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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学结课论文
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发展潮流,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这一趋势。
发展是第一要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我国社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但不可否认的是，几乎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也进入了一个犯罪的高峰时期。
改革开放前,我国刑事案件年发案数一般在20—40万起之间浮动,1977年发案数最高为54万起。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犯罪数量呈现持续增长态势,1989年达到197万件,1991年全国发生各种犯罪236万起,2000年全国犯罪案件增加到363万多起,2003年为439万多起。
我国犯罪率的异常增长说明了什么呢？
对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启示和教训呢？
现代化与犯罪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
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必然会引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包括社会关系的重组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而这种重组和变革必然会导致个人与个人、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犯罪则是社会生活中诸如上述消极现象的一种集中反映,也是社会转型中社会关系失调和社会结构失衡的一种表现。
可见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为犯罪提供了条件。
正如美国犯罪学家路易丝·谢利总结的:
当代社会犯罪问题的普遍性表明,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成就都有助于犯罪。
它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整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正常发展都有着极为消极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带来的是一场社会大变革，它将打破传统秩序，破坏原有的社会稳定。
因而，犯罪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是世界各国谋求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也该看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以及对犯罪问题的科学认识，犯罪的异常增长是可以得到抑制的。
犯罪源于社会；异常的犯罪增长源于现代化进程打破了社会的稳定状态。
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社会的犯罪现象也会保持在一定的水平。
可见，现代化促进了犯罪的增长；同时，现代化又可以抑制犯罪率的增长。
二、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犯罪问题分析：
在中国***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犯罪状况不容乐观,社会治安形势非常严峻。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犯罪存在和发展有着广泛的土壤和条件。
表现在经济领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力量的对比和利益的调整,引发许多新矛盾。
在政治领域,原有的政治体制中的一些弊端仍然存在,法制与民主政治制度还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腐败现象不断出现。
在文化领域,社会的变迁,也引起了文化的变迁。
中国的传统文化正经受着现代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
在道德领域,在社会转型期间,我国传统的道德受到冲击,新的道德标准还有待于整合和发展,从而出现了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紊乱,增加了社会控制的难度。
在国际上,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与世界的交往日益密切。
在人、财、物实现跨国流动的同时,跨国犯罪也在增加,而且境外敌对势力不断进行渗透破坏活动,这些都给我国的社会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从1979年开始，犯罪案件开始大幅度持续上升。
1979年到1982年间，平均每年发案率为每万人7.7左右。
1982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受其影响，此后的几年，犯罪案件明显减少。
1983年到1987年，平均每年发案率约为每万人5.3。
但是从1988年开始，我国刑事犯罪再次呈现明显的上升势头。
1988年的立案数约为每万人8.4，1989年约为19.1左右，1990年、1991年则均在21左右（但要注意的是，公安部在提供1989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数时曾注明：
过去各地都存在刑事立案统计不实的问题，如盗窃非机动车等一般盗窃案件，大部分不立案统计（参见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
因此，这三年的数据并不能说明1989年到1991年的治安状况就恶化得如此严重）。
1992年，由于对盗窃案件立案标准的提高，大量的盗窃行为不再作为犯罪处理，因而刑事案件立案数也骤然下降到每万人14.7左右。
但实际上，刑事犯罪案件总数并未减少，甚至仍然保持了上升的势头。
1992年以后，犯罪率仍然每年都有所提高，1993年的刑事案件立案数约为每万人14.9，1994年约为15.2，1995年约为15.4，1996年约为14.6，1997年约为14.7，而1998年约为17.9，1999年达到20以上，到了2000年，甚至达到了30以上（以上数据均根据1980至200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可以说，这些数字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也反映出我国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治安不断恶化的现实状况。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犯罪问题改善的希望。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控制犯罪增长提供了条件。
经济上,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为治理社会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政治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逐步完善,依法治国方略进一步实施,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逐渐增强,这为抑制和减少犯罪创造了重要而有力的条件。
文化上,我国先进文化建设不断推进,人民的文化水平将得到普遍提升,从而诱发犯罪的文化因素将会大大减少。
“以德治国”方略深入实施,人民普遍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社会道德水平得到提高,为遏制犯罪筑起一道坚固的道德防线。
国际上,加强我国与各国司法部门、学术团体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国际上治理犯罪的经验和预防犯罪的措施,为我国预防和治理犯罪提供了借鉴。
三、现代化进程中为控制和预防犯罪应做的努力：
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无法避免犯罪类型、结构等微观方面的变化，但我们可以通过实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和其它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犯罪的增长。
我们就现代化进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变革作分析，作出相应的对策。
（一）经济上，注重分配的合理性，努力缩小贫富差距：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高，全民生产总值飞速发展，我国的总财富也得到了空前的积累。
但由于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绝大多数的钱掌握在绝小部分人手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分配不均、分配不合理等消极现象直接地间接地诱发了各类犯罪。
合理分配社会财产、缩小贫富差距，可以有效地从根源控制许多犯罪的产生。
社会财产的合理分配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要务。
（二）政治上，加强对行政监督力度，完善监督机制：
合理地制约行政权利，可以有效地防治过大的权力诱发的贪污等职务犯罪。
当前，此对我国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三）文化上，倡导优秀文化，提高全民综合素质：
以儒家的这一核心观念作为构建现代城市新生活和现代城市新家庭的思想基础，我们认为，有利于保持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的平衡和行为方式的协调，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自然有助于遏制犯罪率急剧上升的趋势。
（四）社会上，加强群众打击防范犯罪的意识，并完善各种防治措施：
如果群众都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可以肯定地说,一大批刑事案件会被控制和消灭在预谋之中。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不少群众虽然痛恨犯罪，但或者由于害怕打击报复，或者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态度使得他们对所了解的犯罪情况不敢说、不想说。
为了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应该落实法制宣传、保护制止犯罪者的各种合法利益、建立奖励机制等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和相关组织应该加大对预防和控制犯罪方面的投入，完善各种防治犯罪的机制，积极主动改善犯罪问题。
当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发展是潮流所推，发展是第一要义。
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发展、全面现代化的大潮流下，犯罪率的上升和犯罪结构的变化有其必然的、深层的原因。
在发展的大前提下，我们应意识到现代化与犯罪的客观关系，科学地改造社会，努力控制犯罪率的上升，为现代化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840年，中国在西方船坚炮利之下被迫打开国门，清朝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了振兴图强，向外国学习，建立枪械厂、购置军舰、建立船坞，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
其中李鸿章是代表人物。
最后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为标志，最终洋务运动失败了，就其失败的原因，落后的封建体制不能容忍现代化因素的产生。
我认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尽管它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制下，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毕竟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一次尝试，同时也是古老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
时隔80多年后的改革开放，可以理解为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的第二次现代化运动的尝试。
30年改革开放，到底做了些什么？
归纳起来，中国一直在进行现代化模式的探索，既包括经济模式，也包括政治模式，近年又包括生态模式，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正是这三大模式（尤其是经济和政治模式）的探索，使中国在改革道路上步履维艰，种种深层原因再次折射了百年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贯困惑。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发展了，中国现代化的程度提高了。
现代化的过程，是化蛹成碟的过程，第一次，李鸿章们没有也不可能化开封建体制这个“蛹”，洋务运动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而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所进行的第二次现代化运动，最终他冲破了旧的体制的束缚，从整体上加快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
【内容提要】转型时期的现代化与犯罪问题的研究是个难度极大的课题，应从多角度进行研究。
用哲学范式的研究主要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发展与代价的框架下进行讨论。
犯罪作为现代化的一种代价与现代化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论和实践都要求我们对待现代化中的犯罪问题要有正确的代价观，保持一个理性的心态。
【关键词】现代化/犯罪/哲学范式……
转型时期的犯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急剧上升的犯罪率严重影响社会发展与稳定，因此，如何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效地控制犯罪、减少犯罪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
为解决这一课题，犯罪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犯罪学研究自身的一些问题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始终不能让人满意。
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运用哲学的范式进行一些研究，以说明对犯罪问题进行多角度研究的必要性。
一、关于现代化与犯罪的复杂关系理论的辨析
现代化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大转变的过程，是在工业化及其创造的现代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变革的过程。
虽然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时间很不相同甚至相差甚远，但现代化本身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当代，现代化更是已成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大潮，它深刻地寄托着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期盼和希望。
如果说社会稳定历来都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前提，那么，现代化则是当今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因此，要论说社会稳定的特殊重要性，就不能不考察现代化过程中的犯罪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二百多年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和20世纪八十多年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表明：
没有社会稳定，就难以顺利地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不可能实现那种追赶型的现代化。
稳定成了现代化特别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因此，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是制定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目标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
这是历史与现实的总结。
而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问题也就逐渐成了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
从15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社会就掀起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在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里，巨大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与此同时，犯罪率也急剧上升，而且犯罪的种类也不断翻新。
正如路易丝·谢利总结的那样：
近五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犯罪率都在增长，而那些犯罪率稳定或下降的国家最近由于少年罪犯参与作案的增多，导致人们对现代化本身的疑虑和对现代化社会的“恐惧症”。
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有效地减少犯罪，控制犯罪的上升趋势，是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在现代化发展时期尤为重要的问题。
美国着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则警告说：
“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
”
中西方学者对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问题都有研究，路易丝·谢利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
现代化本身是犯罪之源，而且任何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犯罪猛增的困境之中；因此现代化国家终将形成经济发展与犯罪同步增长的格局和态势，这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路易丝·谢利明确指出：
当代社会犯罪问题的普遍性表明，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成就都有助于犯罪。
社会发展进程把犯罪这个孤立的主要是影响城市中心的社会问题提高到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
由于社会日益城市化，曾经是一度影响城市居民生活的局部问题变成影响现代生存的性质和阻碍许多国家未来发展进程的问题。
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
我国的学者对犯罪与现代化的关系研究得比较晚，而且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角上，研究的问题集中于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系上，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当时许多学者、专家对经济发展与犯罪二者的关系提出过许多不同见解，主要有：
1.“正比论”，认为犯罪率与经济发展成正比。
2.“同步论”，认为犯罪率上升趋势与经济发展的趋势呈同步状态。
3.“代价论”，认为社会要现代化，就难免付出代价，犯罪率上升就是要付出的代价之一。
4.“反比论”，认为犯罪率与经济发展成反比。
第二阶段始于80年代末，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化阶段。
周路在其《警惕过高的代价》一书中提出“远正近负效应论”，即现代化进程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既有正效应又有负效应，远期以正效应为主，近期以负效应为主。
后来周路又提出“双重效应论”，其主要观点是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
经济发展当然不等同于现代化本身，但却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犯罪增多视为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的观点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然而，不承认经济发展了犯罪率有所上升的事实也不客观。
所以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问题并未在理论界形成共识。
而所谓的“正比论”、“反比论”、“同步论”及“远正近负效应论”、“双重效应论”等观点由于其理论的高度、角度的限制以及与事实的联系上的明显脱节，尤其是缺少必要的感性材料和深入的理性分析，使人们很难深刻地理解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现代化到底与犯罪有怎样的内在关系。
“代价论”虽然看到现代化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却充满着非理性的色彩，面对现代化与高犯罪率的二难选择表现出对原始状态伤感的怀恋。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学者的这些论述还没有达到西方学者的高度和深度，缺少面对严峻现实的勇气和严肃性。
尤其是还在理论上想方设法避讳现代化产生犯罪这样的事实，或者说，还在期望那种只有进步没有代价的现代化的出现。
而这种错误的理论预设，使理论本身就缺少理性应有的能力。
犯罪作为社会发展的代价开始提出，这样的命题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我国的学者所接受，从感情上这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一些人来说承认这样的事实就意味着会否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否定改革开放，甚至否定社会主义性质。
然而，社会的一方面加速发展，另一方面犯罪率急剧上升的客观事实教育了人们。
没有代价的发展只是一相情愿，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遭受犯罪浪潮的冲击，这是个普遍规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后发型的现代化有更多的产生犯罪的条件。
同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一样，要认识和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囿于问题本身，而必须超越它，即把它放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用哲学的范式去理解和把握。
二、发展就要付出代价——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理解犯罪率上升的必然性
用哲学的范式分析研究现代化与犯罪的关系，首先就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发展和代价的框架下讨论。
换句话说，现代化与犯罪问题就是发展与代价问题的具体化。
因为，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而社会发展是整个发展的一部分，是发展的特殊形式。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学术前沿问题之一。
西方的发展理论起初多注重从正面研究发展本身的进步意义，后来逐渐关注发展所付出的代价问题。
在当今时代，发展也被明确看作是通过付出代价并努力扬弃代价以寻求再生之路的过程。
现代西方成立的某些重要研究机构，如罗马俱乐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研究所等，所探讨的中心主题之一，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付出的代价问题。
当今我国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也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从讨论来看，大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
怎样区分基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付出的代价和由主观因素所造成的人为代价；发展是否必然要付出代价；应如何正确看待这些代价；政府及领导干部、国民应采取何种措施来减少代价，如何以最小、最合理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发展；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搞现代化建设，应选择怎样的发展目标和道路，才能在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的同时，有效避免西方工业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
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就要付出代价，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
同一般学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发展与代价的问题时是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上，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用哲学的研究方法深刻地把握住了二者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指出：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第12卷P4）这充分表明了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悲剧”性质。
然而，悲剧和喜剧是相对而言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二律背反”现象反映了历史自身的辩证法，即历史总是通过自相否定乃至对抗来达到自相肯定和进步。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具体分析了社会发展与代价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发展。
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之所以是畸形的、片面的，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还处于创造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阶段，因而还不能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个人本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
在这一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限制，结果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以整个人类的发展为目标，而是以一部分人的发展和享受从而以供这些人发展和享受的物的生产为目标，故而这种目标不能不靠牺牲其他价值目标来实现。
人类“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第26卷P125）“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
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第4卷P104）恩格斯也深刻地论述了社会发展需要并产生代价的历史必然性。
他特别指出，在私有制社会，“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
（第3卷P179）
事实上，发展需要代价的观点不是由马克思最早提出的。
在古希腊，就有人诅咒财富的增长使人体从黄金时代坠落到黑铁时代。
卢梭不是也感叹科学的进步造成了人的道德蜕化吗?
恩格斯也曾说过：
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自私自利的掠夺，偷窃、暴力、欺诈、背信等等，揭开了文明的篇章。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崛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也使它付出了道义上的沉重代价。
在原始积累中，资产阶级以海盗、羊吃人、圈地运动、炮舰政策以及殖民掠夺等凶残手段，摧毁了无数和平的宗法社会组织，打碎了田园牧歌般的纯朴道德观念，撕破了温情脉脉的血缘面纱而将其溶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冰水之中。
它是以血与火的无耻记录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从价值尺度或道德评判的角度看，这简直就是堕落和犯罪，然而从历史尺度或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它却是一种进步。
因为在文明发明、发展中的个体巨大牺牲和古老道德丧失的代价后面，隐藏着人类自身的更深层次的发展，其伟大意义在于它创造出无穷的生产力而构造出未来人类自由社会的物质基础。
人类文明就是这样在无数悲哀中展示着辉煌，在无数对抗中实现着进步，在无数代价中换取着发展。
整个人类历史是这样，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是这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尤其是我国正处于从一个传统的经济文化都落后的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晚发式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就必然要付出代价。
犯罪的急剧上升作为现代化最主要的代价之一是不可避免的。
客观地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现代化的建设，发展目标的设计，发展速度的控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考量和掌控都有实际意义。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心态对待这样的事实，更加合理合法地解决犯罪问题，不再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解决犯罪问题的设想。
所以，如何理解发展中的代价问题就成了解决现代化中的犯罪问题的认识论基础。
三、付出代价是为了发展——从具体的现实的角度透视犯罪率上升的社会历史原因
从哲学的范式分析代价产生的原因，除了上述社会历史原因外，还有具体的现实的原因。
首先，产生代价进而产生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的目标设计的偏颇。
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在社会发展的目标设计中，人们往往片面追求现代化中的经济发展这一特定的发展目标，使局部发展同整体发展之间出现断裂和脱节，从而付出代价。
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同步协调发展，即应追求全面的目标。
可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局限和经济资源的稀缺，发展只能追求特定的目标，实现某一子系统为主导的发展战略。
这就往往造成某一子系统的孤立发展或过分突出，使它与社会整体发展割裂开来，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结构失衡。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紊乱、摩擦和冲突，代价不可避免。
具体地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都曾伴随尖锐的社会冲突、严重的贫富分化、普遍的心灵危机、生态环境的恶化，尤其是大量的社会犯罪的产生等。
特别是有的发展中国家还陷入政变频繁、内讧迭起、宗教冲突、部族械斗和军人独裁等危机之中。
出现这种困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片面追求经济现代化。
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增长”被奉为普遍的信条。
发达国家还把“现代化=工业化=西方化”作为落后国家现代发展的参照系。
受这种发展模式的影响，加上发展中国家急于摆脱贫困，往往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忽视了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经济子系统的单独进步，由于得不到政治、文化子系统的有力支撑和配合，结果导致结构断裂和体制断层，产生种种动荡和冲突。
如经济发展强化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但由于法制不健全，使人们的经济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而发生失范，大量的经济犯罪的出现就成为必然；现代化强化了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但在高度集权和行政支配下，民主参与的愿望难以表达；经济发展需要灵敏、快捷的决策机构，而僵化的组织结构却效率低下、反应迟钝，造成经济运行的混乱和失控等等，由此人们的各种不满和怨恨便接踵而来，在一定条件下就导致犯罪的大量出现。
人口素质差、观念落后也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何况就经济现代化本身而言，也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
如技术进步和自动化发展会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人口大规模转移造成城市膨胀、交通拥挤；以及为了维持高速增长而加紧掠夺资源、浪费能源和带来环境污染、公害流行等。
其次，产生代价现象进而产生犯罪的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发展本身，或者说是社会转型本身，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必然产生不稳定性。
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产生不稳定性。
因为改革（这里与现代化同义）就必然打破旧的秩序而出现新的秩序，而发展既是对原有社会关系的协调与整合，但又会带来新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社会关系产生新的不平衡。
“改革、发展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打破旧秩序出现不平衡而进一步求得新秩序的无限过程。
”在每一次出现不平衡时，代价都不可避免，产生内耗。
这种情况最多地表现在社会发展中的变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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