼启示录》.三联书店.1991年版

3、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